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投宿

　　孙犁：投宿

　　春天，天晚了，我来到一个村庄，到一个熟人家去住宿。

　　走进院里，看见北窗前那棵梨树，和东北墙角石台上几只瓦花盆里的迎春、番石榴、月季花的叶子越发新鲜了。

　　我正在院里张望，主人出来招呼我，还是那个宽脸庞黑胡须，满脸红光充满希望的老人。我向他说明来意，并且说：

　　“我还是住那间南房吧！”

　　“不要住它了，”老人笑着说，“那里已经堆放了家具和柴草，这一次，让你住间好房吧！”

　　他从腰间掏出了钥匙，开了西房的门。这间房我也熟悉，门框上的红“白玉种蓝田百年和好”，还看得清楚。

　　我问：

　　“媳妇呢，住娘家去了？”

　　“不，去了，我那孩子去年升了连长，家来一次，接了她出去。孩子们愿意向上，我是不好阻挡的。”老人大声地骄傲地说。

　　我向他恭喜。他()照料着我安置好东西，问过我晚饭吃过没有。我告诉他：一切用不着费心；他就告辞出去了。

　　我点着那留在桌子上的半截红蜡烛，屋子里更是耀眼。墙上的粉纸白的发光，两只红油箱叠放在一起，箱上装饰着年轻夫妇的热烈的白蛇盗灵芝草的故事，墙上挂着麒麟送子的中堂和撒金的对联，红漆门橱上是高大的立镜，镜上遮着垂缨络的蓝花布巾。

　　我躺在炕上吸着烟，让奔跑一整天的身体恢复精力。想到原是冬天的夜晚，两个爱慕的娇憨的少年人走进屋里来；第二年秋季，侵略者来了，少年的丈夫推开身边的一个走了，没有回顾。

　　二年前，我住在这里，也曾见过那个少妇。是年岁小的缘故还是生的矮小一些，但身体发育的很匀称，微微黑色的脸，低垂着眼睛。除去做饭或是洗衣服，她不常出来，对我尤其生疏，从跟前走过，脚步紧迈着，斜转着脸，用右手抚摸着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

　　那时候，虽是丈夫去打仗了，我看她对针线还是有兴趣的，有时候女孩子们来找她出去，她常常拿出一两件绣花的样子给她们看。

　　然而她现在出去了，扔下那些绣花布……她的生活该是怎样地变化着呢？

　　1941年

　　孙犁：识字班

　　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

　　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梨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山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妇救会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大鞋做得硬梆梆，

　　当兵的穿了去打仗呵，

　　赶走日本回东洋呵。

　　而唱到下面一节的时候，就更得意洋洋了。如果是在放着羊，总是把鞭子高高举起：

　　儿童团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拿起红缨枪去站岗，

　　捉住汉奸往村里送呵，

　　他要逃跑就给他一枪呵。

　　接着是“得得呛”，又接着是向身边的一只山羊一鞭打去，那头倒霉的羊便咩的一声跑开了。

　　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里，什么也谈，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以至未来的事。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走进同志们的房子：“你们吃吧！”

　　同志们也就接过来，再给他些干饭；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

　　“这孩子几岁了？”

　　“七岁了呢。”

　　“认识字吧？”

　　“哪里去识字呢！”

　　接着，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来。自卫队的班长，妇救会的班长，儿童团的班长，都忙起来了。

　　怎么都是班长呢？有的读者要问啦！那因为这是个小村庄，是一个“编村”，所以都叫班。

　　打扫了一间房子，找了一块黑板，——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又找了几支粉笔。订了个功课表：识字，讲报，唱歌。

　　全村的人都参加了。

　　分成了两个班：自卫队——青抗先一班，这算第一班；妇女——儿童团一班，这算第二班。

　　每天吃过午饭，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那位长脚板的班长，便挨户去告诉了：

　　“大青他妈，吃了饭上学去呵！”

　　“等我刷了碗吧！”

　　“不要去晚了。”

　　当机关的“先生”同志走到屋里，人们就都坐在那里了。

　　小孩子闹得很厉害，总是咧着嘴笑。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小声说：

　　“三槐，你奶奶那么老了，还来干什么呢？”

　　这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大声喊起来，第一句是：“你们小王八羔子！”第二句是：“人老心不老！”

　　还是“先生”调停了事。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可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志病了，叫一个男“先生”去代课，一进门，女人们便叫起来：

　　“呵！不行！我们不叫他上！”

　　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有的便要走出去，差一点没散了台，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

　　“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顽固！”

　　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王八羔子”，可也终于听下去了。

　　这一回，弄得这个男“先生”也不好意思，他整整两点钟，把身子退到墙角去，说话小心翼翼的。

　　等到下课的时候，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互相问：

　　“你学会了几个字？”

　　“五个。”

　　可有一天，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

　　“念什么书呢，快过年了，孩子们还没新鞋。”

　　“念老鼠！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

　　“坐在板凳上，不舒服，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

　　“明天，我们带鞋底子去吧，偷着纳两针。”

　　第二天，果然“先生”看见有一个女人，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先生指了出来，大家哄堂大笑，那女人红了脸。

　　其实，这都是头几天的事。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一轮到她们上学，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赶紧吃完，刷了锅，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

　　“你看着他，我去上学了！”

　　并且有的着了急，她们想：“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看报呵！”

　　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青抗先同志们，这里很少提到他们。可是，在这里，我向你们报告吧：他们进步是顶快的，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

　　第一，要不是这个年头，我们能念书？别做梦了！活了半辈子，谁认得一个大字呢！

　　第二，只有这年头，念书、认字，才重要，查个路条，看个公事，看个报，不认字，不只是别扭，有时还会误事呢！

　　觉到了这两点，他们用不着人督促，学习便很努力了。

　　末了，我向读者报告一个“场面”作为结尾吧。

　　晚上，房子里并没有点灯，只有火盆里的火，闪着光亮。

　　鲜姜台的妇女班长，和她的丈夫、儿子们坐在炕上，围着火盆。她丈夫是自卫队，大儿子是青抗先，小孩子还小，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

　　这个女班长开腔了：

　　“你们第一班，今天上的什么课？”

　　“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

　　妻子想笑话他，然而儿子接下去：

　　“换一个内阁！”

　　“当爹的还不如儿子，不害羞！”当妻的终于笑了。

　　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紧接着：

　　“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

　　这个问题，不但叫当妻的一怔，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他虽然和爹是一班，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他说：

　　“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

　　当爹的便没话说了，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她说：

　　“不用看还没讲，可是，我知道这个。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只要我们有那三个，他换什么花样，也不要紧，我们总能打胜它！”

　　接着，她又转向()丈夫，笑着问：

　　“又得问住你：你说三个坚持，是坚持些什么？”

　　这回丈夫只说出了一个，那是“坚持抗战”。

　　儿子又添了一个，是“坚持团结”。

　　最后，还是丈夫的妻、儿子的娘、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当盆里的火要熄下去，而外面又飘起雪来的时候，儿子提议父、母、子三个人合唱了一个新学会的歌，便铺上炕睡觉了。

　　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大泡尿，已经湿透妈妈的棉裤。

　　1940年1月19日于阜平鲜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