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面子

　　韩少功：面子

　　山里人请客吃饭，一定要上门恭请，决不会用一个电话，或一个口信，来替代这一隆重程序。在更重要的宴请之前，主人（至少由主人的儿子作代表）还得“办书”，即制作和呈送请柬，多次上门一请再请，以求礼数的周全。

　　若按都市人习惯，一个电话就召人来吃喝，那无异于呼鸡唤狗，以残汤剩饭打发乞丐。无礼至此，足以引起严重的事故。

　　上门与不上门的区别，在于给不给面子。面子在这里并不抽象，是一种物质性要件，即人脸的真切到位。同理，凡商谈重要事务，捎口信和打电话的方式都太嫌轻率。当事者须登门面谈，才能使对方感受到诚恳和郑重。凡非议什么人事，一般也不能当面发作，否则就是“破面子”、“撕面子”、“剥面子”，无异于一种语言凶案。这样，除了少数毛深皮厚的刺头，大家在熟人范围内（这一界限极为重要）的非议，大多是弯弯绕，顾全当事人的情面。

　　山里同样有很多利益之争。但大多数的冲突被情面磨去锋芒，不表现为硬性拼打，而是柔性挤压。即使一时激化为拼打，也大多会返回挤压。嘀嘀咕咕，交头接耳，话里听音，点到为止，指桑骂槐，隔山打锣，三百里外骂知县……就是他们的挤压方式，不一定为外人所习惯。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决不会挖洞寻蛇打，不会一刀子捅进去再搅三圈（贤爹语）。家里的羊丢了，一路寻去，得靠路边的知情人指点方向。田里遭旱了，要开沟引水，得靠上丘田的主人给个方便。在集镇上一时短钱，碰上某个乡亲，就是救急解难的宝贵机会。更不说山里人的亲戚关系缠结如网，张三牵着李四，王五绊着赵六，遇红白喜事大家总要碰头，逢祭祖祈神大家总要见面。盖个房子，架个便桥，免不了还得互相帮工。在这一种定居农耕的生活里，几乎所有乡亲都是利益关系人，至少是间接或更间接的利益关系人，岂能说翻脸就翻脸？岂能只顾前途就不管后路（庆爹语）？

　　古有“乡原”﹡一说，多年来歧释不一。其实，因“乡”而“原”之，意通原谅和原肴，差不多也是因“乡”而“圆”之：圆滑，圆顺，圆通，圆融，是乡民们必要的处世之法。即使“内方”，在乡邻圈里不能没有“外圆”。

　　近来省里某部门想了解下情，派一些人员下乡暗访。这当然忙坏了乡干部。参照邻乡的经验，乡政府紧急部署，派出各种伪装成农民的游动哨和了望哨，互相用手机密切联络。消息树和烽火台的可能性肯定也被他们想到了。一旦发现面目可疑的山外来客，“尾巴”立即不远不近地跟随，既不能暴露身份，又不能丢失目标，必要时高声咳嗽一二，以示自己耳目在此。

　　这种“吊尾线”已经足够，足以让受访男女的嘴里干净许多。“你要是不跟在那里，不得了，不得了，他们连屎渣子也要给你翻出来！”一个干部事后说得心有余悸。

　　“哪个乡镇没几个破篓子？总结你的的成绩就上北京，总结你的问题就判徒刑！”另一个干部理直气壮。

　　有些农民对此不满，常来我家抱怨，说他们没机会说真话。他们的真话内容包括上面的摊派多，退耕还林款不到位等等。某户人家只是与干部关系好，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娃崽说成聋哑，又骗得生育指标，也算是一条。

　　我对他们说：“杀一头猪，猪也要叫几下吧？你们都是大活人，都有一张嘴，有意见就对上说呵！”

　　他们吓得面色发白，连连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的。

　　“那你们()找我做什么？”

　　他们支支吾吾，相视而笑，大概是想要我去代言，或者也没打算求我，只是闲来嚼嚼舌头，一泄胸中的闷气。

　　我能痛恨他们的懦弱吗？我是一个局外人，没有进入他们恒久的利益网络，可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但他们的懦弱如果不被痛恨，不加扫荡，这个穷山窝哪还有希望？

　　韩少功：意见领袖

　　乡下电视多了，报纸就少了。我订了份报纸，不料成了批发式的周报甚至旬报。乡邮员小吴一个月难露几次脸，来一次就批发一大堆：总理的出访和归国同步报道，球赛的预测和回顾联袂而来。我对这种时间杂串很恼火，差一点要打电话向邮政局投诉。后来一打听，得知小吴的月工资才一百多元，摩托车的汽油也不能报销，因此他不得不把副业当正业，兼职开上了推土机，实有谋生的无奈。

　　我只得把话咽了回去。

　　比较自己当知青的那个年代，那时候乡邮员没有摩托车，连脚踏车也没有，靠两条腿步行，还可以让大家看到当天报纸。为何三十年后的乡村邮政竟糟糕到如此地步？乡邮员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这种市场化分配看似合理，但对贫困山区的某些公益事业而言，岂不是要斩尽杀绝？

　　我是这里不多的私人订报者之一。只是不知这是对小吴有利（让他的业务效益有所增加）还是不利（如果无人订报，他每月下山一趟也许就够了）。

　　没有报纸，并不妨碍山里人放眼中国和世界。这一天我妻子去胖姑娘家买豆腐，回来大笑不已。我问她笑什么，她几次刚要开口又忍不住捧腹弯腰，眼泪都出了眼眶。原来，她刚才在大路边听一堆人聚议国事，绪非爹正在那里发表口头社论，议题是海南岛上空的中美撞机。

　　“……美国飞机来了，你有狠，就一炮打他娘的尸，跟什么踪？闻屁臭么？你的飞机又不硬，做得蛋壳子一样，假冒伪劣，撞不过人家的美国货，怪谁？”这是他对中国飞行员和飞机质量的不满。

　　“美国也他娘的太毒了，就是欺侮你不敢打。上次还炸我们的南斯拉夫（正确说法应该是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说是误炸。屁！你相信么？你以为他们飞机上的炸弹真是没捆好，一不留神滚下来一个？飞机上捆炸弹，总不会是用草绳捆吧？起码要拿六码丝（一种农民所熟悉的铁丝）来捆吧？他娘的，一炸就是三弹齐发，明明不是滚下来的，硬是起了毒心。最后说是赔钱。谁知道真的赔了没有？再说，他美国反正是有钱，扯几张票子不碍事。就当是摸了你老婆的屁股，赔五块钱，输钱没有输气呵。你拿他如何办？”这是发泄对美国当局的嫉愤。

　　绪非爹端着一个保温杯朝乡政府走去，见到这个爹那个婆的，还是一路上心潮难平：“不得了哇，不得了，飞行员还没有找回来！飞机犁一路去，轮船又犁一路回，到现在，一块降落伞的布也没找到。你们说那个飞行员是不是也有点蠢？未必手机也没带？打个电话回来呵！说我在哪个弯角，省得这么多人耽误瞌睡呵！”

　　这位绪非爹已在供销社退休，成天捧着个保温杯到处游荡，这里站一下，那里站一下，经常说得唇干舌燥，也确实需要茶水及时补充。实在没有话题和听众的时候，他有些无聊，就搓一手麻将，打一轮桌球，骑着摩托去镇上飚车，当一回玩酷的时尚老年。直到有一次翻车受伤，他好几天撅着屁股哎哎哟哟，扶着墙壁走路，才不再沾摩托。

　　方方、、蒋韵、李锐、蒋子丹等朋友来乡下时，听我一番介绍，对这位意见领袖大为好奇，要我领头前去拜访。但那天运气不好，我们没找到他，只看见到他家墙根刷有石灰“力戒空谈多干实事”。绪非爹后来得知此事，听说来访的都是作家，也觉得十分可惜，失去了一个与作家深入讨论台湾问题的机会。“中国就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呵。”他愤愤地痛陈国是：“台湾就是中国胯里的一粒弹子。这粒弹子如今捏在美国手里呵。他不时捏你一下，不时又捏你一下，痛得你没办法。你看恼不恼火？原来还有一粒弹子捏在英国手里，两边夹着你捏。英国那个婆娘居然还想得出，上一回还要出钱来买弹子。”

　　“真是要感谢邓小平，说我们的弹子怎么能卖给你呢？就一举把香港收回来了。现在我们胯里要痛，也只痛一粒了。”他补上重要的结论。

　　这些话女士不宜，但纯属说话的常识化和形象化，其实并无下流之意。看他的脸色，也是一本正经的。

　　我夏天里下水游泳，有幸在水中被他偶尔接见过三两回。他把汽车轮胎当成皮筏子，一块木板当作船桨，慢慢地朝我划过来，一个黑点由远而近。待看清他了，我发现轮胎上还横绑两块木条，就像船上的左右舷板，塑料袋里还藏有肥皂、毛巾、保温杯一类，看得出主人不是来游泳，是装备齐全地来洗澡。大概是对退休生活不大满意，绪非爹火气更大，越来越像个愤青，开口就骂乡政府：“一年吃了一二十万，哪来那么多死尸要招待？说是招商引资！钱呢，引来的钱呢？钱毛也没有一根！还不如拿去喂猪，一()二十万买饲料，总要喂出几百斤肉吧？”

　　骂完官员又骂日本右翼势力：“参拜，参拜，参他娘的尸！真要搞得中国人火了，好，什么事也不做了，一人出十块钱，做两个原子弹。老子把火柴一划，嘭嗵！”

　　“你是放原子弹还是放鞭炮？”我没听明白。

　　“当然是原子弹！”

　　他的原子弹还处在划火柴的水平，大概不会让日本人民过于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