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烈文散文集

　　黎烈文散文集

　　黎烈文,男,中国报刊主编。又名六曾，笔名李维克、达五、达六等。湖南湘潭人。1904年生。1922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先后赴日本、法国学习，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曾任《申报》特约撰述。1932年回国，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编译。同年12月，应史量才邀请，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在他主持期间，“自由谈”改变了以“茶余酒后消遣”为目的的文风，约请、瞿秋白、茅盾、陈望道、叶圣陶、巴金等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撰稿，呼吁救亡，针砭时弊，成为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副刊。1934年5月被迫离职。1935年与鲁迅、茅盾、黄源等组织译文社，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1936年主编《中流》半月刊。抗日战争时期在福建从事教育和出版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去台湾。1946年初,任台北《新生报》副社长。1947年起,任台湾大学教授。1972年10月31日在台北病逝。论着有《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巡礼》，小说集《舟中》，宋人平话小说散文集《崇高的女性》、《艺文谈片》（全刊个人觉醒与民主自由）等。译着有《红与黑》、《羊脂球》、《两兄弟》、《红萝卜须》、《妒误》、《企鹅岛》、《法国短篇小说集》、《乡下医生》、《伊尔的美神》、《最高的勋章》、《第三帝国的士兵》、《京本通俗小说》、《台湾岛之历史与地志》、《法军侵台始末》、《冰岛渔夫世界伟大的海洋文学名着》、《法国短篇小说选》、《双重误会》、《屋顶间的哲学家》、《爱的哲学》等。

　　崇高的母性

　　辛辛苦苦地在国外念了几年书回来，正想做点事情的时候，却忽然莫名其妙地病了，妻心里的懊恼，抑郁，真是难以言传的。

　　睡了将近一个月，妻自己和我都不曾想到那是有了小孩。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来的那么迅速。

　　最初从医生口中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可真的有点慌急了，这正象自己的阵势还没有摆好，敌人就已跑来挑战一样。可是回头去看妻时，她正在窥视着我的脸色，彼此的眼光一碰到，她便红着脸把头转过一边，但就在这闪电似的一瞥中，我已看到她是不单没有一点怨恨，还简直显露出喜悦。“啊，她倒高兴有小孩呢！”我心里这样想，感觉着几分诧异。

　　从此，妻就安心地调养着，一句怨话也没有，还恐怕我不欢迎孩子，时常拿话安慰我：“一个小孩是没有关系的，以后断不再生了。”

　　妻是向来爱洁的，这以后就洗浴得更勤；起居一切都格外谨慎，每天还规定了时间散步。，她是从来不曾这样注重过自己的身体。她虽不说，但我却知道，即使一饮一食，一举一动，她都顾虑着腹内的小孩。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所有的洋服都小了，从前那样爱美的她，现在却穿着一点样子也没有的宽大的中国衣裳，在霞飞路那样热闹的街道上悠然地走着，一点也不感觉着局促。有些生过小孩的女人，劝她用带子在肚子上勒一勒，免得孩子长的太大，将来难于生产，但她却固执地不肯，她宁愿冒着自己的危险，也不愿妨害那没有出世的小东西的发育。

　　妻从小就失去了怙恃，我呢，虽然父母全在，但却远远地隔着万重山水。因此，凡是小孩生下时需用的一切，全得由两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去预备。我那时正在一个外国通讯社作记者，整天忙碌着，很少功夫管到家里的事情，于是妻便请教着那些做过母亲的女人，悄悄地预备这样，预备那样，还怕裁缝做的小衣给初生的婴儿穿着不舒服，竟买了一些软和的料子，自己别出心裁地缝制起来。小帽小鞋等件，不用说都是她一手做出的，看着她那样热心地，愉快地做着这些琐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在外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女子。

　　医院是在分娩前四五个月就已定好了，我们怕私人医院不可靠，这是一个很大的公立医院。这医院的产科主任是一个和善的美国女人。因为妻能说流畅的英语，每次到医院去看时，总是由主任亲自诊察，而又诊察的那么仔细！这美国女人并且答应将来妻去生产时，由她亲自接生。

　　因此，每次由医院回来，妻便显得更加宽慰，更加高兴。她是一心一意在等着做母亲。有时孩子在肚内动得太厉害，我听到妻说难受，不免皱着眉说：

　　“怎么还没生下地就吵得这样凶！”

　　妻却立刻忘了自己的痛苦，带着慈母偏护劣子的神情回答我道：

　　“像你喽！”

　　临盆的时期终于伴着严冬追来了。我这时却因为退出了外国通讯社，接编了一个新报纸的副刊，忙得格外凶。

　　现在我还记得：十二月二十五那晚，十二点过后，我由报馆回家时，妻正在灯下焦急地等待着我。一见面她便告诉我说小孩怕要出来了，因为她这天下午身上有了血迹。她自己和小孩的东西，都已收拾在一只大皮箱里。她是在等我回来商量要不要上医院。

　　虽是临到了那样性命交关的时候，她却镇定而又勇敢，说话依旧那么从容，脸上依旧浮着那么可爱的微笑。

　　一点做父亲的经验也没有的我，自然觉得把她送到医院里妥当些，于是立刻雇了汽车，陪她到了预定的医院。

　　可是过了一晚，妻还一点动静都没有，而我在报馆的职务是没人替代的，只好叫女仆在医院里陪伴着她，自己带着一颗惶忧不宁的心，照旧上报馆工作。临走时，妻拿着我的手说：

　　“真不知道会要生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孩子呢！”

　　妻是最爱漂亮的，我知道她在担心生下一个丑孩子，引得我不喜欢。我笑着回答：

　　“只要你平安，随便生下一个什么样子的小孩，我都喜欢的。”

　　她听了这话，用了充满谢意的眼睛凝视着我，拿法语对我说：

　　——Oh!merci!TUESbienbon!（啊！谢谢你！你真好！）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两天两晚，小孩还没生，妻是简直等得不耐烦了。直到二十八日清晨，我到医院时，看护妇才笑嘻嘻地迎着告诉我：小孩已经在夜里十一点钟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大小都平安。

　　我高兴极了，连忙跑到妻所住的病房一看，她正熟睡着，做伴的女仆在一旁打盹。只一夜功夫，妻的眼眶已凹进了好多，脸色也非常憔悴，一见便知道经过一番很大的挣扎。

　　不一会，妻便醒了，睁开眼，看见我立在床前，便流露一个那样凄苦而又得意的微笑，仿佛在对我说：“我已经越过了生死线，我已经做着母亲了。”

　　我含着感激的眼泪，吻着她的额发时，她就低低地问我：

　　“看到了小东西没有？”

　　我正要跑往婴儿室去看，主任医师和她的助手——一位中国女医师，已经捧着小孩进来了。

　　虽然妻的身体那样弱，婴孩倒是颇大的，圆圆的脸盘，两眼的距离相当阔，样子全像妻。

　　据医生说，发作之后三个多钟头，小孩就下了地，并没动手术，头胎能够这样算是顶好的。

　　助产的中国女士还笑着告诉我：

　　“真有趣，小孩刚刚出来。她自己还痛得发晕的当儿，便急着问我们五官生的怎样！”

　　妻要求医生把小孩放在她被子里睡一睡。她勉强侧起身子，瞧着这刚从自己身上出来的，因为怕亮在不息地闪着眼睛的小东西，她完全忘了昨晚——不，十个月以来的一切苦楚。从那浮现在一张稍稍消瘦的脸上的甜蜜的笑容，我感到她是从来不曾那样开心过。

　　待到医生退出以后，妻便谈着小孩什么什么地方像我。我明白她是希望我能和她一样爱这个小孩——她不懂得小孩越像她，我便爱的愈切。

　　产后，妻的身体一天好一天，从第三天起，医生便叫看护妇每天把小孩抱来吃两回奶，说这样对于产妇和婴孩都很有利的，瞧着妻腼腆而又不熟练地，但却异常耐心地，睡在床上哺着那因为不能畅意吮吸，时而呱呱地哭叫起来的婴儿的乳，我觉得那是人类最美的图画。我和妻都非常快乐。因着这小东西的到来，我们那寂寞的小家庭，以后将充满生气。我相信只要有着这小孩，妻以后任何事情都不会想做的。从前留学时的豪情壮志，已经完全被这种伟大的驱走了。

　　然而从第五天起，妻却忽然发热起来。产后发热原是最危险的事，但那时我和妻都一点不明白，我们是那样信赖医院和医生，我们绝想不到会出毛病的。直到发热的第六天，方才知道病人再不能留在那样庸劣的医生手里，非搬出医院另想办法不可。从发热以来，妻便没有再喂小孩的奶，让他睡在婴儿室里吃牛乳。婴儿室和妻所住的病房不过几让房子，那里一排排几十只摇篮睡着全院所有的婴孩。就在妻出院的前一小时，大概上午八点钟罢。我正和女仆在清着东西，虽然热度很高，但神志依旧非常清楚的妻带着惊恐的脸色。从枕上侧耳倾听着，随后用了没有气力的声音对我说道：

　　“我听到那小东西在哭呢，去看看他怎么弄的啦！”

　　我留神了一下，果然听到遥远的孩子的啼声。跑到婴儿室一看，门微开着，里面一个看护妇也没有，所有的摇篮都是空的，就只剩下一个婴孩在狂哭着，这正是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时恰是吃奶的时间，看护妇把所有的孩子一个一个地送到个人的母亲身边吃奶去了，而我们的孩子是吃牛乳的，看护妇要等别的孩子吃饱了，抱回来之后，才肯喂他。

　　看到这最早便受到人类的不平的待遇，满脸通红，没命地哭着的自己的孩子，再想到那在危险中的母亲的敏锐的听觉，我的心是碎了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先得努力救那垂危的母亲。我只好欺骗妻子说那是别人的一个生病的孩子在哭着。我狠心的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那些像虎狼一样残忍的看护妇手中，用医院的救护车把妻搬到了家里。

　　虽然请了好几个名医诊治，但妻的病势是愈加沉重了。大部分时间昏睡着，稍许清楚的时候，便记挂着孩子。我自己知道孩子留在医院里非常危险，但家里没有人照料，要接回也是不可能的，真不知要怎么办。后来幸而有一个相熟的太太，答应暂时替我们养一养。

　　孩子是在妻回家后第三天接出医院的，因为饿的太凶，哭地太多的缘故，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两眼也不灵活了，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只会干嘶着。并且下身和两脚生满了湿疮。

　　病得那样厉害的妻，把两颗深陷的眼睛睁的大大的，将抱近病床的孩子凝视了好一会，随后缓缓地说道：

　　“这不是我的孩子啊！……医院把我的孩子换了啊！……我的孩子不是这副呆相啊！……”

　　我确信孩子并没有换掉，不过被医院里糟蹋成这样子罢了。可是无论怎样解释，妻是不肯相信的。她发热得太厉害，这时连悲哀的感觉也失掉了，只是冷冷地否认着。

　　因为在医院里起病的六天内，完全没有受到适当的医治。妻的病是无可救药了，所有请来的医生都摇头着，打针服药，全只是尽人意。

　　在四十一二度的高热下。妻什么都糊涂了，但却知道她已有一个孩子，她什么都忘记了，但却没有忘记她初生的爱儿。她做着呓语时，旁的什么都不说，就只喃喃地叫着：“阿囝！囝囝！弟弟！”大概因为她自己嘴里干得难受罢，她便想到她的孩子也许会口渴了，她没声没气地反复说道：“囝囝嘴干了，叫娘姨喂点牛奶给他吃罢！……弟弟口渴啦，叫娘姨倒点开水给他吃罢！……”

　　她是从来不曾有叫过“囝囝”、“弟弟”、“阿囝”那样的经验的，我自己也从来不曾听到妻说出这类名字，可是现在她却那么熟稔，自然地念着这些对于小孩的亲爱的称呼，就像已经做过几十年的母亲一样——不，世间再没有第二个母亲会把这类名称念得像她那样温柔动人的。

　　不可避免的瞬间终于到来了！一月十四日早上，妻在我臂上断了呼吸，然而呼吸断了以后，她的两眼还是茫然地睁开着。直待我轻轻地吻着她的眼皮，在她耳边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叫她放心着，不要记挂孩子，我一定尽力把他养大，她方才瞑目逝去。

　　可是过了一会，我忽然发现她的眼角上每一面都挂着一颗很大的晶莹的泪珠，我在殡仪馆的人到来之前，悄悄地把它们吻去了。我知道，妻这两颗也是为了她的“阿囝”、“弟弟”流下的！

　　秋外套

　　回国后已经过了两个秋天了，那两个秋天都模模糊糊，如烟如梦，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直到今年秋天，这才得着一点闲时闲情，偶然逛逛公园。

　　在上海所有的公园里，谁都知道兆丰公园是最好的。除掉缺欠艺术品（如美丽的铜或石的雕刻）的点缀外，其他花木池沼的布置，和我见过的欧洲有名的公园比较起来，都没有丝毫愧色。我有时带着一本书走进园子，在树下听听虫鸣，在池边看看鸭泳，是可以把每天见闻所及的许多可憎可恶之事，暂时忘掉的。

　　这天因为贪看暮霭，不觉回家的迟了。独自坐在荷池旁，悠悠然从深沉的默想中醒转来时，四围早已一个游人都没有，昏暗中只见微风吹动低垂的柳枝，像幽灵似的摇摆着，远远近近，一片虫声，听来非常惨戚。我虽喜欢清静，但这样冷寂得颇有鬼趣的境地，却也无意留连。忍着使人微栗的凉风，循着装有路灯的小径走出公园时，我顿时忆起那件搁在箱里的秋外套，和几年前在外国遇到的一个同样荒凉得使人害怕的夜晚。

　　那时我和冰之都住在巴黎。我们正像一切热恋着的青年男女一样，力求与人相远。某天，我们忽然想起要搬到巴黎附近的小城去住，于是在一个正和今天一般晴朗的秋天，我们毫没准备地由里昂车站坐火车往墨兰。

　　这小城是曾经有两位中国朋友住过都觉得满意的，离巴黎既近，生活也很便宜。但不幸得很，我们那天在许多大街小巷里跑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找到，只在离塞莱河岸不远的一家小饭店里吃了一顿可口的午餐。现在回想起来，那样鲜嫩的烤鸡，我大概一生也不会再吃到的了。

　　饭后，玩了一些地方，我们的游兴好像还没有尽，冰之便提议索性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看。我们坐着火车随便在一个小站下了车。这里简直完全是原野。车站前后左右都是收割了的麦田。只在离车站约莫半个基罗米突的一个小丘上有个小小的村庄。我们到那村庄上走了一圈，饱嗅了一阵牛马粪溺的臭味。后来一个好奇的老太婆邀我们到她家里去歇脚，和我们问长问短，殷勤地拿出一盆自己园里出产的酸梨款客。当她指给我们看的两间房子虽然也还干净，并且有着一些古色古香的家具，但我们一想到点的灯是油灯，吃的是井水，便把一切诗情画意都打消了。我们决定赶快回巴黎。

　　走回那位置在田野正中的小站时，天已快黑了，而开往巴黎的火车，却要晚上九点钟才会经过那儿。这天那小站除掉我们两个黄脸男女外，再没有第二个候车的乘客。站上职员因为经济的缘故不到火车快来时，是决不肯把月台上的电灯开亮的。读者诸君试去想罢，我们这时简直等于遗失在荒野里面了。四周一点人声都没有，只有一轮明月不时露出云端向我们狡猾地笑着。麦田里各种秋蛩的清唱，和远处此起彼应的犬吠，送入耳朵里格外使人不安。尤其是冰之，她简直像个孩子似的害怕起来了。我记起有位法国诗人说过，人在夜晚和暴风雨的时候常常感到自然的威压。这话很有道里。为什么夜晚会使人感到威压呢！想来大慨因为黑暗的缘故。人原是增恶黑暗，追求光明的！

　　这天冰之穿着一套浅灰哔叽的秋服，因为离开巴黎时，天气很暖，不曾带得有大衣。现在空着肚子给田野间的寒风一吹，便冷得微微战栗起来。但幸好我的手臂上带着有那件晴雨不离身的薄呢秋外套。当时连忙给她披在身上。两人靠紧了身子坐在没有庶盖的月台上的长椅里，怀着焦躁与不安的心思，等待火车的到来。

　　当晚十一点钟转回巴黎时，冰之便喊着头痛，并且身上微微发着寒热了。陪她在饭店里吃了一盆滚烫的Soup，然后把她送回寓所，叫她立刻蒙着被子睡下。因为怕她盖的东西不够，我临到跑回自己的旅馆时，又把我的秋外套搭在她的脚上。虽然她说外面很凉，再三要我穿在自己身上，但我却强着她盖上了。

　　过了两天，从她那边把外套拿回时，并没有觉得什么异样。因为那一晌天气很好，外套虽常常带在身边，但却不曾穿过，我料不到外套上有了什么新鲜物事。

　　两星期后的一个早上。我独自在卢森堡公园作那每天例行的散步时，忽然觉得身边有一种时无时有的幽雅的花香，向周围一看，虽然到处有着红红绿绿的洋菊，但那是没有芳香的，更没有我所闻到的那种清妙的气味。这种兰花似的淡淡的香气究竟是从什么地方飘来的呢？真是怪事。这香味是可以到处闻到的，站在上议院前面的Bassin旁可以闻到，坐在乔治桑（GeorgeSand）的雕像旁也可以闻到，甚至走出了公园还可以闻到，跑进了大学图书馆也仍旧闻到。这简直把我弄得湖涂了，我疑心我的鼻子出了毛病，我以为自己疯了。我这一整天都没得到安宁。晚边下了课，跑到冰之那里去看她，把这事讲给她听了，她起初只微笑着，什么话也不说。到后来才狡猾地瞧着我身上的秋外套噗哧一声说到：“你怎么到今天才闻到呢！”

　　天！我湖涂到这时才领会那香味是从自己的外套上发出来的！我记起了我的外套曾在她那里放过一晚，一定是她给我洒上了一点香水。我赶快把外套脱下来闻闻看，我终于在衣领的夹里上找到了那幽妙的香味的来源。并且出乎意外的是：我那外套的夹里上有许多脱了线的地放都已修整完好。我这时的喜悦和感激是没有言语可以形容的，我觉得从那时起百倍的爱着那香水的主人。

　　据冰之说，那小瓶香水是只花了一个马克从德国买来的。实在并不是什么高贵的香水。但气味可真清妙到了极点。并且说来是没有人信的，在以后的四五年里，每个秋天我都把那外套从箱里取出时，起初虽只闻到樟脑的恶臭，但等到樟脑的气味一散去，淡淡的兰花似的香水的清芬又流入了我的鼻管，它简直像是永不会有消散的一天。

　　现在，一切愉快的时()光虽已和那香水的主人一同去得遥远，但那少女的一点柔情却悠久地记在我的心上，每次穿上那外套，嗅着外套上的飘渺的香味，我便仿佛觉得冰之坐在我的身边。

　　而现在又到了须要再穿上那秋外套的时候了。

　　钟敬文：水仙花

　　我们地方的水仙花，都是省（广州）港（香港）来的，每当腊月时候，少数往来省港商户，便从那里运了一二筐回来。这种东西，在我们地方上是不大有“消头”

　　的，除了一些有钱的富家或行店，及少数对于他有爱好的性癖之人，别的人再不买这个。它的价目，在数年前，大约每棵只消几个铜板。后来越卖越贵，今年已经要两三角钱才能买得一个了。可是，这种东西，是有产阶级的用品，虽然价值高贵—点，也没什么难买卖，即使消额可能比前几年减少一些。

　　水仙花，我们这里的人，也有呼它做“石蒜”的。大约以其根茎叶形象相似之故罢。我幼年的时候，家里每年的水仙花，都是靠我们对门店那位叶先生雕刻的，──我们这里种水仙花，大都先把它剥去了外衣和略施雕刻，然后放进水钵里去滋养。等到它将开花的时候，才转装进那盛看清水和白石的瓷瓶里。也有些把它栽种在盛着黑泥的花盆里，直到花开花谢，再也不更易的。可是，这乃极少数的例外。

　　现三数年来，可就不然。我们种的水仙花，既然不止两三棵，做雕刻的工夫的，也再不是那雕刻水仙花的名手的叶先生。我的大哥，已替了他做这种工作，并且做的比别人的都好。

　　我的大哥，我看他确是很丰富于艺术天才之禀赋的。因为他从来对于自然的或技术的东西，都深饶欣赏的热情与评判的眼光。有时，他偶然涉笔，写出几个字或画出几朵花，总有一种生动超拔的意味。自然，他为了白少缺乏美好教育的陶冶与现在压迫于艰重的生活的担负之下的缘故，所有的才力，千万中不能发展其一二。

　　但他潜伏着的奇特的本能，是可以从他无意中的一言—笔领略出来的。巧于雕刻水仙花，和对于它的爱好的心情，这是很微小而无奇的，但我从此想到他被淹没的美丽的心情，与优异的技能，便禁不住戚然于心了！

　　为的去年残腊的时候，多了几阵严寒，今年的水仙花就赶不及在元旦这几天开放。家人都觉得有点寂寞。我哥哥的心里，想来更要比我们郁闷吧。

　　天总是这么阴郁而撒着雨()。案头的水仙花满含着愁意的活着。那雪白的花片，黄金的盏儿，及阵阵泛溢的香潮，却长是寂寂地无闻。

　　我闷得慌了，提起毛笔，随意在纸上涂了一首七绝，末两句云：

　　碧桃石蒜无消息，

　　添得春愁细雨中。

　　1924.2.8，于公平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