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鲁迅路口

　　张承志：路口

　　一

　　今年又一次去了绍兴。该看的上一次早已看过，若有所思的心里有些寂寞。城市正在粉刷装修；拆掉刚盖好的大楼，改成黑白的绍兴色。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吧，这一回头顶着万里晴空，总觉景色不合书里的气氛。在鲁迅故居门口，车水马龙根本不理睬远路的游客；滔滔河水般的群众之流，擦着制作的假乌篷船一涌而过。我犹豫着，最后决定不再买票进去。

　　与其说是来再一次瞻仰遗迹，不如说是来复习上一次的功课。那一次在冬雨中，我们走过了一条条街道，处处辨认着遗迹和背景。那几年我潜心南方的游学，事先读足了记载，到实地再加上草图笔记。我辨认着，小街拐角座落的秋瑾的家，青苔沾湿的青藤书屋，还有山阴道、会稽山、古史传说的夏禹陵。蒙蒙冷雨中的修学令人愉快，追想着那些日子，盼着再重复它一次。

　　虽然我明白这是一处危机潜伏之地。渐渐地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民族不会容忍异类。哪怕再等上三十年五十年，对鲁迅的大毁大谤势必到来。鲁迅自己是预感到了这前景的，为了规避，他早就明言宁愿速朽。但是，毕竟在小时代也发生了尖锐的对峙，人们都被迫迎对众多问题。当人们四顾先哲，发现他们大都暧昧时，就纷纷转回鲁迅寻求解释。我也一样，为着私人的需要，寻觅到了这里。

　　反省着对他的失言与败笔，我常自戒不该妄谈鲁迅。无奈乏于参照，于是又令人生厌地转回这里。我已经难改习癖，别人更百无忌惮。那么多的人都在议论鲁迅，那么多的人都以鲁迅为饭碗，那么多的人都自称鲁迅的知音--这种现象，一定使他本人觉得晦气透了。

　　不知到了毁谤的时代，一切会怎么样。

　　同伴是本地人，对是否进去参观无所谓。我也觉得要看的都看过了，门票要四十元呢，或者就不进去了吧。路口上，车声轰轰人声鼎沸，不由你过分地斟酌徘徊。于是胡乱决定离开，心里一阵滋味索然。

　　就这样，这一次在绍兴过鲁门而未进。虽然脚又踩过这块潮湿土地，端详过秋瑾的遗墨、进入了徐锡麟的卧室，我没有迈过那个路口。我想保护初访的印象。冬雨的那一次我夹在一群小学生里一拥进了三味书屋，后来就亲身站到了百草园。那时的感觉非常新鲜，自己的小学生时代、以及自己孩子的小学生时代一霎间都复活了。那不是来瞻仰伟人的故居，而是回到自己的孩提时代。一股那么亲近的冲动，曾在人流拥挤中幼稚地浮现。

　　从鲁迅家的大门口迈步，左右转两个弯，隔一两条小街，原来三百步之内，就是秋瑾的家。

　　初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中不由一惊。他们住得这么近！……果然还是要到现地，才能获得感受。我不住地遐想。彼此全然不相识是不可能的，即便没有借盐讨火做过亲密邻里，也会由于留学一国彼此熟识。若再是朋友，就简直是携手东渡了。

　　后来去了徐锡麟的东埔镇。冬月来时，以为东埔路远不易到达，这一回才知东埔镇就在眼前，公路水路都不消一阵功夫。这么说，我寻思着，烈士徐锡麟的家乡就在咫尺--这几个人，不但是同乡，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学。

　　站在路口上，我抑制着心里的吃惊，捉摸着这里的线索。

　　一切的起源，或许就在这里？

　　二

　　一九〇五年是秋瑾留学日本的次年，其时鲁迅做为她的先辈，已在日本滞留了两年。不知他们是否做好了思想准备，国家兴亡与个人荣辱的大幕就在这一年猝然揭开，并与他们的每一个人遭遇。

　　一件大事是日本政府与清朝勾结，为限制留学生反清政治活动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应该注意，取缔一语在日语中主要意为“管束、管理”)。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秋瑾的表现最为激烈。

　　诸多论着都没有涉及当时留学生的反应详情；但参照（比如八十年代末以来）留洋国人的多彩面孔，我想当时的诸多精英一定也是形形色色。冷眼看着中国留学生的样相，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嘲笑中国人“放纵卑劣，团结薄弱”。湖南藉留学生陈天华不能忍受，他以性命反驳蔑视，投海自杀。

　　与他们气质最近的日本作家高桥和巳，对此事的叙述如下：

　　陈天华的抗议自杀，最富象征地表现了投影于政治中众多之死的、文化传统与传统心情的方式。

　　一九〇九年,日本的文部省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不用说，这是应清朝的要请，限制留学生革命活动的东西。当时，《朝日新闻》侮蔑地批评那些反对《取缔规则》、进行同盟罢课的中国留学生，说他们“出于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其团结也颇为薄弱”。陈天华痛愤于此，写下了绝命书，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

　　他在《绝命书》中说，中国受列强之侮，因为中国自身有灭亡之理。某者之灭，乃自己欲灭。只是中国之灭亡若最少需时十年的话，则与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死于今日。若如此能促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以养实力，则国家兴隆亦未可知，中国不灭亦未可知。

　　他区别了缘于功名心和责任感的革命运动，要求提高发自责任感的革命家道德。

　　（《暗杀者的哲学》，《孤立无援的思想》所收，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每读这一段故事我总觉得惊心动魄，也许是由于自己也有过日本经历。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尽管程度远不相同--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在一种透明的、巨大的挤压之下，海外中国人的感情、公论、更不用说行动，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像：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和自欺之间半推半就。

　　陈天华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在争论。在侃侃而谈中学人们照例分裂；有的是学成救国派，有的是归国革命派，我想更多的一定是察颜观色派。身为女性言行却最为“极端”的秋瑾那时简直如一个“恐怖主义者”，面对纠缠不休的同学，她居然拔刀击案，怒喝满座的先辈道：“谁敢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而在场者中间就有鲁迅。

　　显然秋瑾不曾以鲁迅为同志。或许她觉得这位离群索居的同乡太少血性，或者他们之间已经有过龃龉。大概鲁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视的地步？在秋瑾的里，找不到她对这位邻居的一语一字。

　　我更想弄清当时鲁迅的态度和言论。但是诸书语焉不详，本人更欲言又止。渐渐地我开始猜测，虽然不一定有过争吵和对垒，大约鲁迅与同乡的秋瑾徐锡麟有过取道的分歧。或许鲁迅曾经对这位男装女子不以为然；她太狂烈，热衷政治，出言失度。鲁迅大概觉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道。鲁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种革命的不祥，企图暗自挣扎出来，独立于这一片革命的喧嚣。

　　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于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

　　敏感的鲁迅未必没有感受到陈天华的受辱和愤怒，但是他没有如陈天华的行动。或许正是陈天华事件促使鲁迅加快选定了回避政治、文学疗众的道路。

　　他的意识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但是时不人待，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而他自己，却只扮演了一个“看杀”的角色！

　　逐渐地，我心里浮现出了一个影子。

　　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三

　　隔开了百年之后，寻觅鲁迅如同盲人摸象。

　　但仍然还有思路可循，这思路是被作品中的处处伏笔多次提示了的。研究鲁迅的事不能用顾颉刚的方法，但是一样需要考据。

　　它不像考据山阴大禹陵；那种事缺乏基本的根据，谁也很难真能弄得清楚。鲁迅的事情与我们干系重大，它不是一家之说壶中学术。流血的同学和鲁迅几位一体，身系着民族的精神。从一九〇三年鲁迅留学日本开始计算，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 一九〇七年徐锡麟和秋瑾死难的世纪忌日，也正在步步临近。应该梳理脉络，更应该依据履历。这履历中，有刻意而为的--他的做法，他的伏笔。

　　站在绍兴的路口，眺望着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还有出没着正人君子的“咸亨酒店”，我感到了作品的明示，和刻意的作伪。

　　在经历了陈天华、徐锡麟、秋瑾的刺激以后，或者说在使自己的心涂染了哀伤自责的底色以后，后日直至他辞世的所谓鲁迅的一生，就像恐怖分子眉间尺的头和怨敌在沸水里追逐一样--他与这个日本纠缠撕咬，不能分离。

　　那以后的历史可能是简单的：三一八，九一八。三一八在北京的执政府门前再现了绍兴的轩亭口，他绝不能再一次看杀学生的流血。九一八使那个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变成了身边的炮火，使他再也不能走“纯粹的文学”道路。

　　不是每一天都值得如陈天华那样一死，但是每一天都可以如陈天华那样去表现人格。回顾他归国后的生涯，特别是三一八和九一八之后，显然他竭尽了全力。他不能自娱于风骚笔墨中日掌故，如今日大受赏味的周作人。他不知道--苟活者的，是否能回报殉死者的呼唤。想着陈天华和徐锡麟以及秋瑾，我感到，他无法挣脱一种类近羞愧的心情。

　　在中国，凡标榜中庸宣言闲趣的，大都是取媚强权助纣为虐的人。同样，凡标榜“纯粹文学”的，尽是气质粗俗的人。

　　鲁迅与他们不同；他做不到狡猾其艺术、中庸其姿态--而无视青年的鲜血，回避民族的大义。但正是他曾严肃地拒绝激进，选择了一介知识分子的文学疗众道路。但是江山不幸，文学是彷徨之路，鲁迅一直挣扎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三一八，九一八，他不能不纠缠于这两个结；他的交友立论横眉悦目，都围绕着这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挣不断地系在一根留日的线上。

　　时间如一个不义的在场者，它洗刷真实催人遗忘。邻居的女儿居然那么凄烈地死了，他反刍着秋瑾逆耳的高声，一生未释重负。鲁迅不能容忍自己在场之后的苟活，所以他也无法容忍那些明明在场、却充当伪证的君子。

　　陈西滢不知自己的轻薄为文，触动了鲁迅的哪一根神经。他不懂学生的流血意味着什么；他也不懂面对学生流血的题目，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言行禁忌。

　　徐懋庸之流也一样，他们不懂在忍受了同学少年的鲜血以后、仍然被鲁迅执拗选择了的--文学的含义。他们不知自己冒犯了鲁迅最痛苦的、做为生者的选择。

　　后来读到鲁迅先生在当年的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之后，其实表示过对这种形式的反对：“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他说官府“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是徒手”（《空谈》）。“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死地”》）

　　这正与陈天华无独有偶。陈天华虽激烈殉命，但正是陈天华对那份管理规则不持过激态度。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不要被日本报纸言中了。”

　　激烈并不一定就是过激。虽然在这个犬儒主义国家，我们习惯了媒体和精英用过激一语四处抹煞他人价值，但是历史多次提示着：胸怀大激烈的人，恰恰并不过激。

　　四

　　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强调了鲁迅文学中日本刺激的因素。但确实就在他留学日本之后的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的页面上，他突然展示了一种超人的水平和标准。他的最初也是最伟大的作品，都与家乡的这两位牺牲者、与留日的一幕有关。

　　徐锡麟事败后，被清兵剖心食肉一事，甚至是他文思的直接引子亦未可知。所以就在他最早构思的时候，吃人行为就成了《狂人日记》最基础的结构间架。鲁迅在这个开山之作里宣泄和清算，借着它的摩登形式。他不仅表达了所受过的刺激，也忍不住代徐锡麟进行控诉：“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吃到徐锡麟！”

　　接着在短篇小说《药》里，秋瑾被写作了坟墓中的主人公。作为短篇小说这一篇是完美的；故事、叙述、蕴意、人血馒头和药的形象，甚至秋瑾和夏瑜，这工整的对仗。高桥和巳联系他在日本弃医从文的经历，指出“买人血馒头吃的民众，是围观同胞被当成间谍处死的民众的延长”。

　　这样写的真实动机，埋在他思想最深的暗处。抛开徐、秋二同乡的影子，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套用日本式的说法，他们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过，两人牺牲于革命，一人苟活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

　　散文《范爱农》是更直接的透露。

　　这个特殊的作品如一篇细致的日本档案。当然,也如一帧辛亥革命前后的白描。除此之外，鲁迅还未曾找到任何一个机会来倾诉私藏的心事。

　　范爱农是徐锡麟创办的热诚学校弟子，与鲁迅同期的留日学生，一个革命大潮中的失意者和牺牲者。鲁迅借范爱农的嘴和事，不露声色地披露了如下重要细节：

　　徐锡麟一党与他疏远的事实。“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虽然关于疏远的原因已无需深究，但鲁迅依然半加诙谐带过了这么一笔。

　　其次，徐锡麟剖心殉难后，他在东京留学生聚会上主张向北京抗议的细节（这个细节，正与秋瑾在针对取缔规则聚会上的拔刀相应），“我是主张发电的。”

　　最后，散文叙述的他与范爱农的交往，了他对死国难者的同学们的一种责任感和某种--补救。范爱农给了鲁迅补救的机会，他们的相熟同醉，都使鲁迅获得了内心的安宁。穷窘潦倒的革命军后来依靠着鲁迅，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散文记录的濒死前范爱农的，对鲁迅非同小可：“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

　　范爱农死后，鲁迅写了几首旧诗悼念。十几年后写作散文《范爱农》时他回忆了几句，忘掉的一联恰恰总结了这个情结：“此别成终古，从兹绝诸言。”

　　一九二六年这篇散文的发表，是鲁迅与日本留学生纠葛的落幕。《范爱农》是鲁迅对留日旧事的清理。他对一切最要紧的事情，都做了必要的辩解、披露，以及批评。这是那种作家不写了它不能安宁的篇什。我想，当鲁迅终于写完了它以后，郁塞太久的一团阴霾散尽了。一个私人的仪式，也在暗中结束了。

　　终于鲁迅有了表白自己基本观点的机会。他借王金发异化为王都督的例子，证明了革命之后必然出现的腐化。它更委婉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拒绝激进、拒绝暴力的文学取道。在先行者的血光映衬下，这道路呈着险恶的本色。

　　五

　　陈天华死后已是百年。鲁迅死去也早过了半个世纪。若是为着唤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真的白白死了。

　　--谁能相信，使陈天华投海的侮辱，其实连一句也没有说错。“特有的卑劣，薄弱的团结”，简直可以挂在国门上。居然一个世纪里都重复着同一张嘴脸，如今已经是他们以特有的卑劣，逐个地玷污科学和专业领域的时代了。

　　一百年来，中国的犬儒哲学从来没有接受陈天华的观点，更不用说对十足的恐怖分子徐锡麟和秋瑾。他们站在无往不胜的低姿态上，向一切清洁的举动冷笑。在那种深刻的嘲笑面前每个人都又羞又窘，何况峣峣易折的鲁迅！

　　或者，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种侏儒的思想，不断战胜古代精神的历史。

　　但是，做为一种宣布尊严的人格（陈天华）和表达异议的知识分子（鲁迅），他们的死贵重于无数的苟活。由他们象征的、抵抗和异议的历史，也同样一经开幕便没有穷期。过长的失败史，并不意味着投降放弃。比起那几枝壮烈的樱花，鲁迅的道路，愈来愈被证明是可能的。

　　他不是志士，不过为苟活于志士之后而耻。由于这种日本式的耻感，他不得解脱，落笔哀晦。人誉他是志士不妥，人非他偏狭也不公。他心中怀着一个阴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陈天华，能如秋瑾和徐锡麟一样，使傲慢者低头行礼，使蔑视者脱帽致敬。

　　后来参观鲁迅的上海故居，见厅堂挂着日本画家的赠画，不远便是日本的书店，我为他保持着那么多的日本交际而震惊。最后的治疗托付给日本医生，最后的挚友该是内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觉他已习惯并很难离开那个文化，使人几乎怀疑是否存在过--耻辱和启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陈天华的了结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周作人的了结也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重用。

　　鲁迅的了结，无法做得轻易。

　　其实即便没有那些街谈巷议，他与周作人的分道扬镳也只在早晚。虽然后来人们都把陈天华秋瑾徐锡麟挂在嘴上，而唯有他深知他们的心境。从陈西滢到徐懋庸，他的敌手并没有这种心理。那些人内心粗糙，睡得酣熟，不曾有什么灵魂的角力。而他却常常与朋辈鬼类同行，他不敢忘却，几倍负重，用笔追逐着他们。

　　站在路口的汽车站牌下，我突然想像一个画面：那是冬雨迷蒙的季节，鲁迅站在这里，独自眺望着秋瑾的家。不是不可能的，他苟活着，而那个言语过激的女子却死得凄惨。他只能快快提起笔来，以求区别于那些吃人血馒头的观众。

　　他用高人一等的作品，以一枝投枪的姿态，回答了那个既侵略杀戮又礼义忠孝；既野蛮傲慢又饱含美感的文化。他的成功了；他以自己的一生，解脱了那个深深刺激过他的情结。

　　他的了结恰似一位文豪所为--他没有终结于作家的异化。向着罪恶的体制，他走出了一条抗争与质疑的路。他探究了知识分子的意义，对着滋生中国的伪士，开了一个漫长的较量的头。

　　六

　　据说绍兴市要斥资多少个亿，重造晚清的旧貌。

　　那边的故居门口今年弄来了几只乌篷船摆设，弯腰钻进去划到大禹陵要四十五元。鲁迅的天上卢罕（灵魂）一定正苦笑着自嘲，他虽然不能速朽，却可以献一具皮囊，任绍兴人宰割赚钱。

　　既然不打算再进去参观，我们就到了公共汽车站。

　　这一站，叫做“鲁迅路口”。

　　对先生的追思，写了这()篇就该结束了；也许不该待那些吃鲁迅饭的人太尖锐，像我一样，人都是以一己的经历猜度别人。人循着自己的思路猜想，写成文字当然未必一定准确。

　　或许鲁迅的文学，本来就不该是什么大部头多卷本长篇小说，也不是什么魔幻怪诞摩登艺术。虽然他的文学包罗了众多……尤其包罗了伪士的命题，包罗了与卑污的智识阶级的攻战。但是如果允许我小处着眼随感发言--或者可以说，他的文学不过是日本体验的结果和清算，是对几个留日同学的悼念和代言。

　　公共汽车流水一般驶来这个路口，又纷纷驶离。天气晴朗，可以看见秋瑾家对面的那座孤山。

　　大潮早已退了，幕落已有几回。逝者和过去的历史都一样不能再生，人们都只是活在今日随波逐流。无论萧条端庄的秋瑾家，或者郊外水乡的徐锡麟家，来往的都是旅游的过客。他们看过了，吁嘘一番或无动于衷，然后搭上不同的车，各奔各人的前程。

　　这个站的车牌很有意思。好像整个绍兴的公共汽车都到这儿来了。每路车都在这个路口碰头，再各自东西。一个站，排排的牌子上漆着的站名，都是“鲁迅路口”。这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象征，虽然风马牛不相及，却都拥挤在这儿。

　　我注视着站台，这一次的南方之旅又要结束了。

　　一辆公共汽车来了，人们使劲地挤着。都是外地人，都是来参观鲁迅故居的。在分道扬镳之前，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碰头的地方。我不知该感动还是该怀疑，心里只觉得不可思议。

　　写于二〇〇二年八月，祁连－北京

　　张承志：面纱

　　以前，我从未留心过女人的头巾。更不用说面纱——使我注意穆斯林女人头上面纱的，是一次无聊的中伤。有人说我主张女人全要戴头巾，抓革命促生产，禁止娱乐活动。我很吃惊，因为我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言论，而且正兴致十足地研究苏菲主义思想，企图探寻挣脱教条束缚的思想和传统的源流。

　　波澜又沉降下去，中伤因为仅仅是谣言，也并没有造成伤害。然而我开始注意面纱了；从南疆八月的骄阳中走过，我望着川流不息的人潮，觉得每个蒙面的维吾尔女人都与自己有关。那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当你正对着歧视的时候，你胸中突然涌起了为你并不赞成的事物，挺身辩护的冲动。

　　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夏天，我穿过四溢的明晃晃的银色阳光，钻进高插晴空的杨树林。浓荫下幽暗凉爽，心猛然静了下来。再推开漆蓝的小门，土坯花墙里面，葡萄架挡开的一方空间更加幽暗。阿富汗式的雕花廊下，摆着粗糙的宽敞凉床。再进屋，酷热完全被隔绝，凉快地坐在满地优雅的波斯连理枝花纹上，心情因为凉爽，莫名地变得愉悦。

　　然后就看见了她，蒙面的维吾尔女人。那天她谈得拘谨。问到一些较深的知识，她便说，还是问阿吉吧。她穿着一袭宽大的黑绸袍，棕色的头巾垂在胸前，随着她的话语不住抖动。我能感觉到她呼吸的气流，被显然是高高的鼻子挑起的褐色面纱，在轻微的抖动中把一个个词句分开连起。

　　四壁和地上都是浓郁的地毯图案。汗珠在皮肤上凝住了，我不顾擦汗，怕扰乱那和谐的维吾尔气息。面纱隔开了我们两个民族；我想最好的做法就是平常地对着它的遮挡，若无其事地寻找我们两族人都喜欢的话题。

　　只有当我请求和她一块留影纪念时，我才提到了她的头巾。若戴着头巾，能允许我和您照一张像么？ 这张照片如今被我珍藏着。画面上我戴着她的阿吉丈夫的有四瓣绿叶的小白帽，怯生生像一个进了叶尔羌汗王宫的青年。而她黑袍褐巾，胸前紧紧搂着一册巨大的红皮书。我的神情，她的蒙面，都小心地注视着镜头，认真地望着临近的瞬间。

　　离开后很久，我几乎失明了，视而不见地穿行在多姿的杨树巷子、以及蜿蜒的土坯花墙街区里，我的视野里只有满溢的波斯图案，还有那神秘的蒙面巾。

　　一年后，我选的是稍稍凉爽的秋天，那漆蓝的小门又出现在我面前。推开门时，我听见一个女声惊叫了一个词——仍是蒙面的她，身边有一个高高身材的女儿。

　　她急促地说着，飞快地给我们端来茶和馕，麻利地收拾着地毯上的东西。我看出她真地高兴了；因为我感到她要表达的，恰恰是无从表达的懊恼。

　　我是随着她的阿吉丈夫一块来的。不过这并非主要原因。要紧的是主人和客人中间窜进来一只叫做信赖的兔子，它弄得我们都莫名地兴奋了。

　　可以大开照像戒。这回不再是谨慎的两张了。在廊下，在静谧的小院，在真正的天方夜谭的风景中，我们拍了一张又一张。她快乐地换了鲜艳的裙子和西服上装，褐色头巾在胸前一摇一晃。

　　阿吉激动了。是不耐烦转译的费时，还是他相信更直截的交流？ 他粗声地独自吟唱起赞主辞：“俩依俩海——印兰拉！ 俩依俩海——印兰拉！ ……”吟到尾音时重重地把头摇向左胸。他们的高身腰的女儿肤皮微黑，她不蒙面，发髻上束一条红花手绢，与银须飘飘的虬髯父亲，与褐巾遮盖的母亲各各不同。

　　当然吃了她俩亲手拉出来的拌面。这地道的喀什噶尔女人手制的面条，当然白细韧长，嚼着色浓味重。但是我觉察出他们生活的窘迫，拉条子端上以后，我在细嚼慢咽之间，发觉他们只是注视着。那么就是说，这精致的面食依然只供待客。

　　饭后，阿吉送女儿回婆家，戴面纱的女人急急倾诉起来。我们已经是亲戚，以后希望你们全家都来。这里你们已经熟悉了，你已经了解我们。这块衣料不好，但是请你一定带回北京，代我送给你的妻子。啊，若是我能够朝觐，那我也许会在北京看到你们……黄昏在那一天降临得那么迅疾，映在地毯上的庭院杨树的婆娑疏影，已然是渲染的黑色。她显然意识着时光的短暂，想尽量多表达一些。而我则只能点头。我不会给她讲述关于面纱的闲话，那会玷污这难得的一刻。对于我，如此一刻贵重无比，与一个民族的相遇，与一种传说的接触，眼看就要结束了。

　　回到北京已是岁末，我小心地包好了洗印好的照片，又包上了一本精致的经典，用摹仿的维吾尔文和汉文写好地址，给他们一家寄去。

　　同时寄出的还有几包，都是那一年在南疆结识的“一千零一夜”里的人们。仔细核对了邮政编码，亲眼看着邮局人员收下以后，我就不再操心。礼貌已经顾全，更多地也再难做到。曾经想找民族学院的朋友帮忙，给他们写一封维文信，想想又觉得未必妥当。接着世事工作，人渐渐忙乱起来，心思便引向别处了。

　　如同默契，他们也都不再写信。两个月之后，有一封信寄来。它夹杂在许多信刊中间，我不经心地撕开封口，习惯地向外一抽——一帧她们母女的全身照片，拿在我的手中。她没有蒙上面纱，穿着一件新大衣，静静地站着，一双苍凉的深目注视着我。这是一位中年的维吾尔妇女，平凡而端庄，正如常常见到的一样。一瞬间我感到强烈的震动，心里一下涨起难以形容的感受。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她的表达出人意料，她的行为背后的逻辑耐人寻味。她用摘下面纱的方式，传达了严肃的信赖。我凝视着照片上那典型的维吾尔脸庞，却觉得看见的是他们的心情。受到信任的惊喜很快变成沉思，我回忆着两年来的风风雨雨，回忆着我在她们面前的举动。一幅面纱掀起，那时的一言一语突然闪光，有了含意。

　　是的，对于可以信任的人，面纱头巾可以除去。纱巾只是女人的传统，只是文明的传统，当你懂得尊重这传统的时候，纱巾就为你掀起来了。

　　我把三帧照片并排放在一块，久久地端详着。我不禁笑了：确实，我不知道在露面与蒙面之间，究竟哪一种更美。

　　我只知道，能够体验这()样一个始终，能够让照片编成这样的奇遇，是我个人履历上的一件大事。它远比那些出名得奖之类，更具备的性质。

　　难的是，下一步，我该做些什么呢？

　　（《中华散文》1998 年第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