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甜

　　韩少功：甜

　　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

　　这样，外人很难了解，是他们的味觉的粗糙，造成了味觉词汇的缺乏？还是味觉词汇的缺乏，反过来使他们的舌头丧失了区分辨别能力？在饮食文化颇为发达的中国，这种情况珠为少见。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糖”。他们在长乐街第一次见到冰棒的时候，还是叫“糖”。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本地土产还是各有其名的，比如“糍粑”和“米糕”。“糖”的笼统，只限于一切西式的、现代的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被他们叫作“糖”，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不习惯。

　　也许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很多年以后，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末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满头大汗，“hot（热味）”一下完事。我窃窃地想，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我不会笑话他们，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顾不上洗手洗脸（满身全是泥巴），顾不上拍打蚊子（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只是一口气吞下了五钵饭（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吞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是什么味道。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唯一的感觉是腹中的肠胃在剧烈蠕动，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那些精细的、丰繁的、准确的废话，对于我有什么意义？

　　一个“甜”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只要细心体察一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辨别西欧人、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辨别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挪威人、法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很多中国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服装、语言、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传统当然十分可笑。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共党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一关共党分子的自我禁欲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反共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作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使馆官员感到困惑，他皱着眉头说，她也许骗了钱，也许骗得很笨，但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费力地打着手势。

　　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原则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没有尊重。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糖”，现在，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反抗”。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糖”。则此而已。

　　韩少功：马桥弓

　　马桥的全称是“马桥弓”。弓指村寨，但包括村寨的土地，显然是传统的一种面积单位。一弓就是方圆一矢之地。马桥弓约有四十来户人家，还有十几头牛以及猪狗鸡鸭，偎着大小两沟窄长的水田。这个村子的四至是：东接双龙弓的田土，可遥望罗江。北向天子岭的起伏山脉，与岔子沟以天子岭上的水流走向为据，骑岭分界。西邻张家坊。南通龙家滩，并有小道与六十年代建成的长（沙）岳（阳）公路连接，如果坐汽车去县城，就得走这条路线。从马桥的弓头到弓尾，得走上一个多时辰，这不能不使人惊讶：古人是何等的伟大雄武，可以一箭射出这么大一片地方？一代一代下来，莫非人的个头越长越小？

　　马桥弓据说原来也叫妈桥弓，但除了一张旧契据上有过这样的写法，没有更多的证据。把它当作前人一时讹写的结果，也是可以的。进人现代以后，记录比较清楚的建制沿革大致是：1956年以前叫马桥村，属天子乡；1956年至1958年叫马桥组，属东风合作社；1958年叫十二生产队，属长乐人民公社（大社）；1959年至1979年叫马桥生产队，属天子人民公社（小社）；1979年以后，人民公社撤销，马桥村随天子乡的一部分并人双龙乡至今。

　　马桥的人大多姓马，大致分作上下两村，也就是上下两弓。上弓以前富人多一些，马姓也多。这样的情况并不太常见。相反，这附近张家坊的人姓李，龙家滩的人姓彭，村名和姓氏并不统一，曾经让我奇怪。我粗略地统计，这种情况在这个县大概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据《平绥厅志》记载：马桥弓在清朝乾隆初期曾经昌盛一时，当时号称马桥府，人口达千余之众，有城墙环合，碉堡四立，防卫十分坚固，流匪从来无法攻破。乾隆五十八年，马桥府有名叫马三宝者，在一亲戚家吃酒席时突然发癫，称自己是老娘与一条神犬配的种，真命天子转世，实为莲花大祖，要建立莲花国。当下有他的三个本家马由礼、马老岩、马老瓜也一齐发起癫来，披头散发，呼大喊地，拥立马三宝为王，传旨册封马三保其妻吴氏为后，册封马三保的一个侄女和另一位李姓女子为妃。他们四处传贴，兴兵造反，竟纠合远近十八弓的刁民，抢夺客商的财货，袭击官府的粮船，杀人不计其数。五十九年正月十八，镇竿总兵明安吐（蒙古人），副将伊萨纳（旗人），率兵八百分两路前往弹压。左路攻青鱼塘，正面扑寨，枪炮并施，抛火弹烧贼寨，逼贼扑河死者无数。右路抄贼后，于横子铺伐木架桥，缘木过河，夜袭匪巢马桥府。黎明时有贼两百余破寨而出，往东逃窜，刚好遇左路官兵赶到，拥围毙杀无一漏网，伪相伪臣马由礼等六人旋即渠首示众。马桥周围所有附逆助贼的匪寨，一律焚毁。唯助官军平乱有功的部分百姓，由官军分发红旗，旗上写“良民”二字，插于门户，可免官军侵扰。

　　这本《平绥厅志》让我有些遗憾。曾经被新县志列人“农民起义领袖”名单的马三宝，曾经被马桥人传说的真龙天子马三宝，在这本满清当局编写的志书里，形象十分恶劣。短短三个月的造反，他不思建功立业抗敌救世的大谋大略，倒抢先册封了五个妃子。从史料上看，他既无造反之才，听说官兵到了，只会请巫公设坛祈神，剪纸撒豆，一心化纸为将化豆为兵，抵挡官军的钢枪火炮；亦无造反之德，一朝被擒，毫无慷慨捐躯的义节，光供单就一气写了四十多份，满纸都是乞饶之言和“小的”“小的”之类自我贱称，一心得到胜者的怜悯。他写供单语无伦次，癫态跃然纸上。在整个“莲花国”的兴亡过程中，光是据官方统计，马桥及其周围农民死亡约七百余人，连远嫁在外数十年的很多妇人也毅然从四方归来与同胞亲人生死与共。他们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这样一个癫子的手里。

　　是不是供单有假()？我真心地希望，这些供单只是清朝统治者们伪造历史的一部分。我真心地希望，那个最终还是被官军浑身淋上火油绑在大树上点了“天灯”的马三宝，不是《平绥厅志》上描述的那个样子，而曾经追随他的七百多亡灵，不曾被这样一个癫子嘲弄。

　　也许还有另一部历史？

　　“莲匪”之乱，是马桥历史上最大一个事件，也是马桥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以后，马桥人迁移他乡的渐多，留下来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整个村子进人这个世纪时已经破败冷落。上面安排知青落户，一般都是着眼于田多人少也比较穷困的村寨，马桥就是上面选中的村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