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谁生活得更美好

　　张洁：谁生活得更美好

　　1176号汽车上新换了一个售票员。

　　售票员姑娘生得那么纤巧，那么单薄，像个不经折腾的玻璃人。每当她吃力地在人缝里挤来挤去卖票的时候，施亚男不由地担心：会不会把她挤碎了？而吴欢就会想：少卖一张票又怎么样？汽车公司绝不会因为这几分钱发财或是倒闭，何必这么小家子气？

　　她的嘴角有点上翘，总像是在微笑。长在她那瘦削而苍白的脸上的那双眼睛，显得深邃而动人，好像它的焦点总没有落在眼前的人或物上，而是落在更远一点的什么地方，给人一种若有所思的、梦幻般的感觉。

　　当那双若有所思的、梦幻般的眼睛文静地瞧着你，彬彬有礼地询问你去哪里，要不要买票的时候，人们不由地就会想起久已被人遗忘的教养和礼貌。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她从不偷懒、马虎，总是下车收票，还用她那细瘦的胳膊，用力地推着乘客的后背，帮着他们挤上汽车。

　　售票员繁重的工作显然使她有些力不胜任。就是在这还离不开棉衣的初春天气，她那可爱的小鼻子尖上也会凝着细小的汗珠，一缕额发也会凑热闹似地从卡子上滑落下来，遮住她的眉毛，挡住她的眼睛。假如不是因为和她素不相识，也许有人会温存地帮她把这缕额发撩上去。

　　在她面前，小伙子们不知为什么感到拘束。只有吴欢，像往常一样，向他的同伴刻薄地品评着刚从后门上车的一个小青年：“瞧那个‘土鳖’，身上那件西装准是刚从委托商店买来的！”

　　几个小伙子笑了，并且有点感谢吴欢把他们从那种拘束的感觉里解脱出来。

　　施亚男朝售票员姑娘瞟了一眼。她什么也没有听见，正在专心地数着毛票，给乘客找着零钱。她带着的那双尼龙手套显出饱经沧桑的样子，食指和拇指间的两侧都已经磨破了，露出了她那纤细的手指。

　　要是他没有看错，好像吴欢也很快地、几乎让人察觉不出来地瞟了售票员姑娘一眼。

　　厂子里的青年们各有各的“小集体”。这种结合，是生活自然筛选的结果。施亚男他们这个“集体”，绝不同于那些“土鳖”。他们从不跟在姑娘的后头吹口哨、起哄，或是怪声叫好；也不会用那些不伦不类的穿戴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寒伧，比起那帮“小市民”，他们的趣味似乎高雅多了。

　　有谁能像吴欢那样经常捧着一本斯宾诺沙的书？不过人们并不知道，他之所以读那些书，多半是因为它晦涩、难懂！

　　光凭这晦涩、难懂，就会让人感到他趣味高雅，思想深奥。别管我们这个纷纭的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也休想让他愤怒地慷慨陈词；或是改变一下他那有板有眼的生活秩序，让他夜不成寐、茶饭无味；或是惹得他洒下一滴同情的泪。要是施亚男为电影或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长吁短叹，几乎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便会打着哈欠，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膀，说：“何必动真的呢？”就连越南侵略柬埔寨，他也不过是三年早知道地说上一句：“我早就估计到了！”也就没有下文了。

　　说到人生，说到人间的烟火味儿，吴欢总是现出深恶痛绝的样子，鄙夷不屑地挖苦一通，样样事情他都看着不顺眼，好像他还没出生以前，这个世界就欠了他什么！

　　施亚男在吴欢面前，常感到自己粗鄙、庸俗，因为他不能像吴欢那样，做一个清心寡欲、悲观厌世的道学家。他是那么喜爱光线、色彩、音响……一切有情致的生活琐事：哪怕是春节举行的环城赛跑；邮局门前买《广播节目报》的长队；甚至发生在这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上的小插曲……他还不喜欢吴欢那录音磁带上香港歌星梦菲菲演唱的什么《蓝耳环》、《出人头地》之类的流行歌曲，每唱一个字，就像狠狠地咬下一口艮萝卜。可是他从不好意思流露出来，因为那准会让吴欢觉得他“嫩”，嘲笑他还够不上一个男子汉。

　　男子汉？男子汉！为什么今天吴欢交给他那封信的时候，他的脸竟像进了油锅的大虾，“刷”地一下子来了个“大烧盘”？

　　他觉着别扭透了。脸红什么哟！这一脸红，吴欢会想到哪儿去呢？

　　看着他那绯红的脸，吴欢淡淡地问：“谁来的？”

　　施亚男就连一句搪塞的话都想不出来。

　　“？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了女朋友？”

　　施亚男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姑且让他以为是情书吧，那也比让他知道真正的底细更好。要是吴欢知道了他背地里偷偷地写诗，他会怎样地取笑他哟！

　　等到只剩下施亚男一个人的时候，他才掏出那个中式信封，长久地瞧着那遒劲的笔迹和信封下面的落款。仿佛他所崇拜的这位作者就站在他的面前一样，他感到欢悦，惶惑，甚至还有点不知所措。他并不认识这位作者，不过是在报刊上读到过他写的诗。那些诗，像一阵清新的风，拂动了张在他心上的那些弦。弦上颤动起一片微弱的和弦。唯恐这和弦会随风消散，他匆忙地记录下来，寄给了这位作者。他没有想到，他那封唐突的、充满孩子气的冲动的信，竟然得到了作者诚挚的回答：随便什么时候他都可以去找他一同探讨的创作问题。但是，一想到真要把他那蹩脚的诗文放到这位有才华的作者面前，他便感到了一种赤身裸体似的羞愧，失去了求教的勇气。

　　车上忽然显得拥挤起来。一位老大妈要买一张到西单商场的票，售票员姑娘正在默想着该卖多少钱一张的票，旁边一个快嘴的小痞子说道：“一毛一张！”

　　买票的人太多了，售票员姑娘没来得及细想，正准备撕下一张一角钱的车票，吴欢低声说道：“不是一毛，是五分！”

　　她眨巴着眼睛想了想，立刻涨红了脸，她害臊了：因为忙乱，差点卖错票。她感激地瞧了瞧吴欢，嘴角往上翘得更厉害了。

　　快嘴的小痞子怪模怪样地笑着，吴欢往他跟前凑了凑，对方一看见吴欢那运动员似的体魄，立刻收敛了脸上的那副怪相。

　　施亚男不得不佩服吴欢，一切对他都显得那么容易，就连取得一个姑娘的好感也是那么轻而易举。

　　可是，吴欢为什么又嘲大伙得意地、甚至是卖弄地一笑呢？施亚男想起了平时吴欢那种讲究“门第”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于是，吴欢的笑容，在施亚男的心上引起了一种近乎忧郁的感觉。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售票员姑娘和他们全都熟悉了。要是他们当中有谁没赶上这趟车，虽然她并不说些什么，可她的眼睛里就会流露出一种十分关切的神情，好像在问：“怎么没见那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呢？他是不是病了？”虽说如此，到了查票的时候，却是不肯含糊，认真得有点死心眼儿。吴欢似乎有意拿她的死心眼寻开心，从来不肯老老实实地拿出他的月票，一定要她问上几句：“同志，您的票呢？”吴欢这才慢吞吞地去摸口袋。他或是把工作证拉到衣袋边上虚晃一枪，或是挥挥钱包搪塞一下，总是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一通，才会把月票掏出来。

　　可是，等到他来了兴致，又会变得像个天使，帮她维持车内的秩序；帮她给坐在远处的乘客传递车票和车钱；留神着下车的人是不是都有车票……这一切他都做得那么自然，那么随便，使那些想为售票员姑娘做些什么却又羞于失去男性尊严的小伙子们自叹不如。不过这种骑士般的行为让施亚男看来总有一种做游戏的味道，或是使他想起戏剧学校表演系的学生所做的小品。

　　为了要乘她当班的这趟车，吴欢甚至改变了总是迟到的习惯，特意早早地等在总站；下班之后也不像过去那么急于回到舒适的家，而是站在风地里，在汽车站上空空地放过一辆又一辆公共汽车，直到1176号汽车来了才肯上车。慢慢地，大伙全都和他开起玩笑来，除了施亚男，谁都以为他已经掉进了情网，照一般人那样地爱上她了。这些玩笑，不但不让施亚男觉得好笑，反而在他的心里激起一种无名的恼怒，好像他们全都污辱了那位可尊敬的、和善的、诚恳的售票员姑娘。

　　吴欢嘻笑地问他：“你怎么了？”

　　“没什么。你——当真要和她怎么样吗？”

　　“什么怎么样？不怎么样！”然后又像大人捉弄孩子似地问道：“你希望我怎么样呢？”

　　施亚男一直记得小的时候，有一年夏天，爸爸带他到海滨去休假。海水涨潮又落潮，一颗特别美丽的贝被潮水偶然地遗忘在海滩上，它也许曾经期待着另一次潮水，再把它带回大海，可是没有等到，就被贪玩的他捡走了。离开了大海的滋养，美丽的贝很快地便失去了。那种扼杀了一个美丽的生命的犯罪感，曾长久地留在施亚男的心上。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昭示了他，施亚男真不知道这种忧郁会在他的心里纠缠多久。

　　当施亚男从美术馆里的一幅画前走开，准备从远处欣赏一下整幅画面的情调时，一个姑娘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移动了几步，换了一个角度，他的眼睛掠过了她的侧面，他认出那正是售票员姑娘。说不出是因为什么原因的驱使，整整一个下午，他悄悄地跟在她的身后。显然，她喜欢那些朴素的牧歌式的田园风光：银色的月光下像梦幻似的田野；浓密的树荫下低头吃草的小牛犊；轻拂在流水上的垂柳；雨水洗净后的天空，随着轻风飞向蓝天的薄公英的冠毛……那些画面，给了她说不尽的美的享受。要是有哪位画家画下她这副神态，准会是张挺美的画。施亚男意识到，不论是吴欢，还是别的什么人，是绝对破坏不了这幅画面上的情调的。

　　她走了。施亚男把她喜爱的那些画面看了又看，他没有想到这个外表那么平常的卖票的姑娘，竟然会有这么高的美的鉴赏力。她想起每天早上发车，她咬着最后几口油饼踏上汽车的时候，从吴欢的脸上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的那种怜悯的笑容。凭那笑容，施亚男心想：吴欢在家里大概刚刚吃过涂着黄油的面包，喝完加了可可的牛奶或者别的什么；可是他因此就会比吃油饼的姑娘变得更加高贵、优雅吗？

　　下午，吴欢显得有点神不守舍，他不知道自己昨天发出的那个信号，售票员姑娘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不信那个姑娘不会被他所引动。不是吗？生活为他开放着一连串通行无阻的绿灯。

　　他想起施亚男曾经问过他的那句傻话：“你——当真要和她怎么样吗？”

　　怎么样呢？要说他爱那个售票员姑娘，还不如说是一种不可遏制的想要征服她的欲望。凭什么她对他像对一切人一样：亲切、友好而礼貌，就像对她每天搀着上下车，给找座位的那个在丰盛胡同上车又在西单下车的、跋足的男孩子？凭什么从第一天起，她就没有留心到他想要引她注意的那种努力呢？生活不是对他应允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权利吗？

　　下汽车的时候，吴欢匆匆地对施亚男说：“你先走吧，我昨天大概把书忘在车上了，我得去找找！”

　　看着施亚男换了汽车，吴欢三步并作两步折回1176号汽车。售票员姑娘正在打扫车厢。她猛一抬头，发现吴欢正热辣辣地瞧着她。

　　“你昨天在车上捡没捡到一本书？”

　　“什么书？”她例行公事地问着，好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出戏似的。

　　“《红楼梦》第一卷！”

　　“写名字了吗？”

　　“有印章：吴欢！”

　　“啊，有的！”她走到汽车前头，从挂在一个钩子上的书包里拿出那本书，还给了吴欢，然后又接着扫起地板来。

　　吴欢急忙翻开那本书，那封没有抬头、没有封口的信，仍然夹在书里。他思忖着：她究竟看过这封信没有？如果她没看过，她为什么不把书交到失物招领处去呢？那就是说她看过。她特意留下了这本书，就是等着他来询问的！既是这样，为什么她不把信收起来呢？

　　“同志——”

　　“您还有什么事？”

　　“你怎么没把这书交到失物招领处去？”

　　“我想也许有人会到这里来领取。”

　　“你难道没注意？这里面夹着一封给你的信！”

　　她的眼睛不像别的姑娘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总是扭捏或羞涩地躲闪开去，而是直视着吴欢的脸，平时总是那么和善而文静的面孔变得十分严峻，但是，语调却相当和缓：“您不觉得这很荒唐吗？就算是您不肯尊重自己，那也是不应该的，更何况是不尊重别人。您记着，什么时候也不要使自己变丑呀！您瞧，我也许说多了，不过请您理解，我的愿望是好的！”

　　吴欢到底比那些“土鳖”高雅，他甚至还像从前一样帮助售票员姑娘，但是，这做作出来的热情，并不能掩盖他那烦躁而郁闷的情绪。有谁招了他惹了他呢？没有，倒是他想招惹她，却又在她面前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败。所有的经验全像碰在一堵弹力很好的橡皮墙上：他虽然可以不费什么周折地占有许多、许多，却占有不了她的尊严、她的渴慕，甚至她的目光。这让他感到那样地难以忍受。他不明白那使她得以抗拒他的东西是什么，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显得比她高出一筹？他决意要挽回这种竟然使他感到自己不行的局面。他想，哪怕是激怒她，也是他的一个胜利，毕竟他还可以在她那里占有一样东西：她的激怒！

　　简直就像有个魔鬼在他的心里施了什么法术，他忘记了自己平时处处留心保持着的“风度”。

　　月初，通常是售票员姑娘查票查得比较紧的日子。可吴欢下车就走，根本不理睬售票员姑娘请他出示月票的要求。她急匆匆地赶上去：“您的月票呢？”

　　吴欢挑衅似地说：“没有！”

　　旋亚男沉不住气了：“谁说没有，你不是买月票了嘛！”

　　吴欢并不理他，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咄咄逼人地盯着售票员姑娘。

　　她立刻明白了他心里翻腾着的那些东西。于是，她比平时多说了几句，像是在宽慰他，又像是在申明她那一如既往的态度：“怎么会没有呢？您拿出来瞧瞧不就得了吗？下车查票，都是应该这么做的！”

　　可是这番友善的愿望却遭到了吴欢的拒绝，他仍然固执地说：“没有就是没有！”

　　售票员姑娘严肃地说：“那就只好请您补票了！”

　　“多少钱？”

　　“五角。”她不得不对“有意不买车票”的吴欢进行罚款。

　　吴欢从口袋里稀里哗啦地掏出一大把钢镚儿。他一定早就有意地准备好了这场恶作剧。

　　她没有接住。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反正，小钱撒了一地。

　　施亚男平生头一次产生了想要揍人的欲望。他真想按着吴欢的脖子让他从地上拾起那些小钱。

　　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过来，站在吴欢的面前，像是在宣读一篇科学论文，庄重地对他说：“小伙子，我可惜，可惜你的心，怎么不像你的脸那么漂亮！”

　　而那张漂亮的脸，神经质地抽动着，带着鄙夷的微笑，冷冷地看着售票员姑娘认真地一枚一枚数着小钱。就像旧社会里，那些有钱的施主看着那些告帮的穷人。施亚男不知道吴欢是从哪里捡来了这种肮脏的意识，使他感到由衷的厌恶；也使他对售票员姑娘产生了由衷的尊敬：如果不是为了职守，她有什么义务要看这份脸色，受这种侮辱呢？

　　售票员姑娘从那把钢镚上抬起头：“喏，还多出七分！”说着，她便把多出的钱递给吴欢。

　　“我不要了！”

　　“那是您自己的事情！”她把七分钱钢镚放在马路沿上，便转身上车了。

　　他想做的，他全做了。可为什么却没有感到发泄后的痛快和满足，反而浑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疲惫和空虚？

　　尽管吴欢不动声色，施亚男却看得出来，在这场角斗中，他被那娇小的姑娘击败了。

　　“这是何苦呢！”施亚男问吴欢。

　　吴欢振作起自己的精神，说：“花这么几角钱，瞧她表演一下小市民的趣味不是挺合算的嘛！”

　　“小市民？”要是在以前，施亚男说什么也不愿伤了他和吴欢之间的和气，可现在，一股怒气从他的心里升腾起来，他已经顾不上那许多了：“我看没准咱们才是小市民！别看我们平时温文尔雅地坐在沙发上谈谈哲学、音乐，弹弹吉他，听听录音磁带，甚至不屑于吃小摊上的油饼……可这一切不过都是一种装饰，是极力掩盖我们身上那股浓厚的小市民气息的装饰！我们自以为高雅的那一套，其实都是陈腐得不得了的东西……”他看见了吴欢的神情，立刻停住了自己滔滔不绝的话头。要是吴欢看见太阳突然变成了月亮，月亮突然变成了太阳，也不过会显出如此这般的神情吧？！

　　在这以前，施亚男一直以为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一块非常牢固的基础上。原来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误会。他们不过是站在一条结着厚冰的河上，等到春天一来，和暖的风儿刮了起来，低头一看，那坚厚的冰河已经溶化，他们却站在两块并不联在一起的冰块上，溶化了的河水还会把他们冲得越来越远……

　　天色暗下来了。他们无言地沿着停车场的环形广场走去。

　　谁也不想说什么了。他们知道，语言、情感都已随着他们之间那条不结实的纽带断裂了，失去了。

　　施亚男猛然站住，他再也不羞于自己的“嫩”了。他把想要用在拳头上的力量全都压进了这最简单的几个字：“太可耻了！”然后立即返回停车场去。他想对售票员姑娘说——说什么呢？

　　吴欢说过，女性是一种脆弱的生物，而漂亮的女性尤其如此。

　　施亚男看见，她还坐在那辆空荡的、等着再次发车的车厢里，在暮色里低垂着她的头。他想她一定在哭泣，他甚至听见了她轻轻的抽泣声。要不是怕她误会他是一个趁火打劫、想要得到她的垂青的无赖，他准会替她擦干眼泪，对她说：

　　“还有很多人尊重售票员那平凡而高尚的劳动……”

　　一辆汽车悄然驶过，车灯照亮了她的脸。施亚男这才看清，她不但没有哭，而且正沉湎在什么想象之中。从她的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出来，她的思绪正在遥远而又美丽的地方漫游着……施亚男明白了，人的意志和在于自身内心的平衡。脆弱的生物不是她，而是吴欢，也许还有他自己！他悄悄地离开了。

　　他在淅沥的雨声里信步走着。一面听着雨滴噗噗簌簌地敲打着阔大的白杨树叶，一面想着人们从生活这同一源泉里却攫取了怎样不同的东西。他的心里忽然升起了一种热切的愿望，想要把这迟迟才意识到的东西说给那位可尊敬的写诗的朋友。

　　星期天傍晚，施亚男顺着一排排简易楼房走着。他难得有机会到这种住宅区来。这里因为没有完善的排水渠道，楼与楼之间的泥土地上积着一汪汪的洗菜或者洗衣的脏水；几个小男孩扯着嗓子正在对骂……而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的那位作者却总是看到光明，写出了那样清新、深邃、充满生活情趣而又富于哲理的诗篇，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可贵的气质！

　　他很快就找到了那个要找的门牌号码。

　　门开了。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售票员姑娘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她笑着招呼他：“是您？您好！您找谁？”

　　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找田野同志！”

　　“我就是！”

　　不论施亚男的想象力多么丰富，多么浪漫，他还是不能很快地把心中想象的诗人形象和这个姑娘的形象捏在一块。

　　他原以为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专业作家，却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个年轻的业余作者。

　　“您有什么事吗？”

　　施亚男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撒了那么笨拙的一个谎：“我是施亚男的朋友，正巧到这附近办点事，他让我给您捎个信，过些日子想来拜望您，不知您什么时候有空？”

　　她那聪慧的眼睛里充满了()谅解和体贴：“下个星期我上早班，晚上都在家，请他随便哪一天来都行！您不进来坐会儿吗？”

　　施亚男更慌了：“啊，不，不……以后有空再来，再见！”

　　“再见！”

　　“哗”地一声，有人从楼上倒下一杯残茶，端端正正地淋在了他的头上，他不但没敢抬头瞧一瞧那位泼茶的人，甚至也没顾上揩一揩顺头往下流着的水珠，逃也似地离去了。

　　一直跑到家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她不会不知道他就是施亚男，难道吴欢没有在汽车上招呼过他的名字！

　　他再也没有勇气搭乘1176号汽车了。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吴欢的那些表现，仿佛也都有他一份似的。别管工厂离家多么远，他决心以后骑车去上班。

　　天天，他都能看见1176号汽车从他的身旁驶过。逢到这时，他便在心里默默地说：可尊敬的朋友，等到我离你更近一点的时候，我一定去看望你。而现在，我还不能！

　　张洁：拣麦穗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身后拣麦穗了。那篮子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和地面，闹得我老是跌交。我也很少有拣满一个篮子的时候，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蚂蚱和蝴蝶，而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拣到的麦穗，还会从篮子里重新掉回地里去。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哈？”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姨们眨了眨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着。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他那剃得像半个葫芦样的后脑勺上的长长的白发，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呢？我那淡淡的眉毛，在满是金黄色的茸毛的脑门上，拧成了疙瘩。我的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咧着嘴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哒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哒，就歇在哪哒！”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哒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这个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

　　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我偷偷地瞧见过——要我娘找块碎布，给我剪了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倒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给我收了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地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过的那些个话，都是让人害臊的话。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叫我是他的小媳妇了。不过他还是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我站在土坎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山坳坳里。

　　年复一年，我看得出来，他的背更弯了，步履也更加蹒跚了。这时，我真的担心了，担心他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有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摸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那棵柿子树的顶梢梢上，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让冬日的太阳一照，更是红得透亮。那个柿子多半是因为长在太高的树梢上，才没有让人摘下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个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后来，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生得极其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