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老家

　　孙犁：老家

　　前几年，我曾诌过两句旧诗：“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最近几天，又接连做这样的梦：要回家，总是不自由；请假不准，或是路途遥远。有时决心起程，单人独行，又总是在日已西斜时，迷失路途，忘记要经过的村庄的名字，无法打听。或者是遇见雨水，道路泥泞；而所穿鞋子又不利于行路，有时鞋太大，有时鞋太小，有时倒穿着，有时横穿着，有时系以绳索。种种困扰，非弄到急醒了不可。

　　也好，醒了也就不再着急，我还是躺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床上，舒一口气，翻一个身。

　　其实，“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已经回过两次老家，这些年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也不想再回去了。一是，家里已经没有亲人，回去连给我做饭的人也没有了。二是，村中和我认识的老年人，越来越少，中年以下，都不认识，见面只能寒暄几句，没有什么意思。

　　前两次回去：一次是陪伴一位正在相爱的女人，一次是在和这位女人不睦之后。第一次，我们在村庄的周围走了走，在田头路边坐了坐。蘑菇也采过，柴禾也拾过。第二次，我一个人，看见亲人丘陇，故园荒废触景生情，心绪很坏，不久就回来了。

　　现在，梦中思念故乡的情绪，又如此浓烈，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实在说不清楚。

　　我是从十二岁，离开故乡的。但有时出来，有时回去，老家还是我固定的窠巢，游子的归宿。中年以后，则在外之日多，居家之日少，且经战乱，行居无定。及至晚年，不管怎样说和如何想，回老家去住，是不可能的了。

　　是的，从我这一辈()起，我这一家人，就要流落异乡了。

　　人对故乡，感情是难以割断的，而且会越来越萦绕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

　　那里的河流，确已经干了，但风沙还是熟悉的；屋顶上的炊烟不见了，灶下做饭的人，也早已不在。老屋顶上长着很高的草，破漏不堪；村人故旧，都指点着说：“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来了。”

　　我越来越思念我的故乡，也越来越尊重我的故乡。前不久，我写信给一位青年作家说：“写文章得罪人，是免不了的。

　　但我甚不愿因为写文章，得罪乡里。遇有此等情节，一定请你提醒我注意！”

　　最近有朋友到我们村里去了一趟，给我几间老屋，拍了一张照片，在村支书家里，吃了一顿饺子。关于老屋，支书对他说：“前几年，我去信问他，他回信说：也不拆，也不卖，听其自然，倒了再说。看来，他对这几间破房，还是有感情的。”

　　朋友告诉我：现在村里，新房林立；村外，果木成林。我那几间破房，留在那里，实在太不调和了。

　　我解嘲似地说：“那总是一个标志，证明我曾是村中的一户。人们路过那里，看到那破房，就会想起我，念叨我。不然，就真的会把我忘记了。”

　　但是，新的正在突起，旧的终归要消失。

　　1986年8月12日，晨起作。闷热，小雨。

　　孙犁：风烛庵杂记

　　一

　　五十年代末，一位姓王的文教书记，几次对我说：“你身体不好，不要写了，休息休息吧！”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会他的好意，以为只是关心我的身体。按照他的职务，他本应号召、我们多写，但他却这样说，当然是在私下。我后来才体会到，在那一时期，这是对我真正的关心和爱护。

　　这位书记，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他自然也不是完人，也给我留下过不太好的印象。但总起来说，他是个好人。古人称这样的人为君子，君子爱人以德。

　　二

　　有那么很多年，谁登台发言，或着文登报，“批判”了什么人，就会升官晋爵。批判的对象越大越重要，升的官位就越高。这种先例一开，那些急功好利之徒，谁不眼红心热？流风所及，斯文扫地。

　　一九四八年，我当记者时，因为所谓的“客里空”错误，受到一次批判。我的分量太轻，批判者得到的好处，也不大，但还是高升了一步。

　　冤家路窄，进城以后，我当记者，到南郊区白塘口一带采访时，又遇到了这位同志。他在那里搞“四清”，是工作组的成员。他特别注意我的采访，好像是要看看，经过他的批判，我在工作上有没有进步。有一次，我到食堂去喝水，正和人们闲聊，他严肃地对我说：

　　“到北屋去，那里正在汇报！”

　　我没有去。因为我写的文章，需要的是观察体验，并不只是汇报材料。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同志，和我同住一间牛棚。一同推粪拉土，遭受斥责辱骂，共尝一勺烩的滋味，往事已不堪回首矣。

　　三

　　凡能厚着脸皮批判别人的人，他在接受别人对他的批判时，脸皮也很厚。“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一位同志同受批判，台上发言者嗷嗷，台下群众滔滔，他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光着的两只脚，互相磨擦着，表现得非常悠闲自然。后来“造反派”不断对他进行武斗，又把他关了起来，他才表示屈服。

　　四

　　“文革”那几年，编报也真难。每天有领袖像，而且越来尺寸越大。不只前后左右，要注意有无不好的字眼，就是像的背面，也要留心。只要有人指出，有什么坏字坏词，挨上了像片，那就不得了。那时报纸上，咒骂和下流的话语又很多，防不胜防。每日报样印出，必经多人审查，并映日光而照视。虽然“造反派”掌握了新闻大权，也是终日战战兢兢，不知什么时候，成为现行反革命。

　　五

　　“文革”时，我们这些“走资派”搞卫生，照例是把纸篓里的脏纸，倒进院里的大铁桶，以备拉走。有一次，不知是谁那么眼尖，看到了从报纸上撕下的一片领袖像。那时，每天的报上，都有大幅领袖像，恐怕是谁一时不留心用了，随手倒进去也就算了。他却捡出来，报告了造反总部。一经报告，又有物证，必须查处。一阵人慌马乱，还终于查出来了。

　　据说是传达室值夜班的一位女同志。这位年纪轻轻的女同志，从此患了神经病，两年以后，投河自尽。

　　六

　　现在，我想，人是有君子、小人之别的。古代的哲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区别，并描绘了他们的基本特征。有关小人特征的古语是：见利忘义。势利小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小人得势，不可一世，等等。

　　人，成为君子，或成为小人，有先天的，即遗传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即环境的因素。文化教养，也有影响。古代和近代，都曾有人主张经过教育，可使人成为君子，失去教育的机会，乃成为小人。实际上，一般文化教育，起不到这样的作用。法律和法制()，却可以起到这种作用。所以，历代都重视“律”。

　　抗日战争是一种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当时，舍身卫国，志士仁人，到处都可以遇到，人人思义，人人忘利，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好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后若干年，为何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不折不扣的小人之行呢？显然不单单是教育或文化的问题，而是当时的环境，政治土壤，培育了君子之心，或是助长了小人之志的结果。古语说：“小人唯恐天下不乱”。“文化大革命”取消了作为国家命脉的法制，使那些小人真的变得“无法无天”了。

　　1986年4月17日剪贴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