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钢笔的故事
我在小学时,写字都是用毛笔。上初中时,开始用蘸水钢笔尖。到高中时,阔气一点的同学,已经有不少人用自来水笔,是从美国进口的一种黑杆自来水笔,买一支要五元大洋。我的家境不行,但年轻时,也好赶时髦。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张砚方,他的父亲是个军官,张砚方写得一手好魏碑字,这时已改用自来水笔,钢笔字还带有郑文公的风韵。他慷慨地借给了我五元钱,使我顺利地进入了使用自来水笔的行列。钢笔借款,使我心里很不安,又不敢向家里去要,直到张砚方大学毕业时,不愿写毕业论文,把我写的一篇“同路人文学论”拿去交卷,我才轻松了下来。其实我那篇文章,即使投稿,也不会中选,更不用说得什么评论奖了。
这支钢笔,作为宝贵财产,在抗日战争时期,家里人把它埋藏在草屋里。我已经离开家乡到山里去了。我家喂着一头老黄牛,有一天长工清扫牛槽时,发见了这支钢笔。因为是塑料制造,不是味道,老牛咀爵很久,还是把它吐了出来。
在山里,我又用起钢笔尖,用秫秸做笔杆。那时就是钢笔尖,也很难买到,都是经过小贩,从敌占区弄来的。有一次,我从一个同志的桌上,拿了一个新钢笔尖用,惹得这个同志很不高兴。
就是用这种钢笔,在山区,我还是写了不少文章,原始工具,并不妨碍文思。
抗日战争胜利,我回到了冀中。先是杨循同志送我一支自来水笔,后来,邓康同志又送我一支。我把老杨送我的一支,送给了老秦。
不久,实行土改,我的家是富农,财产被平分。家里只有老母、弱妻和几个小孩子,没有劳力,生活很困难。我先是用自行车带着大女孩子下乡,住在老乡家里,女孩子跟老太太们一块纺线,有时还同孩子们到地里拾些花生、庄稼。后来,政策越来越严格,小孩子不能再吃公粮,我只好把她送回家去。因家庭成份不好,我有多半年不能回家。有一次回家,看见大女孩子,一个人站在屋后的深水里割高粱,我只好放下车子,挽起裤子,帮她去干活。
回到家里,一家人都在为今后的生活发愁。我告诉他们,周而复同志给我编了一本集子,在香港出版,托周扬同志给我带来了几十元稿费。现在我不能带钱回家,我已经托房东,籴了三斗小米,以后政策缓和了,可以运回来。这一番话,并不能解除家人的忧()虑。妻说,三斗小米,够吃几天,哪里是长远之计?
我又说,我身上还有一支钢笔,这支钢笔是外国货,可以卖些钱,你们做个小本买卖,比如说卖豆菜,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家人未加可否。
这都是杞人之忧,解放战争进行得出人意外地顺利,不久我就随军进入天津,忧虑也随之云消雾散。
进城以后,我买了一支大金星钢笔,笔杆很粗,很好用,用了很多年,写了不少字。稿费多了,有人劝我买一支美国派克笔。我这人经不起人劝说,就托机关的一位买办同志,去买了一支,也忘记花了多少钱。“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条。群众批判说:国产钢笔就不能写字?为什么要用外国笔?我觉得说得也是,就检讨说:文章写得好不好,确实不在用什么笔。群众说检讨得不错。
其实,这支钢笔,我一直没有用过。我这个人小气,不大方,有什么好东西,总是放着,舍不得用。抄家时抄去了,后来又发还了,还是锁在柜子里。此生此世,我恐怕不会用它了。现在,机关每年要发一支钢笔,我的笔筒里已经存放着好几支了。
1985年4月11日
孙犁:鞋的故事
我幼小时穿的鞋,是母亲做。上小学时,是叔母做,叔母的针线活好,做的鞋我爱穿。结婚以后,当然是爱人做,她的针线也是很好的。自从我到大城市读书,觉得“家做鞋”土气,就开始买鞋穿了。时间也不长,从抗日战争起,我就又穿农村妇女们做的“军鞋”了。
现在老了,买的鞋总觉得穿着别扭。想弄一双家做鞋,住在这个大城市,离老家又远,没有办法。
在我这里帮忙做饭的柳嫂,是会做针线的,但她里里外外很忙,不好求她。有一年,她的小妹妹从老家来了。听说是要结婚,到这里置办陪送。连买带做,在姐姐家很住了一程子。有时闲下来,柳嫂和我说了不少这个小妹妹的故事。她家很穷苦。她这个小妹妹叫小书绫,因为她最小。在家时,姐姐带小妹妹去浇地,一浇浇到天黑。地里有一座坟,坟头上有很大的狐狸洞,棺木的一端露在外面,白天看着都害怕。天一黑,小书绫就紧抓着姐姐的后衣襟,姐姐走一步,她就跟一步,闹着回家。弄得姐姐没法干活儿。
现在大了,小书绫却很有心计。婆家是自己找的,定婚以前,她还亲自到婆家私访一次。定婚以后,她除拼命织席以外,还到山沟里去教人家织席。吃带砂子的饭,一个月也不过挣二十元。
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我有大半辈子在农村度过,对农村女孩子的勤快劳动,质朴聪明,有很深的印象,对她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惜进城以后,失去了和她们接触的机会。城市姑娘,虽然漂亮,我对她们终是格格不入。
柳嫂在我这里帮忙,时间很长了。用人就要情。我说:“你妹妹结婚,我想送她一些礼物。请你把这点钱带给她,看她还缺什么,叫她自己去买吧!”
柳嫂客气了几句,接受了我的馈赠。过了一个月,妹妹的嫁妆操办好了,在回去的前一天,柳嫂把她带了来。
这女孩子身材长得很匀称,像农村的多数女孩子一样,她的额头上,过早地有了几条不太明显的皱纹。她脸面清秀,嘴唇稍厚一些,嘴角上总是带有一点微笑。她看人时,好斜视,却使人感到有一种深情。
我对她表示欢迎,并叫柳嫂去买一些菜,招待她吃饭,柳嫂又客气了几句,把稀饭煮上以后,还是提起篮子出去了。
小书绫坐在炉子旁边,平日她姐姐坐的那个位置上,看着煮稀饭的锅。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你给了我那么多钱。”她安定下来以后,慢慢地说,“我又帮不了你什么忙。”
“怎么帮不了?”我笑着说,“以后我走到那里,你能不给我做顿饭吃?”
“我给你做什么吃呀?”女孩子斜视了我一眼。
“你可以给我做一碗面条。”我说。
我看出,女孩子已经把她的一部分嫁妆穿在身上。她低头撩了撩衣襟说:
“我把你给的钱,买了一件这样的衣服。我也不会说,我怎么谢承你呢?”
我没有看准她究竟买了一件什么衣服,因为那是一件内衣。我忽然想起鞋的事,就半开玩笑地说:“你能不能给我做一双便鞋呢?”
这时她姐姐买菜回来了。她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只是很注意地看了看我伸出的脚。
我又把求她做鞋的话,对她姐姐说了一遍。柳嫂也半开玩笑地说:
“我说哩,你的钱可不能白花呀!”
告别的时候,她的姐姐帮她穿好大衣,箍好围巾,理好鬓发。在灯光之下,这女孩子显得非常漂亮,完全像一个新娘,给我留下了容光照人,不可逼视的印象。
这时女孩子突然问她姐姐:“我能向他要一张照片吗?”我高兴地找了一张放大的近照送给他。
过春节时,柳嫂回了一趟老家,带回来妹妹给我做的鞋。
她一边打开包,一边说:
“活儿做得精致极了,下了功夫哩。你快穿穿试试。”
我喜出望外,可惜鞋做得太小了。我懊悔地说:
“我短了,告诉她往大里做就好了。我当时有一搭没一搭,没想她真给做了。”
“我拿到街上,叫人家给拍打拍打,也许可以穿。”柳嫂说。
拍打以后,勉强能穿了。谁知穿了不到两天,一个大脚趾就瘀了血。我还不死心,又当拖鞋穿了一夏天。
我很珍重这双鞋。我知道,自古以来,女孩子做一双鞋送人,是很重的情意。
我还是没有合适的鞋穿。这二年柳嫂不断听到小书绫的消息:她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还是拼命织席,准备盖新房。柳嫂说:
“要不,就再叫小书绫给你做一双,这次告诉她做大些就是了。”
我说:“人家有孩()子,很忙,不要再去麻烦了。”
柳嫂为人慷慨,好大喜功,终于买了鞋面,写了信,寄去了。
现在又到了冬天,我的屋里又升起了炉子。柳嫂的母亲从老家来,带来了小书绫给我做的第二双鞋,穿着很松快,我很满意。柳嫂有些不满地说:“这活儿做得太粗了,远不如上一次。”我想:小书绫上次给我做鞋,是感激之情。这次是情面之情。做了来就很不容易了。我默默地把鞋收好,放到柜子里,和第一双放在一起。
柳嫂又说:“小书绫过日子心胜,她男人整天出去贩卖东西。听我母亲说,这双鞋还是她站在院子里,一边看着孩子,一针一线给你做成的哩。眼前,就是农村,也没有人再穿家做鞋了,材料、针线都不好找了。”
她说的都是真情。我们这一代人死了以后,这种鞋就不存在了,长期走过的那条饥饿贫穷、艰难险阻、山穷水尽的道路,也就消失了。农民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小书绫未来的日子,一定是甜蜜美满的。
那里的大自然风光,女孩子们的纯朴美丽的素质,也许是永存的吧。
1984年12月16日
孙犁:钢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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