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墙那边的前苏联

　　韩少功：墙那边的前苏联

　　我家院墙那边是学校操场，再远处，是时静时喧的教学楼，还有不时冒出鸡鸣鸭叫的教工宿舍。这是一所九年制学校，全乡唯一的学校。

　　很多山区的孩子上学太远，没有办法，只好从小学一年级就寄宿。我从校区走过的时候，常看到一些孩子在保姆的指导之下洗脸，洗手，洗碗，乃至解裤带拉屎。稍大一些的学生，把扫地当作狂欢，用扫把搅出满天黄尘，搅出咯咯咯的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学生在那里排练仪仗，只是少先队礼行得不大规范，不但缩头缩脑，而且小小手臂弯曲如钩，钩住自己小脑袋，一付闯祸以后防备毒打的畏缩模样。

　　不知什么时候，墙那边有前苏联时期的歌声飘来：

　　当年我的母亲，

　　通夜没有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

　　辞别父老乡邻。

　　当时天色刚黎明，

　　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毛巾，

　　她祝我一路顺风……

　　这是一首着名的俄罗斯歌曲，正在由一位女教师教唱。我很好奇，一首在耳际消失了数十年的歌曲，为何出现在这个老山角落，撞入了我的黄昏？更有意思的是，从这一首歌开始，院墙那边简直成了前苏联，《喀秋莎》，《三套车》，《小路》、《红莓花儿开》，《伏尔加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一曲曲全成了清脆童声，经常使我恍若隔世，恍若入梦，差一点想翻上墙头，看看墙那边的白桦林和冰雪草原，向红色少年的骑兵军挥手致敬。

　　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到学校里去打听教歌的女老师，打听她为什么对这些老歌情有独钟——这些怎么听都有些和沉重的歌。我得到的消息是：教唱者是一位小姑娘，在这里的四个月的代课已经结束，刚回县城去了。

　　正当梨花开遍了原野，

　　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

　　小姑娘留下的歌声不时在校园里飞旋，如零散的薄公英随风飘飞不知所往。它们带去的种籽，也许会发芽，也许会枯灭，在血色残阳下的黄昏。

　　韩少功：窗前一轴山水

　　李陀、刘禾夫妇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大学主持讲习班，抽空来南方乡下走走。闲聊时，李陀说起了一个布拉格的故事。

　　他们当时被小偷窃了钱物，幸好把小偷抓了个正着。他们本以为人赃俱在，案子可很快了结。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一到警察局，发现那里像闹哄哄的菜市场，更是一迷宫。好容易找到了管事的警察。警察发现小偷不会说捷语，称法律对此有规定，警察无权审问，只能放人，其它事以后再说。接下来，警察放走施害者却不放走受害者，称法律对此另有规定，他们作为报案人必须留下笔录。再下来，笔录和身份验证好歹都完了，他们离开时却无法物归原主。警察说，钱物是你们的，你们有权领走，但据法律规定，警察只管抓人办案，无权退还财物——这事由另一个部门管，你们得去找他们。可怜李陀夫妇是旅游者，在布拉格停留时间有限，哪经得起菜市场里的这么多折腾？其实这事还没完。因为他们后来总算找到那个摊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告诉他们，你们找对了地方，但你们得明白，物与钱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据法律规定，他们今天只能领走物品。至于钱，对不起，你们下一次……李陀差一点晕了过去。“你到了布拉格，就会明白卡夫卡了，就明白什么是荒诞了。”他摇着头说。

　　捷克是个管制苛严的国家，不幸经过历史上奥、匈、德等多个外来占领当局以后，旧法杂糅新法，法律体系变得既繁复又古怪，闹出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并不在情理之外。随便录上一二，大概都可成为卡夫卡和克里玛笔下的荒诞，或是哈谢克《好兵帅克》里的滑稽。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捷克作家不也就是实话实说吗？

　　我想起另一个作家阿城。阿城杂学颇丰，对国粹遗产尤多独见。他认为中国古代艺术都是集体性和宗教性的，因而也就是依赖催眠幻觉的。那时的艺术源于祭祀，艺术家源于巫师，即一些跳大神的催眠师，一些白日梦的职业高手。他们要打通人神两界，不能不采用很多催眠致幻的手段。米酒，麻叶，致幻蘑菇，一直是他们常用的药物，有点相当于现代人的毒品——阿城曾目睹湖北乡下一些巫婆神汉，在神灵附体之前进食这些古代摇头丸。这样，他们所折腾的楚文化，如果说有点胡乱摇头的味道，有些浪漫和诡谲甚至疯狂，那再自然不过。先秦时期青铜器、漆器、织品上的那些奇异纹样，还有宋代定名的饕餮纹，那些又像牛脸又像猪脸又像鳄鱼头的造型，还值得后人费解吗？它们漂浮升降，自由组合，忽儿狂扭，忽儿拉长，忽儿炸裂，发出尖啸或雷鸣，其实都是催眠后的真实幻象。

　　在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各种古代器物上的夸张造型比比皆是。照阿城的说法，我们大可不必把它们看成什么风格追求的产物——世界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来一个追求，其实也不可思议。它们不过是萨满催眠的产物，甚至不过是古代诸多“毒品”的正常药效。与其说它们是神秘主义的，或者浪漫主义的，或者抽象主义的，或者表现主义的，或者超现实主义的（现代人喜欢制定很多主义），不如说它们更像是致幻药物发作时的视觉变形。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古代艺术其实也就是如实写真。

　　我在大学里背记过一大堆文艺学概念，得知现实主义的特点是“写实白描”，而夸张、变形、奇幻、诡异一定属于其它什么主义，必是文艺家们异想天开的虚构之物。我现在相信，这些概念的制定者们一定不了解捷克警察，不了解古代巫师，同样也没有见识过我家的窗口——推开这扇窗子，一方清润的山水扑面而来，刹那间把观望者呛得有点发晕，灌得有点半醉，定有五腑六脏融化之感。清墨是最远的山，淡墨是次远的山，重墨是较近的山，浓墨和焦墨则是更近的山。它们构成了层次重叠和妖娆曲线，在即将下雨的这一刻，晕化在阴冷烟波里。天地难分，有无莫辨，浓云薄雾的汹涌和流走，形成了水墨相破之势和藏露相济之态。一行白鹭在山腰横切而过，没有留下任何声音。再往下看，一列陡岩应是画笔下的提按和顿挫。一叶扁舟，一位静静的钓翁，不知是何人轻笔点染。

　　这不是什么山水画，而是我家窗外的真实图景。站在这里，哪怕是一个最大的笨蛋，也该知道中国山水写意的来处。

　　这种山水写意的简约和奇妙曾震住了很多画家，甚至深深吸引过西方的毕加索。它们是古代画师们天才的技术发明吗？也许是。不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或者只说对了一小半。只有那些从未亲眼见过真山实水的理论家们，才会把这些话太当回事，并随后培养出很()多刻意求奇的主义发明家。他们把艺术才子培养成一些狂徒，又是一些苦命人，老是皱着眉头，目光发呆，奇装异服，胡言乱语。如果他们无能把艺术搞得怪怪的，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搞得怪怪的；如果无能把自己的内心搞得特立独行，至少能先一步把自己的外貌搞得惊世骇俗。他们永远的焦虑，就是不知道那个救赎自己的“风格”和“主义”到底在哪里，常常在大海捞针的毕生苦刑中耗尽心血。

　　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站在我家窗口来看，写意其实是平易的，简单的，朴素的，差不多就是写实，甚至是老老实实的照相。一个画家，只要他见识过中国南方的山水，尤其是见识过多云多雾的雨季山水，见识过涌入大门和停驻手中的一团团白雾，见识过挂在叶尖和绕在阶前的一缕缕暗云，不大悟于前人的笔墨（比如晕化和破墨），倒是不正常的。

　　最大的主义其实是诚实的主义，与放辟邪侈无缘。一切我们颇感新异的艺术样式，无论经过了多少艺术家有心营造，不论受益于多少工具发明和技术改进，就其根本而言，可能都有一个最为现实主义（如果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话）——的经验源点，只是不为后人所知罢了。

　　这种生长着想象的源点，隐匿在中国人不曾感受的捷克，正常人不曾体会的巫师，都市人不曾见识的乡间山水那里。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