陈染：空的窗

　　陈染：空的窗

　　孤独的人最常光顾的地方是邮局。老人是在两年前的黄昏时分得出这一结论的。无论你相信抑或不相信，他都对自己的发现表现出坚定不移的。

　　两年前的一个沉闷而阴郁的下午，绵绵的雨雾终于在咝咝啦啦纠缠了七天七夜之后打住，太阳灼热的光线像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从太阳应该消失的西天角斜逼出来，横亘在鼠街的中央地带，这时已是迟暮时分。老人正站在街边观望着什么，他发现自己有一半脸颊亮在阳光里，另一半脸颊埋在阴影里，于是，他把自己的脸完全拉进街角的一级高台阶上面的阴影里边去。

　　这举动与他的心境有关。比如，有一天夜晚，我送两个朋友去车站，一个男一个女，这男人和女人本身并无故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在来我家做客之前并不相识。我要说的是在我送别他们的时候，那场景所给予我的对人生的一点小感悟。

　　那女人外观艳丽且凄凉，黑黑的长发披散着被夜风抚弄得时起时落，飘飘扬扬，像一面柔软的黑色缎旗，眼睛大大地洞张着，里边盛满忧郁，在黑夜中闪闪烁烁，楚楚动人。作为女人，我对拥有这种眼睛和神韵的同类，会从心灵里某个深深的部位产生一种疼痛感，这个格调总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相投合。她刚刚离了婚，从遥远的北方城市逃到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当时，夜色已经很浓稠，车站正好有一盏路灯突兀地亮着，在四际茫茫的黑暗中，这灯光给人以突然的暴露感。我们三个人在站牌下站定后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那女人向后退了一步，把自己的脸躲进身后一条电线杆的瘦长的阴影里。随即，我发现我自己也闪了一下身，躲开那令人暴露的灯光，和她并排而立，脚下踏着那条横卧在鼠街车站的电线杆的影子，我们俩从头到脚被电线杆的影子保护起来。

　　我们的对面，在光秃秃四处无藏的光亮里，那男人(我当时在自己心里把他塑造得完美无缺，我热恋着我自己想像而成的男人，而这男人其实与他关系不大)乐呵呵迎视而站，眼睛安然地裸露在光芒之下。他是从一个边远的南方小城过五关斩六将杀进我生活的这个文化氛围很浓的城市里工作的，并且很快又将离开我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因此，他心中充满信心和希望，并不因离开我而觉失去什么。我的这个对于人生的一点小感悟就是在此时产生的：倘若你在任何一种光芒里——比如目光、阳光、灯光——看到两个或三个或四个人聚在一起，他们每个人对于光芒的或迎视或背立的选择，绝不只是一种偶然为之的空间位置，那绝对与心境有关，似乎是很随意的站立位置，但那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两年来，种种回忆使我一直在思索黑暗与光亮这个既相悖又贯通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下面的故事有关。

　　那一天，在阴雨初晴的黄昏时分，老人被忽然绽开的阳光逼到鼠街东侧的高台阶上边的阴影里边去。高台阶的上边正好是一家小邮局。七天七夜的绵雨过后，邮局里显得格外繁忙。孤独的老人，忽然发现在死寂的生活中有一块角落与全世界相连，人们在这里与远在太平洋那一边的亲人爱友清晰地说着话。一个女孩在走出电话间时，神采飞扬地说，她刚刚听到了纽约清晨清扫街道的洒水车的声音。老人心中莫名地激动起来，这里还是疲倦的黄昏，而太平洋的那一边已是阳光初照的清晨了，哦，世界有这样大!老人兴味十足地在邮局里观看起来。有人风风火火排队寄发邮政快件，有人慢吞吞把信封投进四平八稳的信箱，还有人四处借着钢笔或圆珠笔，以便填写电报内容。有个面色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年轻女人，握着电话筒，光流泪出不了声。这个女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几天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见到了这个年轻女人。

　　老人连续好多天在邮局里进进出出四处张望。有一天，他正在被这个繁忙的孤独世界所感动，想着自己的这一生似乎没有收到过什么人的信，并考虑着给什么人写封信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一个很年轻的声音从身边掠过：“有病，有病，肯定这人有病。”老人的目光追随着那声音，那声音是一位身穿墨绿色邮电部门工作服的小伙子发出的，他走到柜台里，和一位穿同样服装的姑娘指指点点。老人凑过去，看到他们正嘲笑地议论一封信的信封。老人戴起老花镜，看到那信封上写：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老人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他立刻想起两天前在老伴儿去世后的她的第一个生辰日。那一天，他熄灭了房间里所有的电灯，燃起三枝蜡烛，在昏黄的烛光下，他笨手笨脚包了五十九个一寸大小的饺子。老伴儿去世正好五十九岁。然后，他把这五十九个小饺子抛洒在鼠街西头的一条通往远处的污水河里。河水像一只庞大的铁锅里的沸水，跌宕跳跃，小饺子落到河水里犹若水耗子一般上下蹿起，最后被河水跳着舞带走了。可是，忽然，老人望着那远去的河水哭泣起来，说饺子忘记煮了，还是生的。

　　那一天，正是晚饭前，太阳的余晖把河水涂染成让人心疼的血红，我正好站在河边，便走上去安慰老人说：阴间的吃法与我们阳间的吃法不同，饺子煮熟再吃是我们阳间的吃法，若按阳间的吃法把煮熟的饺子抛洒河中，你的老伴儿肯定在阴间无法收到。老人抬起头望望我，似乎得到安慰。他说他好像见过我，在邮局里，我举着话筒光流泪不出声。然后他就走了。我就是在那一天认识的老人。那时，我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交谈，像正常人一样看到光明或逃开光明。

　　还是先把我放在一边，继续说老人的故事。我与这个故事的关系，到最后你便可以发现。

　　那一天，老人回到家，给老伴儿写封信的欲望撞击着他，他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坐不下去站不起来，最后终于没有写。没有写的原因很简单，他要诉说的太多太多，以致无法落笔，无法开头和结尾，只好选择沉默。正像我们太亲太近的人，你无法描写他一样。你能够诉说或描写的对象，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与你的距离，没有距离，也就无法存在诉说和描写。

　　老人把神思拉回到邮局里，望望眼前那封投寄“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的信出了声。

　　“年轻人，我要找你们邮局的局长。”他说。

　　那个穿邮局制服的青年抬起头，看看老人庄严的面孔。拥有这种面孔的人肯定是有非见局长不可的事，是糊弄不走拒绝不了的。青年人朝着一个什么方向都不是的空中一指：那儿。老人楼上楼下左边右边花了十七八分钟时间，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终于找到邮局局长，在这个不大的邮局里。老人气喘吁吁掏出自己的证件，自我介绍说他是鼠街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退休的时候正好老伴儿又去世了，他活着没有了希望，没有人再需要他，他希望局长能给他一份工作，他不要钱只是义务劳动。

　　局长先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他被老人眼角里混浊的水花以及他那种为别人所掌握的悬而未定的希望感所造成的抽搐的嘴角所感动，“那么你能做什么呢?”

　　老人立刻来了精神，说：“我可以投送那些无法送达的死信。”

　　局长很是痛快，“好了，就这样吧，每月我们发给你四十元就算补助费。”

　　“谢谢，谢谢!”老人一下子充实起来，轻盈起来，光亮起来。步伐铿铿然，螺旋下楼。手里攥着第一封将要去送的死信。

　　这是两年前一个很晴朗的午日所发生的事。就在那天，忽然之间，老人那无所依恃于世界又无人需要于他的孤独感，在那个午日的矮矮的两层楼梯的旋转中消失殆尽。

　　生命又回到老人的躯体上，他觉得自己又活得充实而有意义起来，像他当年在鼠街中心小学与孩子们在一起时一样，尽管“b、p、m”“人与入字的不同”，他讲了四十二年之久，但他从没有重复感，每一次讲都如第一次。就像一个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看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就像热爱生命的老赫尔曼·黑塞认为我们的生命永远是出生后的第一天一样。

　　可是，又在忽然之间，黑暗降临了。就是现在。老人正坐在两年前他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找到的邮局局长面前。

　　“你应该在家里休息，人应该服老，腿脚怎么也是不如年轻时候。”局长表情沉痛，咬着牙说出了这几句话，他知道这个决定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老人把头低埋在两腿上，腰骨弯塌下来，一动不动，像一只风干了的人形标本。一行浊混的老泪在他那被皱纹纵横切割的脸颊上左右徘徊，绵延而下，终于掉在老人肥肥的裤脚上。

　　半个月前，老人在邮局门外的高台阶上摔了一跤，右膝擦破了皮肉，浓黯的血滴顺着小腿爬到脚面上。换在年轻人身上，这点伤本不算什么，可是老人的右膝却一日日鼓胀起来，髌骨浮肿起来。医生说是软组织损伤所造成的积液，需卧床十天。

　　“请你能理解我们，我们必须对你负责任。”邮局局长接着说。他看了看老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口袋，“两年来你为我们工作，我们非常感激!这是给你的一点心意。”

　　老人头也没抬，生命的意义都没有了，心意还算什么呢。

　　局长重重叹了一声，又从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这是最后一封死信。”

　　老人抬了头，看了看那牛皮纸信封上写的字：

　　北京鼠街每天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收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淹没在盛满眼眶的绝望里。

　　这时候，我并没有无端消失。这两年中，在老人从送达死信的重任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有一天，我失去了我生命中最为珍贵的。那是一个普通得令人无法回忆出任何天气特征的下午，我等待了很久很久的一个人忽然站在我面前，这久别而去的人(就是那位被我想像加工而成的令我迷恋的男人)终于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回到我身边，我激动又委屈地流着泪，也说不出来。他轻轻抚摸着我瘦削的肩，脸颊埋在我的长发和肩胛骨里蹭来蹭去，像是从未离开过我、也从未遗忘过我一样。我便把脊背像猫一样弓起来，低低呻吟一声。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完全属于我一个人，正像我的精神不能完全属于他一样。无论世人承认抑或不承认，我们无法做到一生只爱一个男人或女人，而那些爱的确是真诚的，只要能够称作爱。这是事实。性关系并不是爱的全部关系。即使这样，我仍然为他奉献了巨大代价。就在这天，他的到来，使那潜藏在我身体里的旷日已久的障碍，终于彻底形成了。我失去了同得到的一样珍贵的东西。这世界总是很公平。后边你将会知道这一切。

　　还是先把我放下，继续讲老人的故事。

　　老人那天蹒跚地走出邮局不大的大门，手里攥着那封死信。他心里郁郁地盘算起来，最后一封死信!果真到了最后的时刻吗?他想起曾经在一份报纸上看到的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活得非常带劲的男人说：“我有太多需要活下去的理由，要付房子的贷款，车子的贷款，录像机的贷款……”当时，老人立刻就把这个问题摆在自己面前让自己回答：我有太多需要活下去的理由，我每天或每两天就会得到一封死信，然后要设法把它送到希奇古怪的死信的主人手里；有一天也许我自己也会得到一封什么人寄来的死信。老人觉得无论去送达陌生人的死信，还是等待一封寄给自己的未知的死信，都是活下去的伟大理由。而现在，这个理由终于到达了存在的边缘，送完这封死信，理由就不复存在了。

　　最后的时刻到了。最后的时刻果真到了。

　　老人打开家门，闷了一天的房子有一股霉味，墙壁由于连日阴雨而浮了一层绿茸茸的东西。在他进屋的一瞬间，啪啦一声重重的脆响溅在地上，一堆细细碎碎的白玻璃在响声里摊在地上。老人迟缓地把目光落在那堆碎玻璃上时，是在事情已经发生半分钟之后。老伴儿的遗像埋没在碎玻璃里挣扎着朝他微笑，长长的奇怪的笑容从刚才那一声爆破声里扭曲地绽出，在多种角度的碎玻璃的折光里变了形。墙壁的潮湿使挂着镜框的贴钩连着一层白白的灰皮一同脱落下来。老人弯下身，受伤的右膝发出铁器生锈一般吱吱的叫声，他抚去那笑容上闪闪烁烁的白玻璃，但是，那长长的穿越了两年多岁月的微笑终于在破碎声中折断。他把老伴儿划破的遗像拾起来，平放在床上，不知所措。

　　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然后便开始像往常那样找东西。找什么他自己并不清楚，反正他找了起来。两年来，老人的家什零乱不堪，找什么什么准找不到，而不找什么什么准在那儿等着人去拿。所以老人已经习惯了当想找什么时就不想找到什么的思维方式，那样一来，不想找到什么什么兴许反倒自己跳出来。可是，这会儿老人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但还是顽强地找起来。他先是在堆放铁钉、改锥、瓶盖起子一类小东西的抽屉里翻到一根麻绳，他犹豫着打了个死结，套了床翅上试试，结果一拉，那绳子就断了。老人失望地把它丢在一边，又去找。他走到卫生间，卫生间里有点昏暗，他看看悬在墙角半空的角柜，角柜上堆满雪花膏、梳子、刷子之类的小用品，老伴儿活着的时候，那些小用品曾经非常有活气，晶亮着绚丽着呼唤主人。现在，它们覆盖在一层灰蒙蒙的尘埃之下黯然失色。他打开一瓶雪花膏，那膏状物已经干枯发黄，他嗅了嗅，隐约还有一丝香味。一种想把这个干枯发黄的东西吃下去的欲望占领了他，他犹豫着，想着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忽然，一件小东西撞入他的眼帘，那是一个薄薄的刮胡子的刀片。他恐惧地颤抖起来，一个场面随之而生：淋淋鲜血在刀片的细微的切割声里从动脉血管中喷射出来，房顶、墙壁一时间爆满血花，如注的血浆像紫罗兰猛然绽开一般挂满雪白的房间。老人又想起几年前曾在报刊上看到的一段描述：“刀片划破眼球，流出紫色的浆汁，舌尖上品尝汽油的味道……”他当时想，这残忍的刺激性的故事准是一个情感脆弱而又带有一点自虐心理的女人想像的，她在生活中准是无力自卫才转头在故事里施放残忍与恐怖。从那时开始，他就害怕刀片，每每总是把它埋在什么东西下边，使刀片后面的故事不至于裸露出来。现在，他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这小小的薄薄的满身鬼气的小东西所带给他的想像了，他把它颤抖地丢进马桶，哗一下就把它冲走了。老人又回到卧房里，定定神，然后给自己冲了一杯淡茶，安静下来。

　　“不找了，不找了。”他对自己说。

　　这时，就在他放着茶杯的茶几上放着一小瓶东西，那东西忽然光芒四射起来，老人的眼睛一下子被它抓住了。这是一小瓶阿普唑仑片(甲基三唑安定片)，他牢牢地把它攥在手里。

　　老人恐惧着悬了半天的心莫名其妙地踏实起来。他终于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使命——选择。心理上的平衡，使他安安稳稳睡了一大觉。

　　第二天老人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玫瑰色的阳光已在他的床上绵延，轻柔地波动。他急忙爬起来，抓起桌上那封牛皮纸的死信就出了屋。鼠街上人来人往全像急匆匆上班赶路，一脸的不情愿，男女老幼都把自行车骑得像杂技演员似的。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国度，全中国都会演杂技。老人神色紧张地想着，躲着身前身后鱼儿一般窜动跳跃的自行车，心里发着慌。这时，他想起自己出门前忘记了吃药。几年来，老人每天三次每次三片地服用复方丹参片，这是一种活血化瘀、理气止疼的用于胸中憋闷的中药。老人并没有心脏病，他只是听说此药有益于健康和长寿。他每每总是感谢政府给予他的公费医疗。总是想，尽管不能吃上很好的补品食物，但总能吃上不错的补药，若是在美国，连补药也吃不上。他的手在裤兜里搜寻起房门钥匙，准备返回去吃药。这才发现，出来时连房门也忘记锁了，老人重重地叹了一声“老了老了”。他并不怕有人进他的屋，老伴儿生病时，她没有公费医疗，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拿出去卖光了。现在，即使有小偷光临，也不会对他的叮当响的家感兴趣。若正好是一个性情温良的小偷，说不定还会同情地在他的茶几上留下几元钱。老人担心的是猫、耗子还有毒蜘蛛这类东西。老伴儿死于莫名其妙的肠胃病，死前精神也错乱，拉着老人的手一个劲儿叫着“大兄弟大兄弟”；长一声短一声地对着隔壁邻居小张他爹叫着“李大哥李大哥”，直叫得连老人自己也对着小张他爹喊起李大哥李大哥来，弄得小张他爹张大哥惊愕不已。后来，老人想，兴许就是因为吃了野猫、耗子、毒蜘蛛这类小东西啃噬过的食物。所以，老伴儿去世后他养成一种洁癖，食物、茶杯等等凡入口的东西都用干净的布罩上。昨天，老人喝茶的杯子忘在茶几上，没有罩。他被自己这一连串的忘记，搞得懊丧起来。他的手仍在兜里搜寻。无意间，一样东西触摸到他的手指，他感到一股寒冷从指尖传递到全身，兜里装的那小瓶阿普唑仑片。于是，老人又为自己刚才居然产生懊丧情绪而懊丧起来，为自己的惜命态度而惭愧起来。

　　“你这个自相矛盾的老家伙，不是已经选择了吗?”他在心里说。

　　他坚毅地向前走去。手里提着的那封死信，很重，像是全人类覆灭之前写给上帝的最后一封信。他从鼠街西头的那条污水河开始，沿着街道向东走去。他仰着头，留心察看着每一扇窗子。活了大半辈子，他生平还是第一次感悟到那些千奇百怪的窗子比过往行人的脸孔更富于表情，更富于故事，它们生动地向你敞开着心扉，各种色彩情调的窗帘，或是晨风里徐徐漫出，像是要伸出手抚摸你的脸孔；或是羞滴滴半掩面、欲言又止地曼声而歌。老人仰着头，一路向东走下去。他盼望着看到哪个窗子前面有一个开窗眺望的女人，他把那封信交给她，也就完成了最后一桩心事。他一直走到鼠街东头，也没看到一张女人的脸在窗前眺望。于是，他想，今天已经过了“太阳初升时分”了。

　　接下来的几天，老人都早早地就来到鼠街，从太阳刚一跳出地平线开始，他沿鼠街一路向东走去，太阳像新生儿，把嫩嫩的肉红色洒在刚刚被行人踏醒而显得冷清凄凉的街道上。他仰头张望每一扇窗口，想像着有一个女人正在等待他手里的信，他想像她很美丽，年轻而有生命力，她的眼睛像梦幻一样迷蒙闪烁，嘴巴微微张着，呼吸着太阳初升时分的阳光。有一天，一个年轻的男人从她的窗前走过，他感到她的目光比太阳的照耀更令他心情激荡。后来他就到远方去了，也许他是一个海员，面对着茫茫大海，一片灰蓝色压迫着他的眼睛，他想起了她。他写了一封信给她，但他不知道她的门牌号码和姓名。老人这样想着。他为自己一生的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为着这样一个女人而做，感到欣慰，感到辉煌。

　　终于有一天，奇迹发生了。

　　当晨光把第一抹红晕撇在鼠街西头的时候，污水河旁边的一幢四层小楼的窗口站立着一个女人。也许她每天这时都站在那儿，只是他没有看见。她站着好像在眺望被阳光涂染成金黄色的尘埃旋转着上升，又像在静心倾听污水河慢吞吞掀出的一两声悠长而古怪的歌声，神情专注、恬淡。老人先看到的是她飘扬的黑发，确切地说，他先是以为那是一扇柔软的黑绸窗帘在晨风里荡漾徐拂；要不是那团黑色中央的过于苍白的脸所形成的反差，老人无法相信那团燃烧的晴空里的黑颜色是一个女人的长发。他定了定神。那是一张与他的想像迥然相异的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脸，那面孔他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她的眼睛大而干枯，目光缥缈而且没有光泽。她全身的生命似乎只流动在飞舞的长发里。这样的面孔很难使老人想到幸福这个词，那是一种茫然而无力自卫的神情。老人向女人挥挥手，又喂喂了几声，但那女人在四层楼的窗口只是专注地眺望远方。

　　老人判断了一下房间的方位就上了楼。房门并没有锁，他一敲，那房门就闪开了一道缝。

　　老人说：“我可以进来吗?我找一个人。”

　　那女人转过身来，神态安详、宁和。她穿着一条月白色长裙，窗口的风使那柔软的长裙在她的过于瘦削的肢体上鼓荡翻飞，使她看上去幽灵一般哀婉动人。

　　“您是找我吗?”她出了声。

　　老人有点吃惊，这种面孔的女人怎么能发出这样柔和而平稳的声音呢?

　　“你每天都在清晨开窗眺望吗?”

　　这时候，女人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他曾经在两年前一个黄昏时分，在污水河边哭泣。

　　“是的。但我不一定认识你要找的人。”她仍然微笑。

　　“那么，也许我就是找你。”

　　“怎么是也许呢?”

　　那女人临窗而立，头发在窗口绽开。室内正弥散着轻轻的音乐，那乐声柔和、亲切，含着淡淡的，水一样裹在老人的肢体上。他在离房门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他开始讲述自己，说了自己的来龙去脉，从两年前由鼠街中心小学退休到老伴去世，从在邮局帮助送达死信到现在失去了任何生活的意义。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但他说了，说了许多。然后他把那封牛皮纸的信交到女人手里。

　　最后他说：“完成了最后这一桩事，我也该结束了。”

　　那女人并不急于拆信，她专注地倾听着老人的话。

　　老人准备走了，站起身。忽然又问：“你每天清晨都在窗口眺望什么呢?”

　　女人说：“那是一幅画。”

　　然后她转过身去，面向窗外。室内的乐声便填满了她身后的空间。

　　“这幅画的背景是用蜡笔涂成的顶天立地的赭石色冰河，”女人说起来，“你从窗子望出去正好可以看到。在河流的一角站立着一个鲜艳夺目的用黑色勾勒的女人，她的头发垂到腰间，闪耀着发蓝发绿的亮光。她的面部也是用蜡笔涂成，眼睛黑洞洞睁得很大，嘴角绽开浅绿色的微笑。她的没有年龄的裸体用阴影烘托出来。她正专注地看一枚疼痛的太阳从血红色的冰河里鲜活地跳跃出来，看金翅鱼和雪白的鸟儿以及浓阴招展的一株什么树在冰河背景里共同狂舞。那女人哼着一首人们听不见的歌，静静地与一切追求生命的灵物交谈，她不是用声音，不是用性别，也不是用心灵，而是用生命。”

　　老人似懂非懂听着她把长长的句子说完。停了一会儿，老人干涩地笑了一下，然后又笑了一下，说：“你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窗外那条污水河是土灰色的，这一点连瞎子也知道。”

　　“是的，”女人转过身来，顿了半天，说：“您说得对，我当然知道。”

　　“你当然应该……”老人忽然停住了。他这才发现女人的眼睛洞开着却没有眼睛，那儿只是两个凝固不动的黑洞，像两只燃烧成灰烬的黑炭。它呆滞而僵硬地守在理应射出光芒的地方却没有射出光芒。

　　老人一下子震惊了。

　　“对，我是个瞎子。”

　　“喔，老天爷。对不起。”

　　女人又微笑起来，“不，一切都很正常。”

　　然后，她走到老人跟前，把那封牛皮纸的信还给老人。“您看我是个瞎子，我无法眺望什么，所以这信不是我的。您去找吧，也许很久才能找到她，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但您要找下去。”

　　老人几乎要哭了，他望着她那光洁的脸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把信接过来，转身又悄悄放在桌子上，就走了。

　　“再见。”

　　“再见。”

　　这些天来老人一直闷闷不乐，绝望已极，在苍凉与昏暗的心境中寻找一位每天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这心境持续到他终于看到这个女人终日被吞没在漫无边际的黑暗里。

　　老人走下那女人楼梯的时候，渐渐重现了两年前从邮局局长手里接过第一封死信时的情景，他又充实起来，轻盈起来，光亮起来，步伐铿铿然，螺旋下楼。只是手里没有了要去送达的死信。

　　在故事即将讲完的时候，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在那个普通得令人无法回忆出任何天气特征的下午，我所失去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那是我的光明的世界。每天清晨，是我站在故事里那个在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的位置上。我已经习惯了黑暗。

　　几年前，当我还看得见光亮的时候，我曾经让自己躲到车站电线杆的阴影里；现在，当世界真的永远交付给我一片茫茫黑暗的时候，我用心灵寻找着光亮。我不能说我已经完成了黑暗与光亮这个既相悖又贯通的生命过程，但我的的确确领悟到这是生命存在的两个层次。

　　每天下午四时半，我便迈着伦敦一般古老而沉稳的脚步，走到鼠街邮局买一份盲人日报，然后微笑着走进白天的黑暗中。那是阳光的脚步。我无所谓白天与黑夜，亮度于我不存在意义。我的生命每天从下午四时半开始，而在太阳初升后结束。接近黄昏时分，我从黑色的阳光里买回那份盲人日报，然后泡上一杯色泽清淡、品味醇香的清茶，坐在工作桌前开始思索和工作。我的工作单调又创新，我用文字和思想把我心灵看到的东西设计成一幅幅画面，然后交给画家们去画。每日如此。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作家，我的“坐家”职业差一点与那个职业相同。但我并不等于真的终日在家坐着。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夏夜游摸在街头，我看到金色的阳光像瀑布倾洒在苍茫大地，照耀着浓浓的黑夜。在如洗的光束下，鼠街两侧的梧桐叶如一团团银白色的大花朵凌空开放，与高远的天空遥相对应。我裹满一身阳光走进一个老朋友家里，于是，他或她便会很高兴地为了我临时改变一下黑夜与白天的生物习惯，然后沏上两杯清香的茶。我告诉他或她世界吞没在黑夜里的事情，他或她告诉我世界翻腾在白天里的事情。

　　有一天深夜，我怀念起我的一位远在雾都生活的会唱歌、会把看不见的钢琴弹奏出美妙音乐又会写小说的旧友，她由于终日生活在大雾里，所以我觉得她和我一样总要用心灵辨别方向而不是用眼睛。我记不清她是否就是那个早年曾经和我一同站在我迷恋的那男人的对面，而躲进鼠街车站电线杆阴影里边去的女人，总之是那一类即使我永远也看不到她，也不会忘记的朋友。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说：连绝望这件事存在的本身也不要绝望，我和你同在。

　　我记不清是不是在我失去光明之前从什么先人的书里看到过这句话。从前我已遗忘。盲文里没有这些。

　　另一次，也是在深夜，孤()独的冷月照在我的身体上，皎白的肌肤光滑如鱼。走，离开，这几个大字在我的血液里涌动，使我无法安睡。我不知道去哪儿，哪儿都可以，只要是离开，只是走出惯性。

　　我想，我将开始茫茫黑夜漫游了。那一天，我将仔仔细细把心灵一般破损的窗棂审视一番，敞开着离去，让那首痴情的《在这里等你》的歌永远重复地从我的窗子里流出，然后，我将走进没有边际的时间与空间的黑暗里。我会拾到许多光明的故事，用盲文写给我的同类。

　　我相信，鼠街老人会在我离开的空窗子前看到我。

　　陈染：碎音

　　199x年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是不祥的一年，一些我熟识的和不熟识的年轻人，都在不该死去的年华英年早逝了。我身边就有一位，虽然已算不上年轻，但也绝不到被天堂或地狱召唤的年龄。他是在一天黄昏时分，一个人躲在我们单位他自己的主任办公室里，好像做着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情，然后，忽然干叫一声，窒息猝死。有人说，这一年的彗星和日蚀，神秘地和某些做过不可告人的事情的人发生了联系，然后把他们带走了。

　　我不知道。我很难相信没有被自己证实的事物。

　　生活中希奇古怪、不可捉摸的事情越来越多。有时候，你明明看准无误，可忽然就不是它了。弄得人心里恍恍惚惚，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

　　近来，一些古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而这些怪头怪脑的事物原来都是远离我的，它们总是发生在那种头脑复杂而且对世界充满了探索劲头的斗士身上。像我这样既缺乏好奇心又胆小的女子，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脑子里边，一般什么也不会发生，日子宁静得如同一片坍塌了墙垣的旷地，澹泊滢澈。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已经饱履世事，历经坎坷，内心已抵达冥合的暮秋，懂得了生活的化繁为简，深藏若虚。恰恰相反，我的生活一直云定风清，平静得没有任何经历可言。简单，的确是我的天性使然。并且，我习惯于这种简单。

　　就是这样一个不高的要求，不知怎么却离我越来越远。

　　昨天傍晚，我与丈夫一起吃过晚饭，就一个人躲进卧房，坐在床沿上发呆。因为他总是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身影如同一堵墙壁，叭嗒叭嗒的脚步声搅得我心里十分慌乱，这种绵绵延延、虚虚实实的脚步声在我的血管里起伏跌宕，蹿突跳跃，即使我用双手把耳朵堵起来，那声音也依然缠绕不去，无法销匿。

　　的确奇怪，我对这种声音的慌乱感已经持续好一阵时候了，也说不清到底是从何时而起。这声音总是追随着我，使我在平静的甚至是有些木然的思路线索中，猝不及防地被跌碎、被唤醒过来，惊觉地专注于此。由于这声音有形或者无形、存在或者虚幻地不断响起，即使我并没有忙于什么，甚至什么事情也没做，我心里依然会觉得特别忙乱和紧迫，轻松不下来。脑中似乎同时充满着许多事，乃至一件事也想不起来。太满了，反倒一片空白。

　　轻松，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沉重的事情。感受轻松，我觉得是十分困难的。

　　我急忙离开客厅，离开那声音，坐到卧房的床沿上来。

　　望着窗外，我看到已是晚暮苍冥时分，从家里五层高的房间窗口眺望出去，一群一群绿绿的树干顶冠的叶子，如同游动的青蛙，在齐窗高的半空里无声地波浮。我凝神看了一会儿，没有听到好听的树叶的摩挲声，却听到丈夫在那边房子里把电视频道换来换去的响动，以及他的拖鞋在木板地面上发出的烦躁不安的声音。

　　于是，我离开家，打算到楼下的报摊买几份小报。

　　我发现我越来越懒得与他说话了，但懒得说话并不意味着厌烦与他说话。我其实一点也不厌烦他。有他若隐若现地在身旁，在不太远但也不太近的地方呆着，我心里才觉得踏实和安全。

　　在单位我也是喜欢一个人呆着，财务部除了我，还有一名出纳员小李，我做会计。平时，小李总是提醒我不要老是望着那台微机电脑出神想事。其实，我只不过是在注意倾听楼道里那有可能传来的由远而近的皮鞋的蹋蹋声，那是主任的高跟鞋踩在楼道石灰地面上的声音，不知为什么这声音清脆尖锐得如同一根根钉子，一下一下扎在我的皮肤上。每当我在微机上的计算出现问题的时候，这恐怖的蹋蹋声都会从天而降。然后一句“有什么问题吗”的询问便会软软地从一张充满善意的赝笑的脸孔上掉下来，那是一种把你推得很远的亲切，掺杂着虚幻不定、永远使人无法真正抓到手里的热情。

　　我常常半是畏惧、半是警惕地凝视这张中年的脸——面容略显枯槁，眼白过多而混浊，嘴唇薄薄的，散发一种苍白的光泽。头发比真丝还要柔软，脸庞的造型相当的好，只是那只低矮的鼻梁和宽大的鼻孔，仿佛缺乏某种正气的力量。

　　应该说，这样一副面孔，平常得我们在大街上随时可遇，完全够得上过目即忘的相貌标准。但是，只要你对那脸孔仔细地看上一眼，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张普通的脸庞湮没在人群之中了。这样一张普通脸孔的不普通之处，我曾多次暗自分析其中的缘由，始终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傍晚，下班时候，她从我的眼前忽然转过身去的一瞬间，我终于醒悟——这种亲切所以使我不安，完全是由于来自她脸孔后边的笑容引起的，这种独特的不同于常人的笑，只有当她背过脸去，才能被人真正看到，也就是说，那笑容不是展开在她的面颊上，而是绽现在她的后脑勺上，它隐隐约约地躲藏在黑黑的长头发缝里闪烁，使人觉得其中隐匿着多种危险的因子。这来自于脸孔背面的阴气森森却努力给人以亲切特征的微笑，常常使我觉得比刀光闪闪却浮于言表的毒骂更毛骨悚然。在这严丝合缝的笑容里，不会有半点真实的东西或秘密泄露出来。

　　我的确难以解释对这张脸孔的不能自拔的畏惧。觉得我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错综复杂、明枪暗箭又无所不在的微妙关系。但那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以前偶尔发呆的时候，顶多想一想这张脸孔，至于其他的，我的确什么也没想，生活还有什么可想的呢？这一种生活与另外一种生活也许有所差别，但无所谓哪一种更好，不值得再去改变什么，战胜什么。无非如此。单位其他部门的同事议论我骄傲不爱理人，我哪里是骄傲啊，我不过是懒与人语罢了。

　　人为什么非得说话不可呢?

　　回到家，我自然是越发懒得说话。记得五年前我和丈夫刚结婚那会儿，我们能伴着窗外夏夜的雨声，相拥在卧房一隅的松软的大床上，低声聊上大半夜。窗外澄澈的雨珠滴滴嗒嗒垂落到楼下的绿阴地上，如同一大朵一大朵的白色花瓣沉沉地掉落在岑寂的沙土上，发出咝咝啦啦的渗透声。我们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多么渴望能够成为一对被软禁的永恒的囚徒啊。直到意识到第二天清早七点钟还要起床去上班，才恋恋不舍地闭上嘴巴，合上眼睛，在梦里的交谈中安然睡去。哪里是什么“昼短夜苦长”，分明是绵绵润雨夜苦短啊！

　　那时，我对他的感情要求特别高，敏感得如同一根上紧的发条，一只惊弓之鸟，好像每一天世界都有可能崩溃了似的。那时候，我常常设想与他结盟自杀之类的情景，幻想把一场热恋推到高xdx潮的结局。其实，人在激情之中真是无幸福可言，这是我后来获得平静的体验之后才得到的。而且，人在激情之中所说的任何话，都是人体在的生物反应下流溢出来的，它的可信度是值得警惕的一件事，这当然也是我后来得出的，但当时绝对不是出于谎言的目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情感生活越来越像地衣苔藓一样容易满足，只需给它一点点水分，它就可以成活。时光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磨损剂、腐蚀剂，它把那种火焰般的恋情打磨成一种无话可说（即无话不能说）的亲情。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最初，丈夫见我懒言少语，以为我怎么了。一天，他居然举着一本书过来问我，他说，书里的一个外国人讲，长久的沉默有多种意味，某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另一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情谊和爱恋。他还举了例子，说，书上的这个人有一次接受另一个人的造访，他们才聊了几分钟，就不知怎地突然发现彼此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接下来他们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呆到午夜。他们喝酒，猛烈地抽烟，还吃了丰盛的晚餐。在整整十小时中，他们说的话总共不超过二十分钟。从那时起，他们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友谊，书上的这个人第一次在沉默中同别人发生了友情。沉默是一种体验与他人关系的特定手段。

　　我说，“我们不说话，可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或改变什么。我的确需要你，离不开你。”

　　他疑虑地看了看我，想说什么，结果又没说。只是喉结动了一下。

　　我走到楼下买报纸的时候，注意到楼前的那一片绿草丛生的旷地上长起来几株灌木，还有一些杂色的野花可怜巴巴地干枯着。远处是一堆铁红色的废砖头和一只不太高的伸手摊脚的黑色脚手架，闷闷地发着焦渴的光亮，它们似乎都在烦躁地挥发着下午的太阳晒进去的燥热。

　　我想，要是下一场雨该多好！

　　从楼下买报纸回来，我没有乘电梯，我沿着模模糊糊的楼梯往五层爬。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我忽然又有点神思恍惚，一种压迫的感觉像黯淡的光线一样覆盖在肢体上，这声音总是诱发我想起某一处那由远而近的高跟鞋的敲击声，我无法消除对这种声音的持续不断的恐惧感。

　　我有些慌乱起来，急忙加快脚步爬上五层，敲响自己的家门。

　　意外的是，我出去不过一刻钟时间，房间里边却没有应声了，也没有任何动静。

　　我又急切地敲了几下房门，盼望丈夫快点打开门，以便摆脱刚才那莫名而起的恐慌。但是，房门里边像一个久无人至的废弃的仓库，或者是一窟年代悠远的洞穴，无声无息。

　　我抬起头，猛地看到房门上红色的油漆赫然写着606。我急忙转身，犹如一只最敏捷的猫一般，迅速而轻巧地往楼下蹿了一层。我所以蹑手蹑脚，是为了避免脚下发出声响。然后，我在与上一层相同的位置上敲响了自己的家门。

　　里边似乎远远传出一声游丝般的询问，“谁啊？”

　　不等那声音结束，我立刻大声喊叫“是我！”

　　房门打开了，一位少妇站立在眼前。她一只手撑在潮乎乎的门框上，另一只手漫不经心地别在柔软的腰间。

　　刹那间，我被眼前的情境惊呆了，一个冷战把我打到身后楼道凉嗖嗖的墙壁上，手中的报纸散落一地。地上一片白哗哗的云彩。

　　少妇表情奇怪地迟疑了一下，只低低说了声“走错了”，就又关上屋门。

　　我这才看见房门上火苗一样冰冷的号码：406。

　　我再也沉不住气，落荒而逃。

　　这时的我，已经成了惊恐万状的兔子。

　　我在楼上楼下来来回回窜跳，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脚步，双腿犹如灌了铅，大象一般的沉甸甸的脚，重重地踏在渐渐黑暗起来的楼梯上。奇怪的是，这会儿我听到的不是自己的脚步声，我分明听到一种由远而近的高跟鞋的蹋蹋声，这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嘹亮。

　　当丈夫为我打开自家的506房门时，我已经被汗水淋透，我感觉到自己的头发变得一绺一绺的，像油画上的黑颜料。

　　我把湿淋淋的身体靠在他的锁骨上，气喘吁吁地告诉他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他轻轻推开我，退后一步，站立在门厅四壁雪白的空旷之中，全神贯注地看着我。

　　隔了一些时候，他说，“你一定是累了。”

　　我说，“你不相信吗？你看我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外边下雨了。”他的嗓音有一种古怪的沙哑。

　　我生气了，好像我在对他虚构似的。他怎么就不相信我和我的遭遇呢?

　　丈夫似乎看出我的不快，拉我到阳台上，用力把一扇半掩的窗户吱扭一声推开，显然是雨水把铁窗户的窗杆锈住了。“你看，下着雨呢，你怎么连雨伞都不带就跑出门？”

　　我望着那缠缠连连咝咝啦啦的雨滴，以及楼房背后那一条伸向远处去的湿淋淋的曲折蜿蜒的小路，惊愕得也说不出。

　　当晚，我一夜没有睡好，辗转反侧，想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今天一清早，我只是略觉眩晕，但还是准时离开家门去上班了。

　　一夜的小雨停息了，空气凉爽而静谧。路边的小水洼闪烁着乌亮的光泽，城市的景观被光线折射到水洼上，构成一幅静止的黑白图片，那图像似乎正安静地等候行人去踏破。一排排高大的树木或低矮的草丛，舒展地喘息着，尽情地享受着早晨的清馨。我身置这洁净的空气里，仿佛生活里所有的混浊都被洗涤了，身体的不适之感也被丢到一边。一夜的睡眠，即使不够安稳，也足以抹去昨晚“鬼打墙”的记忆。

　　清晨的凉爽使得天空格外的蓝。

　　我准时坐在财务部办公室里，一缕阳光斜射在眼前的微机电脑屏幕上，那光线被玻璃反射成一道散发着诡秘的白光。我目不转睛地盯住那光线发呆。

　　天气如此之好，我却不得不坐到这台机器前。我多么痛恨这台机器啊！每天，我都得死死盯住它上面的表格数字，算来算去，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与疏忽，可是差错依然会不备而至。每当这时，楼道里就会由远而近地传来那高跟鞋急促的蹋蹋声。

　　出纳员小李已经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她正在津津有味地享受着早餐——一只金黄的鸡蛋饼，她的胃口好得总是饥肠辘辘，随时等候着要饱餐一顿。她的丰满的下巴层层叠叠，滑溜溜的纹路如同一道道小路，可以通向任何开阔的方向。令我羡慕不已。

　　小李吃完鸡蛋饼，打了这一天的第一个愉快的饱嗝之后，用餐巾纸抹抹嘴，说，“怎么大清早来了就发呆呢！”

　　我的身子忽然向后倾了一下，混乱的思路被她的语声切断了。

　　我说，“没什么，没什么。”

　　我站起身，为我们俩一人沏了一杯清茶，然后坐下来。我重新调整了目光和呼吸，叹了一声，就打开微机。我努力把那屏幕想像成一盘香喷可口的菜肴，告诉自己我正准备进入它的芳香。

　　屏幕上的数据表格就像一间无穷大的空房子里的银光闪闪的蜘蛛网，我端坐在这个巨大蛛网前，开始了不停地牵一牵丝网、修补一些数据的工作。

　　我一边工作，一边走了神，就像有时候笔直的生活之路时常也会把我们引入偶然的岔路似的。望着屏幕上的“蜘蛛网”，我的眼前却进入了另一番景象。

　　……我走在去主任办公室的路上，我正准备取回主任校正过的一份单据。走过单位院子里卵石铺成的小路，我看到一枝桃树花掉下来，被人踩扁了，已经蔫干。一棵微不足道的小草歪歪斜斜，在砖头与卵石参差不齐的夹缝里顽强地滋出，它的扭曲的姿态使我看到了弱小企图改变命运的力量。

　　然后，我穿过一条阴暗错综的走廊，脚步把薄薄的瓷砖地板震得格格作响。我走进了主任硕大的办公室。

　　忽然，我发现，她的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可是，两分钟前，她还在电话里说在办公室等我呢。我纳闷地收住双脚，愕然伫立，向房间里边探着头。

　　屋子又高又大，我发现那一排一排超高的白色柜子上边，全是空的，那种空洞使我想到一张张没有了舌头的大张的嘴。那些柜子把房间切割得犹如谜宫一般，看不到里边会潜藏着什么。我心虚地环视着空房间，房间里似乎有一股呆滞而神秘的雾气，呈青蓝色，从屋顶到窗檐有一串蜘蛛网缠附下来，依稀可见。室内明显地缺乏通风，一袭腐朽之气迎面贴到脸孔上。几缕暗黄色的微光，从又高又窄的窗户斜射进来，外边临街，隐约可以看到窗外有一座坍塌半截的破败建筑物。这一切，使我立刻呼吸到一种严峻而恐怖的气息。

　　我急切地希望看到主任真实的身影，取到单据，马上离开。

　　果然，我的余光在房间的一隅看到一个小小的黑影。可是，那影子倏忽一闪就不见了，只留下一串模糊不清的语声，我没有听清。

　　我被吓得有些站立不稳，便蹲了下来。停了一会儿，那声音又模糊不清地哼一句。我仔细辨析，也许是我改变了高度的缘故，那声音从高处沉落下来变得清晰了一些。我听到那嗓音似乎在说，“让过去那个机密死去吧，不要泄露给任何人！”尽管这声音翁翁塞塞的，像口中含着一团棉絮，又像米粥撒到衣服上后洗涤时的那种缠缠连连的不清爽，粘粘乎乎的。但是，这回我的确听清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为刺激的声音。

　　我的身体立刻瑟瑟发抖起来，因为影子的声音并不是主任的声音，而是已经死去了的老主任的声音，他那特有的浓重的惠安乡音，抑扬顿挫，一板一眼，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直到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来，我对楼道里的脚步声的恐惧，就是在老主任死后、由他的亲密伙伴——现在的主任接替的那一天开始的。

　　我冲着那形状模糊的影子消失的方向高声叫喊，“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们的秘密啊！”

　　我一边说着，一边鼓足勇气站了起来，并且不顾一切地朝那个影子方向扑了过去。我想，虚幻总比真实的事物更恐怖，哪怕那真实之物是一只凶狠的老虎，也比暗处隐藏的阴阴怪叫的小猫更使人可以对付。

　　这时，房门不知是因为风还是被什么力量所驱使，忽然哐地一声关上了。

　　我一回身，正好有人走了进来。出纳员小李打开水回来了。

　　我惊惧地转移自己的思绪，回到眼前的微机上边来。

　　我站起身，倒了一杯水，又喝了几口，定定心神，准备重整思路。

　　可是，我喘息未定，就听到了楼道里那熟悉的由远而近的高跟鞋的蹋蹋声。这一次，是真切的蹋蹋声，近得就在我的耳朵边上，并且越来越清晰。它真实无误地降临了?

　　这绝不可能是我臆想出来的，因为出纳员小李说了声，“主任来了。”

　　当主任那一张冷嗖嗖的笑脸悬浮在我头顶上方的一瞬间，我的心脏如同一颗子弹从喉咙里飞了出去，射到对面的墙壁里边去了，我看到那雪白的墙壁震荡般地忽忽悠悠一鼓一缩，而我的胸壁一下子凝固成一堵死寂的无声无息的墙。我的整张脸孔都被她的永远亲切而莫测的微笑吸空了。

　　我再也支持不住，一个箭步就蹿出办公室，逃跑了。再也不想回来了。

　　我走到街上，日光似乎特别刺眼，我觉得有些晕眩，就闭上眼睛。可是，闭上眼睛的天空，又有一种强烈的万花筒一样的色彩，使我进入醉酒样的状态。我的注意力难于集中，视觉紊乱，无法连贯，视野在我的面前摇摆不定，周围的建筑似乎扭曲了，就像在曲面镜中所见一样。前前后后的人群看上去也怪模怪样，像戴上彩色的面具，有的变成了一堆形状不定的抽象物，使我极想发笑。我的头部、双腿和全身有一种间断性的沉重感，咽喉干燥、发紧，感到窒息。思维像闪电一样飘来飘去，使得我整个人都要飘了起来。一些字词和不连贯的句子喋喋不休地出现在我的脑中，我感到就要离开自己的肉体了。

　　我的身体就像一股水流被人为地改变了河床，流向与我本身不同的方向。

　　我挥手叫了一辆的士，立刻钻了进去。也许是由于车速太快的缘故，两旁的一切就像从流动的水面反射出来的一样，似乎所有的物件的颜色都在令人不快和不停地改变，物体的影子则呈现黯淡的色泽。奇怪的是，此刻我所有的听觉，全都转化成视觉效果，知觉转换为光学效果（比如一辆汽车急驶而过的噪音），而每一个声音都激起一个相应的富于色彩的视觉，其形状和颜色像万花筒中的图片一样不断变化……傍晚丈夫回到家中，把我从睡眠里摇醒，我一下子从床上跃起，环住他的脖颈不肯撒手，委屈的心情使我对他产生了最大限度的依赖。

　　我口中叫着“关机！关机！”

　　他说，“你还做梦呢，这不是财务办公室。”他掰开我僵紧的手指，“快起来吧，我都饿了。”

　　他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水管里边发出几声咳嗽般的怪声音，然后是水流如注的哗哗响。

　　我趿上拖鞋，走出卧室。

　　“我们吃什么？”丈夫一边说着，一边打开紧关的冰箱。

　　我本能地冲着冰箱高声叫了起来，“关机！关机！”

　　他蹙了蹙眉，顺手关上冰箱的门，“你是怎么啦，还在做梦吗？”

　　他走到我身边，轻轻地拍我的头，体贴地说，“你这些日子太累了，脸色都不对，整个人就像一株大雨中的麦苗，蔫蔫的。今天我做饭吧。”

　　我再一次把头枕到他的肩胛骨上，虽然我知道他无法分担我精神里那个最为隐秘的事情，但是，有这样一堵结实得墙壁一般的肩膀支撑在我的身边，的确使我心里充溢一种深沉的平静感和安全感。

　　我说，“也许，我真是累了。”

　　我靠在他的肩上不想动。

　　他说，“你在想什么？没有不舒服吧？”

　　我从冰箱上顺手取下中午睡前喝剩一半的红葡萄酒杯，一饮而尽，心里暖热了一下，清爽起来，浑身的神经也都活过来。“我的手指被车门夹了，”我举起食指给他看，“可我记不清是怎么弄的了。”

　　他拿过我的手指仔细看了看，说，“好像看不出什么。”

　　“肯定伤到里边了，你看不见。”我说。

　　“凡是看不见的就别当事了，好吗？”

　　“我也想这样，可我的感觉总是提醒我有了什么事。”

　　我继续伏在他的肩头，像个灾难中束手无策的孩子信任父亲一样信任他，听任他引导我在日常生活的形而下学的混乱中前行。

　　晚上，我们早早就躺到床上，我穿着一件磨损得有些毛边的旧睡衣，它的毛绒绒的质感使我的肌肤感到特别的妥帖。长期以来，睡衣就像朋友或亲人一样，我总是喜欢旧的，无论多么磨损，也不忍丢弃。睡衣的淡紫色和卧室黯淡的光线浑然一体。我侧身而卧，丈夫背对着我，他结实的躯体在朦朦胧胧的月光下呈Ｚ字形躺在我的面前。我一直以为，人的背影是一种无声的语言，而语言本身实在是多余之物。我一只手枕在脑袋底下，端详着他的背影，身体包裹在薄薄的被子里边格外温暖。此刻，我觉得十分舒适，有一种懒洋洋的感觉弥漫全身。

　　这一天的紧张焦虑终于过去了。

　　我很想搂住他的脊背，或者让他抚摸我。但只是搂着和抚摸，不想其他。这一天的日子我好像已经精疲力竭，再无多余的力气。我知道，如果我主动去环住他，在这样一个温馨安静的晚上，在这样一种岁月还没有把我们打磨到衰老的年华，我的动作肯定会招致一场不可收拾的暴风骤雨局面。

　　而且，纯粹的爱抚的感觉，与单纯的性的愿望不同，那绝不是靠要求就可以换来的。

　　于是，便罢了。

　　床垫在身子下边温柔地依顺着我的肢体。我看到厚厚的落地窗帘的一角没有拉上，一束发青的光线正从那缝隙斜射进来，使得房间比以往的夜晚显得亮了些。那光亮落在房间里栗色的半旧木质家具上，以及干净的陶器、根雕和晚间丢在床头茶几上的一小堆果皮上。我以惊讶的目光盯住这缕珍贵的光线，仿佛它是茫茫黑夜里惟一的安慰与奢侈品。墙壁上滴滴嗒嗒的钟声，心平气和地保持着一成不变的节奏，我的血液跟着它的节拍也宁静下来。我的身后，卧室的房门敞开着，我听见卫生间里淋浴器漏出的水滴正缓缓地垂落到浴缸上，那滴嗒声透过长长的门厅走廊若隐若现，像催眠曲似的柔软。这一切使我感到满足，我急欲进入睡眠之中。

　　正在我刚要掉进睡眠的一片空白之中的时候，我被什么隐隐的响动惊醒过来，睡意一下子九霄云外。我警觉地仔细倾听，终于听到了那是一个人攀爬楼梯的脚步声，那是一双皮质很好的硬底皮鞋，后跟很细，但并不很高，一双中年女性肥硕的脚。那双脚越来越近，越来越响，轻轻爬上了五楼，然后那双脚就站立在我家房门外边的垫子上。我甚至听到那人举起胳膊准备摁响门铃时袖管发出的咝咝声，只是在那手指尖即将触碰到门铃按钮时忽然停住，手臂似乎高悬了一会儿，好像犹疑片刻，才决定不按响。我的心跳第二次从喉咙里飞了出去，脖颈上软软的蓝血管，随着惊恐剧烈地起伏。

　　直到我听见那脚步声缓缓离开，才喘了一口气。那脚步依然很轻，但每一声都在我的脑中钉下一个坑。

　　我紧紧抓住丈夫的肩膀，并且用尽全身的力气抱紧他，我叫了起来，“听啊，脚步声，你快听啊，脚步声……”

　　他醒转过来，“什么脚步声？”

　　“你快听，有脚步声！”我指向楼道方向。

　　他倾听了一会儿，然后用那熟悉的沙哑的嗓音说，“别闹了你，你总是与梦为邻。”

　　我说，“是真的。”

　　他说，“我怎么听不到？”

　　我说，“真的是真的。”

　　我浑身抖个不停，死死抱住他不肯撒手。

　　他见我格外激动，就开始对我上上下下摸索起来。我攥住他的手，不让他动，只要求他抱紧，“别动，千万别动，你听不到了。”

　　他大概是听到了我小鼓一般急促的心跳，就说，“别怕，肯定是你听错了。”

　　“不会错，不会错，真切得几乎可以看到。”我说，“你看楼道里的灯都亮了。”

　　透过紧临楼道的厨房玻璃，楼道的灯果然是亮的。

　　“你这样大声叫喊，灯肯定要震亮的。”

　　他打开床头灯，“屋里什么也没有。”

　　“真的，刚才真切得几乎可以看到。”

　　“看到什么？”

　　“就要掉下来了，哎哟，就要掉下来了！”我高声尖叫。

　　“什么掉下()来了？”

　　“主任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