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家庭

　　孙犁：家庭

　　我在于村黎家，和一匹老马住在一间屋里，每当做饭，它一弹腿，就把粪尿踢到锅里，总是不敢揭锅盖，感到很不方便。到了这个村庄的时候，我就向支部书记要求，住得比较清净些。农村房屋是很缺的，终于他把我领到一间因为特殊原因空闲了三年的北房里。这时是腊月天气，虽然那位也是住闲房的收买旧货的老人，用他存下的破烂棉套，替我堵了堵窗户，一夜也就把我冻跑了。我找了赵金铭去，他想了想，把我领到妇联会主任的家里。

　　主任傅秋鸾，正和小姑玉彩坐在炕上缝棉衣服。

　　赵金铭既然是有名的“大哨儿”，他总把事情说得骇人听闻，他说我得了感冒，当村干部的，实在过意不去。他征求主任的意见，能不能和兄弟媳妇合并一下，让给我一间屋子。

　　主任说：

　　“我们这里长年不断地住干部，还用着你动员我！不过，眼下就过年了，我们当家的要回来。这个同志要是住三天五天的，我就让给他，听说是住三月两月，那顶好住到我娘她们那小东屋里去。我爹到西院和大伯就伴，叫我娘搬过来和我们就伴。就是那屋里喂着一匹小驴儿。”

　　“就是这个不大()卫生。”赵金铭做难地说。

　　我已经冻怕，不管它驴不驴，说没有关系。赵金铭领我到小东屋里看了看，小驴儿迎着门口摇着脖上的铜铃。

　　“小牲口拉尿不多，”赵金铭说，“我告诉老头儿勤打扫着点。”

　　我就搬到这家来了，一直住到第二年三月里，一家人待我很好，又成了我的一处难以忘记的地方。

　　这一家姓赵，大伯大娘都是党员。大儿妇是党员，大儿子在定县工作也是党员，二儿子在朝鲜作战是党员，二儿妇和姑娘都是团员。这真是革命家庭，又是志愿军家属，我从心里尊敬他们。

　　大伯是个老实庄稼人，整天不闲着，现在正操业着“打沙披”的事。这一带的土质很奇怪，用泥土拍墙头垒房山，可以多年不坏，越经雨冲越坚固，称做立土。铺房顶就不行，见雨就漏，稍为富裕的人家，总是在房顶上打上一层“沙披”。

　　办法是：从砖窑上拉回煤焦子，砸碎掺石灰，用水浆好，铺在房顶，用木棒捶击，打出来就像洋灰抹的一样。但颇费工时。

　　大伯整天坐在院里，拣砸那些焦子。他工作得很起劲，土地改革以来，家里的生活，年年向上，使他很满足。儿子参军，每年政府发下工票，劳动力也不成问题。他有十五亩园子，两架水车，每年只是菜蔬瓜果，变卖的钱就花费不清。他说今年“打沙披”，明年灰抹墙山，后年翻盖磨棚。

　　虽在冬闲，他家并不光吃山药和萝卜，像普通人家那样。

　　总是包些干菜饺子呀，擀些山药面把子呀，熬些干粉菜呀，蒸些小米干饭呀，变化着样儿吃。一家人的穿着，也很整齐，姑娘媳妇们都有两身洋布衣服。还有一点是在农村里不常见的，就是她们经常换洗衣服，用肥皂。

　　一家人，就是大伯的穿着不大讲究。好天气姑娘媳妇们在院里洗衣服，他对我说：

　　“就是我们家费水！”

　　我说：

　　“谁家用水多，就证明谁家卫生工作做得好。”

　　大媳妇说：

　　“用水多，又不用你给我们挑去，井里的水你也管着！快别砸了，荡我们一衣裳灰！”

　　大伯就笑着停工，抽起烟来了。

　　生活好了，一家人就处得很和气。这个大伯，小人们经常斥打他两句，他反倒很高兴。

　　大娘虽然已经六十岁了，按说有两房儿媳妇，是可以歇息歇息了。可是，也很少看见她闲着，我常常看见，媳妇们闲着，她却在做饭，喂猪，拣烂棉花桃儿，织布。她对我说：

　　“老二不在家，我就得疼他媳妇些，我疼她些，也就得疼老大家些。我不支使她们，留下她们的工夫，好去开会。”

　　别人家的婆婆是不愿意儿媳妇们开会，大娘却把开会看得比什么也要紧，她常督促着孩子们赶快做饭，吃完了好去开会。每逢开会，这家人是全体出席的，锁上门就走，有时区里来测验，一家人回来，还总是站在院里对对答案，看谁的分数多。

　　对证结果，总是小姑玉彩的成绩最好，因为她小学就要毕业了，又是学校团支部的委员。其次是大伯，他虽然不识字，可是记忆力很好，能够用日常生活里的情形解释那题目里包含的道理。而成绩最不好的是二儿媳妇齐满花。大娘对我说：

　　“什么都好，人材性质，场里地里，手工针线，村里没有不夸奖的。就是一样，孩子气，贪玩儿，不好学习。”

　　结婚以来，二儿子总是半月来一封信，回信总是小姑玉彩写，姑嫂之间，满花认为是什么话也可以叫她替自己写上的。最近，竟有一个多月不来信了，大娘焦急起来。我是每隔几天，就到县城里取报，这些日子，我拿报回来，一家人就跟到我屋里，叫我把朝鲜的战争和谈判的情形念给她们听，这成为一定的功课了。

　　齐满花头上包着一块花毛巾，坐在对面板凳上，一字一句地听着。她年岁还很小，就是额前的刘海，也还给人一些胎发的感觉，但是，她目前表露的神情是多么庄重，伸延的是多么辽远了啊。

　　好像现在她才感觉到，小姑代写的信，也已经是辞不达意。她要求自己了。大娘每年分给每个媳妇二十斤棉花，叫她们织成布，卖了零用。现在正是织布的时候，大娘每天晚上到机子上去替老二媳妇织布。齐满花和小姑对面坐在炕上，守着一盏煤油灯，有时是嫂嫂教小姑针线，更多的时间，是小姑教嫂嫂识字。玉彩很聪明，她能拣那些最能表达嫂嫂情意的字眼儿，先教，所以满花进步得很快。大儿妇对我说：

　　“我婆婆多帮老二家些，我不嫌怨，二兄弟在朝鲜，是我们一家人的光荣。”

　　1953年9月12日记

　　孙犁：访旧

　　十几年的军事性质的生活，四海为家。现在，每当安静下来，许多房东大娘的影子，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的记忆里转动起来。我很想念她们，可是再见面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去年，我下乡到安国县，所住的村子是在城北，我想起离这里不远的大西章村来。这个村庄属博野县，五年以前我在那里做土地复查工作，有一位房东大娘，是很应该去探望一下的。

　　我顺着安国通往保定的公路走，过了罗家营，就是大西章，一共十五里路。昨天夜里下了雪，今天天晴了，公路上是胶泥，又粘又滑。我走得很慢，回忆很多。

　　那年到大西章做复查的是一个工作团，我们一个小组四个人，住在这位大娘的家里。大娘守寡，大儿子去参军了，现在她守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过日子，女儿叫小红，小儿子叫小金。她的日子过得是艰难的，房子和地都很少，她把一条堆积杂乱东西的炕给我们扫出来。

　　大儿子自从参军以后，已经有六、七年了，从没有来过一封信。大娘整个的心情都悬在这一件事上，我们住下以后，她知道我在报社工作，叫我在报纸上登个打听儿子的启事，我立时答应下来，并且办理了。

　　大娘待我就如同一家人，甚至比待她的女儿和小儿子还要好。每逢我开完会，她就悄悄把我叫到她那间屋里，打开一个手巾包，里面是热腾腾的白面饼，裹着一堆炒鸡蛋。

　　我们从麦收一直住到秋收，天热的时候，我们就到房顶上去睡。大娘铺一领席子，和孩子们在院里睡。在房顶上睡的时候，天空都是很晴朗的，小组的同志们从区上来，好说些笑话，猜些谜语，我仰面听着，满天星星像要落在我的身上。我一翻身，可以看见，院里的两个孩子都香甜地睡着了，大娘还在席上坐着。

　　“你看看明天有雨没有？”大娘对我说。

　　“一点点云彩也没有。”我说。

　　“往正南看看，是大瓶灌小瓶，还是小瓶灌大瓶？”她说。

　　那是远处的两个并排的星星，一大一小。因为离得很远，又为别的星星闪耀，我简直分辨不出，究竟是哪一个在灌哪一个。

　　“地里很旱了。”大娘说。

　　那时根据地周围不断作战，炮声在夜晚听得很真，大娘一听到炮声，就要爬到房上来，一直坐在房沿上，静静地听着。

　　“你听听，是咱们的炮，还是敌人的炮？”大娘问我。

　　“两边的炮都有。”我说。

　　“仔细听听，哪边的厉害。”大娘又说。

　　“我们的厉害。”我说。

　　还有别的人，能像一个子弟兵的母亲，那样关心我们战争的胜败吗？

　　工作完了，我要离开的时候，大娘没见到我，她煮好十个鸡蛋，叫小金抱着追到村边上，硬给我装到车子兜里。同年冬天，她叫小红给我做了一双棉鞋，她亲自送到报社里，可惜我已经调到别处去了。

　　不知大娘现在怎样，她的儿子到底有了音讯没有？

　　我走到大西章村边，人们正在修理那座大石桥，我道路很熟，穿过菜园的畦径，沿着那个大水坑的边缘，到了大娘的家里。

　　院里很安静，还像五年前一样，阳光照满这小小的庭院。

　　靠近北窗，还是栽着一架细腰葫芦，在架下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在纳鞋底儿。院里的鸡一叫唤，她抬头看见了我，惊喜地站起来了。

　　这是小红，她已经长大成人，发育出脱得很好，她的脸上安静又幸福。只有刚刚订了婚并决定了娶的日子，女孩子们的脸上，才流露这种感情。她把鞋底儿一扔，就跑着叫大娘去了。

　　大娘把我当做天上掉下来的人，不知道抓什么好。

　　大娘还很健康。

　　她说大儿子早就来信了，现在新疆。不管多远吧，有信她就放心了。儿子在外边已经娶了媳妇，她摘下墙上的相片给我看。

　　她打开柜，抱()出几个大包袱，解开说：

　　“这是我给小红制的陪送，一进腊月，就该娶了。你看看行不行。”

　　“行了，这衣服多好啊！”我说。

　　大娘又找出小红的未婚夫的相片，问我长得怎样。这时小红已经上了机子，这架用手顿的织布机，是那年复查的时候分到的。小红上到机子上，那只手顿的可有力量。大娘说：

　　“我叫她在出聘前，赶出十个布来，虽说洋布好买了，可是挂个门帘，做个被褥什么的，还是自己织的布结实。你知道，小红又会织花布。”

　　吃晌午饭的时候，小金从地里回来，小金也长大了，参加了互助组。现在，大娘是省心多了。

　　1953年8月27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