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我的骄傲

　　刘再复：我的骄傲

　　我在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中评价李泽厚是“中国大陆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第一小提琴手”，并说我一直把他视为师长。没想到，我的这一评价竞引起几位从大陆出来的朋友的嘲讽与攻击，并说我未免太贬低了自己。

　　听到这一攻击，我的第一感觉，是觉得这些攻击者和我的心灵距离确实太远了。此时我不想再次评价李泽厚和给这种评价作阐释，但我要说，我把李泽厚当作“师长”，不是我的谦虚，而是我的骄傲，不是我的自我贬抑，而是我的自我肯定。不用说李泽厚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是一些普通的作家诗人，只要我能从他们的文字中得益，我也把他们视为老师。不耻相师，在少年时代我就懂得这一道理。我记得出生於智利的大诗人聂鲁达说过，他说：“我把所有的诗人都称作我的老师，这不是我的谦虚，恰恰是我的骄傲，因为要不是我熟读了在我们国土上以及在的所有领域写下的这一切佳作，哪里会有我今天的一切。”这是他就任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学术委员时在演讲中说的话，这句话在我心中共呜得很久，而且使我知道他为甚麽会成为伟大的诗人。知道一个伟大的诗人在知识面前总有一种永恒的谦卑，并且把这种谦卑视为骄傲。

　　聂鲁达，不论是他的诗歌散文还是演讲都充满智慧的灵性，如果要揭开他心灵的秘密，上述的这一句话恐怕是一把钥匙。他的这一白白，说明他不仅善於吸收外域智慧的活水，而且善於吸收自己国土上智慧的活水，这一活水就在他的身边，就像故乡村庄里的江流。这恐怕是他在母亲的乳汁哺育之後，最重要的第二乳汁。智利是个小国家，而聂鲁达却从自己的祖国诗人那里吸收了许多养份，而且为此而骄傲。而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有那么多杰出的兄弟，有那么多摧残不死的卓越心灵，我能把这些杰出的兄弟与心灵视为师长，决不是耻辱。我昨天为此而骄傲，今天仍然为此而骄傲。

　　聂鲁达把善於的谦卑视为骄傲，这是值得他自豪的。他有一种诗人纯洁的眼睛，使他能淘汰掉世俗眼睛中的杂质如嫉妒、狭隘、偏见等等，而以博大的情怀面对一切智慧的创造。他拥有一颗大海般的可以容纳各种江河的胸襟，拥有懂得尊重卓越人物的品格，他知道这一点不容易，所以他为自己骄傲。

　　因为聂鲁达的谦卑，我想起自己人生中的一种奇特感觉，这就是在诗人与学者中，我更喜欢诗人，更喜欢和他们做朋友。我生活在学院里很久，但也接触许多诗人。接触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着名学者，总觉得他们身上有一股寒气，像是冰人，不是真的人。这也许是他们对世界看得太透，反而悲观，从头到脚便生了寒气。这是一些有学问的人，还有一些是属於并无太多学问和建树却偏摆架子，刻意把自己抬高以期人们仰视的，也有一股寒气，但因为刻意，所以寒气就变成酸气。但真正的诗人都没有寒气与寒酸气，倒有许多热气与孩子气，至死都有一股孩子般的天真，我倒喜欢这种诗人，和他相处不会太累。聂鲁达就是这种人，我在美国特别喜欢的保罗·安格尔，也是这种人。

　　我敬重李泽厚并和他成为朋友，是觉得他并不高寒，至少对我是亲切的。在中国，他的学识大大高於那些满身冷气的人，处於中国大陆的人文科学的屋顶，但架子却没有他们大，心态也很年青。我嗜好读各种书籍，但在当代大陆学界，我真的找不到第二个能像他那样独创一套学术命题和学术系统的人。两种人化自然和两种本体存在，西体中用，儒道互补，审美方程，历史积淀说，主体性实践哲学，情本体，实用理性，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的区分等等，每一个命题都属於李泽厚，又切实影响中国，然而他明明处於高处却不高寒，因为不高寒，所以他关怀民瘼，拥抱社会，也不得不为救救孩子而走上街头，完全放下架子，像李泽厚这样的学者，难道只配被批判的命运而不值得我和一些朋友理性地肯定他的学术实迹与讴歌他的不寒冷的小提琴吗？

　　《告别革命》出()版後，虽遭到不少人身攻击，但也有热烈支持的。年已七十五高龄的邹谠教授，身体病弱，却在大暑天中，写了那一封万言书信给我们，其热情实在动人。他是高我们一辈的老学者，又早巳名满天下和桃李满天下，却如此谦卑，这种学术品格很值得深思，并值得我认真学习。想到邹谠教授的谦卑态度，我更觉得自己的谦卑是应该的。前几天，我收到高行健兄的信说：“看了《告别革命》，中国当代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书来，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也算得其自在而快乐。”高行健是剧作家和小说家，但也是诗人，有天真在，所以想到的不是你高我低，而是存在的意义。真的，我们这一代人被革命名义下的种种荒谬行为耗尽了而能在最後喊一声“告别革命”，也算是意识到自己应当活得像样些，在精神土地上是应当站立起来了。李泽厚敢於喊出，我也能跟着呐喊，实在也是我的骄傲。

　　1997年

　　刘再复：我的文学观（选摘）

　　文学是诉诸语言的自由情感的审美存在形式。文学情感不是现实情感，而是处于无限时空中的自由情感，这种情感转化为审美形式，便是文学。因此，文学离不开三项基本要素：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心灵是第一要素，一切好作品都必须切入心灵。文学批评离不开两大标准：精神内涵与审美形式。杰出的作品必定具有精神内涵的深度、广度与高度。把精神内涵狭窄化为政治内涵，把精神内涵的尺度狭窄化为政治尺度，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是二十世纪我国文学历程中的一大精神教训。文学事业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功利的事业，但它具有广义的功利内涵。换句话说，文学不追求具体的、短暂的功利，但天然地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延续、提升的“功利”，还需强调的是，文学虽涉及功利，但它不追求功利，只审视功利，即审视人类功利活动在何处迷失，它构成怎样的人性困境与生存困境。

　　诗的立场天然地就是非实践的，是反思的，是审视的。它站在现世的功利活动的另一面，它关注着这个世界，但并不参与这个世界；它要反思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种种事业到底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它要看看人类的种种、争夺、忙碌到头来离当初的希望到底有多远？它要审视人间的种种、不幸和悲剧是不是源于我们本性深处的贪婪和邪恶？很显然，文学不是站在一个现世的立场看世界的。所谓现世的立场就是理性和计算的立场，理性地设立一个功利性的目标，周密安排必要的计划，并诉诸行动把它实现。文学站在现世立场的另一面，以良知观照人类的现世功利性活动，提示被现实围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文学的立场是超越的，所谓超越就是对现世功利性的超越。

　　(《罪与文学》第99-100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我一再说，文学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头脑的事业。这不是说，文学创作不必动脑筋，而是说，文学艺术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同，它不是像科学那种靠逻辑靠推理去抵达自己的目标，而是靠想象、靠直觉、靠感悟去抵达目标。文学之法，乃是“无法之法”，即“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天马行空而不失为艺术。严羽说，诗有别趣，非天理也。这一命题强调文学的特征在于情趣，而不在于理念，是对诗的准确界说。但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文学完全与思想(包括与对世界人生的理解无关)。其实经典文学作品中总有大思想也总有对世界、历史、人生的深刻认知，但这些思想与认知又总是像盐或糖化入水中，无痕而有意味。它不诉诸概念，而是诉诸形象、意象和情感。西方的大文学家如荷马、但丁、、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都是思想家，只是他们的思想全是心灵化、情感化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化作生命血液的思想，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种逻辑化、体系化的思想不同。我国最伟大的文学经典极品《红楼梦》，也是一部伟大的“心学”。《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史湘云、薛宝钗、妙玉、晴雯、鸳鸯、芳官等，个个都是如诗如画如同女神的诗意，可惜只是“梦中人”。她们的都出自曹雪芹之笔，那些“闺阁女子”并非真的会写《葬花吟》的诗人。贾府里的那个大观园，恐怕也只是曹雪芹的“梦中园”(理想国)。这个国度“一国两治”(一府两治)，有充分的写作自由、结社自由、诗人们有诗的竞赛而无人的嫉妬和争名夺利等世俗机能。大观园寓意极深，它暗示文学发生的最初原因和文学存在的理由：写作只是生命快乐与心灵诉说的需求，并非“经国之大业”(曹丕语)，更不是谋杀功名、财富、权力的器具。大观园诗人合众国里，林黛玉最为杰出，她所以能成为首席诗人，是因为她最孤独，最纯粹，对于心灵的苦痛体验最深。作家的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经历、感觉、表述能力。主观之诗人经历浅些，但也不能凭空而“诗”。大观园里的作品，均见证了人性和见证了人的生存环境，甚至也见证了历史，其诗情有伤感，有欢乐，有怨恨，有讽喻，但没有一家以批判社会和干预生活为自己的创作出发点，其批判意味全化入诗情中。

　　鲁迅是二十世纪最热烈地拥抱社会是非的作家，但他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者只高度评价《红楼梦》，而对晚清的谴责小说却评价不高。他认为谴责小说最根本的弱点是“溢美”和“溢恶”。鲁迅评说得极有见地。曹雪芹出身贵族豪门，肯定热知当时的宫廷内幕和上层政治斗争状况，但他没有把《红楼梦》写成社会批判小说和政治通俗小说，而是写成一部“人书”(聂绀弩语)，一部呈现人性和人的生存环境的书。文学以人性为基调，自然就穿越时代之维而进入时间之维。曹雪芹家道中落，内心充满孤独，一定也有许多不平不满，但他如果因此而用自己的作品去“干预生活”，在文本中注入“倾向性”，那就没有伟大的《红楼梦》。曹雪芹有关怀，有大慈悲心，但这些关怀不是创作出发点，而是作品派生出来的结果。受曹雪芹的启迪，我又重温萨特存在主义的着名命题(尽管我不喜欢萨特本人的某些政治行为方式)，即“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我借用这一命题对文学作出如下解释：文学首先应当为文学而文学(存在)，为艺术而艺术，然后再考虑文学艺术可能派生的意味。我作此解释当然具有历史针对性。上世纪我国的左翼作家和许多忧国忧民的作家们，往往采取相反的命题(“本质先于存在”)，即先有一个大意义的动机，如为革命而写作，为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而写作，然而，先验动机却带来主题先行和普通的概念化失败现象。从八十年代开始，近三十年来，我的所言所论，都在呼唤“还我本来”，即文学应返回文学的初衷，返回文学最初的基本立足点和文学最初存在的理由。这一理由，不是政治理由，不是道德理由，不是功利理由，而是心灵理由，情感理由，审美理由，生命需求理由，见证人性和生存环境的理由。

　　明年农历九月七日，我就年满七十岁了。回想人生，觉得可引为庆幸的是自己总是生活在文学中。生活在文学中，意味着生活在真实的人性中，又意味着生活在梦中。梦中有审美理想，有对美的信仰。从事文学，使我在“现实主体”中又多了一个“艺术主体”。现实()没有自由，但梦中有自由。所谓幸福，乃是瞬间对自由的体验。千万年来，人类布满浩劫灾难而神经不会断裂，人类中的生命个体充满艰辛困苦而不想自杀(依然热爱生活)便是因为人生中拥有瞬间的自由体验。近几年我受大乘佛学与禅宗的影响，更喜欢讲自性，自性因缘而生，更具流动性。文学必须从一切他性(包括政治性、市场性、功利性、社会批判性等)中解脱出来，才有自由。为了守持文学的自性，我正在努力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让自己沉浸于其中。对于这一行为，我称之为“重构象牙之塔”。在美国的落基山下，在象牙之塔之中，我已“面壁”多年。我相信，唯有跳出“政治”、“市场”等格局，充当“局外人”、“异乡人”、“槛外人”，唯有进入面壁的沉浸状态，才能进入深邃的精神深渊。唯有在那里，我才能与曹雪芹等伟大灵魂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