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几种友谊

　　罗兰：几种友谊

　　一份豪纵，一份猖狂，一份不羁，一份敏细，加上一份无从捉摸的飘忽，就织成那样一种令人系心的性格。我欣赏那种来去自如的我行我素，欣赏当谈话时，忽然提起与话题全不相干的天外事；也欣赏那点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穷究不舍的兴致。

　　对一切的才华，我都有一种发自光大的向慕。我沉迷海顿的音乐，那份欢乐感情与幸福感，通过百年的岁月，带来对人生的颂赞。某钢琴家的一首短曲令我系念至今。柴可夫斯基的胡桃钳，鲍洛汀的中央亚细亚旷原，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以至于电影《未终之歌》里的音乐和，都令我难忘。

　　我爱放翁的诗，爱那份高傲——“挥袖上西峰，孤绝去天无尺”，“零落成泥碾做尘，只有香如故”；我爱李白的豪纵——“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苏轼的旷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朱希真的潇洒——“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老屋穿空，幸有无遮蔽”；稼轩的超脱放逸——“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及“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我也喜欢朋友C的性格。喜欢他那种年纪的读书人所特有的那份书卷气。那是未被五四完全拦截掉，而又沐了近在身边的五四的、那么一种虽新实旧，虽旧而又极新的书卷气，那种既拥有中国文人的种种特色，而又极其认真地探索过西方文学的书卷气。因此，在举止上从容悠闲，在见解上超逸深透，在态度上却是朴实、含蓄，而又谦虚。

　　才华有如一片肥沃的园地，种种可爱的性格是这片园地上的花朵。“唯大英雄能本色”，猖狂、敏细、旷达、不羁、潇洒、放逸，以至于朴实与谦虚都是真性情的流露，因此而引人激赏，惹人牵系，或可说是一种更广义、更真挚的感情的传递吧？

　　时常，当我有什么事迟疑不决时，就打个电话问问朋友D。他会在电话那边把问题条分缕析一番之后，为我下一个清清爽爽的决定。

　　对朋友D，我有一份信赖。信赖他清晰冷静的思路，与诚恳认真的性格。他既不会像现代一般人那样的自顾不暇，也不像另一些老于世故的人那般的圆滑虚伪。他不会乱捧我的为人或做事，如果他认为某些地方不好，那是真的不好；因此如果他说好，我才会相信他不是敷衍或客套。有时我有事情请他帮忙，如果他说“乐为之”，我就一定可以相信他不会一面做，一面抱怨我剥夺了他的时间，因为如果他真是没有时间，他会告诉我他忙。

　　他并不善于处理事务。但是他那不善处理事务的建议也正可以使我放宽心情，相信如果在事务上失败，在金钱上吃亏，你仍可感谢上帝给了你另外那厚厚一份，而不想向上帝索讨得太多。

　　我遇事容易激动，感情常常走在理智前面，因此徒增许多困扰。我就更喜欢有一些像D君这样的朋友，冷静、坚定、能高瞻远瞩视野远阔，如同广播发射台的塔架；使我也能尝试用他们那样冷静而坚定的眼光去分析问题、辩论事理，而又始终使自己置身事外，保持超然。

　　有些朋友是在精神领域上相接近的、可以谈诗文，论音乐。讲人生悟境。另有些朋友不是互相谈心的，那是另一种友谊，有另一种可爱可敬处。

　　比如说，今年早春某天，读高中的老大忽然要去山中露营。而他刚刚两天前还在感冒发烧，我不允他去，他执意要去，说感冒已愈，不必过分小心，并且已经与同学约好，不能失信。当下使我大感为难，无奈之下想起做医生的朋友E，拨了个电话给他，问他要主意。他在电话那边立刻用坚决的语气说：

　　“开玩笑！不能去！”

　　于是，我把朋友E的决定告诉老大——医生的话当不是毫无根据，不能再说我过分小心了吧？

　　老大虽深怪E君多事，但却取消了原有的计划。

　　能有几个人肯如此为你负责地下如此的决定呢？就因为现在乡愿式的人太多，人人都知道为别人下决定是大难事，也是最不易讨好的事，因此我们日常多听到依违两可、不负责任的话。直言诤谏，明知道会惹人不高兴的事，谁肯做呢？何况他是医生，以目前把赚钱放在医德之上的风气来说，你得了肺炎，我才有生意可做呢！何必挨骂不讨好？

　　老大先是怨他，继而服他、敬他。这才是我的朋友，他的长辈。这才是真关心，不顾自己被抱怨，而只想到你的安全。

　　像这样的朋友，()而且还不止一位。

　　别看我平时常为别人分析问题，但轮到我自己有些生活上的实际事务须待解决时，却常举棋不定。如女儿报考高中，某些学校要不要去考考看呢？有事要去高雄，是买坐卧两用的观光号票，还是买对号车的卧铺票呢？请客的时候，怎样请才最省事呢？热水器要哪一种呢？有朋友要搬到家里来住，可以不可以呢？

　　诸如此类，只要我问到朋友F，他总会给你一个迅速而肯定的抉择。“你要带她去考才对。”“对号卧铺好得多了。”“请吃蒙古烤肉算啦！”“买个电热水器吧！我家用的那个牌子就好。”“谁要搬到你家里来住？女的呀？不行！”

　　简单明了，连理由都不用说，就这么决定。我真的由衷感谢这种快刀斩乱麻式的决断。就好像你原来置身在一个嘈杂混乱的场所，忽然有人把电钮一关，一切都在瞬间归于宁静，使你立觉神清气爽。你发现，原来刚才的一番混乱只是一种幻觉，而你那认为不可终日的烦心的问题，原来如此简单的即可解决。这种“有人为你负责”的轻快心情，常伴随着无限的感动以俱来。

　　不是吗？这年头，能有多少人肯如此真诚地、有担当地来为朋友决定问题呢？

　　罗兰：我结婚的时候

　　朋友小杨要结婚了。在一片道贺声中，小杨一面高兴得合不拢嘴，一面向朋反们诉苦——“怎么办呢？”小杨是公务员，月入不丰，加上这一年多，为追求这位准新娘，早已花光了他的全部积蓄，而现在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算来算去，衣服、首饰、家具、用品，一切均要从简，但即使从简，也仍是必须再想办法筹钱。于是，朋友们义不容辞，这个忙当然是要帮的。

　　我一面为小杨计算，一面就说起我结婚的时候如何如何。我觉得有些事，就硬是非要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再说，才有昧道。现在我提10多年前，我结婚时候的情形，我不知新朋友听了做何感想，老朋友却一定会觉得亲切，而发出会心的微笑。

　　那时候，是1948年，台湾光复才两年多。我和他同在台湾广播电台做事。我们都是凭着年轻人出来闯荡的心情，只身来台，可说是“四手空空”。要结婚的时候，同事们先就为我们担起忧来——没有钱，怎么结婚？

　　于是，他们就提议给我们来个会。每位出几千元老台币，10位即可得几万元。至少可以买点必须的衣物用具。我们两个“小天真”商量了一下，却婉谢了。说，起了会，将来还不是要还？不如不要。那时，我每月薪水是2.6万元老台币（约合现在600元）。发了当月的薪水，买了一件略微像样的旗袍料，就已去掉了两万元。他的薪水也比我多不了多少，大概是3万元之谱。我们跑遍了台北市，好容易给我买到一双合脚的白虎皮高跟鞋，说也凑巧，也是两万元。这样结算下来，我们二人的全部余资，就只剩下了1.6万元左右。也就是说，既不够再买一件衣料，也不够再买一双鞋了。

　　我把剩的这点钱，放在钱包里，老同学泽宜跑来张罗，说：“新娘子不买点东西吗？我陪你办嫁妆去！太平町（延平北路）东西便宜。”于是，我们煞有介事地去了。结果，我挑来挑去，只买了一瓶小号的Pond'S面霜，以下就什么也不买了。泽宜问我：“怎么不一起买好，难道还要再跑一趟？”我说：“没有什么可买的了。”其实，就连老同学，也不知我竟然那么穷。我手中只剩万余无，还得租件礼服，礼服就要一万元租金，剩点零钱压口袋，总比都花了好。

　　礼服有了，鞋有了，化妆品有了，旗袍有了。当时台大工学院的彭院长是我父亲的好友，也是我在台湾仅有的父执辈。我请彭伯伯做主婚人。彭伯母送了我一件很漂亮的衣料，是紫红、粉红、粉蓝、白等等彩色大花朵的。比我自己买的那件值钱多了。我决定先把这件做好，在婚礼那天穿。

　　结婚，一向是以新娘子为主角，因此，先忙我的。我的忙好了，这才想到新郎还没有衣服。那时，他本来有两套勉强可以见人的衣服，但是，他把一套新的送了朋友，身上一套太旧，简直不能做礼服穿。无奈，只好向一位朋友黄君商量，由他向他的同事转借一套，试了试，倒还合身，皮鞋也就免买新的了。

　　朋友黄君是个总务人才。他平常和我们一同玩闹，常表现出他安排事务的才干。这时，便自告奋勇，替我们负责办酒席。有些朋友早已自动先把应送的礼金送来，由黄君统筹办理。黄君果然有气派，他把礼堂订在“凯歌归”（“凯歌归”是当时最高级的宴客处所，位于仁爱路东门旁。）我们起先怕钱不够，不大赞成。黄君却很得意地告诉我们，一切他自有打算所收礼金除掉开销之外，可能还有盈余。

　　现在我们担心的只是家具了。要说，日式房子，家具也不很重要，只是内地人习惯有个桌椅。尤其新婚之后，一定要招待朋友总不能让人家学日本人，席地而坐。所以，我们和黄君商量，由他帮我们买了一个三夹板的圆形小几，但却买不起沙发。无奈，只得向当时电台的业务科王科长家里借来一套，言明数日之后，即行归还。

　　于日，吉日良辰到了。我此地无家，主婚人彭伯伯是代表父亲。彭府就是我的娘家。彭伯母里外地张罗忙碌，帮我打扮整齐。临上汽车的时候，她忽然发现我手上仍拿的是平常上班用的那个黑色长方形的公事包。说：“这怎么行？”她可没想到我和新郎俩人都那么穷，以为是我忘了买了，回身把她自己的一个新的白色皮包拿来递给我，说：“用这个吧！”

　　我接过来，倒是觉得自己顺眼多了。

　　我们坐车子先到台湾摄影社照了照片，新娘花不知他是从哪里买的，红红绿绿的一大堆，实在俗气。临时向照像馆老板借了一束假花，那花是清一色淡黄的马蹄莲，非常别致。后来我把那张彩色的结婚照片寄回家去，家中亲友来信，一致赞美，说台湾的花真好看！

　　我照完了像，来到“凯歌归”，在黄君燃放的鞭炮声中，进了新娘休息室。同学泽宜对着身穿礼服。头戴花纱的我看了一阵，失声叫道：“哎呀！怎么没戴耳环？”

　　“为什么一定要戴耳环？”我说。

　　“不行，不行。”她说，“手上也光秃秃的，像什么话？”

　　她边说边跑出去，坐车到她铜山街的家里，把她二姐何太太的金手镯、金戒指、金耳环，叶铃咣啷的带来一堆。挑了几样给我戴上。那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戴了那么多的金饰！

　　婚礼进行曲是电台的唱片，经过扩大器播放，那倒是最标准的演奏——我想，大概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灌录的。彭伯伯把我带进礼堂，司仪开始一项一项的赞礼，各项的致词、行礼、盖章、奏乐等等，循序进行，直到礼成，没有人发现我们的婚礼省掉了一个项目，也许有人发现，而没好意思提出纠正——我们没有交换饰物。省掉这一项目的原因，是我们买不起金饰，没有饰物可以交换。所以，事先就彼此同意，“免了这项吧！”谁说结婚一定要交换饰物？不交换又怎样？于是，我们理直气壮地免了这一条。

　　喜筵开始，宽敞的大厅，清清爽爽地排开十几桌酒席。那气氛，实在很美，不像两个没有钱的人在结婚。婚礼完毕，朋反们一哄到了我们的新房，少数人占据了借来的沙发椅，多数人还是得坐在“塌塌米”上。我招待大家吃西瓜。大家把西瓜皮都扔在脸盆里，西瓜水还是弄得“塌塌米”上到处都是，后来一直都在招蚂蚁。

　　我们的床是向公家借的两张单人床，我把它们并在一起，变成双人的。上面的床罩是他在地摊上买的红色丝织的窗帘纱。大概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幅面很宽。我把两幅缝在一起，铺在床上，两边长长的垂下来，不但喜气洋洋，而且十分别致。朋友们人人说好，女同事而且还决定明天也去逛逛地摊，看还有没有类似的帘纱，也可买来应用。

　　第二天，朋友黄君拨着算盘，来向我们报帐。朋友送的礼金不少，去掉礼堂租金、酒席钱、小帐、杂支等等，还剩下3万多元。我一想，那怎么行？结婚怎么可以赚朋友的钱？人家送礼的钱，我们怎么可以不吃完，而挪做别用？于是，在结婚半个月之内，我三天两头请客，直到把那些剩下的钱统统请光，才算放心。而那一阵，正赶上台风季节，常常下雨。一下雨，房子就漏。我把中间漏雨的地方摆满了洗脸盆、奶粉罐和水桶。把朋友都赶到不漏雨的角落里，让他们坐在墙角边，吃我做的“灵感菜”。朋友们也完全一副“宾至如归”的样子，忘了我们本来没钱，怎么还直请客？

　　好了，这时，婚也给了，礼金也花完了；金饰还给了何太太，皮包还给了彭伯母，沙发也还给了王科长。我们新房的客厅里，就只剩厂一个孤零零的三夹板圆茶几。没有沙发，光有茶几，真是难看。我们只得向公家借了4把本制的办公椅子，围在圆几周围。办公椅子太高，茶几太矮，但是并不妨碍朋友们来聊天的兴致。他们那居高临下，身坐办公椅，面对咖啡桌，高谈阔论的风采，我至今犹觉历历在目。

　　我们没有负债，所收礼金也完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现在想来，那时真有点傻里傻气，糊里糊涂，莽莽撞撞。也就是因为年轻，凡事凭一股冲劲，管它三七二十一，一切传统的风俗礼节，一切瞻前顾后的想法，统统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我们的结婚喜帖是一位写诗的朋友设计的。他用厚的卡纸做成双折的卡片（当时的卡纸很黑，很粗，如今大概谁也看不上眼）。卡片是正方形，正面印新郎新娘的名字，背面印了一幅象征与祝福的木刻画。里面的词句是我们别出心裁创造的。写的是：

　　“我俩决定于X月X日X时在台北‘凯歌归’结婚，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过了好几年，我们一直很穷。忽然有一天，他在电台晚会中摸彩，得了一个不锈钢的戒指。我看了，说：“你直到现在都没给我一个结婚戒指，不如就把这个给我吧！”于是，他把那枚戒指套在我手指上。以后我就一直戴着它。看见它的人都以为它是白金的，而且都说：“看那古怪的花纹，也不是本地货色；又那么宽，一定很重。”

　　白金就白金吧！本来在我看，也()没有什么两样。或许，它所代表的意义，比白金还多些。

　　我喜欢告诉人家我结婚的时候如何如何，因为它可以使那些为没钱铺张而难过的朋友们，得到很多安慰。尤其是我和他现在已经不必再用“居高临下”式的桌椅来招待朋友，房子也不再漏雨。当初曾帮过我们，或为我们担心着急过的朋友们也不再为我们担心和着急。我想，我们所走过来的这一段人生路程，对尚在趑趄不前的青年朋友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路，就是这么走出来的。人生就是这么一半懵懂，一半认真地闯过来的。我们的指南针很简单，说穿了，也许只是“心之所安”四个字。他是一个很豁达的人，每到有困难的时候，就用他那北平调子的四川话说：“到哪个坡，唱哪个歌。”

　　这些年来，我们所唱过的歌有糊涂歌，有倔强歌，有不懂事歌，有受罪歌，有开心歌，有吵架拌嘴歌，也有雨过天晴歌。而结婚的时候那支歌是什么歌呢？

　　无以名之，也许可以叫它做“不知天高地厚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