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诉苦翻心

　　孙犁：诉苦翻心

　　郭兰瑞的母亲诉苦说：“我带着孩子们要了几年饭，就在村里借了这间房子住着。俺家冬学在村里当了干部，太积极，财主们恨他，告到炮楼上抓了去。把家里的一点东西，娘们穿的衣裳全卖了，也没赎回他来，运到关东煤窑上受苦去了。

　　唉，俺那孩子啊！家里没吃的，他爹会剃头，就到安国去磨刀子。去了两天，还不见回来，我不放心，拉着俺家兰瑞，就打听着找下去了。到了卢家营儿里，街上有娘儿们坐着。我说：问问大嫂子，你看见剃头的老郭过去了吗？人家说，前两天看见他过去了，穿着破黑袍子，带着火车头帽儿，可是不见他回来，再往前边打听打听吧。我就又拉着兰瑞往前走。

　　孩子饿的实在走不动了，那边过来一个老头子，手里提着一大把胡萝卜儿；我就说：大哥，俺家这小姑娘，饿得慌了，给俺们个萝卜吃吧。那老头儿就给了一大把。兰瑞吃着，走着，就说：娘，爹到哪里去了哩？我说：我们到安国去找他吧。一进东关，日本鬼子站着岗，查问两个推小车的，我就拉着孩子混进去了。到了南关，我见人就问：大嫂子，那个磨刀子的老王住在哪里呀？人家说：就在药王庙那个南屋里。我拉着兰瑞进了药王庙，南屋里，坐着一个娘儿们。我就问：大嫂子，你是磨刀子老王的内掌柜的吧？人家说：是。我说：前两天，老郭来磨刀子，你们见他来吗？人家说：来着，磨了刀子，他就说肚子痛。我叫他喝米汤，他也不喝，定要回去，他说家里人还结记着哩，就走了。俺家掌柜的劝他养一养再走，他说死在哪里，就算哪里吧！抱着肚子走了。

　　“没法子，我就又拉着兰瑞回来。在道上兰瑞说：俺哥要是早些当了八路军就好了，也叫鬼子抓不了去。我说：孩子，先别管他吧，先把你爹找着。走着走着，兰瑞说：前面那不是俺大姐吗，看走动是她。走近了，可不就是俺家大闺女，是我前些年把她卖了的。她先放声大哭起来说：找着俺爹了，就在那条旧公路上。娘儿仨哭着跑到那里，人死了好几天，还穿着他那破袍子，抱着肚子。大闺女到她婆家叫来几个乡亲，抬回家来。邻舍们说：要不俺们就帮凑着给他买个棺材吧！我说：亲人们，你们也都不富裕，赶上这个年月，就叫他这么去吧。俺家当家的，苦了一辈子，临死落个冻饿而死，箔卷席埋，连个薄皮子棺材也没使上！”

　　老大娘诉着苦，就呜呜哭起来。别的老婆们也对着擦泪，有一个老婆就说：

　　“瑞她娘一辈子的苦处说不清。那年坐了月子，三天里就绕家借粮食，自己去推碾子，风摆的她那脸刹白刹白的，我都替她害怕。”

　　“谁不是一样，提起那些日子，唉！”老婆们全唉声叹气。

　　老大娘又说：“他爹死了，我就一天家想念俺那冬学，咒骂那些汉奸为什么就没有个死！有一天，快黑了，我端着一升高粱正要推碾子去，一转眼，看见俺家冬学站在拐角那里，啊！我那儿，你怎么回来了？”唉，俺那儿啊，黑干削瘦，腰都直不起来。到家里，我说兰瑞，快给你哥去借面烙饼。一升面的饼，俺那儿还没有吃饱，兰瑞说：‘怎么俺哥就吃这么多啊！’孩子，饿成什么样儿了啊！日本鬼子败了，才有了点吃的，又把他养活了。可还是穷啊，连个媳妇也娶不上。俺家冬学三十六了，和人家小凤一天生日；人家财主，早连儿媳妇也娶了，俺家穷就耽误了好几辈子人啊！”

　　斗争了，冬学参加了村里的民兵，兰瑞当选了贫农代表，老大娘斗争诉苦全很积极。这一家成了全村贫农的骨干，怨气出了，仇也算报了，后来分了宽堂大屋的房子、大水车井和好园子地，立时就有媒人找上门来给冬学说亲。

　　村里的斗争还在进行，暴风暴雨并没过去，这个喜讯，不怎样引人注意。到冬学参军那天，老大娘忽然顽固起来，坐在会场上，不离儿子的身边左右。她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不能走，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冬学跟着大队走了，老大娘哭哭啼啼。工作团的同志们也生气了。村里闲话更多，有的说：“斗争东西你积极，儿子当兵你这么落后。”说这些话的人，多是在斗争的时候消极观望，在参军的时候，把儿子藏了起来的人家。也有很多人这么说：“老大娘落后，可是她到底在斗争地主的时候积极过，冬学也到底参了军，这就比那些只会说风凉话的人强胜万倍！”

　　随后，又传说冬学没走到博野就跑了。夜里下了透雨，人们起得早，村边上、街里头全有人谈论这事。

　　“他还是斗争骨干哩，他先跑了行吗？”

　　“把分的东西，全得给退出来！”

　　“他妹子的代表我看也得罢免了！”

　　老大娘这几天来，心里烦搅得要命。从家里走出来，要到地里去。看看街上的人三三两两站在一起，用那样的眼光看她，她就脸红起来，身子也好像一下矮了半截。人们的态度和几天以前，大不一样。那时人们对这老大娘，是多么尊敬和羡慕！她带着满对不起人的神色，急急忙忙奔着地里走去，用袖口擦一擦这几天哭红肿了的眼。

　　地是新分给她的一块好水浇谷地。独根红的大支谷，挺着大穗子，迎风推动，又丰足，又美丽。

　　她们绳子放在地下，正要动手收割。忽然看见地主老欠在地那头转游，头上斜包着一块白布，遮着他那早已平复的伤口，眼里放射着仇恨毒眼的光芒，从垄沟上走过来了。这时四外没有别人，老大娘心里微微一颤，就听老欠说：

　　“这地是我种的，你不能白收！”

　　“你种的？在斗争大会上你为什么不说是你种的？”老大娘鼓着气说。

　　“斗争大会，”老欠冷声一笑，“你儿子当兵去又跑了回来，这地你得退给我！”

　　大娘忽然觉得气短起来。她一坐就坐在地头上，有声没力地说：“你说了个好听，咱们得到村里说理！”

　　老欠看看那边，有人过来了，才转身说：“你儿子开小差，你还有什么理，代表会就得叫你把东西吐出来！”

　　歇息了好一会，大娘才站起来开始割谷。她有生以来没有这么一块地，也没有这么一块谷，谷穗沉重地打着她的胸脯。大娘想起了过去要有这么块地，丈夫就不会饿死在公路上，死了就会有个棺材。也想起那新分的三间大砖北屋和屋里的红漆放亮的家具，有这个，儿子就会娶上媳妇，女儿就会寻上婆家。

　　就说这一切的全不算什么，只要冬学儿守在身边吧。可是地主就在那边，工作团刚刚走，斗争刚刚过后，人家就来报仇，也能够借尸还魂哩！看来封建势力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好消灭，它可像死灰一样，见火就着。如果冬学不参军保家，以后天长日久，日子的黑红，谁能保险？还拉着孩子们要饭去？还住在人家那低矮黑暗的小屋里？还吃糠咽菜？就说生活不成问题吧，可是乡亲们从此瞧不起咱！人除了吃穿，还要脸面。被人小看，就是吃好穿好，也没有意思。

　　老大娘左思右()想，心里明亮起来，身上也有了力气，背上谷子往家里走。街上的人还不住暗暗撇嘴，老大娘却满脸披笑地走进家门。

　　放下谷子，老大娘就到冬学藏着的地方去，叫他归队。冬学回来一天一夜，也觉得不是滋味，真是够受。老娘一说，正和他想的一样，就抖抖衣裳上的尘土草叶子，归队去了。

　　经过这么一回斗争，老大娘才真正翻了心。

　　1947年10月

　　孙犁：香菊的母亲

　　香菊的母亲，今年三十七岁，在贫农里，她却和老婆们组织在一起。每当夜晚开会，在那白发苍苍的一群里，她那充满青壮年精力的说话的声音，她那把褂子的袖口，像年轻人一样高高地卷起来，大脚板平整自然地站立着的说话的姿势，就越使她显得有力和突出。

　　她同香菊，都是本村贫农的斗争骨干，她表现的却更冷静、顽强和有见解。在大会上，她领导的那白发的一组，总和香菊那青年姑娘的一组并排坐着。她们喊比不上青年组，但诉苦说理和意见，却非那年轻好笑的一群可比。在大会上，香菊的母亲常常提出最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刚一提出，有时不能为全体接受，她坚持着这个意见，沉着地向大家说服。有一次，甚至主席也来限制她说话了，她不服，她严厉地说：“不让我说话那可不行！”

　　她的脸孔很黑，她的眼睛更黑，每当她生气的时候，眼皮微微下垂，人们就知道，在她心里鼓动着暴风雨。她并不刁泼，非常认真。贫农代表中，有她的一个邻舍，有一次传言说这个代表吃了地主的送情粮食，贫农要求把她罢免。香菊的母亲不信会有这种事，她说，“那是东头人们对西头人们的成见。”工作团的同志批评了她，叫她去看事实，她就花费了几个晚上和几个早上的时间，去观察那个代表的行动。

　　从工作团到了村里，一共两个来月，中午一个会，晚上一个会，再加上一些别的会，这会就不知开了有多少。香菊的母亲没有一次迟到，没有一次早退，她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说：“也不能漏了。”

　　她开会开得瘦了好些。直到分完了果实，选举了干部，她才慌忙到地里去收割早已熟了的庄稼。她分的二亩两头临道的地，种的黍稷，她同香菊忙了一天，用包袱背了回来，一进门就对我说：“今年过年有粘饼子吃了。”分浮财，她家分了一个红漆小凳；村里正在庆祝斗争胜利演大戏，工作团一个同志病了没力气，她三番两次叫香菊背了去，让那同志坐。

　　香菊的母亲和香菊得到这些东西，表现了衷心的喜悦。她们欢喜的是：斗争胜利了，我们说了话。她们没有只从这些东西的价格上去估计斗争，是从这些东西的意义上去估计斗争。一条红漆小凳代表什么呢？为什么香菊把它擦了又擦？这条小凳代表的东西很多，它又只简单说明：穷人过去就没有这样一条小凳。它很小、很简单，但它是一个点一条线，通到胜利的终点。就好比，每个人都想进京城，他现在已经走在路上，经过了一个村庄。这胜利的起点，就包括着胜利的全部。

　　因此，在多么农忙的时候，香菊的母亲也没有限制过香菊去开会，过去十几年，这女孩子是没有这么随便过的。无论是在家里，是在会场上，每逢香菊发言和喊口号，我们常看见母亲对女儿赞美的微笑。母亲欢笑的原因是：自己的女儿可以不再经受自己经历的，自己也庆幸能赶上参加这解放的斗争，彻底解放了自己的儿女。

　　在斗争大会上，她总是同女儿坐在最前面。在群众愤怒的时候，她是站起来的第一个人。同时，她顽强地坚持斗争。

　　工作团一走，正是大秋，地主向人民反攻，他们用耍赖皮脸的外形，包藏祸心，到农民分得的土地上去劫收。他们说：

　　“这地是我家种的！”香菊的母亲无情地反抗了这种抢劫，并且号召组织了对地主无耻行为的审判。

　　在公审大会上，她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这对自己的阵营是一种教育，对敌人是一种奇袭。我们的农民最大的弱点是怜悯心，他们见不得地主的眼泪，和那一套乞怜相；他们只看见地主伸过来的乞讨的手，忘记人家掩藏在背后的企图复仇的刀！

　　这样，香菊的母亲的见识和行为，在我们斗争的前路上，就更值得宝贵。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标志。她亲自动手，再剥掉地主伪装的一层画皮！

　　香菊的母亲的半生里，既辛劳又充满内心的痛苦。她六七岁上，父亲就把她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一个人，作为妻室。

　　丈夫并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做了一辈子长工，饥寒劳碌，现在有了病，已经不能再在自己土地上工作。在地主家扛长工，他简直变成了一个傻子，对谁也不说一句话，也不知道花费一个钱。香菊的母亲小小年纪娶过来，就得当男变女，买东办西，什么事也得她出头露面去做。在旧社会里，她也是一员闯将。

　　我曾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每天围在一起吃饭的，是香菊的弟妹，香菊的母亲，香菊的叔父。香菊的叔父今年四十一岁了，没有娶过妻室。香菊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每逢吃饭，他总是端着一个大碗，夹上些菜，一个人到大门外边蹲着去吃，好像这里的妻儿老小不是他的一样。

　　香菊有个小弟弟，今年才三岁，整天抱在叔叔的怀里，我从没见过那年老的父亲引逗爱抚这孩子一次。吃完饭，他一个人就到园里去了。他不能做重活，他蹲在烟畦里捉拿那些虫子，半天半天的，隐在那肥大的烟叶下面，一声不响。

　　农村的贫苦人家是充满悲剧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这悲痛。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母亲内心的悲痛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

　　但这悲痛的来源就是贫穷，这在封建社会里是贫穷人家流行的一种痛苦。它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现在被打破了。

　　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分量。

　　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过，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

　　香菊的母亲在她的孩子中间，最爱香菊，斗争以后，她更爱她的女儿了。有一天，她凄然地指着香菊对我说：她们这以后就好了。她比谁也明白：一切不幸，都是贫穷所致，一切幸福，都会随翻身到来！

　　人们追求着理想。在解放的道路上，这理想逐步解除每个人切身的痛苦，寄托他那衷心的希望。因为这样，理想才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大。

　　194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