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一别十年同口镇

　　孙犁：一别十年同口镇

　　十年前，我曾在安新同口当了一年小学教员，就是那年，伟大的人民抗日战争开始了，同口是组织抗日力量的烽火台之一，在抗日历史上永远不会湮没。

　　这次到白洋淀，一别十年的旧游之地，给我很多兴奋，很多感触。想到十年战争时间不算不长，可是一个村镇这样的兑蜕变化，却是千百年所不遇。

　　我清晨从高阳出发，越过一条堤，便觉到天地和风云都起了变化，堤东地势低下，是大洼的边沿，云雾很低，风声很急，和堤西的高爽，正成一个对照。

　　顺堤走到同口村边，已经是水乡本色，凌皮已经有些地方解冻，水色清澈得发黑。有很多拖床正在绕道行走。村边村里房上地下，都是大大小小的苇垛，真是山堆海积。

　　水的边沿正有很多农民和儿童，掏掘残存的苇子和地边的硬埂，准备播种；船工正在替船家修理船只，斧凿叮咚。

　　街里，还到处是苇皮，芦花，鸭子，泥泞，低矮紧挤的房屋，狭窄的夹道，和家家迎风摆动的破门帘。

　　这些景象，在我的印象里淡淡冲过，一个强烈的声音，在我心里叩问：人民哩，他们的生活怎样了？

　　我利用过去的关系，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在这里教书时，那些穷苦的孩子们，那些衣衫破烂羞于见老师的孩子们，很多还在火线上。他们的父母，很久才认出是我，热情真挚地和我诉说了这十年的同口镇的经历，并说明他们的孩子，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当着营长或教导员。他们忠厚地感激我是他们的先生，曾经教育了他们。我说：我能教给他们什么呢，是他们教育了自己，是贫苦教育了他们。他们的父兄，代替了那些绅士地主，负责了村里的工作，虽然因为复杂，工作上有很多难题，可是具备无限的勇气和热心，这也是贫苦的一生教育了他们。

　　那些过去的军阀、地主、豪绅，则有的困死平津，有的仍纵欲南京上海，有的已被清算。他们那些深宅大院，则多半为敌人在时拆毁，敌人在有名的“二班”家的游息花园修筑了炮楼，利用了宅内可用的一切，甚至那里埋藏着的七副柏树棺木。村民没有动用他们的一砖一瓦，许多贫民还住在那低矮的小屋。

　　过去，我虽然是本村高级小学的教员，但也没有身分去到陈调元大军阀的公馆观光，只在黄昏野外散步的时候，看着那青砖红墙，使我想起了北平的景山前街。那是一座皇宫，至少是一座王爷府。他竟从远远的地方，引来电流，使全宅院通宵火亮，对于那在低暗的小屋子里生活的人民是一种威胁，一种镇压。

　　谁能知道一个村庄出产这样一个人物在同村的男女中间引起什么心理上的影响？但知道，在那个时候虽然是这样的势派气焰，农民却很少提起陈调元，农民知道把自己同这些人划分开。

　　土地改革后，没有房住的贫苦军属，进住了陈调元的住宅，我觉得这时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大门，那些穷人们都一家家的住在陈宅的厢房里、下房里，宽敞的五截正房都空着。我问那些农民，为什么不住正房，他们说住不惯那么大的房子，那住起来太空也太冷。这些房子原来设备的电灯、木器、床帐，都被日本毁坏了。穷人们把自家带来的破布门帘挂在那样华贵的门框上，用柴草堵上窗子。院里堆着苇子，在方砖和洋灰铺成的院子里，晒着太阳织席。他们按着他们多年的劳动生活的习惯，安置了他们的房间，利用了这个院子。

　　他们都分得了地种，从这村一家地主，就清算出几十顷苇田。我也到了几家过去的地主家里，他们接待我，显然还是习惯的冷漠，但他们也向我抱怨了村干部，哭了穷。但据我实际了解，他们这被清算了的，比那些分得果实的人，生活还好得多。从这一切的地()方可以看出，从房舍内，他们的墙上，还有那些鲜艳的美女画片，炕上的被褥还是红红绿绿，那些青年妇女，脸上还擦着脂粉，在人面前走过，不以为羞。

　　我从南几县走过来，我很少看见擦脂抹粉的人了。

　　这些脂粉，可以说是残余的东西，如同她们脚下那些缎“花鞋”。但证明，农民并没有清算得她们过分。土地改革了，但在风雪的淀里咚咚打冰的，在泥泞的街上，坐着织席的，还是那些原来就贫穷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而这些地主们的儿子，则还有好些长袍大褂，游游荡荡在大街之上和那些声气相投的妇女勾勾搭搭。我觉得这和过去我所习见的地主子弟，并没有分别，应该转变劳动，又向谁诉的什么苦！

　　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

　　1947年5月于端村

　　孙犁：安新看卖席记

　　在安新集市上，席市是洋洋大观，从早晨各地席民就背着挑着一大捆一大捆的席赶到集上来，平铺陈列，拥挤异常。

　　安新席以走京、卫、府、关东为大宗，此外走伍仁桥，则供应冀中上地农民使用，为量较小。

　　现在正赶上河路的“产期”，凌未完全融化，而已经不能行使拖床，在交通上是一年中顶困难的时期，各地行商不能到来，因此这几集的席，出售很成问题。

　　席民主要依靠席子生活，卖出席，才能买回苇和一集的食粮，对织好的席是急于出售，那种迫切的情形，在别的市场上是很少见的。

　　不难想象，在过去，一些大席庄，是会利用席民这严重的困难，尽量压低席价，借牟大利，席民不能不忍痛抛售。

　　现在，以“专业苇席渔，繁荣白洋淀”为目的的我们的公营商店隆昌号，却从各地调款来，尽力支持安新的席业，保证席民的生活，和再生产。并且贱价售出粮食、苇，以增加席民的收入，和保证他们的生活。

　　过去我不了解，一个商店，怎样为人民服务，但自从看了今天的席市的情形，才知道他们任务的重大，和值得感动的干部的热情。

　　我在隆昌号的安新席庄宏利号，会见了负责同志，他对我要在席市上停留一天，非常满意。他说：你看看席民的情形吧，有人怪我们为什么把席价抬得这么高，以致亏本，可是你要看见席民的情形，就不能不这样做，我有点“恩赐”观点……

　　自然，十年战争，我们有了很多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感情。但一个席店老板对席民发生这种息息相关的感情，在我却是异常新鲜的事。

　　我到席市上去了。席民们正在三三两两，议论着今天没有行市，大为发愁。他们不时到宏利的院里探听，今天席店是不是收买？在他们困难的时候，立时就会想到公家商店的帮助，我想这就是宏利席店过去工作的成绩。

　　他们搬来搬去，总想把自己的席放在第一个能出售的地方，那些妇女们也是这样做。他们等候着席店收买人的出场，简直像观众等待着锣鼓开台，好角出场，自然，那迫切程度，更甚于此。

　　宏利席店的经理和店员们，则像决定一件政策一样开了简短的会议，虽然他们已经在收席上赔了很大一笔款子，但他们全能理解到这就是工作上的收获，这就是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因此，他们决定这一集，还是尽量收买，不低落价钱。在席民——贸易上的对象青黄不接时，热情负责地拉一把，这就是我们商店的特色。

　　当席店的买手一出场，席民们纷纷拥上包围，另外就有很多人背上自己的席，跟在买手后面，看他在哪地方开始。买手一手提着印号篮子，一手拿着一个活尺，被席民们蜂拥着走到场里来。

　　开始收买了，由席民们一张张往上举着席，买手过目，并有时用尺子排排尺寸。席民们围得风雨不透，看着那席子的成色，等候开市的价格。买手一边说着价格，就用那大戳子在席角标上了价码和印记，常常比争论着的价钱高出一百元，出售了的席民就赶紧卷起席子到席店去取款。

　　第一个价钱立时就在席民间传开了：“五千五！”

　　挨次收买，那些一时走不到的地方，席民们就焦急地等待着。那里等待真是焦急，有的干脆就躺在席子上闭起眼睛来。

　　买手对席是那样内行，一过眼就看出了席的成色，嘴里不断说着：“苇色不错。”“织的草。”“一样的苇还有不一样织手哩！”他一过目，就对席提出了确切的批评，因此席民都嘻嘻地笑着，叫他看着划价钱。

　　席市，在安新不知道出现若干年代了，在北门外就有一个碑亭，记载着织席的沿革。我不知怎么想起，在若干年代，席民到这里卖席，是有无限的辛酸与难言之痛的。

　　出售的是他的妻子或女儿的手艺，他们虽然急于求售，但对自己的席充满无限情感。我看见他们把席交了，还不断回头望看，才到会计科去支款；自然家里的妻子儿女，所盼望的是一集的食粮，但也不会一时就忘掉她们那席上的细密的花纹吧！

　　老于此行的同志，也曾向()我说明，不要只看这一集，如果是京帮、卫帮的人下来了，“推小车的来了”，席民的情形，会大大不同。

　　但我总以为，在过去，因为席民没有一种固定的组合，赶集抛售，总是很艰难的。他们拥挤着买手去看他们的席，去年我们有一个年老的买手，因为叫他们拖来拖去，拖病了半个月，衣裳扯烂了，那是平常事。

　　现在我们的公营商店，尽量研究，打通外区和内地的销路，使席子畅销，并帮助他们提高质量，和其他沿海产的席子竞赛。

　　看到中午，我以为可以回去了，但宏利的负责同志一定要我等到太阳平西。到那时，卖不出席子的席民，会找上门来，一定要你收买，席店虽然款已用光，还得想法叫他们能买苇和粮食回去。

　　这样，我就觉得，宏利席店就不只是一种商业组织，定会成为席民自己的一种组织。在这个血肉相关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安新席民生活、席民组织和安新席业的远景，那远景是幸福而繁荣的。

　　194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