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电视家庭

　　罗兰：电视家庭

　　那天晚上到车站送小女儿坐夜车去高雄，车开后，在车站出口处遇到朋友，要我搭他的车子回家。我婉谢了，说：

　　“我要慢慢地回家。”

　　他笑问我：“为什么要慢慢地回家呢？时间已经不早了。”

　　经他这一问，我倒想起刚才我在来车站的路上，曾经也和女儿说过这样的话。我说：

　　“等一下你走了，我就用不着再坐计程车回去。我可以慢慢地回家。”

　　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心情颇为轻松。似乎“慢慢地”回家是一件很好的事。

　　其实，天正下雨，时间已是10点半。“慢慢地回家”听来确是不很应当。于是，我未及多想地向朋友解释道：“现在回去也是看电视，不如一个人在外面走走，透一透空气。”

　　当时，我只是临时找了这个理由来婉谢朋友要送我回家的一番好意。但当我独自走过地下道，撑开伞，慢慢地走着的时候，我发现，这被临时抓来的理由却正是我最真诚的理由。

　　我真的是怕回家看电视。

　　或许你要问，看不看电视是你自己的事。不想看就不要看，有什么可怕的呢？

　　事情却不是这么简单。

　　至于为什么不这么简单，首先你得知道什么叫阖家团聚，什么叫共享天伦。

　　“阖家团聚”和“共享天伦”是全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而不是各人关在各人的房间里去各自做各自的事。

　　但是自从有了电视，而电视又是放在起坐间，我们的“阖家团聚”，“共享天伦”就只变成了一种形式——大家坐是坐在一起，但注意力却都集中在那个荧光幕上。任何人开口讲话都得不到热心的回答（有时根本得不到回答）。如果这话题真正重要而必须回答的话，就可能会在电视播广告的时候，才如梦初醒地重拾刚才的话题，匆匆地表示一点简短的意见。如果你还有未尽之意有待表达，而这时电视广告已毕，正式节目接演，那你最好是知趣的免开尊口，让自己跟着大家一起看电视。不幸的是，电视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地演，非到午夜不肯罢休。节目虽非个个精彩，但总有人爱看，而全家中只要有一个人集中注意于电视节目，其他的人就有不开口的义务。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反而觉得广告时间太短，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人们讨论任何一个话题。

　　于是，如果你想要阖家团聚，共享天伦，你就得在电视机前奉陪枯坐，直到电视打烊。但电视打烊已是午夜，大家也已人困马乏，个个伸着懒腰起来活动筋骨，然后抢着去洗澡间沐浴更衣去了。说来也是，12点了，难道还不该睡？谁也没有理由拖住别人讲话。尽管心里总觉还有许多问题待商，还有许多教诲要提示给孩子。但是，时间确也晚了。有话明天再说吧！明天？明天由于今天晚睡，日上三竿，大家才零零落落地起床，早点与午饭并案办理，午饭刚刚上桌，电视节目就又在那边催促了。于是，有人把饭菜拨在一起，端着碗，赶到电视机前就位。好吧！索性把所有的汤汤菜菜都搬到小茶几上，大家挤在矮矮的沙发里，弯腰曲背地吃，食不知味地吃。你无论做了什么山珍海味，在电视节目轰炸之下，也失去了意义。因此常想，早知如此，每人弄一碗泡饭吃了也一样。难怪洋人早已创造了电视便餐，真是进步！

　　于是，这一天的电视生活就又开始。

　　你说不奉陪吧？自己离座跑到楼上去，心理上却又觉自己怎么变得如此不合群？难道是由于年纪大了，头脑顽固？人家爱做的事，你为什么偏偏走开？好，那么奉陪吧！又实在听腻了“再回头我也不要你”。而且一天12小时坐在电视机前，真的时常感到“骨头酸，关节疼”，不由得就变成了“阿利拿命”的主顾。脑子里从此灌满了“龙角散”与“这个最好”然后带着一颗凌凌乱乱的心，寂寞地睡去，再没有机会去找到自己。

　　有时在外面忙公私各事，忙了半日，兴冲冲地回家。才进大门，便已看见客厅沙发上满座，电视机亮着。这才想起，原来回家也不过如此，心上冻了一半。进了客厅的门，果然，甚少有人踢你欢迎的一瞥。你得侧着身子，衔权疾走地通过家人与电视机前的通道，唯恐妨碍他们的收视。自己孤零零地来到后方（饭厅）脱下大衣或雨衣，放下皮包或公事包，蜇回客厅，拣个空位，悄悄入座，加入欣赏圈子。

　　如果你不加入，而径自上楼呢？别看你进门时，大家不予理会，但你如一直上了楼，他们却会在下意识中想：

　　“别是在外头受了气吧？”

　　“别是家中谁得罪了她吧？”

　　“唉！她越来越孤僻了！……”

　　那么，悄悄就座之后呢？你又不知道电视节目的来龙去脉。中途跟着乱看一通，始终不能进入情况。和家人就这么貌合神离的伪装“聚”在一起，聚到午夜时分，大家起身散场，你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归寝，也许到了睡梦边缘，你的心睛才从电视的吵闹声中澄清下来，才忽然想起明天的菜单，老大的身体，老二的衣服，老三的功课，及家中其他应兴应革的事项。这时，你最好立刻披衣下床，找到有关人士或有关“部门”去交待或着手办理。因为到了明晨，如是假期，大家必然高卧，如是平时，大家又撑着睡眠不足的倦跟上学或上班去。稍一因循就又是一天、两天或永远。

　　有时电视中的一切隐去，剩下清静的一片空白，我起身把它关掉，留住家中一二成员，把自己忍了一天，无缘谈起的话题提出讨论，果然发现他们也正有话要讲，于是，我们撑住倦眼，彼此交换一下心里想了很久的话，增加一点相互的了解，传达一点善意与关心。但这样就势必更加透支了睡眠的时间。待谈话告一段落，才警觉已是凌晨一点半或两点。于是憬悟，这种聚谈也只能偶一为之，决非长久之计。

　　久而久之，未免对回家产生了一种恐惧。觉得在路上兴冲冲地往回赶的那种心情有点可悲。你决非为了电视才回家。你决非为了让自己陪孩子们看电视才盼望他们回来，他们也决非为了电视才回来。但结果却是，大家的心都不由自主地被电视夺去。变成“如果大家聚齐，就都把目光投向电视。等到节目播完，大家也就散了”，谁也不理谁。

　　有时也趁没有电视节目的空档提一提当年农业社会时代的老家，提一提冬天的围炉取暖，夏天的瓜棚豆架。提一提那时祖孙们在一起闲谈，由闲谈中所培养的亲情，由闲谈中所传递的文化，和由闲谈中所形成的思想或观念上的接近……但所得反应甚为冷淡。现代人或许不必培养亲情，为了将来要，要出国，要四海为家，要孤军奋斗，你似乎越少感情越好。越少感情，将来越能适应。培养亲情应改变为培养“无”情。因为无情便无恨，无情才少牵恋，才有益开拓。

　　现代人不必由闲谈中去接受文化，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大众传播工具随时在向他们输送各种形式的文化。思想或观念的形成不再是一个家庭或一个民族的事，它变成一种全世界互相影响的事。想保有一个家庭的接近已是被判落伍的想法，你无权阻止孩子们看电视，你()自己也不该不看，因为那是一切新消息。新事物的提供者。那是投入这每天变动中的世界的新引线。你长久不看电视，连太空人怎么降回地球都不知道，连少棒小将怎么赢的那最后一仗都不知道，连印度总理甘地夫人什么模样都不知道，你就无资格做一个“世界人”。

　　这年头，你必须做个“世界人”。你不能再只知道自己这个家、这个村、这个镇。不能再只会讲你老家的语言。你从小就知道你可能有机会到外国去。小孩子羡慕少棒队，大了一点的时候，有青少棒。还有世界青年大会有机会找你去代表。大学毕业之前就得积极地去打听奖学金，准备考“托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大家总会问你什么时候“走”？“大家都得走，不走的是没有办法的人”。“走”的意思是不再属于家，不再属于村，而且不少人会认为你也不再属于“国”。世界都已包括在电视机中，搬到你的客厅里，人们在电视机中早已熟悉了世界。就难怪无人关心是否阖“家”团聚，无人在意天伦是否有乐。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意。或许我也不是在意，否则我为什么情愿在10点半以后的夜晚，冒雨独行在寂静的路上？我说我逃避的是电视，其实我也许更是逃避那有名无实的团聚和无时间去享受的天伦。我怕一进门时沙发上的满座，也怕电视荧光幕上闪闪的人影。

　　我只觉自己是被摒弃于两个圈子之外。我不属于电视，也无法属于天伦。我不属于过去的瓜棚豆架，也无兴趣去做一个“世界人”。

　　我只得享有这寂寞的片刻，撑着伞，挡住雨，慢慢地，慢慢地走，走着，慢慢地回家。

　　罗兰：今天的婚姻

　　朋友甲的女儿大学毕业了，大家免不了向她恭贺一番。朋友乙的女儿读到研究所了，大家更是赞美有加，推崇备至。但是谈来谈去，朋友甲和乙都提出一个要求：“有适当的男孩子，给我们留神着点。”

　　这才憬悟，原来我们这里有大多数的家庭，对儿女的婚姻尚停留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阶段。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是完全不足取，譬如说，因为它取决于成人，所以比较客观而能顾到实际的利弊。可惜的是，我们已经不再有职业性的媒妁；而如果需要媒妁的话，只有热心的朋友临时客串一下，权充媒妁，加上个现代名词，叫做“介绍”。

　　但问题是，人们并不很热心做这种现代媒人：因为人家都知道，婚姻本来就很难期望它十全十美。夫妇婚后吵吵闹闹，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不可避免。以前不时兴离婚，所以大多数还能抱着“从一而终”的念头认命了事。现在却不再耻笑离婚，大家一语不和，就想分道扬鏕。因此，婚姻的不美满处格外易于暴露。媒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责任就显得特别重大，做错媒的事情也就格外容易发生。那么，谁愿意费了很大的苦心去促成一对怨偶呢？“管闲事，落不是”，还是免麻烦吧！

　　亲友们既不愿做业余媒人，而时代又确是已经变迁到“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那么，再像以前一样的一味教女儿对男孩子绝对不假词色，安全是很安全了，但是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谁去帮她找对象呢？

　　当然，也是因为大家看到有人过犹不及，误解新派，从母亲本身就浪漫风流，女儿尚未成年，就教导她们如何网罗世家子弟，以便捷足先得。结果女儿玩野了心，挑花了眼，朝秦暮楚惯了，名誉也败坏了，正当青年对她避之唯恐不及，婚姻前途当然悲观。又因为读书期间只顾交际，学无所成，想自食其力都办不到，自然只得归罪于父母的教法错误。

　　我们接受西方的习俗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自从当年的时髦人物推翻旧时所谓买卖式婚姻以来，似乎始终停留在一种青黄不接的阶段。旧的去了，新的未来，都在误打误撞，婚姻真正是“碰”来的，当然危险。做长辈的想管又不知该怎么管。一方面怕晚辈嫌你落伍（连乡下女孩子都懂得自由恋爱，父母给订的再怎么好，她也要逃婚，去找个既野又坏的，以为那才是新派）；一方面自己也确实没有办法去帮她物色。逢人便拜托已经是不好意思，当然更不能主动地去问人家的男孩子“要不要我的女儿？”而女儿本身又早已接受了“不许和男生来往”的教育，一向拘谨惯了，你这时再让她去和男生谈恋爱，怎么说得出口？

　　何况再加上近年来，男女进学校读书的机会有偏差，联考办法有利于女生，特别是文学院，女生升学的机会多于男生。大学里男少女多，老实的、用功的女生，可能就无缘被月老发现，好容易“碰”到一个，来往一阵之后，一毕业，就又出国的出国。做事的做事，当兵的当兵，无形中就又拉远了距离。待走入社会，再想去自由恋爱，机会似乎更少，而且也不知道怎样去自由恋爱，真是难为了年轻人！

　　再何况，为了结婚而才去恋爱，这件事的本身就很悲哀。恋爱是一种发乎自然的感情，它应该是不期而来的，应该是真挚而不附带任何目的的。它可能发展为婚姻，但不必一定发展为婚姻。相反的，如果为了要结婚而才去与异性交往，那就不叫恋爱，而仅仅是我们这青黄不接的年代中所独创出来的权宜办法，叫做“先友后婚”。

　　因此，当一对男女为了要结婚而认识，在请看电影。吃馆子、逛阳明山等等过程中时，那不能说“我们在恋爱，”而只能说“我们在培养感情”。如果这感情培养出来了，那么就结婚；如果培养不出来，那么就吹台，也无所谓“失恋”。

　　事实上，“先友后婚”的办法也不是大学以上的知识青年所乐于采纳的。他们无论是否拘谨，总都希望有机会自然而然地遇到可以恋爱的对象，然后再谈婚姻。直截了当地被亲友们牵着去“相亲”，在受过了大学教育的年轻人的感觉上，总难免觉得屈辱。

　　于是就有许多聪明、懂事、教育良好的青年，做了这半中不西的求偶方式下的牺牲者。因此甚至有人说，不如索性回到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或干脆成立“婚姻介绍所”，以免自己胡打胡撞，结果还是一无所成。也确实有些年长未婚者证明，假如他们是生在媒妁之言的时代，不致有如此孤寂的下场。只因他们生性内向，而且从未学过如何与异性交往，不知如何进入社交圈子，于是，只得以终老了。

　　当然，既连主张回到“媒妁之言”的人们，也了解他们只是而已，成立婚姻介绍所似乎也有实际上的困难。时代潮流如此，也只有检讨我们何以致此的原因，去求补救了。

　　何以致此呢？原因就在我们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自主婚姻”（不是自由恋爱，这名词不妥）；而另一方面却未曾教导孩子们如何认识异性，也未曾给孩子们机会去社交。我们一方面赞成儿女们婚姻自主，一方面却自始就教他们躲避异性，让他们觉得和异性来往是大逆不道而且可耻。直等到了结婚年龄，才如梦初醒地问“你有没有男（或女）朋反啊？”你说让孩子怎么回答呢？“你不是一直不让我们交男（或女）朋友吗？”

　　当然，防范的目的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但是，既然你知道有那么一天，你会希望他们有异性朋友，那么为什么不把防范变为指导呢？这正如既然人人都不能永远关在家里，那么，你就不能因为街上有时会发生车祸而不让孩子上街一样。你要教他们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如何避免车祸，否则，当他们成年以后，你就无权责备他们不敢上街了。

　　走惯了交通繁忙的街道，你才会知所趋避，不会紧张。见惯了男生女生，你才知所选择，不致拘谨。常见从未与异性交往过的女孩子，偶尔见到一个可以来往的，就立刻魂牵梦绕，其实，他也许根本是平庸无奇。古时常有公子落难，小姐花园赠金的故事，也就因为小姐未曾出过闺房，因此偶有异性侵入，就会不择手段。

　　现代读“纯女校”或“纯男校”的学生，如果家庭再不开明，也往往会发生这种过犹不及的现象。对异性存有太多的神秘感，结果不是不遑选择，就是因拘谨怕羞而逃避。因此，我们亟需确立一种新的观念，以减少问题的发生。所谓新的观念大致应包括：

　　一、不要太限制他们，而要给他们辨识良劣的能力与机会。

　　二、读书固然应该读得好，但是，教育应包括德智群美体诸育，智育只占其一，不能只顾智育。特别是在结交异性朋友方面，智识上的志同道合固然重要，课作或业余的消闲活动更是培养友情或的最佳园地。青年人一向郊游、听音乐会、看画展、摄影，去教堂，以至于同学同事之间的小型家庭舞会等等，都能使大家自然而然地接近，由接近而增加认识，而互相了解，而发生感情。这样才有机会发展为自主的婚姻。而且这种活动也正可以培养高尚的情操，间接也就避免了大家所担心的性的泛()滥。

　　青黄不接时代的父母们多半仍然像旧时一样，避免对于女谈及有关性的问题。但他们未想到旧时男女隔绝，只有结婚时才与异性正式见面，当然可以由他们去。现代情形不同，在为了将来的婚姻铺路而必须他们互相接近的同时，就不能不及早灌输他们有关性的常识，好让他们了解“发乎情，止乎礼”的重要，和对“性”不小心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来往，一方面指导他们安全的界限。父母所戒惧的，无非是性的问题，如果在这方面能施以有效的教育，则青年男女交往还有什么可限制的呢？

　　除了给他们自由交往的机会以外，父母也不妨仿照西方，正式带成年女儿进入社交圈，专诚邀请亲友，把女儿或儿子介绍给他们，使大家有互相认识的机会。

　　不久以前，一位老朋友的女儿订婚，这位老朋友为了遵守古礼，千方百计打听出男方家长和我有点头之交，于是示意男方家长，挽我充当介绍人，表演“问名”之礼。当下我情不可却，答应了。但在“表演”过程中，深觉这是何必？男女当事人早已面许终身，要这中间人何用？但新礼尚未生根，为了慎重，总不能无“礼”，于是也只得旧冠新戴，聊胜于无而已。

　　我们保存不住旧的，又不能很有系统地接受或创造新的。在其他事情上后果尚不十分明显，唯独对青年男女的婚姻，如果不赶快想出一个具体可行的办法，形成一种新而且对的风气，恐怕再下一代的青年出了校门之后，所面对的婚姻问题，困难仍不会减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