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莹：朋友，非诚勿扰

　　杨莹：朋友，非诚勿扰

　　朋友，非诚勿扰　　——麦家印象

　　黄依依是谁

　　黄依依是小说《暗算》和同名电视剧里的一个人物，我先看到了电视剧，在小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后我才看到小说。我很喜欢这个故事里的那个女数学家，喜欢她那敢爱敢恨的个性，喜欢她雅致、浪漫的小资情调，喜欢她活泼、纯真的性格，喜欢她的开放又世故，喜欢她的智慧、她的美貌、她的热情、她的善良，同时还有点神经质，喜欢她对爱情执着的态度与无比的勇气。这位留苏归来的年轻数学家才智惊人，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却生活在一个禁锢的、扭曲的、变态的世界里，她的命运里总是有太多的特殊，太多的困难，太多的问题，以致最后连一个正常的生存权都要失去，她没有自由，包括，以致最后连健康的爱的权力都要失去。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怎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呵。

　　我喜欢这个叫黄依依的数学家，更多的是喜欢这个人物的个性，看过她，才知自己一直拥有她那样一个内心，一直拥有她那样的一个浪漫而理想化的影子，我却一直不是她。我知道，我不能是她。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影子越来越小，将来恐怕会变得越来越模糊，终将模糊到连自己也看它不清，直到消失。因为如果我真那样了，就意味着“不成熟”，而当我渐渐“成熟”时，知道当初如果真的那样做了，就太伤自己了。我今天这样说出来，总比那样压抑着好，也总比已经那样做出来了好。

　　生活中，女性知识分子像黄依依这样张扬的个性见得太少，文学作品里也并不多，于是，在《暗算》里看到黄依依时就觉忒痛快，是在心头压抑了很久的一口气被顺了出来的感觉，作者以理想主义的情感在作品中展示出对一种完美理想的追求。但不知道为什么，作者非要让她死掉，是否就因她让周围的男人颠覆了自己的生活么？总之，黄依依这个人物最终的死，令人心底的那一点痛快劲有所减弱。黄依依这样一个人物，最后竟然死在一个浅薄卑劣的没文化的“泼妇”手里，好遗憾呵，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么？人间本来就这样可怕吗？麦家是想以悲剧感来唤醒那些沉睡着的心灵么，让人们看到疲惫中的呐喊，看到丑陋中所体现出的完美主义者心灵向往的方向？或许。谁知道。有机会当面问问麦家吧。

　　麦家最近来西安了，他是与另一位好友一起忽然降临到这个城市的。聊天时我果真问了麦家这个问题，我认真地问道：“你为什么让黄依依死了呢？”他狡猾地一笑，说：“那这个问题你得去问评论家了。”他欲把皮球踢给旁边的一位评论家。可是我还是想问问他这个作者，我问麦家，“在你的朋友中有黄依依这样的原型吗？这个典型人物她到底来自哪里呢？”起初我以为在作者的朋友中该有这样一个原型的。麦家竟说：“黄依依就是你啊。”这就没办法说下去了，因为麦家这是第一次来西安，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之前我们虽是鲁院校友，虽认识很久了，却一直是“网络关系”。

　　可我又一想，他说的也是，没错，你喜欢她，那她就是你了。然而，黄依依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存活的，那就只能用多个人物拼写出一个黄依依。正因为这个人物有大家心里真实的影子，广大读者才如此地喜欢她，看来这个人物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典型性，只是，现实中她不可能如此真实而性情地活着，所以，她这样一个被理想化了的人物，只能带着你的影子存活在小说里，那么，黄依依就是你，就是她，黄依依也是我，她是你潜意识中想成为的“自己”，风筝放了出去，看似在蓝天白云中自由曼舞，放飞在山水间，线头却一直握在传统大宅院里巨大的手中，有无数双穿着传统服装的人一旁直勾勾地冷眼观望着你。就这样，让风筝美丽的身影曼舞在人生的岁月里，生活中的你，如若真像黄依依那样，那你只好被人说：“死去吧，你！”

　　抽屉柜结构

　　与人不交流时的麦家，看上去是沉静的，善解人意的，与在座的几位朋友一样，都是善良的老实人，眼镜片后面是个单纯的世界，那双眼睛透着智慧，也透着一种敏感，还带点文人的感伤的情绪，剩下的都是偏执，对，他有另一面，他的另一面就是偏执，他是“偏执狂”。

　　麦家自己说，“写作每天把我关在屋子里。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知道，如果让我每天出门，去办公室上班，去各种公共场所跟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谈天说地，那样的话我会更不愉快。没有谁想有意为难我……”既然写作对他来说是坐牢，那他为什么还要坐下去呢？读过李敬泽写麦家的一篇文章后，才知麦家是个偏执狂，才知他把这个数学家写了十年。李敬泽在《偏执、正果、写作——关于麦家》一文中说，“麦家显然是个偏执狂。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是，关于一个神秘的天才数学家的故事，他慢慢写了十多年。人事变迁，尘俗扰攘，但那个故事一直在，麦家让它年复一年地成长，成为短篇，成为中篇，再成为长篇。这不仅指他把一个故事讲了十多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坚定的世界观，他的目光贯注于一个角度上，从不游移。”在我看来，感觉、注意力、爱情、友情、好爱、单位种种都在随时呼叫转移的当下，能够专心地把一件事做好，那真的很不容易呢。李敬泽认为，麦家所长期坚持的角度，是出于天性，出于一种智力和趣味上的偏嗜，但同时，在这条逼仄的路上走下去，麦家终于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像一个偷袭者，出现在他所处的时代。李敬泽说：“偏执狂是软弱的，很少有人像麦家那样敏感地经受着自我怀疑的磨砺，他在这方面非常接近于《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个答案的过程证明着人的强大和人的渺小。”是的，“脆弱”和“强大”同时表现在麦家身上。当你觉着他是脆弱的同时，你会感到：他是强大的。是偏执帮了他的忙，是偏执成就了他，其实，这个时代里，能坚持偏执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麦家的父亲给他取名麦家，说是想让他“把麦子收回家里”，他果真不少打粮食，整天里就一味地打粮食，“生活非常寡淡”，除了写作，就是阅读，他的所有乐趣就在其中了。我说，我感觉你父亲蛮有才气的呢，我父给我取名“杨淑莹”，报户口时我妈觉着多谢个字麻烦，便丢掉了中间那个字。名字是父母给的，也不便改了。麦家说，就是，可他们怎么能给你起这样一个名字呢，像银行柜台后面坐的职员，不好被人记住呵，不过，你比谢有顺的名字还好一些，谢有顺的名字也是他父亲给起的，他比你的还要差，他的像大队会计。也不知谢有顺知道有人这样说他的名字会有何感想。我自己觉得，这恐怕得自己后天努力，才可赋予爹妈给的名字以内涵和独特性，即使费劲一些也没关系呵。

　　聊天时，麦家说他曾在某保密单位工作过八个月，这八个月给他后来写作获茅奖作品《暗算》积累了素材。八个月，仅仅八个月，就给了他那么多的想象力，他可真是个天生的作家。谈话时，感觉他的逻辑性很强，看问题时，给你一层一层地剥落，既清楚又透彻，令人想起《暗算》里那种“档案柜”式的或“抽屉柜”式的结构，他的那些特情题材小说《解密》、《风声》等，与《暗算》一样，分开看，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可以单独成立，合在一起，他们又是一个整体。似《水浒传》的写法，一个人，一个故事，都可以单独成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整体。我在《中篇小说选刊》等一些刊物上读过麦家的一些中篇，他的所有小说，不管是短篇，还是中篇，长篇，都是完整的，也是单独成立的，因为他这个人，就是一种“档案柜”或“抽屉柜”的结构，一屉，一屉的作品，是从麦家身上、骨骼里抽出来的，滴着他的心血；一屉，一屉的作品，可都是麦家打回家的粮食，粒粒皆辛苦；一屉，一屉的作品，看似有关联，其实都是独立的，也都是很好看的小说。

　　非诚勿扰者

　　说到“脆弱”，哪个不脆弱呢？当把目光从电脑或书页上移开，投向空无之中时，谁的内心不是脆弱而忧郁的呢？

　　记得在鲁院时，原以为自己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写东西的，却会面临一个新问题。当我听到从门缝传来走廊上的说笑声，那笑声里有令人很不舒服的、多少夹杂着一点变态的感觉，我像突然听到烦躁而的音乐，像突然感受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惊痛，将目光伸向空空的房门，陷入清醒的失落与孤独中，沉入进去难以自拔，无法排除周围环境对自己造成的刺激。女班长送我个绰号“卡通女孩”，我想，大概是想说我“愤青”没好意思吧，是的，一个多愁善感的“愤青”，我感觉自己当时像“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星”，不过，我听说一些“有氛围的星星”也被风刺激得流了泪。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那样脆弱，会陷入深深的失落之中，为了调整情绪，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一些在京女友的约会，看话剧、健身、喝茶、喝清酒，把课余时间全休闲光。我在很短的时间里用完了几个电话卡，我不停地给西安打电话，回家后迟迟不想返校，开学多日，一直怕动身，此时，亲友和我自己才知道，我原来是这么的“不成熟”。我说不清，是内心深处的脆弱，也是天生的敏感，我想自己若不遭受那些刺激，就不用调整什么心态吧。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变化，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什么变化，我不是不想变，只是不想一下子变得太多。

　　现在，我已经知道麦家喜欢开玩笑，同时他也是敏感的，脆弱的，我便检查自己，在与别的朋友玩得正high时，提醒自己“打住”，一些时候，正是因为敏感，耳旁偶然听到的会提醒自己丢下正伴随着激情做的一些事情，我想我不可以只顾着与更熟悉的好友去活动而丢下这个初来西安的朋友，丝毫不顾及他的情绪，不能因自己让多愁善感的麦家有失落感。为麦家的一句玩笑话，我偏偏要留他，这反倒使麦家为难了。此时，我们报社的一个记者打来电话，想采访麦家，麦家说他已经买好了下午的机票决定离开。我们大家再次一起挽留他，我说，你还是留下来吧，我们陪你去看看兵马俑……众情难却，麦家一边开玩笑说“退机票让我损失几百块呢……”，一边给订票处打电话退票。

　　我当即用电话叫来一位车技好的各方面比我灵醒的朋友，我们想拉麦家去兵马俑和西安附近转转。麦家此时却怕影响我和别的朋友玩的兴致，婉言拒绝。此时，我发觉麦家除了创作里的“狡猾”，平时是单纯的，与我的那几位朋友一样，大家在一起都太真太实，()每一位都太想让朋友舒服，结果就让自己不舒服，而当自己不舒服时朋友们又都是有感应的，所以，我与另一位好友也怕朋友间误会，为了证明什么似的，不敢盲目活动。

　　麦家飞离西安的那一天，一位朋友说，“惦记着黎明时送送麦家呢，便上了铃，一直等着铃声响，怎么都睡不塌实……”。我倒也想送送麦家来着，可是，一向晚起的我怎可能爬得起来呢，想到自己第二天一准起不来，就在前一天晚上大家话别时与麦家说过再见。不过，麦家同学，你看我们都是很有良心的哥们呐，你有时间一定再来呵！对了，麦家同学，你怎么赶那么早的飞机啊，是有什么急事，还是怕麻烦朋友啊？

　　麦家开玩笑说我是“老江湖”，我说他们是，要不怎能写出那么丰富的人物和曲折的故事呢？最后，我感觉大家都不是，又都是，或者说，都是脆弱的“老江湖”，对于友情，个个皆是“非诚勿扰”者。

　　我们每天会见一些有意思的没意思的人，会说一些有用的没用的话。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见一些人，不说一些话。于是，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们不会见很多人，也不会说很多话，他们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兴趣。刀越磨越锋利，话越说越灵光，而对这样一些人，见的人、说的话永远都是有限的，却是说一句顶一句用的，所以，他们相对单纯，而且会一直单纯下去，他们表面看上去是微笑的或没有表情的，内心却是波澜壮阔的，对这样一些人来说，朋友，非诚勿扰。

　　杨莹：春天，丁香花开的时候……

　　春天，丁香花开的时候……

　　——送别诗人王式俭

　　进入三月，花树一株一株地接踵开放，连大蒜也长出了长长的绿芽，又一个春天到来了。

　　昨日，3月16日清晨，7点钟，迷糊中，我听见客厅里的电话铃响，迷糊中感觉夫过去接听电话，他习惯性地说：“……杨莹还在睡觉，你留下电话，等她醒来我让她打给你……”夫还未来得及记下电话号码，却听他的语气开始变化，“……啊，那让我赶紧叫醒她……”他刚走进卧室叫我时，我已披上睡袍准备接听这个电话。

　　这是王式俭的爱人打来的一个报丧电话，电话那端的王夫人哭着说：“王式俭昨晚8点不在了……”

　　我握着听筒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一时连句安慰王夫人的话也想不起，只想着，王式俭，上次看他时才要退休的样子，准确地说，过几天，到了4月1日，他才61岁啊。

　　今日，在省作协门口，等着创研部副主任许如珍先生的时候，碰到一些熟人经过，问我干什么去，我说去送送王式俭，他们听后急急地走了，有人说：“哦，他一直就有病的……”有人不知道王式俭是谁。

　　今日，在三兆殡仪馆一号告别厅前的电子牌上，显示着等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遗体名字，我在陌生的名字里看见了三个熟悉的字：“王式俭”，那是我们诗社的诗友的名字呵！那是常常与我交流的王式俭啊！在这里排队的王式俭，他的名字排在一串遗体名字的最后。王式俭的独生女王元今年上初二了，王元抱着爸爸的遗像，眼望着天空，眼角挂着泪。

　　送人，是令人伤心的，这里的场面比电影里的镜头更真实，更刺激人的感官，一场接一场放映着永不重复的内容，所以，我很怕送人，尤其怕看见亲人间生离死别的场面，此时，溢出的泪不敢擦，只怕一擦越发收不住了。

　　一号厅是这里最小的一个遗体告别厅，里面只可站立一二十个人。今天，来这里送诗人的，除了他的遗孀亲属，除了他生前单位里的几个同事，除了许如珍和我，没有看到别的诗友，王夫人说，她也给我们诗社的另两位诗人打过电话，一位电话有变，一位家里没人。

　　在这小小的告别厅里，听王式俭生前所在的单位铁三中一位领导讲着王式俭——一位好教师、一位好诗人的生平简介，一个很小众的故事。诗人走得孤独而安详，如静静落着花瓣的一株丁香树，一路开着，散发着淡淡的体香，含香而去。

　　殡仪馆的院子里，白色的玉兰花，一株，一株，烟花般寂寞地盛开着。今年丁香花开的日子，还未到来，可是，就要到了呀。

　　往年，春节期间我会去看一些文朋师友，今年春节因外婆去世，便谁家也未去了。每到正月十五，我也会收到一些朋友的贺卡、电话或短信，其中就会有王式俭的一个贺卡或电话，虽无礼物，能被诗友这样记得，心里已很感动。今年十五我未接到王式俭的电话，我只怪自己与诗友们疏于联络，也没往别处想。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诗人王式俭与中学生的我同在西安市文联主办的刊物《长安》（《美文》前身）编辑部里帮忙，那时，在文联和杂志社举办的一些文学活动中我们常常碰到，却很少说话。他看上去很清瘦，很文弱，但五官清秀，脸膛白皙，高高的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背脊如圆规画出的弧，更显谦恭。

　　当时，王式俭在《长安》杂志上发表了一组题为《丁香小辑》的小诗，小诗写得清新而秀逸，我很喜欢，它使我想起海涅的一些诗，正是那组诗的缘故，我称他“丁香先生”，并想看看他的其他诗，王式俭便写了个地址给我。他的字小而方正、清秀，似一朵朵丁香花朵。

　　我拿着他写的地址，找到了紧贴着北城墙的一个小院，那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小院。推开未拴的小木门，眼前，花叶扶疏，馨香阵阵，绿茸茸、青幽幽的世界里点缀着紫丁香、红玫瑰、白槐花，仔细看，竟还有石榴、梨树和柿子，我疑心自己是到了植物园某个幽静的角落。脚下的石阶连接着通往几间房屋的小径，我正欲迈步走过去，不知从何处窜出一条大黄狗来，吠叫着直扑我脚下，吓我一跳，我一边拉拉背着的书包，一边想着是进是退，正狼狈不堪时，旁边厢房里出来一位大嫂牵走了狗，小院很快又恢复了宁静。我又要迈步往前走，丁香先生从小径上走过来了，他告诉我刚才牵狗的那位大嫂是他的三嫂，然后转过身——他转身很慢，比一般人要困难一些，他走在前面，带我向那个主屋走去。掀起竹帘，看见地上蹲着的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正定睛看着走进来的我。屋里八仙桌旁坐着一位慈祥的白发老奶奶，也正微笑看着我，王先生介绍说老奶奶是他的母亲，他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后坐下来，屋里霎时静了下来，是能听到银针掉到地上的那种静，他的母亲默默地坐着，那只大花猫也没有声音。

　　我终于知道了他的故事。他是他们家里最小的孩子，却也赶上了上山下乡，1968年，他到陕西乾县杨汉公社北倪大队插队落户，三线建设时他主动请战，1971年，他响应祖国的召唤，主动要求参加了5850部队学兵连，投身到襄渝铁路建设之中，并在艰苦的条件下做出了令他一生引以自豪的成绩，同时也因此不幸身患类风湿疾病，落下了拖累一生的残疾。1974年，他调入西安铁三中，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由于残疾，四十来岁时还未娶妻生子，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一生淡泊清闲而又充实，身残志坚，倒使我们身体健康的人从他身上得到了、鼓励和力量。如今像他这种境界的人是不多了，很多健康的人都活得不如他。

　　一个人是一个世界，“丁香先生”生活在他那个与世相对隔离的世界里。写诗的人慢慢地聚在一起，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没过多久，当我再次去“丁香先生”那里的时候，诗人艾路先生和王琰女士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四人诗歌风格靠近“新月派”，皆喜爱徐志摩诗意，于是，在“丁香先生”的倡导下成立了“新月诗社”(后改名为“菩提树诗社”)，四人轮流担任社长。这样，四个世界合成一个世界了。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仅仅因了一种共同的爱好，四人每隔两周聚一次，读各自的诗，谈各自的诗，交流感觉，交流诗坛信息，当日本诗人、汉学家前川幸雄来西安时，诗人田奇先生把我们诗社推荐给前川幸雄，前川幸雄后来把我们四人的诗选入他在日本出版的推介陕西诗人的《西安的诗人》一书中。回忆起来，我们诗社在当时有过那么一点影响，然而，我们却从未坐在一起吃过一顿饭，每次活动时，包括邀田奇、杨争光、杨绍武等诗人来与我们一起活动，我们都是各自提前在自家里吃过饭才奔集合点的。后来我们自编了一本诗集书名为《四人集》，也曾跑了几家出版社，虽未能出版，但我们仍感到很有意义。后来我陷入恋爱结婚的事，便很少去参加诗社活动了，再后来，渐渐地诗社活动不再，不知不觉彼此间断了走动。有几年未见到“丁香先生”。其实，那时四个人活得都很艰难，满心的不得意，艾路先生的妻子身患重病，离异的王琰女士独自带着孩子挣扎，我一边上学，一边勤工俭学在《长安》编辑部里帮忙，四人虽一直疲于奔命，虽都找不到写作最舒服的状态，却仍都满含着希望和激情，孩子般一片纯真，持自己的一种本色追求着精神，热爱着诗歌，热爱着生活，把眼前的苦淡忘后一点一点地熬过去，相信太阳总会出来，坚守着心灵的家园，坚持为灵魂写作，哪怕写得很难、很慢，至少可待在诗的理想里寻找一份温暖，于中向往美好、表达美好。一个个孤独的漂泊者，一朵朵小花，相互靠在一起才温馨、才好看。

　　忽然一天，接到了“丁香先生”的一封信，说他主编的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陕西诗人四十家作品选》来了，其中收进了我的两首诗，让我抽空去取样书。当我捧着油墨味很重又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样书时，不禁对面前这位体弱多病的诗人肃然起敬，为他伟大而朴素的人格。我感觉他以质量选入了本省诗人的诗作是一件不易同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它是以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相结合的，在盛产诗歌的上世纪80年代，它更显出了丰富性。我想象着他是怎样在平日里悄声地从刊物上搜集着大家的诗，把它们剪贴在一起；想象着他是怎样费力地在编辑出版成书的过程里奔波，不禁想起他的两句诗：“在荆榛树间/你忍受着垂死的剧痛/完成自己毕生的绝唱”，丁香树虽纤弱，但影响不了它开花和散发自己的幽香。如今读着《陕西诗人四十家作品选》里录入的胡征、田奇、玉杲、毛錡、梅绍静、贾平凹、杨争光、胡宽、沈奇等这些诗人的诗文和评介文字时，感觉已具有一种历史感。

　　有几个诗人在过河时遇到了桥？又有几个口渴时遇到了泉呢？哪个不是独自苦苦寻找到了桥，还得交那过桥费，交不起折回者大有人在呵；找到了河，还得交那买水钱，否则你就得渴死，还徒劳自己白白跑了那么远。眼下，那普洱茶如国画价格一样被炒得热烫，然而，何时何物有真必有假，假在何处，人们是懒得去管的，真在何处也无人出来说清楚它，喜欢喝的人只管自自在在、糊里糊涂地喝着，总是有人受益。如今，看不起“哭穷”的人，更看不起“真穷”的人，不如快乐往返在“乡间的小桥”上，只要满足，随时可享到幸福，人这一生，要强，只有把自己先做强才行。当下对精神层面的关注度已大大降低，存在一种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文学严重边缘化，但像王式俭这样通过写作和着书立说体现自己人生价值者大有人在，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专心写作上，王式俭的诗集《第一次的丁香》、《重放的紫丁香》都是他自费出版的。后来再见时，他的母亲已经老去，他也已娶妻生女，沉醉在“乡间的小桥”上。我感觉这棵丁香树虽瘦弱，心中却充满了开放的欢乐，没有幽怨，只是一味地抽出自己心里蕴了很久的春芽儿，让一层层的花儿静悄悄地尽情开放，散发出蕴藏很久的幽香，那小小的花朵看似片片脆弱，却从不见沮丧，总是那么自信和坚强。纤瘦的“丁香先生”在路上踽踽独行，不急不徐地走着，我看见那株弯弯的丁香树自自然然地生长在安静的小院里。

　　丁香看上去不艳丽，也不壮观，瘦细的枝上生长着紫色的白色的碎花儿，还有心形的叶子，它们在路边的树丛里默立无语，悄悄散发着淡淡的幽香，而正是这独有的芳香吸引着很少经过那里的路人。别致的松柏、古槐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一些不引人注目的丁香、木樨也会使人驻足观望。

　　残疾的身体使王式俭无法在课堂上授课，虽已是病魔缠身，他仍自强不息，妻子没有工作，一边在社区里做家教，一边充当了丈夫的“秘书”，他们从不怨命，一个爱文学，爱到发痴，一个爱丈夫，爱得无悔无怨。在妻子的细心照料下，王式俭继续在病床上笔耕不辍，完成了《诗的自述》、《关于诗的诗》、《略论21世纪诗歌的民族性和时代特征》等文学着作和学术专着，获得各种奖项三十余种，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

　　每次去王家，我都碰上他们吃面条，于是，我感觉他们家的每顿饭几乎都是面条似的，蔬菜和副食很少，精神上丰富无比，生活上却如此简单。我在想，他去世前患了糖尿病，与他多年的饮食习惯也多少有些关系的吧。我知道他是自尊的，爱面子的，一次聊完文学话题后，我小心翼翼地婉转地问一些他们生活上的事。当我说想把自己和女儿的一些旧衣旧物送给他的妻女，他不是拒绝而是客气地说“你自己留着穿吧”，我就知道他们不嫌弃，回来便整理一些送了过去。

　　王式俭的一生，是为诗歌而活的一生。诗歌，小众的诗歌，是王式俭的宗教，一种文字精神支撑着他拖着病体一直顽强地活着，长年累月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与艺术的探索里。他的虽然只有短短的61年，却也是无怨无悔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也是勤恳的一生，清贫朴实的一生，自强不息的一生。这株生长在苦难中的丁香树，开满了一树诗意的花儿，永远的丁香花弥漫了诗人的一生，那是一种爱诗的情结。

　　我在想，一些人一生里并未写出什么，却很舒服地当了一辈子所谓的“专业作家”，他们是真正的作家吗？其实，真诗人、真作家并非被标明的，即便他们的书不被出版，他们满心的诗情与文章也会弥漫他们的一生，他们尽管很傻，一生省吃俭用自费出版几本诗集，他们一直在追逐心中自认为是伟大的目标，但又刻意地在和心中的梦想保持着距离，他们放弃梦想，回到十分真实而时常会很残酷的地面，在煎熬中成长和成熟，尽全力应对生活，他们得打点好现实而具体的生活，当他们打点好了许多“具体的现实”，然后才能再次拾起自己搁置多年的做一个真诗人、真作家的梦想，然而，这时已没有多少精力，人生奋斗的目标到底在哪里呢？在我们活得越来越明白时，自然也看到了一种追求文学的精神。而那些一生都生活得很舒适，一直在用诗歌、用文人身份来附庸风雅的人，他们与这些以生命来爱诗歌的人，怎能一样？于是，如今的诗坛，我不再看诗人诗名之大小了，我只看这个人的诗是否可以打动自己敏感的神经。如果论诗情、论真假、论艺术水准，王式俭是“论”得起的，王式俭至少该是个真诗人。

　　遗憾的是，在我副刊编辑期间，他给我寄过很多诗稿和诗集出版书讯，皆因无合适版面而未能刊发。2008年，终于有了适当的机会，在我多次努力下，副刊终于以春天的名义举办了一次有诗人参加的诗会，3月27日，我在《华商报》副刊“‘春天诗歌’征文优秀来稿选登”栏目里编发了他的一首写春天的诗《采撷》：

　　你说：

　　春天了

　　你采些什么

　　我说：

　　我要采撷石竹

　　和月桂

　　我还要采一支苇笛

　　送给我的老师

　　因为他那支

　　已经枯黄破碎

　　你说：

　　春天了

　　你采些什么

　　我说：

　　我要采撷春鹃

　　和野薇

　　我还要采一束丁香

　　送给我心爱的姑娘

　　因为去年那束

　　早已凋谢枯萎

　　你说：

　　春天了

　　你采些什么

　　我说：

　　我要采撷兰草

　　和望春

　　我还要采一株灵芝

　　送给我慈爱的母亲

　　因为那早生的白发

　　已布满她的双鬓

　　春天里，当各种花儿竞相开放的时候，我们自然想起了丁香，想起了诗集《第一次的丁香》、《重放的紫丁香》，想起城墙的一角，那个安静的小院，我们自然要怀念不为很多人知道的一位叫王式俭的诗人，想起他在临终前还自费出版了《中华新诗英华》和《王式俭诗学论集》两部着作，他临走的前一天，在病床上终于见到从印厂拉回来的他最后出版的一本书《王式俭诗学论集》。他一生痴情于文学，以生命相托于文学，他该是欣慰的。可见，朴实而强大的文学可给人带来多么大的力量。

　　生与死，不由我们支配的，人生多么的渺小，真如一朵小小的花，他走得时候，给家人什么也未来得及说，他那是不想走呵，他只是沿着清香花瓣的小路往温馨的诗国走去，让自己成为诗路上一朵含笑离去的小花。他是一块燃尽的煤，他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理想，在岁月中，不知不觉透支了自己的健康。如此寂寞的命运，也许他是早已料到了的，他是乐在其中的。

　　今春，我们再也()看不到静在角落里的那株清瘦、弯曲、不为人注意的丁香树影，那位丁香花般的诗人永远地走了，在丁香花开的时候……

　　以前，我们都过于“透明”，在冰凉凉的世界里不懂得“迂回”，不会处事，常常吃了亏说不出什么，只能放在心里伤自己，当被人欺负时，我们相互鼓励，我们不能去和一些人争辩什么，也不能避免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只能做到“独善其身”，佛教里不是讲“烦恼即菩提”么，当你战胜了烦恼，你就获得了菩提心。我常怕见人，因为我依然怕碰上一些让自己忽然不快乐的人和事，怕让自己情绪忽然低落，如今，周围又少了这样一位可相互鼓励的诗友，如今，我们已天各一方。

　　清贫、安静而低调的诗人，一生与他往来的诗友并不多，皆是一种“淡淡长流水式”的友情，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交流，多是书信往来，包括屈指可数的几位海外诗人。忽然想起廖振卿、高凖、赖益成等几位台湾诗人来，便想，如果他们下次来西安，若问起一位叫王式俭的诗人，想让我联络时，那位诗人已经不在……

　　临别，王夫人问：“你还写么？”

　　“写呵。”我说。

　　她竟笑了，叹口气道：“唉，你们这些人啊……”她这一笑，使我倒有些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