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金盒子

　　琦君：金盒子

　　记得五岁的时候，我与长我三岁的哥就开始收集各色各样的香烟片了。经过长久的努力，我们把《封神榜》香烟片几乎全部收齐了。我们就把它收藏在一只金盒子里——这是父亲给我们的小小保险箱，外面挂着一把玲珑的小锁。小钥匙就由我与哥哥保管。每当父亲公馀闲坐时，我们就要捧出金盒子，放在父亲的膝上，把香烟片一张张取出来，要父亲仔仔细细给我们讲画面上纣王比干的故事。要不是严厉的老师频频促我们上课去，我们真不舍得离开父亲的膝下呢！

　　有一次，父亲要出发打仗了。他拉了我俩的小手问道：“孩子，爸爸要打杖去了，回来给你们带些甚麽玩意儿呢！”哥哥偏着头想了想，拍着手跳起来说：“我要大兵，我要丘八老爷。”我却很不高兴地摇摇头说：“我才不要，他们是要杀人的呢。”父亲摸摸我的头笑了。可是当他回来时，果然带了一百名大兵来了。他们一个个都雄赳赳地，穿着军装．背着长枪。幸得他们都是烂泥做的，只有一寸长短，或立或卧，或跑或俯，煞是好玩。父亲分给我们每人五十名带领。这玩意多麽新鲜！我们就天天临阵作战。只因过於认真，双方的部队都互相损伤。一两星期以後，他们都折了臂断了腿，残废得不堪再作战了，我们就把他们收容在金盒子里作长期的休养。

　　我八岁的那一年，父亲退休了。他要带哥哥北上住些日子，叫母亲先带我南归故里。这突如其来的分别，真给我们兄妹十二分的不快。我们觉得难以割舍的还有那惟一的金盒子，与那整套的《封神榜》香烟片。它们究竟该托付给谁呢？两人经过一天的商议，还是哥哥慷慨地说：“金盒子还是交给你保管吧！我到北平以後，爸爸一定会给我买许多玩意儿的！”

　　金盒子被我带回故乡。在故乡寂寞的岁月里，童稚的心，已渐渐感到孤独。幸得我已经慢慢了解《封神榜》香烟片背後的故事说明了。我又用烂泥把那些伤兵一个个修补起来。我写信告诉哥哥说金盒子是我寂寞中惟一的良伴，他的回信充满了同情与思念。他说：“明年春天回来时给我带许许多多好东西，使我们的金盒子更丰富起来。”

　　第二年的春天到了，我天天在等待哥哥归来。可是突然一个晴天霹雳似的电报告诉我们，哥哥竟在将要动身的前一星期，患急性肾脏炎去世了。我已不记得当这噩耗传来的时候，是怎样哭倒在母亲怀里，仰视泪痕斑斑的母亲，孩子的心，已深深体验到人事的变幻无常。我除了恸哭，更能以甚麽话安慰母亲呢？

　　金盒子已不复是寂寞中的良伴，而是逗人伤感的东西了。我纵有一千一万个美丽的金盒子，也抵不过一位亲爱的哥。我虽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却懂得不在母亲面前提起哥哥，只自己暗中流泪。每当受了严师的责罚，或有时感到连母亲都不了解我时，我就独个儿躲在房间，闩上了门，捧出金盒子，一面搬弄里面的玩物，一面流泪，觉得满心的懮伤委屈，只有它们才真能为我分担。

　　父亲安顿了哥哥的灵柩以後，带着一颗惨痛的心归来了。我默默地靠在父亲的膝前，他颤抖的手抚着我，早已鸣咽不能成声了。

　　三四天後，他才取山一个小纸包说：“这是你哥哥在病中，用包药粉的红纸做成的许多小信封，一直放在袋里，原预备自己带给你的。现在你拿去好好保存着吧！”我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十只小红纸信封，每一只里面都套有信纸，信纸上都用铅笔画着“松柏长青”四个空心的篆字，其中一个，已写了给我的信。他写着：“妹妹，我病了不能回来，你快与妈妈来吧！我真寂寞，真想念妈妈与你啊！”那一晚上整整哭到夜深。第二天就小心翼翼地把小信封收藏在金盒子里，这就是他留给我惟一值得纪念的宝物了。

　　三年後，母亲因不堪家中的寂寞，领了一个族里的小弟弟。他是个十二分聪明的孩子，父母亲都非常爱他，给他买了许多玩具。我也把我与哥哥幼年的玩具都给了他，却始终藏过了这只小金盒子，再也舍不得给他。有一次，被他发现了，他跳着叫着一定要。母亲带着责备的口吻说：“这麽大的人了，还与六岁的小弟弟争玩具呢！”我无可奈何，含着泪把金盒子让给小弟弟，却始终不认将一段爱惜金盒子的心事，向母亲吐露。

　　金盒子在六岁的童子手里显得多麽不坚牢啊！我眼看他扭断了小锁，打碎了烂泥兵，连那几个最宝贵的小信封也几乎要遭殃了。我的心如绞着一样痛，趁母亲不在，急忙从小弟弟手里抢救回来，可以金盒子已被摧毁得支离破碎了。我真是心疼而且愤怒，忍不住打了他，他也骂我“小气的姊姊”，他哭了，我也哭了。

　　一年又一年地，弟弟已渐渐长大，他不再毁坏东西了。九岁的孩子，就那麽聪明懂事，他已明白我爱惜金盒子的苦心，帮着我用美丽的花纸包扎起烂泥兵的腿，再用铜丝修补起盒子上的小锁，说是为了纪念他不曾晤面的哥哥，他一定得好好爱护这只金盒子。我们姊弟间的感情，因而与日俱增，我也把思念哥哥的心，完全寄托於弟弟了。

　　弟弟十岁那年，我要离家外出，临别时，我将他的玩具都理在他的小抽屉中，自己带了这只金盒子在身边，因为金盒子对於我不仅是一种纪念，而且是骨肉情爱之所系了。

　　作客他乡，一连就是五年，小弟弟的来信，是我惟一的安慰。他告诉我他已经念了许多书，并且会画图画了。他又告诉我说自己的身体于好，时常咳嗽发烧，说每当病在牀上时，是多麽寂寞，多麽盼我回家，坐在他身边给他讲香烟片上《封神榜》的故事。可是因为战时交通不便，又为了求学不能请假，我竟一直不曾回家看看他。

　　恍惚又是一场噩耗，一个电报告诉我弟弟突患肠热病，只两天就不省人事，在一个凄凉的七月十五深夜，他去世了！在临死时，他忽然清醒起来，问姊姊可曾回家。我不能不怨恨残忍的天心，在十年前夺去了我的哥哥，十年後竟又要夺去我的弟弟，我不忍回想这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我是连眼泪也枯乾了。

　　哥哥与弟弟就这样地离开了我，留下的这一只金盒子，给与我的惨痛该多麽深？但正为它给我与如许惨痛的回忆，使我可以捧着它尽情一哭，总觉得要比甚麽都不留下好得多吧！

　　几年後，年迈的双亲，都相继去世了，暗淡的人间，茫茫的世路，就只丢下我踽踽独行。如今我又打开这修补过的小锁，抚摸着里面一件年的宝物，贴补烂泥兵脚的美丽花纸，已减退了往日的光彩，小信封上的铅笔字，也已逐渐模糊得不能辨认了。可是我痛悼哥哥与幼弟的心，却是与日俱增，因为这些暗淡的事物，正告诉我他们离开我是一天比一天更远了。

　　琦君：髻

　　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白天盘成了一个螺丝似的尖髻儿，高高地翘起在后脑，晚上就放下来挂在背后。我睡觉时挨着母亲的肩膀，手指头绕着她的长发梢玩儿，双妹牌生发油的香气混着油垢味直薰我的鼻子。有点儿难闻，却有一份母亲陪伴着我的安全感，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每年的七月初七，母亲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头。乡下人的规矩，平常日子可不能洗头。如洗了头，脏水流到阴间，阎王要把它储存起来，等你死以后去喝，只有七月初七洗的头，脏水才流向东海去。所以一到七月七，家家户户的女人都要有一大半天披头散发。有的女人披着头发美得跟葡萄仙子一样，有的却像丑八怪。比如我的五叔婆吧，她既矮小又干瘪，头发掉了一大半，却用墨炭划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额角，又把树皮似的头顶全抹黑了。洗过头以后，墨炭全没有了，亮着半个光秃秃的头顶，只剩后脑勺一小撮头发，飘在背上，在厨房里摇来晃去帮我母亲做饭，我连看都不敢冲她看一眼。可是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却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微风吹来，一绺绺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她眯起眼睛，用手背拢一下，一会儿又飘过来了。她是近视眼，眯缝眼儿的时候格外的俏丽。我心里在想，如果爸爸在家，看见妈妈这一头乌亮的好发，一定会上街买一对亮晶晶的水钻发夹给她，要她戴上。妈妈一定是戴上了一会儿就不好意思地摘下来。那么这一对水钻夹子，不久就会变成我扮新娘的“头面”了。

　　父亲不久回来了，没有买水钻发夹，却带回一位姨娘。她的皮肤好细好白，一头如云的柔鬓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

　　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后面，挽一个大大的横爱司髻，像一只大蝙蝠扑盖着她后半个头。她送母亲一对翡翠耳环。母亲只把它收在抽屉里从来不戴，也不让我玩，我想大概是她舍不得戴吧。

　　我们全家搬到杭州以后，母亲不必忙厨房，而且许多时候，父亲要她出来招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丝髻儿实在不像样，所以父亲一定要她改梳一个式样。母亲就请她的朋友张伯母给她梳了个鲍鱼头。在当时，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母亲才过三十岁，却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儿笑，父亲就直皱眉头。我悄悄地问她：“妈，你为什么不也梳个横爱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环呢？”母亲沉着脸说：“你妈是乡下人，那儿配梳那种摩登的头，戴那讲究的耳环呢？”

　　姨娘洗头从不拣七月初七。一个月里都洗好多次头。洗完后，一个丫头在旁边用一把粉红色大羽毛扇轻轻地扇着，轻柔的发丝飘散开来，飘得人起一股软绵绵的感觉。父亲坐在紫檀木棍床上，端着水烟筒噗噗地抽着，不时偏过头来看她，眼神里全是笑。姨娘抹上三花牌发油，香风四溢，然后坐正身子，对着镜子盘上一个油光闪亮的爱司髻，我站在边上都看呆了。姨娘递给我一瓶三花牌发油，叫我拿给母亲，母亲却把它高高搁在橱背上，说：“这种新式的头油，我闻了就泛胃。”

　　母亲不能常常麻烦张伯母，自己梳出来的鲍鱼头紧绷绷的，跟原先的螺丝髻相差有限，别说父亲，连我看了都不顺眼。那时姨娘已请了个包梳头刘嫂。刘嫂头上插一根大红签子，一双大脚鸭子，托着个又矮又胖的身体，走起路来气喘呼呼的。她每天早上十点钟来，给姨娘梳各式各样的头，什么凤凰髻、羽扇髻、同心髻、燕尾髻，常常换样子，衬托着姨娘细洁的肌肤，袅袅婷婷的水蛇腰儿，越发引得父亲笑眯了眼。刘嫂劝母亲说：“大太太，你也梳个时髦点的式样嘛。”

　　母亲摇摇头，响也不响，她噘起厚嘴唇走了。母亲不久也由张伯母介绍了一个包梳头陈嫂。她年纪比刘嫂大，一张黄黄的大扁脸，嘴里两颗闪亮的金牙老露在外面，一看就是个爱说话的女人。她一边梳一边叽哩呱啦地从赵老太爷的大少奶奶，说到李参谋长的三姨太，母亲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句也不搭腔，我却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刘嫂与陈嫂一起来了，母亲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对着背同时梳头。只听姨娘和刘嫂有说有笑，这边母亲只是闭目养神。陈嫂越梳越没劲儿，不久就辞工不来了，我还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对刘嫂说：“这么老古董的乡下太太，梳什么包梳头呢？”我都气哭了，可是不敢告诉母亲。

　　从那以后，我就垫着矮凳替母亲梳头，梳那最简单的鲍鱼头。我点起脚尖，从镜子里望着母亲。她的脸容已不像在乡下厨房里忙来忙去时那么丰润亮丽了，她的眼睛停在镜子里，望着自己出神，不再是眯缝眼儿的笑了。我手中捏着母亲的头发，一绺绺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黄杨木梳，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声。

　　我长大出外读书以后，寒暑假回家，偶然给母亲梳头，头发捏在手心，总觉得愈来愈少。想起幼年时，每年七月初七看母亲乌亮的柔发飘在两肩，她脸上快乐的神情，心里不禁一阵阵酸楚。母亲见我回来，愁苦的脸上却不时展开笑容。无论如何，母女相依的时光总是最最幸福的。

　　在上海求学时，母亲来信说她患了风湿病，手膀抬不起来，连最简单的缧丝髻儿都盘不成样，只好把稀稀疏疏的几根短发剪去了。我捧着信，坐在寄宿舍窗口凄淡的月光里，寂寞地掉着眼泪。深秋的夜风吹来，我有点冷，披上母亲为我织的软软的毛衣，浑身又暖和起来。可是母亲老了，我却不能随侍在她身边，她剪去了稀疏的短发，又何尝剪去满怀的愁绪呢！

　　不久，姨娘因事来上海，带来母亲的照片。三年不见，母亲已白发如银。我呆呆地凝视着照片，满腔心事，却无法向眼前的姨娘倾诉。她似乎很体谅我思母之情，絮絮叨叨地和我谈着母亲的近况。说母亲心脏不太好，又有风湿病。所以体力已不大如前。我低头默默地听着，想想她就是使我母亲一生郁郁不乐的人，可是我已经一点都不恨她了。因为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难相依的伴侣，母亲早已不恨她了。我再仔细看看她，她穿着灰布棉袍，鬓边戴着一朵白花，颈后垂着的再()不是当年多彩多姿的凤凰髻或同心髻，而是一条简简单单的香蕉卷，她脸上脂粉不施，显得十分哀戚，我对她不禁起了无限怜悯。因为她不像我母亲是个自甘淡泊的女性，她随着父亲享受了近二十多年的富贵荣华，一朝失去了依傍，她的空虚落寞之感，将更甚于我母亲吧。

　　来台湾以后，姨娘已成了我唯一的亲人，我们住在一起有好几年。在日式房屋的长廊里，我看她坐在玻璃窗边梳头，她不时用拳头捶着肩膀说：“手酸得很，真是老了。”老了，她也老了。当年如云的青丝，如今也渐渐落去，只剩了一小把，且已夹有丝丝白发。想起在杭州时，她和母亲背对着背梳头，彼此不交一语的仇视日子，转眼都成过去。人世间，什么是爱，什么是恨呢？母亲已去世多年，垂垂老去的姨娘，亦终归走向同一个渺茫不可知的方向，她现在的光阴，比谁都寂寞啊。

　　我怔怔地望着她，想起她美丽的横爱司髻，我说：“让我来替你梳个新的式样吧。”她愀然一笑说：“我还要那样时髦干什么，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

　　我能长久年轻吗？她说这话，一转眼又是十多年了。我也早已不年轻了。对于人世的爱、憎、贪、痴，已木然无动于衷。母亲去我日远，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

　　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又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