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黑芷散文
罗黑芷(1898-1927.11.28)原名罗象陶,字晋思,号黑子。原籍江西南昌,生长于四川。辛亥革命前,到日本庆应大学文科读书,并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归国。曾因参加辛亥革命在上海被捕。
1912年到湖南图书编译局译书,后在长沙几所中学当教员。1919年开始文学创作,第一篇作品《仟侮》刊于1920年的长沙市《民治日报》。1923年与李青崖等人合办《湖光》文学半月刊。1925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7年遭诬陷被湖南省政府逮捕,出狱不久逝世于长沙。
乡愁!
写了《死草的光辉》已经回到了十四年前去的这个主人,固然走入了淡淡的哀愁,但是想再回去到一个什么样的时候,终寻不出一个落脚的地方。这并非是十四年以前的时间的海洋里,竟看不见一点飘荡的青藻足以系住他的萦思,其实望见的只是茫茫的白水,须得像海鸟般在波间低徊,待到落下倦飞的双翼,如浮鸥似的贴身在一个清波上面,然后那仿佛正歌咏着什么在这暂时有了着落的心中的叹息,才知道这个小小的周围是很值得眷恋的。谁说,你但向前途寻喜悦,莫在回忆里动哀愁呢?
呵!哀愁也好,且回转去罢,去到那不必计算的一个时候。那时候是傍晚的光景;我不知被谁,大约是一个嬷嬷吧?抱在臂里,从后厅正屋走到前厅回廊,给放下在右手栏杆边一个茶几上站住。才从母亲床上欢喜地睁开来的一双迷蒙蒙的小眼睛,在那儿看见一个穿蓝色竹布衣衫的女人,是在我小小的心中觉得一见面便张手要伊拥抱的女人。这是谁呢?你猜一猜看,伊凭倚着栏杆,微笑着,望着那被黄昏的光充塞了的庭院。空中无数点点的飞虫穿来穿去,它们的薄翅振动,仿佛习习有声。
“孩子!这是萤火虫呀!这是——”
我立刻被伊的唇吻着了,我在伊的那从有史以来便凝聚的黑晶晶的睫下了。我从旁边不知又是谁的手里喝了一口苦味的浓茶,舌头上新得了一种苏生的刺激,我立刻在这小小的模糊的心中感觉了:这是我家的七月的黄昏。
回转去罢,房屋依然是那所古旧的房屋,在那条有一个木匠人家管守入口的短巷左边;落雨的时节,那木匠饲养的三只斑鸠便在檐下笼中咕咕地叫唤,时候却仿佛是五月。祖母在伊静悄悄的房中午睡;父亲的窗子里似乎有说话的声音;我的一个伴侣——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叔母生的——不知到哪里去了;母亲也不见;我独自在后院天井里蹲着。那从墙边和砖缝里挺生出来的野草,有圆叶的,有方叶的,密密的,疏疏的,不知叫做什么,衬着满阶遍地的青苔,似乎满院里都是绿色的光的世界。
“哥儿!哪!这儿一点东西送给你。”
挑水的老王,从他担进院来而尚未息肩的一头水桶里,取出一枝折断了的柳梢,尖尖的长叶滴下了水珠在他的手背上。呵!城外是一个什么世界呢?他又在他肚腰带里挖摸着,一个黑壳亮翅的虫儿嘶鸣着随着他的手出来了:
“这叫做蝉子。”
“呵!老王!”
我飞跳过去了。于是那蝉和柳枝便齐装在一个小方竹笼内挂在后院的壁上。我在这东西旁边盘旋玩耍,直到“赫儿,赫儿”地呼唤着的即在今日还能引我潸然泪下的母亲的声音,可爱地送到我的小耳朵里。
回转去罢,回转去罢,这回仿佛在一个暮春的夜里。母亲坐在有灯光的桌前和邻家的姆姆安闲地谈着话。一个姑娘——我为你祝福,姑娘,我记不起你的名字了,——背靠着那窗下坐着。伊是我的姐姐,这是母亲教我这样称呼的;当伊站立起来的时候,伊仿佛比我高半个身躯,听说是要说人家了,因为十五岁的女孩儿呢!正是,我来到母亲房里瞧着伊,原是我的先生的吩咐。我记得进来的时候,仿佛那先生已经到了后厅的屏门外,将他的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交换贴在门缝边向内打听。十分对不住您,先生,我现在应该这样向您道歉,因为姐姐抱我坐在伊的膝上,伊用面庞亲热地偎傍我,偏起头看我,摇我的肩膊,抚我的头发,喊我做“赫弟!赫弟!”我痴痴地瞧着伊的那笑眯眯但是而今我记不清楚了的尖尖的脸。先生,伊或许已经替你生了几个好儿子吧?可是我所能有的,只是那一根灯草头上吐出来的静静的一朵黄色灯焰。这也即是儿时母亲房里的春夜的光辉呵!虽然伊的身影很模糊,我细细吟味,如掣电般我便又站在伊的面前了。
隔着彭蠡的水,隔着匡庐的云,自五岁别后,这一生认为是亲爱的人所曾聚集过的故乡的家,便在梦里也在那儿唤我回转去。回转去罢,我而今真的回来了:你无恙么?我家的门首的石狮,我记得我曾在你身上骑过;你还被人家唤做秃头么?卖水果的老蒋,我记得你的担子上的桃子是香脆的;你还是在巷中袒出赤膊滑滑地和你师父同锯木头么?可怜的癞子徒弟,那些斑鸠又在叫唤你喂食给它们呢!这真是了不得,我还握着四文小钱在手中,听见门外叫卖糯米团子的熟悉声音来了,我便奔向()大门去:
“糯米团子,一个混糖的,一个有白糖馅的!”
很甜,很甜,妈妈,您吃不吃呢?
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幼年读书,遇“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曾想:衣所以蔽体,御寒而已,怎么穿得不当,还足招祸?遇孔丘“微服而过宋”,曾想:像所谓“万世师表”那样方正、古板,道貌岸然连走路都“行不由径”,吃饭也“割不正不食”,一旦人要杀他,为了避免人注意,怎么还把平常的衣服都换了逃走呢?此外还遇到许多有关穿着的话,当年都不求甚解,终以不了了之。
辛亥革命初年,我满身“土气”,第一次从万山丛中出来,到一百里远的县城考高小。有位年纪比我约大两倍的同乡说:“进城考洋学堂,也该换一身像样的衣服,怎么就穿这一身来了。”
我毫不知天高地厚,一片憨直野气,土铳一样,这么铳了一句:“考学问,又不是考衣服!”
这一铳非同小可,把对方的眼睛铳得又大又圆。他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言之有理!有理!”
我当时不辨这是挖苦,还是正语。不求甚解,仍以不了了之。
总之,书是书,我是我。不识不知,书本于我何有哉!
“五四”风暴中,作为一个北方省城的中学生,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会议。这宛如一枚刚出土的土豆,猛然落入金光耀目的十里洋场。“土气”之重,和当年从深山落入县城的情况比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如此“土气”的穿着,加之满口土腔,甚至问路,十九都遭到白眼。举目所至,多为红红绿绿,油头粉面。不快之感,油然而起。碰壁之余,别有一番从所未尝的涩味在心头。我咀嚼,回味……后来读到先生有关文章时,才恍然悟到:甚矣,穿着亦大有文章也!
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少女》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脚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啊,原来如此。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鲁迅先生尚未行之于文字的,这姑且放下不表。
且说当年北京,我总觉有所不同。尽管岁月飞逝,人事沧桑,而阴丹士林一类的蓝大褂“江山”,总稳如磐石。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无不甘为“顺民”。春夏秋冬,时序更迭,蓝大褂却总与其主人形影相随也。溽暑盛夏,儒雅之士,倘嫌它厚,改换纺绸、夏布之类的料子而已。但其实,那也不见得真穿,出门时,多半搭在肘弯上作样子,表示礼貌罢了。短促的酷暑一过,又一元复始了。其他季节,不管“内容”如何随寒暖而变化:由夹而棉,或由棉而皮;也不管怎样“锦绣其内”,外面却总罩着一件“永恒的”蓝大褂。实在说,蓝大褂在长衣中也确有可取之处:价廉、朴素、耐脏、经磨,宜于御风沙……对终日在粉笔末的尘雾中周旋的穷教书匠说来,更觉相宜;这不仅使他雪人似的一出教室,轻轻一掸,便故我依然,且在一些富裕的同类和学子面前,代他遮掩了几许寒酸,使他厕身“士林”,满可无介于怀了。
不仅此也。在豺狼逞霸,猎犬四出的当年,据说蓝大褂的更大功能,在于它的“鱼目混珠”。但其实也不尽然。同样托庇于蓝大褂之下,而竟不知所终者,实大有人在!不过同其他穿着相比,蓝大褂毕竟“吉祥”得多了。虽然这是无可奈何中的聊以自慰的偏见而已。
某年秋夜,一个朋友把我从天津送到北平。另一个朋友相见之下,惊慌地说:
“呀,洋马褂!不行,换掉——换掉!”
我窘态万状,无言以对。殊不知我失掉“民族形式”的装备也久矣。他忽然若有所悟地转身到卧房里取了一件蓝大褂,给我换上,就讲起北平的“穿衣经”来。
实在说,我向来是不喜欢“洋马褂”,钟爱蓝大褂的。不过这以前,此一地,彼一地也。穿着蓝大褂在异邦马路上行走,其引人注目,正不亚于狗熊在广场上表演。而现在和蓝大褂重结不解之缘,恰是“适怀我心”了。
不久,我就穿着这“适怀我心”、而且又能“鱼目混珠”的蓝大褂,到了阔别的十里洋场。
不知怎的,也许因为久别重逢,分外兴奋了吧,我这如此“土气”的蓝大褂,昨天整整半日,鲁迅先生仿佛都没有发觉。第二天用过早饭,一同登楼。坐定之后,正不知话题从何开始。窗明几净,鸦雀无声,旭日朗照,满室生辉。我们恬淡闲适,万虑俱无。如此良辰,正大好倾谈境界也。这时鲁迅先生忽然把眉头一扬,好像哥伦布望见新大陆似的,把我这“是非之衣”一打量,惊异地说:
“蓝大褂!不行,不行。还有好的没有?”
我感慨地说:“北方之不行也,洋马褂……”
他没待我说完,就接着说:
“南方之不行也,蓝大褂呀!洋马褂倒满行。还有好的没有?”
我一面答有,一面把那顿成“不祥之衣”的蓝大褂下襟,往起一撩,露出了皮袍面:这是深蓝色的,本色提花的,我叫不出名字的丝织品。堪称大方、素雅,而且柔和、舒适。
鲁迅先生一见,好像发现了我的保险单一样,喜不自胜地说:
“好!好!满及格!”
他放心了。面露微笑地喷了一口烟说:
“没事别出门。真要出门时,千万不能穿这蓝大褂。此地不流行。否则易被注意、盯梢,万一被盯上可不得了!”
当时的确如鲁迅先生所说:“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
接着他就谈到不但要注意穿着,而且要注意头发梳整齐,皮鞋擦光等等。蓬首垢面、衣冠不整、外表古怪,都足引起注意,闹大乱子。连举止也都要留神……“这是用牺牲换来的教训呀。”
他结论似的这么来了一句,又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下,接着说:
“在上海过生活,就是一般人穿着不留心,也处处引起麻烦。我就遇到过。”
他又喷了一口烟,停顿了一下,用说故事的口气,从容不迫地一边回忆,一边说起来:
“有一次,我随随便便地穿着平常这一身,到一个相当讲究的饭店,访一个外国朋友,饭店的门丁,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直截了当地说:
“‘走后门去!’
“这样饭店的‘后门’,通常只运东西或给‘下等人’走的。我只得绕了一个圈子,从后门进去,到了电梯跟前,开电梯的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连手都懒得抬,用脑袋向楼梯摆了一下,直截了当地说:
“‘走楼梯上去!’
“我只得一()层又一层地走上去。会见了朋友,聊过一阵天,告辞了。
“据说这位外国朋友住在这里,有一种惯例:从来送客,只到自己房门为止,不越雷池一步。这一点,饭店的门丁、开电梯的,以及勤杂人员等等,都司空见惯了。不料这次可破例了。这位外国人不但非常亲切而恭敬地把我送出房门,送上电梯,陪我下了电梯,一直送到正门口,恭敬而亲切地握手言别,而且望着我的背影,目送着我远去之后,才转身回去。刚才不让我走正门的门丁和让我步行上楼的开电梯的人,都满怀疑惧地闭在闷葫芦中……”
他喷了一口烟,最后结束说:
“这样社会,古今中外,易地则皆然。可见穿着也不能等闲视之呀。”
1961年9月3日追忆
罗黑芷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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