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书与我

　　罗兰：书与我

　　我是一个不用功的人。“不用功”自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不过，我不愿因为它不光荣，而就向不知底蕴的人假装用功与渊博。但是，如果说，我真的不喜欢读书，那却又与事实不符。我很喜欢读书。“读书”和“用功”可能是两回事。用功的人不一定“喜欢”读书，喜欢读书的人也许不一定是用功。这分别大概就在于前者全凭感情，而后者却要靠理智。凭感情读书的人，全靠自己的好恶去选择，因此，他所读的书，范围就比较狭小。尽管也许在这狭小的范围之内，他有精与深的可能，但他只能“渊”而不能“博”。凭理智读书的人却肯用客观的标准去选择读物，他会因实际的需要而花上一年的功夫，去读通一套经济学或六法全书；他会说服自己，只为了“求知”而去涉猎那些他所并不感兴趣的书籍。这两者相较，在理智上，我自然比较尊敬后者；然而在感情上，我仍喜欢前者。

　　凭感情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是一种享受，所得到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涵泳与自由自在，和一种被了解、被同情的感受。这样读书。速度必快，乐趣必多。而凭理智读书，就未免要加上一个“苦读”的“苦”字。苦读的故事，最为人熟知的是苏秦。他头悬梁，锥刺股，面对经典史籍，不眠不休，那是为了成功而读。在读的时候，有苦无乐，必须具有足够的意志和恒心，并且具有足够的对自己的严厉与督责，而后才可为之。这样读书，所造就的是专家，是学者。而这种读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用功”。用功是手段，是过程，因此需要理智与远见。读书是目的，因此可以凭兴之所至，一卷在手，悠游其间，这样读书，几乎与娱乐相差无几。我喜欢书，只因我喜欢享受与作者灵犀相通、莫逆于心的那点乐趣，是完全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因此，书，对我来说，是朋友，而不是严师。读书，对我来说，是谈心，而不是受教。

　　说到这里，似乎我的喜欢读书而不用功，已经有了适当的解释。抛开那些被迫为应付考试而“读”过的书之外，我略一回顾，就已发现，在我这几十年旅程之中，伴随着我的，都是一些面目温和态度可亲的书籍。她们都是我的朋友，曾经为我解闷，解惑，曾经和我融洽地做着心灵上的款谈，曾经退出我的泪与笑，曾经激发我的爱与恨，也使我在无形之中，对人生苦乐，多了一番会心。

　　在我记忆中，最令我难忘的一段与书为伴的日子，是在抗战期间，我在乡下教书的那两年，书本陪伴我打发了许多个寂寞的黄昏。到台湾之后，有段时期，我每天只要一有空闲，就把先生那本《生活的艺术》拿来翻看几页。这本书，我看了许多遍，翻来覆去地看。看过之后，又随意翻到自己最喜欢看的地方看，觉得格外有一种与作者莫逆于心的快乐。前年，我看了一年的诗。新诗、旧诗。半新不旧诗，一律看得入迷，那是因为我突然之间认识了许多写诗的朋友。他们把诗集送我，我就把自己沉埋在各种不同风格的之中，整整一年的功夫，我没有看别的东西。我发现，我看书实在太凭兴趣。因此，总是“一跤跌在”一种书或一本书里，迷上一阵子，然后，或许接着有好一段时间，一本书也不看，直到我再发现另一种令我着迷的书。

　　朋友某君总嫌我不看书，时常对我施行“强迫教育”。把书寄来。逼着我看完写心得。这些年，在他的逼迫之下，我倒真的看了一些大家都看过而我却未曾看过的书。看完之后，觉得增长见识不少。但我仍得坦白地招认一句，每次他一逼我看书，我就对他生气一次。有时是生气归生气，看还是看了。有时却是假装听话，把书在书架上摆一阵，再还给他，说声“还好”，或“我不喜欢”，就算看了。像《儒林外史》，我总觉它不是女人的读物。《静静的顿河》我只“静”到一半，就此“顿”住。《战争与和平》我也无法等到它全面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倒看了两遍。《安娜·卡列尼娜》我看完之后，不想还他了。

　　前几天，偶然整理旧日文稿，发现一本已经旧得发黄的笔记。时间是1950年4月至6月。那是我心情最灰暗无望的一段时间。笔记本上，先是一连串心情恶劣的日记。然后，日记陡然中断，换上了读《庄子》的心得。内中录有《齐物论》：“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以道观之，通为一。”以及“故万物一也，腐朽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腐朽。”然后，我写道：“人应从较高的位置去看世界，世间是非都由于人的沾滞沉迷。其实，道无所谓损益，事无所谓是非。能超然物外，则一切恩怨均不足道，何必争，何必怨，何必求呢……”这段笔记，重读之下，暮然使我对书本产生了另一种感激之情。原来书本不仅是我寂寞时的良伴，苦闷时的知友，而且是我仿惶无主时的灯塔。老庄哲学中的一两句警语，曾给我以莫大的启示。它使我得以从苦痛黑暗的深渊中，超脱升华，明白了“超然”二字的意义，摆脱了苦痛的牵绊，征服了几乎无法征服的困难。

　　罗兰：谈朋友

　　我一生喜欢朋友。上学的时候，真说得上是“交游甚广”，从最高班到最低班，加上学院部各系，以及劳师、简师、乡师、幼师，各部，每一班都有我的朋友，所以直到现在，只要遇见老同学，提哪一班，我都有熟人，甚至连姓名都不会忘记。喜欢朋友的天性，使我在上学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和朋友在一起，读书反而成了次要的事。而我的朋友是各种性格都有的，有喜欢运动的，有喜欢音乐的，有喜欢吃零食的，有喜欢聊天散步的。也就因为如此，所以，我才左右逢源。看运动会时，因为运动员中有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比别人看得格外起劲，也使我比别人更了解运动规则。和各项运动会的花花絮絮。有音乐会的时候，我也比别人开心。因为演奏或演唱的人是我的朋友。我第一个被她们的琴韵或歌声感动。当我想要聊天的时候，我有喜欢聊天的朋友。当我想要散步的时候，我有喜欢散步的朋友。甚至我想溜出校门去买零食的时候，也自有这一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与我偕行。而当我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开夜车的时候，我找班上功课最好的朋友，她可以做我临时恶补的老师。

　　学生时代的朋友真可说是多彩多姿。离开学校，走入社会之后，所接触的人，不若学校的同学那样容易相与。所以，在刚开始做事时，所经常来往的仍是以前在学校时所交下的一些朋友。最令我怀念的是一位会填词的同学，她比我班次低。离开了学校之后，赶上抗战，我有一段时期，在乡下教书，学校发不出薪水，生活很苦。那时，她接济我一切的费用，连写信的邮票都是她附在信中寄来。逢到寒暑假，总是她寄旅费来，让我到天津她的住处去度假。假期里，一切吃用固然是她盛情招待，就连肥皂、牙膏等一应日常用品，她也在开学之前为我买齐。然后，买张车票把我送回学校。而我们在她那间租来的小屋里，成天谈的都是些虚无缥缈。我们谈诗，谈音乐，谈对远方的撞憬，谈属于少女们的罗曼蒂克的梦。现实问题反而不在我们谈话的范围之内。过了几年之后，这位好朋友环境转环，而我开始有了一点余力，于是，轮到我为她找工作，接济她的生活。

　　我一直相信，好朋友多半都是在学校的时候交到的。走人社会之后，虽也偶尔遇到一些谈得来的，或在工作上必须合作的人，而且感情似乎也相当接近，但总觉其中缺少一些真正的坦白或诚挚，彼此丝毫不存成见、不设防备的时候就很少。我常说，一个人，一旦懂得如何由别人的环境（而不由他的本人）去衡量别人的时候，他就不容易交到真正的朋友了。读书的时候，大家穿一样的制服，过一样的生活，受一样的待遇，仿佛同学每一个人生来就是相同的。很少有机会去想到某个同学的家世、出身与背景。因此，大家的感情是发乎自然，不带功利与实用的目的的。走入社会之后，衡量人的标准就很自然的有了改变。在认识一个人之前，几乎无可避免的要先了解他的家世与背景。而一旦掺入了这些了解，那感情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像同学之间那么真挚与单纯了。

　　我不知别人是否如此，我却是直到现在，仍然毫无办法地喜欢单纯的由一个人的本身去认识他、有时，当我与一个人交往了很久之后，忽然发现了他（或她）有某些显赫的家人或亲戚关系，我就难免感到失望。友情似乎只有在单独的个人之间最容易维持。此外，一切的关系都会对友情有或多或少的牵制。这种情形，在结婚之后，就更为明显。丈夫的朋友不见得是太太的朋友，太太的朋友更不见得是丈夫的朋友。尤其这其间还牵涉到不同性别所造成的顾忌，也容易使人动辄得咎。而大家为了迁就家庭，往往宁愿放弃或疏远朋友，不久以前，我想约几位老同学聚一聚，左约右约，这个时间不行，那个时间有事；有的是“老爷”在家，她不便擅离职守，有的是“老爷”不在家，她更不便擅离职守。那么，把“老爷”一同请来呢，大家又一致认为有了他们，()谈话都不自由，结果还是吹了，不是女人不要朋 友，而是女人结了婚就不属于自己。其实，男人又何独不然？他们结了婚，也同伴不属于自己。为了家庭，总不可避免要牺牲一些朋友——特别是那些最适于做朋友的“名士派”的朋友。

　　而且，人们社会经验越深，对朋友二字的了解就越差。前几天，我打电话约一位我认识不久但很谈得来的女士，到舍下小聚。她很世故地一面答应，一面道谢，一面说：“其实，你有什么事要我做，在电话里交待一下，也就行了，何必这么客气呢？”当下，我真是欲辩无从，怎么说呢？她已经被功利的人们包围惯了，因而觉得所有的友谊都隐藏着一点功利的目的。而我对她那一点真正的友谊也就无从辨认了。结果，我还是请了她，她也如期光临了。但是，我猜想，她一定到现在还在寻思，我究竟有什么地方需她帮忙。否则，以现在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有一个傻瓜肯单单为了友谊而请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