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解放者

　　许地山：解放者

　　大碗居前的露店每坐满了车夫和小贩。尤其在早晚和晌午三个时辰，连窗户外也没有一个空座。绍慈也不知到那里去。他注意个个往来的人，可是人都不注意他。在窗户底下，他喝着豆粥抽着烟，眼睛不住地看着往来的行人，好象在侦察什么案情一样。

　　他原是武清的警察，因为办事认真，局长把他荐到这城来试当一名便衣警察。看他清秀的面庞，合度的身材，和听他温雅的言辞，就知道他过去的身世。有人说他是世家子弟，因为某种事故，流落在北方，不得已才去当警察。站岗的生活，他已度过八九年，在这期间，把他本来的面目改变了不少。便衣警察是他的新任务，对于应做的侦察事情自然都要。

　　大碗居里头靠近窗户的座，与外头绍慈所占的只隔一片纸窗。那里对坐着男女二人，一面吃，一面谈，几乎忘记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因为街道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绍慈就转过来偷听窗户里头的谈话。他听见那男子说：“世雄简直没当你是人。你原先为什么跟他在一起？”那女子说：“说来话长。我们是旧式婚姻，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一向不知道你们的事，只听世雄说他见过你一件男子所送的东西，知道你曾有过爱人，但你始终没说出是谁。”

　　这谈话引起了绍慈的注意。从那二位的声音听来，他觉得象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认识的人。他从纸上的小玻璃往里偷看一下。原来那男子是离武清不远一个小镇的大悲院的住持契默和尚。那女子却是县立小学的教员。契默穿的是平常的蓝布长袍，头上没戴什么，虽露光头，却也显不出是个出家人的模样。大概他一进城便当还俗吧。那女教员头上梳着琶琶头，灰布袍子，虽不入时，倒还优雅。绍慈在县城当差的时候常见着她，知道她的名字叫陈邦秀。她也常见绍慈在街上站岗，但没有打过交涉，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绍慈含着烟卷，听他们说下去。只听邦秀接着说：“不错，我是藏着些男子所给的东西，不过他不是我的爱人。”她说时，微叹了一下。契默还往下问。她说：“那人已经不在了。他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不，宁可说是我的恩人。今天已经讲开，我索性就把原委告诉你。”

　　“我原是一个孤女，原籍广东，哪一县可记不清了。在我七岁那年，被我的伯父卖给一个人家。女主人是个鸦片鬼，她睡的时候要我捶腿搔背，醒时又要我打烟泡，做点心，一不如意便是一顿毒打。那样的生活过了三四年。我在那家，既不晓得寻死，也不能够求生，真是痛苦极了。有一天，她又把我虐待到不堪的地步，幸亏前院同居有位方少爷，乘着她鸦片吸足在床上沉睡的时候，把我带到他老师陈老师那里。我们一直就到轮船上，因为那时陈老师正要上京当小京官，陈老师本来知道我的来历，任从方少爷怎样请求，他总觉得不妥当，不敢应许我跟着他走。幸而船上敲了锣，送客的人都纷纷下船，方少爷忙把一个小包递给我，杂在人丛中下了船。陈老师不得已才把我留在船上，说到香港再打电报教人来带我回去。一到香港就接到方家来电请陈老师收留我。”

　　“陈老师、陈师母和我三个人到北京不久，就接到方老爷来信说加倍赔了人家的钱，还把我的身契寄了来。我感激到万分，很尽心地伺候他们。他们俩年纪很大，还没子女，觉得我很不错，就把我的身契烧掉，认我做女儿。我进了几年学堂，在家又有人教导，所以学业进步得很快。可惜我高小还没毕业，武昌就起了革命。我们全家匆匆出京，回到广东，知道那位方老爷在高州当知县，因为办事公正，当地的劣绅地痞很恨恶他。在革命风潮膨胀时，他们便树起反正旗，借着扑杀满州奴的名义，把方老爷当牛待遇，用绳穿着他的鼻子，身上挂着贪官污吏的罪状，领着一家大小，游遍满城的街市，然后把他们害死。”

　　绍慈听到这里，眼眶一红，不觉泪珠乱滴。他一向是很心慈，每听见或看见可怜的事情，常要掉泪。他尽力约束他的情感，还镇定地听下去。

　　契默象没理会那惨事，还接下去问：“那方少爷也被害了么？”

　　“他多半是死了。等到革命风潮稍微平定，我义父和我便去访寻方家人的遗体，但都已被毁灭掉，只得折回省城。方少爷原先给我那包东西是几件他穿过的衣服，预备给我在道上穿的。还有一个小绣花笔袋，带着两枝铅笔。因为我小时看见铅笔每觉得很新鲜，所以他送给我玩。衣服我已穿破了，惟独那笔袋和铅笔还留着，那就是世雄所疑惑的‘爱人赠品’。”

　　“我们住在广州，义父没事情做，义母在民国三年去世了。我那时在师范学校念书。义父因为我已近成年，他自己也渐次老弱，急要给我择婿。我当时虽不愿意，只为厚恩在身，不便说出一个‘不’字。由于辗转的介绍，世雄便成为我的未婚夫。那时他在陆军学校，还没有现在这样荒唐，故此也没觉得他的可恶。在师范学校的末一年，我义父也去世了。那时我感到人海茫茫，举目无亲，所以在毕业礼行过以后，随着便行婚礼。”

　　“你们在初时一定过得很美满了。”

　　“不过很短很短的时期，以后就越来越不成了。我对于他，他对于我，都是半斤八两，一样地互相敷衍。”

　　“那还成吗？天天挨着这样虚伪的生活。”

　　“他在军队里，蛮性越发发展，有三言两语不对劲，甚至动手动脚，打踢辱骂，无所不至。若不是因为还有更重大的事业没办完的原故，好几次我真想要了结了我自己的。幸而他常在军队里，回家的时候不多。但他一回家，我便知道又是打败仗逃回来了。他一向没打胜仗：打惠州，做了逃兵；打韶州，做了逃兵；打南雄，又做了逃兵。他是临财无不得，临功无不居，临阵无不逃的武人。后来，人都知道他的伎俩，军官当不了，在家闲住着好些时候。那时我在党里已有些地位，他央求我介绍他，又很诚恳地要求同志们派他来做现在的事情。”

　　“看来他是一个投机家，对于现在的事业也未见得能忠实地做下去。”

　　“可不是吗？只怪同志们都受他欺骗，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机关交在他手里。我越来越觉得他靠不住，时常晓以大义。所以大吵大闹的戏剧，一个月得演好几回。”

　　那和尚沉吟了一会，才说：“我这才明白。可是你们俩不和，对于我们事业的前途，难免不会发生障碍。”

　　她说：“请你放心，他那一方面，我不敢保。我呢？私情是私情。公事是公事，决不象他那么不负责任。”

　　绍慈听到这里，好象感触了什么，不知不觉间就站了起来。他本坐在长板凳的一头，那一头是另一个人坐着。站起来的时候，他忘记告诉那人预防着，猛然把那人摔倒在地上。他手拿着的茶杯也摔碎了，满头面都浇湿了。绍慈忙把那人扶起，赔了过失，张罗了一刻工夫。等到事情办清以后，在大碗居里头谈话的那两人，已不知去向。

　　他虽然很着急，却也无可奈何，仍旧坐下，从口袋里取出那本用了二十多年的小册子，写了好些字在上头。他那本小册子实在不能叫做日记，只能叫做大事记。因为他有时距离好几个月，也不写一个字在上头，有时一写就是好几页。

　　在繁剧的公务中，绍慈又度过四五个星期的生活。他总没忘掉那天在大碗居所听见的事情，立定主意要去侦察一下。

　　那天一清早他便提着一个小包袱，向着沙锅门那条路走。他走到三里河，正遇着一群羊堵住去路，不由得站在一边等着。羊群过去了一会，来了一个人，抱着一只小羊羔，一面跑，一面骂前头赶羊的伙计走得太快。绍慈想着那小羊羔必定是在道上新产生下来的。它的弱小可怜的声音打动他的恻隐之心，便上前问那人卖不卖，那人因为他给的价很高，也就卖给他，但告诉他没哺过乳的小东西是养不活的，最好是宰来吃。绍慈说他有主意，抱着小羊羔，雇着一辆洋车拉他到大街上，买了一个奶瓶，一个热水壶，和一匣代乳粉。他在车上，心里回忆幼年时代与所认识的那个女孩子玩着一对小兔，他曾说过小羊更好玩。假如现在能够见着她，一同和小羊羔玩，那就快活极了。他很开心，走过好几条街，小羊羔不断地在怀里叫。经过一家饭馆，他进去找一个座坐下，要了一壶开水，把乳粉和好，慢慢地喂它。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饿，便要了几张饼。他正在等着，随手取了一张前几天的报纸来看。在一个不重要的篇幅上，登载着女教员陈邦秀被捕，同党的领袖在逃的新闻，匆忙地吃了东西，他便出城去了。

　　他到城外，雇了一匹牲口，把包袱背在背上，两手抱着小羊羔，急急地走，在驴鸣犬吠中经过许多村落。他心里一会惊疑陈邦秀所犯的案，那在逃的领袖到底是谁；一会又想起早间在城门洞所见那群羊被一只老羊领导着到一条死路去：一会又回忆他的幼年生活。他听人说过沙渍里的狼群出来猎食的时候，常有一只体力超群、经验丰富的老狼领导着。为求食的原故，经验少和体力弱的群狼自然得跟着它。可见在生活中，都是依赖的份子，随着一两个领袖在那里瞎跑，幸则生，不幸则死，生死多是不自立不自知的。狼的领袖是带着群狼去抢掠；羊的领袖是领着群羊去送死。大概现在世间的领袖，总不能出乎这两种以外吧！

　　不知不觉又到一条村外，绍慈下驴，进入柿子园里。村道上那匹白骡昂着头，好象望着那在长空变幻的薄云，篱边那只黄狗闭着眼睛，好象品味着那在蔓草中哀鸣的小虫，树上的柿子映着晚霞，显得格外灿烂。绍慈的叫驴自在地向那草原上去找它的粮食。他自己却是一手抱着小羊羔，一手拿着乳瓶，在树下坐着慢慢地喂。等到人畜的困乏都减轻了，他再骑上牲口离开那地方，顷刻间又走了十几里路。那时夕阳还披在山头，地上的人影却长得比无常鬼更为可怕。

　　走到离县城还有几十里的那个小镇，天已黑了，绍慈于是到他每常歇脚的大悲院去。大悲院原是镇外一所私庙，不过好些年没有和尚。到二三年前才有一位外来的和尚契默来做主持，那和尚的来历很不清楚，戒牒上写的是泉州开元寺，但他很不象是到过那城的人，绍慈原先不知道其中的情形，到早晨看见陈邦秀被捕的新闻，才怀疑契默也是个党人。契默认识很多官厅的人员，绍慈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比较别人往来得亲密一点。这大概是因为绍慈的知识很好，契默与他谈得很相投，很希望引他为同志。

　　绍慈一进禅房，契默便迎出来，说：“绍先生，久违了。走路来的吗？听说您高升了。”他回答说：“我离开县城已经半年了。现住在北京，没有什么事。”他把小羊羔放在地下，对契默兑：“这是早晨在道上买的。我不忍见它生下不久便做了人家的盘里的肴馔，想养活它。”契默说：“您真心慈，您来当和尚倒很合式。”绍慈见羊羔在地下尽旨咩咩地叫，话也谈得不畅快，不得已又把它抱起来，放在怀里。它也象婴儿一样，有人抱就不响了。

　　绍慈问：“这几天有什么新闻没有？”

　　契默很镇定地回答说：“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我早晨见一张旧报纸说什么党员运动起事，因泄漏了机关，被逮了好些人，其中还有一位陈邦秀教习，有这事吗？”

　　“哦，您问的是政治。不错，我也听说来，听说陈教习还押到县衙门里，其余的人都已枪毙了。”他接着问，“大概您也是为这事来的吧？”

　　绍慈说：“不，我不是为公事，只是回来取些东西，在道上才知道这件事情。陈教习是个好人，我也认得她。”

　　契默听见他说认识邦秀，便想利用他到县里去营救一下，可是不便说明，只说：“那陈教习的确是个好人。”

　　绍慈故意问：“师父，您怎样认得她呢？”

　　“出家人哪一流的人不认得？小僧向她曾化过几回缘，她很虔心，头一次就题上二十元，以后进城去拜施主，小僧必要去见见她。”

　　“听说她丈夫很不好，您去，不会叫他把您撵出来么？”

　　“她的先生不常在家，小僧也不到她家去，只到学校去。”他于是信口开河，说：“现在她犯了案，小僧知道一定是受别人的拖累。若是有人替她出来找找门路，也许可以出来。”

　　“您想有什么法子？”

　　“您明白，左不过是钱。”

　　“没钱呢？”

　　“没钱，势力也成，面子也成，像您的面子就够大的，要保，准可以把她保出来。”

　　绍慈沉吟了一会，便摇头说：“我的面子不成，官厅拿人，一向有老例——只有错拿，没有错放，保也是白保。”

　　“您的心顶慈悲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只小羊羔您都搭救，何况是一个人？”

　　“有能救她的道儿，我自然得走。明天我一早进城去相机办理吧。我今天走了一天，累得很，要早一点歇歇。”他说着，伸伸懒腰，打个哈欠，站立起来。

　　契默说：“西院已有人住着，就请在这厢房凑合一晚吧。”

　　“随便哪里都成，明儿一早见。”绍慈说着抱住小羊羔便到指定给他的房间去。他把卧具安排停当，又拿出那本小册子记上几行。

　　夜深了，下弦的月已升到天中，绍慈躺在床上，断续的梦屡在枕边绕着。从西院送出不清晰的对谈声音，更使他不能安然睡去。

　　西院的客人中有一个说：“原先议决的，是在这两区先后举行，世雄和那区的主任意见不对。他恐怕那边先，于自己的地位有些妨碍，于是多方阻止他们。那边也有许多人要当领袖，也怕他们的功劳被世雄埋没了，于是相持了两三个星期。前几天，警察忽然把县里的机关包围起来，搜出许多文件，逮了许多人，事前世雄已经知道。他不敢去把那些机要的文件收藏起来，由着几位同志在那里干。他们正在毁灭文件的时候，人就来逮了。世雄的住所，警察也侦查出来了。当警察拍门的时候，世雄还没逃走。你知道他房后本有一条可以容得一个人爬进去的阴沟，一直通到护城河去。他不教邦秀进去，因为她不能爬，身体又宽大。若是她也爬进去，沟口没有人掩盖，更容易被人发觉。假使不用掩盖，那沟不但两个人不能并爬，并且只能进前，不能退后。假如邦秀在前，那么宽大的身子，到了半道若过不去，岂不要把两个人都活埋在里头？若她在后，万一爬得慢些，终要被人发现。所以世雄说，不如教邦秀装做不相干的女人，大大方方出去开门。但是很不幸，她一开门，警察便拥进去，把她绑起来，问她世雄在什么地方？她没说出来。警察搜了一回，没看出什么痕迹，便把她带走。”

　　“我很替世雄惭愧，堂堂的男子，大难临头还要一个弱女子替他，你知道他往哪里去吗？”这是契默的声音。

　　那人回答说：“不知道，大概不会走远了，也许过几天会逃到这里来。城里这空气已经不那么紧张，所以他不致于再遇见什么危险，不过邦秀每晚被提到衙门去受秘密的审问，听说十个手指头都已夹坏了，只怕她受不了，一起供出来，那时，连你也免不了，你得预备着。”

　　“我不怕，我信得过她决不会说出任何人，肉刑是她从小尝惯的家常便饭。”

　　他们谈到这里，忽然记起厢房里歇着一位警察，便止住了。契默走到绍慈窗下，叫“绍先生，绍先生”。绍慈想不回答，又怕他们怀疑，便低声应了一下。契默说：“他们在西院谈话把您吵醒了吧？”

　　他回答说：“不，当巡警的本来一叫便醒，天快亮了吧？”契默说：“早着呢，您请睡吧，等到时候，再请您起来。”

　　他听见那几个人的脚音向屋里去，不消说也是幸免的同志们，契默也自回到他的禅房去了，庭院的月光带着一丫松影贴在纸窗上头。绍慈在枕上，瞪着眼，耳鼓里的音响，与荒草中的虫声混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契默便来央求绍慈到县里去，想法子把邦秀救出来。他掏出一叠钞票递给绍慈，说：“请您把这二百元带着，到衙门里短不了使钱。这都是陈教习历来的布施，现在我仍拿出来用回在她身上。”

　　绍慈知道那钱是要送他的意思，便郑重地说：“我一辈子没使人家的黑钱，也不愿意给人家黑钱使。为陈教习的事，万一要钱，我也可以想法子，请您收回去吧。您不要疑惑我不帮忙，若是人家冤屈了她，就使丢了我的性命，我也要把她救出来。”

　　他整理了行装，把小羊羔放在契默给他预备的一个筐子里，便出了庙门。走不到十里路，经过一个长潭，岸边的芦花已经半白了。他沿着岸边的小道走到一棵柳树底下歇歇，把小羊羔放下，拿出手中擦汗。在张望的时候，无意中看见岸边的草丛里有一个人躺着。他进前一看，原来就是邦秀。他叫了一声：“陈教习”。她没答应。摇摇她，她才懒慵慵地睁开眼睛。她没看出是谁，开口便说：“我饿得很，走不动了。”话还没有说完，眼睛早又闭起来了。绍慈见她的头发散披在地上，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穿一件薄呢长袍，也是破烂不堪的，皮鞋上满沾着泥土，手上的伤痕还没结疤。那可怜的模样，实在难以形容。

　　绍慈到树下把水壶的塞子拔掉，和了一壶乳粉，端来灌在她口里。过了两三刻钟，她的精神渐次恢复回来。在注目看着绍慈以后，她反惊慌起来。她不知道绍慈已经不是县里的警察，以为他是来捉拿她。心头一急，站起来，蹑秧鸡一样，飞快地钻进苇丛里。绍慈见她这样慌张，也急得在后面嚷着，“别怕，别怕。”她哪里肯出来，越钻越进去，连影儿也看不见了。绍慈发愣一会，才追进去，口里嚷着“救人，救人！”这话在邦秀耳里，便是“揪人，揪人！”她当然越发要藏得密些。

　　一会儿苇丛里的喊声也停住了。邦秀从那边躲躲藏藏地蹑出来。当头来了一个人，问她“方才喊救人的是您吗？”她见是一个过路人，也就不害怕了。她说：“我没听见，我在这里头解手来的。请问这里离前头镇上还有多远？”那人说：“不远了，还有七里多地。”她问了方向，道一声“劳驾”，便急急迈步。那人还在那周围找寻，沿着岸边又找回去。

　　邦秀到大悲院门前，正赶上没人在那里，她怕庙里有别人，便装做叫化婆，嚷着“化一个啵”，契默认得她的声音，赶紧出来，说：“快进来，没有人在里头。”她随着契默到西院一间小屋子里。契默说：“你得改装，不然逃不了。”他于是拿剃刀来把她的头发刮得光光的，为她穿上僧袍，俨然是一个出家人模样。

　　契默问她出狱的因由，她说是与一群狱卒串通，在天快亮的时候，私自放她逃走。她随着一帮赶集的人们急急出了城，向着大悲院这条路上一气走了二十多里。好几天挨饿受刑的人，自然当不起跋涉，到了一个潭边，再也不能动弹了。她怕人认出来，就到苇子里躲着歇歇，没想到一躺下，就昏睡过去。又说，在道上遇见县里的警察来追，她认得其中一个是绍慈，于是拼命钻进苇子里，经过很久才逃脱出来。契默于是把早晨托绍慈到县营救她的话告诉了一番，又教她歇歇，他去给她预备饭。

　　好几点钟在平静的空气中过去了，庙门口忽然来了一个人，提着一个筐子，上面有大悲院的记号，问当家和尚说：“这筐子是你们这里的吗？”契默认得那是早晨给绍慈盛小羊羔的筐子，知道出了事，便说：“是这里的，早晨是绍老总借去使的，你在哪里把它捡起()来的呢？”那人说：“他淹死啦！这是在柳树底下捡的。我们也不知是谁，有人认得字，说是这里的。你去看看吧，官免不了要验，你总得去回话。”契默说：“我自然得去看看。”他进去给邦秀说了，教她好好藏着，便同那人走了。

　　过了四五点钟的工夫，已是黄昏时候，契默才回来。西院里昨晚谈话的人们都已走了，只剩下邦秀一个人在那里。契默一进来，对着她摇摇头说：“可惜，可惜！”邦秀问：“怎么样了？”他说：“你道绍慈那巡警是什么人？他就是你的小朋友方少爷！”邦秀“呀”了一声，站立起来。

　　契默从口袋掏出一本湿气还没去掉的小册子，对她说：“我先把情形说完，再念这里头的话给你听。他大概是怕你投水，所以向水边走。他不提防在苇丛里脐着一个深水坑，全身掉在里头翻不过身来，就淹死了。我到那里，人们已经把他的尸身捞起来，可还放在原地。苇子里没有道，也没有站的地方，所以没有围着看热闹的人，只有七八个人远远站着。我到尸体跟前，见这本日记露出来，取下来看了一两页。知道记的是你和他的事情，趁着没有人看见，便放在口袋里，等了许久，官还没来。一会来了一个人说，验官今天不来了，于是大家才散开。我在道上一面走，一面翻着看。”

　　他翻出一页，指给邦秀说：“你看，这段说他在革命时候怎样逃命，和怎样改的姓。”邦秀细细地看了一遍以后，他又翻过一页来，说：“这段说他上北方来找你没找着。在流落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才去当警察。”

　　她拿着那本日记细看了一遍，哭得也说不出来，停了许久，才抽抽噎噎地对契默说：“这都是想不到的事。在县城里，我几乎天天见着他，只恨二年来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他从前给我的东西，这次也被没收了。”

　　契默也很伤感，同情的泪不觉滴下来，他勉强地说：“看开一点吧！这本就是他最后留给你的东西了。不，他还有一只小羊羔呢！”他才想起那只可怜的小动物，也许还在长潭边的树下，但也有被人拿去剥皮的可能。

　　许地山：人非人

　　离电话机不远的廊子底下坐着几个听差，有说有笑，但不晓得倒底是谈些什么。忽然电话机响起来了，其中一个急忙走过去摘下耳机，问：“喂，这是社会局，您找谁？”

　　“唔，您是陈先生，局长还没来。”

　　“科长？也没来，还早呢。”

　　“……”

　　“请胡先生说话。是咯，请您候一候。”

　　听差放下耳机迳自走进去，开了第二科的门，说：“胡先生，电话，请到外头听去吧，屋里的话机坏了。”

　　屋里有三个科员，除了看报抽烟以外，个个都象没事情可办。靠近窗边坐着的那位胡先生出去以后，剩下的两位起首谈论起来。

　　“子清，你猜是谁来的电话？”

　　“没错，一定是那位。”他说时努嘴向着靠近窗边的另一个座位。

　　“我想也是她。只是可为这傻瓜才会被她利用，大概今天又要告假，请可为替她办桌上放着的那几宗案卷。”

　　“哼，可为这大头！”子清说着摇摇头，还看他的报。一会他忽跳起来说：“老严，你瞧，定是为这事。”一面拿着报纸到前头的桌上，铺着大家看。

　　可为推门进来，两人都昂头瞧着他。严庄问：“是不是陈情又要摣你大头？”

　　可为一对忠诚的眼望着他，微微地笑，说：“这算什么大头小头！大家同事，彼此帮忙……”

　　严庄没等他说完，截着说：“同事！你别侮辱了这两个字罢。她是缘着什么关系进来的？你晓得么？”

　　“老严，您老信一些闲话，别胡批评人。”

　　“我倒不胡批评人，你才是糊涂人哪，你想陈情真是属意于你？”

　　“我倒不敢想，不过是同事，……”

　　“又是‘同事’，‘同事’，你说局长的候选姨太好不好？”

　　“老严，您这态度，我可不敢佩服，怎么信口便说些伤人格的话？”

　　“我说的是真话，社会局同人早就该鸣鼓而攻之，还留她在同人当中出丑。”

　　子清也象帮着严庄，说，“老胡是着了迷，真是要变成老糊涂了。老严说的对不对，有报为证。”说着又递方才看的那张报纸给可为，指着其中一段说：“你看！”

　　可为不再作声，拿着报纸坐下了。

　　看过一遍，便把报纸扔在一边，摇摇头说：“谣言，我不信。大概又是记者访员们的影射行为。”

　　“嗤！”严庄和子清都笑出来了。

　　“好个忠实信徒！”严庄说。

　　可为皱一皱眉头，望着他们两个，待要用话来反驳，忽又低下头，撇一下嘴，声音又吞回去了。他把案卷解开，拿起笔来批改。

　　十二点到了，严庄和子清都下了班，严庄临出门，对可为说：“有一个叶老太太请求送到老人院去，下午就请您去调查一下罢，事由和请求书都在这里。”他把文件放在可为桌上便出去了，可为到陈情的位上检检那些该发出的公文。他想反正下午她便销假了，只检些待发出去的文书替她签押，其余留着给她自己办。

　　他把公事办完，顺将身子望后一靠，双手交抱在胸前，眼望着从窗户射来的阳光，凝视着微尘纷乱地盲动。

　　他开始了他的玄想。

　　陈情这女子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心里没有一刻不悬念着这问题。他认得她的时间虽不很长，心里不一定是爱她，只觉得她很可以交往，性格也很奇怪，但至终不晓得她一离开公事房以后干的什么营生。有一晚上偶然看见一个艳妆女子，看来很象她，从他面前掠过，同一个男子进万国酒店去。他好奇地问酒店前的车夫，车夫告诉他那便是有名的“陈皮梅”。但她在公事房里不但粉没有擦，连雪花膏一类保护皮肤的香料都不用。穿的也不好，时兴的阴丹士林外国布也不用，只用本地织的粗棉布。那天晚上看见的只短了一副眼镜，她日常戴着带深紫色的克罗克斯，局长也常对别的女职员赞美她。但他信得过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象严庄所胡猜的。她那里会做象给人做姨太太那样下流的事？不过，看早晨的报，说她前天晚上在板桥街的秘密窟被警察拿去，她立刻请出某局长去把她领出来。这样她或者也是一个不正当的女人。每常到肉市她家里，总见不着她。她到那里去了呢？她家里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个老妈子，按理每月几十块薪水准可以够她用了。她何必出来干那非人的事？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恰当的理由。

　　钟已敲一下了，他还叉着手坐在陈情的位上，双眼凝视着，心里想或者是这个原因罢，或者是那个原因罢？

　　他想她也是一个北伐进行中的革命女同志，虽然没有何等的资格和学识，却也当过好几个月战地委员会的什么秘书长一类的职务，现在这个职位，看来倒有些屈了她，月薪三十元，真不如其他办革命的同志们。她有一位同志，在共同秘密工作的时候，刚在大学一年级，幸而被捕下狱。坐了三年监，出来，北伐已经成功了。她便仗着三年间的铁牢生活，请党部移文给大学，说她有功党国，准予毕业。果然，不用上课，也不用考试，一张毕业文凭便到了手，另外还安置她一个肥缺。陈情呢？白做走狗了！几年来，出生入死，据她说，她亲自收掩过几次被枪决的同志。现在还有几个同志家属，是要仰给于她的。若然，三十元真是不够。然而，她为什么下去找别的事情做呢？也许严庄说的对。他说陈在外间，声名狼藉，若不是局长维持她，她给局长一点便宜，恐怕连这小小差事也要掉了。

　　这样没系统和没伦理的推想，足把可为的光阴消磨了一点多钟。他饿了，下午又有一件事情要出去调查，不由得伸伸懒腰，抽出一个抽屉，要拿浆糊把批条糊在卷上。无意中看见抽屉里放着一个巴黎拉色克香粉小红盒。那种香气，直如那晚上在万国酒店门前闻见的一样。她用这东西么？他自己问。把小盒子拿起来，打开，原来已经用完了。盒底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字迹已经模糊了，但从铅笔的浅痕，还可以约略看出是“北下洼八号”。唔，这是她常去的一个地方罢？每常到她家去找她，总找不着，有时下班以后自请送她回家时，她总有话推辞。有时晚间想去找她出来走走，十次总有九次没人应门，间或一次有一个老太太出来说，“陈小姐出门啦。”也许她是一只夜蛾，要到北下洼八号才可以找到她。也许那是她的朋友家，是她常到的一个地方。不，若是常到的地方，又何必写下来呢？想来想去总想不透，他只得皱皱眉头，叹了一口气，把东西放回原地，关好抽屉，回到自己座位。他看看时间快到一点半，想着不如把下午的公事交代清楚，吃过午饭不用回来，一直便去访问那个叶姓老婆子。一切都弄停妥以后，他戴着帽子，迳自出了房门。

　　一路上他想着那一晚上在万国酒店看见的那个，若是陈修饰起来，可不就是那样。他闻闻方才拿过粉盒的指头，一面走，一面玄想。

　　在饭馆随便吃了些东西，老胡便依着地址去找那叶老太太。原来叶老太太住在宝积寺后的破屋里，外墙是前几个月下大雨塌掉的，破门里放着一个小炉子，大概那便是她的移动厨房了。老太太在屋里听见有人，便出来迎客，可为进屋里只站着，因为除了一张破炕以外，椅桌都没有。老太太直让他坐在炕上，他又怕臭虫，不敢迳自坐下，老太太也只得陪着站在一边。她知道一定是社会局长派来的人，开口便问：“先生，我求社会局把我送到老人院的事，到底成不成呢？”那种轻浮的气度，谁都能够理会她是一个不问是非，想什么便说什么的女人。

　　“成倒是成，不过得看看你的光景怎样。你有没有亲人在这里呢？”可为问。

　　“没有。”

　　“那么，你从前靠谁养活呢？”

　　“不用提啦。”老太太摇摇头，等耳上那对古式耳环略为摆定了，才继续说：“我原先是一个儿子养我，那想前几年他忽然入了什么要命党，——或是敢死党，我记不清楚了，——可真要了他的命。他被人逮了以后，我带些吃的穿的去探了好几次，总没得见面。到巡警局，说是在侦缉队；到侦缉队，又说在司令部；到司令部，又说在军法处。等我到军法处，一个大兵指着门前的大牌楼，说在那里。我一看可吓坏了！他的脑袋就挂在那里！我昏过去大半天，后来觉得有人把我扶起来，大概也灌了我一些姜汤，好容易把我救活了，我睁眼一瞧已是躺在屋里的炕上，在我身边的是一个我没见过的姑娘。问起来，才知道是我儿子的朋友陈姑娘。那陈姑娘答允每月暂且供给我十块钱，说以后成了事，官家一定有年俸给我养老。她说入要命党也是做官，被人砍头或枪毙也算功劳。我儿子的名字，一定会记在功劳簿上的。唉，现在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糊涂了。陈姑娘养活了我，又把我的侄孙，他也是没爹娘的，带到她家，给他进学堂，现在还是她养着。”

　　老太太正要说下去，可为忽截着问：“你说这位陈姑娘，叫什么名字？”

　　“名字？”她想了很久，才说：“我可说不清，我只叫她陈姑娘，我侄孙也叫她陈姑娘。她就住在肉市大街，谁都认识她。”

　　“是不是带着一副紫色眼镜的那位陈姑娘？”

　　老太太听了他的问，象很兴奋地带着笑容望着他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她带的是紫色眼镜。原来先生也认识她，陈姑娘。”她又低下头去，接着说补充的话：“不过，她晚上常不带镜子。她说她眼睛并没毛病，只怕白天太亮了，戴着挡挡太阳，一到晚上，她便除下了。我见她的时候，还是不带镜子的多。”

　　“她是不是就在社会局做事？”

　　“社会局？我不知道。她好象也入了什么会似地。她告诉我从会里得的钱除分给我以外，还有两三个人也是用她的钱。大概她一个月的入款最少总有二百多，不然，不能供给那么些人。”

　　“她还做别的事吗？”

　　“说不清。我也没问过她，不过她一个礼拜总要到我这里来三两次，来的时候多半在夜里，我看她穿得顶讲究的。坐不一会，每有人来找她出去。她每告诉我，她夜里有时比日里还要忙。她说，出去做事，得应酬，没法子，我想她做的事情一定很多。”

　　可为越听越起劲，像那老婆子的话句句都与他有关系似地，他不由得问：“那么，她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也不大清楚，有一次她没来，人来我这里找她。那人说，若是她来，就说北下洼八号有人找，她就知道了。”

　　“北下洼八号，这是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老太太看他问得很急，很诧异地望着他。

　　可为楞了大半天，再也想不出什么话问下去。

　　老太太也莫明其妙，不觉问此一声：“怎么，先生只打听陈姑娘？难道她闹出事来了么？”

　　“不，不，我打听她，就是因为你的事，你不说从前都是她供给你么？现在怎么又不供给了呢？”

　　“嗐！”老太太摇着头，揸着拳头向下一顿，接着说：“她前几天来，偶然谈起我儿子。她说我儿子的功劳，都教人给上在别人的功劳簿上了。她自己的事情也是飘飘摇摇，说不定那一天就要下来。她教我到老人院去挂个号，万一她的事情不妥，我也有个退步，我到老人院去，院长说现在人满了，可是还有几个社会局的额，教我立刻找人写禀递到局里去。我本想等陈姑娘来，请她替我办，因为那晚上我们有点拌嘴，把她气走了。她这几天都没来，教我很着急，昨天早晨，我就在局前的写字摊花了两毛钱，请那先生给写了一张请求书递进去。”

　　“看来，你说的那位陈姑娘我也许认识，她也许就在我们局里做事。”

　　“是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怎么今日不同您来呢？”

　　“她有三天不上衙门了。她说今儿下午去，我没等她便出来啦。若是她知道，也省得我来。”

　　老太太不等更真切的证明，已认定那陈姑娘就是在社会局的那一位。她用很诚恳的眼光射在可为脸上问：“我说，陈姑娘的事情是不稳么？”

　　“没听说，怕不至于罢。”

　　“她一个月支多少薪水？”

　　可为不愿意把实情告诉她，只说：“我也弄不清，大概不少罢。”

　　老太太忽然沉下脸去发出失望带着埋怨的声音说：“这姑娘也许嫌我累了她，不愿意再供给我了，好好的事情在做着，平白地瞒我干什么！”

　　“也许她别的用费大了，支不开。”

　　“支不开？从前她有丈夫的时候也天天嚷穷。可是没有一天不见她穿缎戴翠，穷就穷到连一个月给我几块钱用也没有，我不信，也许这几年所给我的，都是我儿子的功劳钱，瞒着我，说是她拿出来的。不然，我同她既不是亲，也不是戚，她凭什么养我一家？”

　　可为见老太太说上火了，忙着安慰她说：“我想陈姑娘不是这样人。现在在衙门里做事，就是做一天算一天，谁也保不定能做多久，你还是不要多心罢。”

　　老太太走前两步，低声地说：“我何尝多心？她若是一个正经女人，她男人何致不要她。听说她男人现时在南京或是上海当委员，不要她啦。他逃后，她的肚子渐渐大起来，花了好些钱到日本医院去，才取下来。后来我才听见人家说，他们并没穿过礼服，连酒都没请人喝过，怨不得拆得那么容易。”

　　可为看老太太一双小脚站得进一步退半步的，忽觉他也站了大半天，脚步未免也移动一下。老太太说：“先生，您若不嫌脏就请坐坐，我去沏一点水您喝，再把那陈姑娘的事细细地说给您听。”可为对于陈的事情本来知道一二，又见老太太对于她的事业的不明了和怀疑，料想说不出什么好话。即如到医院堕胎，陈自己对他说是因为身体软弱，医生说非取出不可。关于她男人遗弃她的事，全局的人都知道，除他以外多数是不同情于她的。他不愿意再听她说下去，一心要去访北下洼八号，看到底是个什么人家。于是对老太太说：“不用张罗了，您的事情，我明天问问陈姑娘，一定可以给你办妥。我还有事，要到别处去，你请歇着罢。”一面说，一面踏出院子。

　　老太太在后面跟着，叮咛可为切莫向陈姑娘打听，恐怕她说坏话。可为说：“断不会，陈姑娘既然教你到老人院，她总有苦衷，会说给我知道，你放心罢。”出了门，可为又把方才拿粉盒的手指举到鼻端，且走且闻，两眼象看见陈情就在他前头走，仿佛是领他到北下洼去。

　　北下洼本不是热闹街市，站岗的巡警很优游地在街心踱来踱去。可为一进街口，不费力便看见八号的门牌，他站在门口，心里想：“找谁呢？”他想去问岗警，又怕万一问出了差，可了不得。他正在踌躇，当头来了一个人，手里一碗酱，一把葱，指头还吊着几两肉，到八号的门口，大嚷：“开门。”他便向着那人抢前一步，话也在急忙中想出来。

　　“那位常到这里的陈姑娘来了么？”

　　那人把他上下估量了一会，便问“那一位陈姑娘？您来这里找过她么？”

　　“我……”他待要说没有时，恐怕那人也要说没有一位陈姑娘。许久才接着说：我跟人家来过，我们来找过那位陈姑娘，她一头的刘海发不象别人烫得象石狮子一样，说话象南方人。

　　那人连声说：“唔，唔，她不一定来这里。要来，也得七八点以后。您贵姓？有什么话请您留下，她来了我可以告诉她。”

　　“我姓胡，只想找她谈谈，她今晚上来不来？”

　　“没准，胡先生今晚若是来，我替您找去。”

　　“你到那里找她去呢？”

　　“哼，哼！！”那人笑着，说：“到她家里，她家就离这里不远。”

　　“她不是住在肉市吗？”

　　“肉市？不，她不住在肉市。”

　　“那么她住在什么地方？”

　　“她们这路人没有一定的住所。”

　　“你们不是常到宝积寺去找她么？”

　　“看来您都知道，是她告诉您她住在那里么？”

　　可为不由得又要扯谎，说：“是的，她告诉过我。不过方才我到宝积寺，那老太太说到这里来找。”

　　“现在还没黑”，那人说时仰头看看天，又对着可为说：“请您上市场去绕个弯再回来，我替您叫她去。不然请进来歇一歇，我叫点东西您用，等我吃过饭，马上去找她。”

　　“不用，不用，我回头来罢。”可为果然走出胡同口，雇了一辆车上公园去，找一个僻静的茶店坐下。

　　茶已沏过好几次，点心也吃过，好容易等到天黑了。十一月的黝云埋没了无数的明星，悬在园里的灯也被风吹得摇动不停，游人早已绝迹了，可为直坐到听见街上的更夫敲着二更，然后踱出园门，直奔北下洼而去。

　　门口仍是静悄悄的，路上的人除了巡警，一个也没有。他急进前去拍门，里面大声问：“谁？”

　　“我姓胡。”

　　门开了一条小缝，一个人露出半脸，问：“您找谁？”

　　“我找陈姑娘”，可为低声说。

　　“来过么？”那人问。

　　可为在微光里虽然看不出那人的面目，从声音听来，知道他并不是下午在门口同他回答的那一个。他一手急推着门，脚先已踏进去，随着说：“我约过来的。”

　　那人让他进了门口，再端详了一会，没领他望那里走，可为也不敢走了。他看见院子里的屋干都象有人在里面谈话，不晓得进那间合适，那人见他不象是来过的。便对他说：“先生，您跟我走。”

　　这是无上的命令，教可为没法子不跟随他，那人领他到后院去穿过两重天井，过一个穿堂，才到一个小屋子，可为进去四围一望，在灯光下只见铁床一张，小梳妆桌一台放在窗下，桌边放着两张方木椅。房当中安着一个发不出多大暖气的火炉，门边还放着一个脸盆架，墙上只有两三只冻死了的蝈蝈，还囚在笼里象妆饰品一般。

　　“先生请坐，人一会就来。”那人说完便把门反掩着，可为这时心里不觉害怕起来。他一向没到过这样的地方，如今只为要知道陈姑娘的秘密生活，冒险而来，一会她来了，见面时要说呢，若是把她羞得无地可容，那便造孽了。一会，他又望望那扇关着的门，自己又安慰自己说：“不妨，如果她来，最多是向她求婚罢了。……她若问我怎样知道时，我必不能说看见她的旧粉盒子。不过，既是求爱，当然得说真话，我必得告诉她我的不该，先求她饶恕……。”

　　门开了，喜惧交迫的可为，急急把视线连在门上，但进来的还是方才那人。他走到可为跟前，说：“先生，这里的规矩是先赏钱。”

　　“你要多少？”

　　“十块，不多罢。”

　　可为随即从皮包里取出十元票子递给他。

　　那人接过去。又说：“还请您打赏我们几块。”

　　可为有点为难了，他不愿意多纳，只从袋里掏出一块，说：“算了罢。”

　　“先生，损一点，我们还没把茶钱和洗褥子的钱算上哪，多花您几块罢。”

　　可为说：“人还没来，我知道你把钱拿走，去叫不去叫？”

　　“您这一点钱，还想叫什么人？我不要啦，您带着。”说着真个把钱都交回可为，可为果然接过来，一把就往口袋里塞。那人见是如此，又抢进前摣住他的手，说：“先生，您这算什么？”

　　“我要走，你不是不替我把陈姑娘找来吗？”

　　“你瞧，你们有钱的人拿我们穷人开玩笑来啦？我们这里有白进来，没有白出去的。你要走也得，把钱留下。”

　　“什么，你这不是抢人么？”

　　“抢人？你平白进良民家里，非奸即盗，你打什么主意？”那人翻出一副凶怪的脸，两手把可为拿定，又嚷一声，推门进来两个大汉，把可为团团围住，问他：“你想怎样？”可为忽然看见那么些人进来，心里早已着了慌，简直闹得话也说不出来。一会他才鼓着气说：“你们真是要抢人么？”

　　那三人动手掏他的皮包了，他推开了他们，直奔到门边，要开门，不料那门是望里开的，门里的钮也没有了。手滑，拧不动，三个人已追上来，他们把他拖回去，说：“你跑不了，给钱罢，舒服要钱买，不舒服也得用钱买。你来找我们开心，不给钱，成么？”

　　可为果真有气了，他端起门边的脸盆向他们扔过去，脸盆掉在地上，砰嘣一声，又进来两个好汉，现在屋里是五个打一个。

　　“反啦？”刚进来的那两个同声问。

　　可为气得鼻息也粗了。

　　“动手罢。”说时迟，那时快，五个人把可为的长挂子剥下来，取下他一个大银表，一枝墨水笔，一个银包，还送他两拳，加两个耳光。

　　他们抢完东西，把可为推出房门，用手中包着他的眼和塞着他的口，两个摣着他的手，从一扇小门把他推出去。

　　可为心里想：“糟了！他们一定下毒手要把我害死了！”手虽然放了，却不晓得抵抗，停一回，见没有什么动静，才把嘴里手中拿出来，把绑眼的手中打开，四围一望原来是一片大空地，不但巡警找不着，连灯也没有。他心里懊悔极了，到这时才疑信参半，自己又问：“到底她是那天酒店前的车夫所说的陈皮梅不是？”慢慢地踱了许久才到大街，要报警自己又害羞，只得急急雇了一辆车回公寓。

　　他在车上，又把午间拿粉盒的手指举到鼻端间，忽而觉得两颊和身上的余痛还在，不免又去摩挲摩挲。在道上，一连打了几个喷嚏，才记得他的大衣也没有了。回到公寓，立即把衣服穿上，精神兴奋异常，自在厅上踱来踱去，直到极疲乏的程度才躺在床上。合眼不到两个时辰，睁开眼时，已是早晨九点，他忙爬起来坐在床上，觉得鼻子有点不透气，于是急急下床教伙计提热水来。过一会，又匆匆地穿上厚衣服，上街门去，

　　他到办公室，严庄和子清早已各在座上。

　　“可为，怎么今天晚到啦？”子清问。

　　“伤风啦，本想不来的。”

　　“可为，新闻又出来了！”严庄递给可为一封信，这样说。“这是陈情辞职的信，方才一个孩子交进来的。”

　　“什么？她辞职！”可为诧异了。

　　“大概是昨天下午同局长闹翻了。”子清用报告的口吻接着说，“昨天我上局长办公室去回话，她已先在里头，我坐在室外候着她出来。局长照例是在公事以外要对她说些‘私事’，我说的‘私事’你明白。”他笑向着可为，“但是这次不晓得为什么闹翻了。我只听见她带着气说：‘局长，请不要动手动脚，在别的夜间你可以当我是非人，但在日间我是个人，我要在社会做事，请您用人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正注神听着，她已大踏步走近门前，接着说：‘撤我的差罢，我的名誉与生活再也用不着您来维持了。’我停了大半天，至终不敢进去回话，也回到这屋里。我进来，她已走了。老严，你看见她走时的神气么？”

　　“我没留神，昨天她进来，象没坐下，把东西检一检便走了，那时还不到三点。”严庄这样回答。

　　“那么，她真是走了。你们说她是局长的候补姨太，也许永不能证实了。”可为一面接过信来打开看，信中无非说些官话。他看完又摺起来，纳在信封里，按铃叫人送到局长室。他心里想陈情总会有信给他，便注目在他的桌上，明漆的桌面只有昨夜的宿尘，连纸条都没有。他坐在自己的位上，回想昨夜的事情，同事们以为他在为陈情辞职出神，调笑着说：“可为，别再想了，找苦恼受干什么？方才那送信的孩子说，她已于昨天下午五点钟搭火车走了，你还想什么？”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可为只回答：“我不想什么，只估量她到底是人还是非人。”说着，自己摸自己的嘴巴，这又引他想起在屋里那五个人待遇他的手段。他以为自己很笨，为什么当时不说是社会局人员，至少也可以免打。不，假若我说是社会局的人，他们也许()会把我打死咧。……无论如何，那班人都可恶，得通知公安局去逮捕，房子得封，家具得充公。他想有理，立即打开墨盒，铺上纸，预备起信稿，写到“北下洼八号”，忽而记起陈情那个空粉盒。急急过去，抽开展子，见原物仍在，他取出来，正要望袋里藏，可巧被子清看见。

　　“可为，到她展里拿什么？”

　　“没什么！昨天我在她座位上办公，忘掉把我一盒日快丸拿去，现在才记起。”他一面把手插在袋里，低着头，回来本位，取出小手中来擤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