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中学时代

　　茅盾：中学时代

　　一九○九年夏季，我从植材学校毕业了，时年十三周岁。母亲准备让我进中学。那时中学只有府里有，也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地才有。杭州除了中学还有一所初级师范，有人劝我母亲让我考这个师范。师范学校当时有优越条件：不收食宿学费，一年还发两套制服，但毕业后必得当教员。母亲认为父亲遗嘱是要我和弟弟搞实业，当教员与此不符，因此没有让我去。杭州我母亲还嫌远，嘉兴最近，但最后决定让我去考湖州中学（其实湖州与杭州的远近一样），因为本镇有一个亲戚姓费的已在湖中读书，可以有照顾。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乌镇，又是到百里之远的湖州，所以母亲特别不放心。我和姓费的同乘小火轮，费是我的长辈，该称他表叔。到了湖州中学，原想插三年级，但因算术题目完全答错了，只能插二年级。

　　湖州中学的校舍是爱山书院的旧址加建洋式教室。校后有高数丈的土阜，上有敞厅三间，名为爱山堂，据说与苏东坡有关。至于宿舍，是老式楼房，每房有铺位十来个。

　　湖州中学的校长沈谱琴，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大地主，在湖州起有名望。他家有家庭女教师汤国藜，是个有学问的老处女，是乌镇人，但我从未听人说起她，想来她是从小就在外地的。（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续弦夫人即是这位汤女士。）沈谱琴从不到校，他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的人。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一个教本国地理的（可惜记不其他的姓名了）和一个教国文的，仿佛还记得他姓杨名笏斋。地理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功课，但这位老师却能够形象地讲解重要的山山水水及其古迹——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及古战场等等。同学们对此都很感兴趣。至于杨老师他教我们十九首，《日出东南隅》，左太冲咏史和白居易的《慈乌夜啼》、《道州民》、《有木》八章。这比我在植材时所读的《易经》要有味得多，而且也容易懂。杨先生还从《庄子》内选若干起教我们。他不把庄子作为先秦诸子的思想流派之一来看待。他还没这样的认识。他以《庄子》作为最好的古文来教我们的。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矫变化，不可猜度。《墨子》简直不知所云，大部分看不懂。《荀子》、《韩非子》倒容易懂，但就文而论，都不及《庄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样多的"子"。在植材时，我只知有《孟子》。

　　湖州中学的体育有"走天桥"、“翻铁杠"等。我第一次练习“走天桥"时，体育老师告诉我：眼朝前看，不朝下看，就能在天桥上来回走，走天桥是容易的，不比翻铁杠。老同学示范走过以后，老师叫我走。我记着眼朝前看，轻易从天桥的此端走到彼端，待要往回走时，走到一半，不知怎的朝下一看，两腿就发软了，不敢再走了，只好趴在天桥上，挪动身子，慢慢地爬到了彼端。其实天桥离地面不过丈把高。

　　至于翻铁杠，我就无法翻。人家身子一跳，两手就抓住铁杠。我身矮，老师抱我上了杠，老师一松，我又落下来了。如此数次，惹得老同学们大笑，更不用说翻铁杠的能手了。从此我也不再学翻铁杠了。

　　至于枪操，都是真枪。老同学告诉我，这枪能装九颗子弹，打完再装也不过半分钟就装好，熟练后只要几秒钟。这是从外国买来的，同学们就称之为"洋九响"。真有子弹，而且很多，放在体操用具的储藏室。

　　我觉得体操不难，开步走，立正，稍息，枪上肩之类，我在植材时学过，但不是真枪，只是木棍。现在是真枪了，我身高还不及枪，上了刺刀以后，我就更显得矮了。枪不知有几斤重，我提枪上肩，就十分困难。枪上肩后，我就站不稳。教师喊开步走，我才挪动一步，肩上的枪不知怎地就下来了。我只好拖着枪走，真成了"曳兵而走"了。从此以后，体操这门课，我就免了。至于踢足球，我算是用尽力一踢，球只在地上滚了七、八尺。因此，同学们赛球时，我只在旁欣赏。

　　每学期例有一次"远足"，我欣然参加了。第一次是到道场山，路不远，顶多三十里。我去时刚走不多路，便觉两腿上象挂了十多斤的铅条，就要在路旁休息。老同学知道我是第一次“远足"，便扶着我走，还扶着我跑，说练练就行了。如此挨到了目的地。也不知怎的，回来时我居然能走，不用人扶，不过总要掉队。

　　现在想来，湖州中学的体操实在是正式的军事操练，“远足"也是"急行军"的别名罢了。

　　后来事实证明，沈校长这样布置，是有深意的。

　　我在湖州中学的意外收获是学会了篆刻。这是我在二年级下学平时，四年级一个同学教我的。他的父亲会篆刻。他喜欢在父亲工作时站在旁边看，久而久之，就看会了。据这位同学说：篆刻也分派，以能创新为贵。也要多看前人和同时人的篆刻，以广见闻。他还说：“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谈到篆刻。"他还教我如何劈开平常的石章：用两根不太粗也不太细的铜丝相绞，使两股成为一股，同一般的麻绳相似，然后用竹片把这铜丝作为弦，成为弓形就成了。解剖石章时就用这铜丝弦作为锯子，象木匠锯木板一样就能把石章劈开。

　　暑假到了，我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东西来做一把刻字刀。我家的纸店有刻木头的刀，能在木头上凿刻文字或图画。但样子和那个同学所用的篆刻刀不同，我怕不能用。结果，从破阳伞上折取一小段伞骨，是扁形的，宽不到裁衣尺上的一分，长有三寸。把这钢片托纸店的学徒磨成锋利的刻字刀，果然跟同学的特制篆刻刀相近似了。

　　母亲把父亲遗留下的石章，任我支配。我不曾学写篆字，只好查康熙字典，依样画葫芦，用拓印法居然刻成第一个石章。所谓拓印法，也是那个同学教我的。其法如下：把字用浓墨写在薄的毛边纸或宣纸上，然后覆在石章上，用水使有字的纸润泽，再加覆干纸两三层，用指甲反复磨捺，然后尽去其纸，石章即有清晰的反面字。据那位同学说，老手不用拓印，就在石章上刻出反文，比用拓印法更流利而圆润。

　　一个暑假就在刻石章中消磨完了。又该上学了。这是我在湖州中学的第二年，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刚到校，就看见校长的布告：愿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者即报名，交费十元，五天后出发。我当时高兴极了，马上报了名，同时写信给母亲，信中说：我现在身边有十来元，那是母亲给的半年的零用钱（母亲给我每月三元五角零用），如果母亲不赞成我去参观“劝业会"，那就用零用钱抵帐吧。

　　真没料到，正在出发的前夕，母亲从民信局寄来了信并大洋十元。信中还说：“你在南京看到喜欢的书，或其它东西，只要你手头的钱够，可以买下，日后我再寄钱。"现在简略地说一说"南洋劝业会"的宗旨及创办经过。南洋（今称东南亚）各地华侨甚多，其拥有大资产者皆愿意为祖国之发展工业尽其力所能及。办"劝业会"就是为了招徕他们投资兴办工厂并传授管理工业的经验和技术。而且，"劝业会"陈列之物品多数为江南各省之特产，为南洋各地华侨所喜用，故亦有向南洋各地推销江南各省特产之作用。两江总督端方（满人）、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请获准（其实参与其事者也有华侨大资本家），在江宁城内公园附近紫竹林一带购地七百亩，建造会场，经费由官商分担。筹备了两年，“劝业会"于一九一○年六月五日（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幕。

　　校方包租了一艘大型小火轮，船上有官舱、房舱统舱，又拖带两条大木船，载人也装行李，从湖州到南京，行程二日二夜，我们一行共二百多人，包括教师四人，工友二人。在船上住的很舒服。船到无锡，我们上岸换乘火车。拂晓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猛抬头看见斗大的"南洋劝业会"五个闪闪发光的字，走近了看，才知是许多小电灯泡连串做成的。我们由教师引导，先到浙江会馆，但会馆早已人满，临时找到一座大庙，大家打地铺，四位教师也不例外。

　　杨先生安顿了行李，就去访友，回来对我们说：“我们来迟了，但倒有好处。前几天只开放教育、工艺、器械、武备、卫生、农业等八个馆，可现在又加了江南制造局出品馆、安徽、山东、浙江、江西、四川、广东、湖北等馆，这些馆内除陈列各该省的特产外，也展出各地名胜古迹的模型。他们早来的只看到八个馆，以为仅此而已，就回去了，实在也不得不回去，因为人家等着你走，他才有住处。我们也只能在此三天半，所以迟到有迟到的好处，这正是老子说的祸福相依。"此所谓三天半，三天是参观"劝业会"各馆，半天是自由活动，或访友，或购物。

　　当我们到浙江馆看见展出的绸缎、绍兴酒、金华火腿等特产，倒也等闲视之，可是听说绍兴酒得银奖牌，却大为惊喜。我们对四川、广东等各省展出的土特产，都很赞叹，这才知道我国地大物博，发展工业前途无限。

　　地理教员对各省的名胜古迹的模型，最感兴趣，他不顾馆中闹哄哄的人丛，常常旁若无人似的对同学们谈这些名胜古迹的历史。

　　我们看展览的第二天，英文教员闹了个笑话，他在广东厅看见一老一中年两个华侨用英语在谈那引人注目的玻璃桌，他便挤上去也用英语交谈，不料被中年华侨说他发音不准确。此事，英文教师以为无人知道，但是"劝业会"招待外宾（驻上海的各国领事馆人员）的英文翻译听到了，就传了开来。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有半天时间的自由活动。我同一些同学去看雨花石。沿雨花台一带路旁，有数不清的小摊，卖各色各样的雨花石。我想买一枚较好的（其实不过花纹好，有二、三种颜色，质透明而已），孝敬母亲，问价钱，却贵得惊人。我只好花几毛钱买几枚最平凡的（一般放在水仙花盆内用的），奉献母亲作个纪念。

　　但在书坊里我买了一部《世说新语》倒花了一元几角。

　　在回湖州的旅途中，我把《世说新语》反复看了两遍。我这才知道历史上曾有这些隽永的小故事。

　　我们回到校内，方知学校已招了新生，其中有个姓张的，二十来岁了，在新生中年龄最大。插二年级的，有董大酋，不过十二三岁。

　　我们正准备上课，舍监出了布告：沈校长将于明日到校对全体同学讲话，明日上午平时全体同学应在操场集合。

　　这个布告引起了很大的哄动。大家都在猜，从不到校的沈校长为什么要对全体同学讲话，有什么要事。

　　次日期时，全校教职员和学生气集操场。一会儿，沈校长和一位矮胖的老人来了。沈校长说自己做校长多年，对教育实在是外行。旋即郑重介绍那老人，大意如下：“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湖州的最有名望的人。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兴应革的方略。"然后舍监宣布散会，大家各回教室上课。

　　我们回教室不久，钱老先生来到课堂门外听了一会儿就走了。这一节课是杨先生讲的，他出了题目，略加解释，我们就构思，一点钟内得交卷。

　　这天晚上，全校就纷纷议论，说钱老先生听遍了各教师的讲课，有时还进课堂去指出：何者讲错了，何者讲的不详细。大部分教师都挨了批评，而对英文教师的批评是发音不准确。

　　也在这天晚上，英文教师鼓动全体教师罢教以示抗议，但是除了他本人外，只有杨先生因和他个人交情不浅，勉强附和，其余教员多半不赞成。

　　第二天，钱老先生来校后，听说有的教师罢教，就对学监说，叫学生照常上课，他找人来代课。

　　别的班级，我不知道，就我所在的班级说，来代英文课的也姓钱，我们猜他是钱老先生的儿子，私下里称之为小钱先生。他先教发音，从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开始，在黑板上画了人体口腔的横剖面，发某音时，舌头在口腔内的位置。这真使大家感到十分新鲜。这位小钱先生又看了过去我们所作的练习，他认为英文教师只是发音不准确，造句练习该改的，他都改得不错，而且英文读本《泰西三十佚事》也是公认的一本好书。我觉得这位小钱先生态度公正，而是英文教师太要面子。

　　代国文课的老师也姓钱，年龄和代英文的老师不相上下，我们以为他俩全是钱老先生的儿子。后来，二年级的插班生董大酋告诉我们：代国文的单名一个夏字，是钱老先生的弟弟，比钱老先生小三十四五岁。代英文的名稻孙，是钱老先生的儿子。至于董大酋自己，学监说他是钱老先生的外甥。

　　轮到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了。钱老先生来到我们班上。他不出题目，只叫我们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的人，写一篇作文。惯做史论或游记的同学们觉得这好象容易却又不然，因为茫无边际，从何处说起呢？

　　我听了钱老先生的话，也和同学们有同样的感想，后来忽然想起杨先生教过的《庄子·寓言》，就打算模仿它一下。我写了五、六百字，算是完了，题名为《志在鸿鹄》。全文以四字句为多，有点像骈体。这篇作文的内容现在记不清楚了，大体是鸿鹄高飞，嘲笑下边的仰着脸看的猎人。这象寓言。但因我名德鸿，也可说是借鸿鹄自诉抱负。

　　第二天发下作文卷来，我的卷上有好多点，也有几个圈（钱老先生认为好的句子加点，更好的加圈，同学们的卷子也有连点都没有的），有几个字钱老先生认为不是古体，就勾出来，在旁边写个正确的。钱老先生还在我这篇作文的后边写一个批语：“是将来能为文者。"钱老先生住在陆家花园。这是湖州人的艳称，正式名称是“潜园"，是江南有名的藏书家之一陆心源（即皕宋楼主人）的花园，现在书去人亡，钱老先生是借住。他邀请全校同学到他家里去游玩，我也去了。

　　游玩"潜园"是在钱老先生代理校长的第二个星期日。钱老先生一家及董大酋引导我们游园，又给我们看了许多欧洲国家的风景画册，彩色精印，附有外文说明。

　　我们在园内，看见一个穿黄色军衣的中年人。我们不知他是谁，钱老先生也没介绍。后来问董大酋，才知道这人是钱老先生请来编书的。他穿的不是军衣，是他自制的古怪的服装。

　　这年秋老虎特别凶，虽近重九，犹如盛夏。我们常在街上看见钱老先生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稻孙高举洋伞在钱老先生身后，钱夏和钱老先生并排，但略靠后，董大酋则在钱老先生之前。他们一行安步当车，从容潇洒，我不禁想起《世说新语》的一段小故事：陈太丘诣荀朗陵朴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太丘长子）将车，季方持杖从后，长文尚小，载着车中。两者相比，岂不有些相似么？

　　一个月过去了，钱老先生不再代理校长，英文教员和杨先生也照旧上课了。

　　钱夏先生代课时期，曾教我们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开头的史可法《答清摄政王书》，以"桓公报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为警句的《太平天国檄文》，也教过黄遵宪（公度）的"城头逢逢雷大鼓"为七句的《台湾行》，也教了以"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平姓梁"为七句的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那时，我们都觉得新鲜，现在杨先生又来上课了，我们都要求他也讲些新鲜的。杨先生说，钱先生所讲，虽只寥寥数篇，但都有扫除虏秽，再造河山的宗旨，不能有比它再新鲜的了。杨先生想了想，又说，幸而还有文天祥的《正气歌》还可凑数。于是教了《正气歌》。

　　我对杨先生说：讲些和时事有关的文章，不知有没有？

　　杨先生忽然大笑，说：“钱先生教你们读史可法答摄政王书，真有意义。现在也是摄政王临朝。不过现在的摄政王比起史可法那时的摄政王有天壤之别。"杨先生又说：“明末江南有个复社，继东林党之后抨击阉党和权贵。现在李莲英党羽，仍然嚣张，顽固大臣操持国政，形势与明末相近。复社首领张溥（天如）编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每集都作题辞。张溥号召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他编选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题辞即有此用意。现在我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教你们，也不算复古而是为今用吧。"杨先生只讲解"题辞"。各集本文要我们自己去择尤钻研。从《贾长沙集》的题辞，我们知有屈原、宋玉，知有《楚辞》。从《司马文园集》之题辞，我们知有《昭明文选》。从《陈思王集》及其他建安时代文人集的题辞，我们知有建安七子。杨先生并择建安七子的精萃诗文教了我们。杨先生在解释《潘黄门集》（潘安仁）的题辞后，又为我们讲解了《闲居赋》，还引元遗山的诗：“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总之，单从题辞的讲解中，我们知有陆机、陆云两弟兄，知有嵇康、傅玄、鲍照（明远）、庾信（子山）、江淹（文通）、丘迟（希范）；因为丘是湖州人，杨先生特别感兴趣。

　　然而百三家的题辞究竟太多，不可能全讲，杨先生只能选择他自己喜欢的给我们解释。这些题辞都是骈体，杨先生于是教我们学作品体文。他说：“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用品体写的一篇题目叫《记梦》的作文。大意是：暑假回家，刚下轮船就看见外祖母家的阿秀接我来了。我知道母亲带了弟弟在外祖母家歇夏，就快步跑去。进了大门，在院子里看见外祖母端坐堂上，吩咐厨娘，晚餐该做什么菜，什么汤。宝姨站在外祖母身旁，给外祖母打扇。我等外祖母吩咐完了，然后上堂向外祖母和宝姨行礼。外祖母很高兴，说：我算着你该来，果然来了，满头大汗，快去洗脸吧。宝姨就拉我到东边的厢房去，那是她的书房，她叫我用她的面巾洗了脸，就拉我到窗前说：你看，这是什么？我抬头看时，墙上原来挂着沈南苹花鸟的三尺小立轴旁边，多了一副，珊瑚晕洒金夹贡，行书，上联是"万事福兮祸所伏"，下联是"百年力与命相持"。宝姨说，要考考你，这上下联的出处。我说，上联出老子《道德经》，下联出列子《力命篇》。宝姨笑着点头，又问：这“命"字易解，这"力"字究竟指什么？我一时回答不来，就说：问妈妈去。宝姨笑道，姐姐在楼上给你弟弟解释左太冲咏史诗，阮嗣宗咏怀诗，白居易的《有木》诗呢。这时，外祖母在堂上叫：来吃西瓜。宝姨应一声拉我便走，我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就跌醒了。这篇作文最后四句记得是：“檐头鹊噪，远寺晨钟。同室学友，鼾声方浓。"全文约有五百多字。杨先生的批语大意是构思新颖，文字不俗。

　　杨先生对《陶彭泽集》的题辞，特别赞美。杨先生说，向来起相之夫只把陶渊明看成隐士、高士，而张溥则引颜清臣（真卿，唐朝人）"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又引吴幼清（澄，元朝人）"元亮述酒；荆轲等作，要为汉相孔明而无其资"，均认为是知陶者。题辞中"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补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其独以诗绝哉。真西山（真德秀，字景元，宋人）云：‘渊明之作，宜自为一派，附诗三百凄楚辞之后，为诗根本准则。是最得之。莫谓宋人无知诗者也。"杨先生认为张溥集前人之最知陶者于题辞中，是真有限力的。

　　寒假到了，我回家，问母亲，我家有没有《昭明文选》。母亲说，不知道。我到曾祖父逝世前居住的三间平屋中，在杂乱的书堆中找到了。这年冬天，我就专读《文选》，好在它有李善的注解，不难懂。读《文选》后，我才知道杨先生教我们的古诗十九首，左太冲咏史，《文选》上亦有之。

　　寒假中我与四叔祖吉甫的儿子凯崧（我叫他凯叔）谈起各自学校的情况。凯叔在嘉兴府中学读书，说嘉兴中学的英文教员是在梵皇渡毕业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极其贵族化的学校，学生英语之好是着名的。因其校址在梵皇渡，一般称梵皇渡。）我想，一定比湖州中学的英文教师强得多了。凯叔又说嘉兴中学教员与学生气等，师生宛如朋友。但湖州中学的舍监却很专横。因此，我就有了转学到嘉兴中学的念头。但没有对母亲说。

　　寒假过去了，我仍到湖州中学，一切如常。杨先生仍然选教《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题辞。但他也学钱念劬老先生批作文卷的方法，不改学生的作文，只用点或圈表示好坏，和改正卷子上的错字。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上文讲过的姓张的新生，现在是一年级下学期学生了，同学们说他是个半雌雄，理由是嗓门尖，像女人，而且天气酷热的时候，他还是不脱衣服。然而这姓张的同学身材高大，翻铁杠比一般同学都强，力大，疑他是半雌雄的高年级学生（也是二十多岁）想挑逗他，却被他痛打。可是这姓张的同学却喜欢和年龄比他小的同学玩耍，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引起一些调皮的同学盯着我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这使我很气恼，也不能专心于功课了。

　　由于这，也由于凯叔讲过嘉兴中学的各种好处，我在读完三年级后决心转入嘉兴中学。

　　我回家后把要转学到嘉兴中学的事，告诉母亲。母亲请凯叔来详细询问，知道嘉兴中学的数学教员学问好，教法特别好，而且数学课好的学生在课外时间能自动来帮助数学课比较差的同学。母亲念念不忘父亲的遗嘱，总想我将来能入理工科。又听凯叔说，转学不难，只要把湖州中学的成绩单给嘉兴中学的学监看了，就可插入嘉兴中学的四年级。为此种种，母亲就同意我转学。而且，母亲还想到湖州中学虽有费表叔，却从来得不到他的照顾，凯叔到底是亲叔叔，一定能好好照顾我。于是在一九一一年秋季始业时我转入嘉兴中学。

　　凯叔早已告诉我：嘉兴中学的"革命党"（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很多。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学生剪辫的很多，凯叔自己也已剪去。

　　我到嘉兴中学以后，果然看到很多光头。校长方青箱装上一条假辫，据说因为他常要去见官府，不得不装假辫。至于师生之间"起等民主"（老同学这样说），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教员常到我们的自修室，谈天说笑，或帮助我们备课。嘉兴中学的数学程度特别高，比湖州中学高了一年多，因此我更感困难。但是，几何教师计仰先我说，数学并不难学，只怕中间脱了一段。他知道我是脱了一段的，我在湖州中学时没有学几何，而嘉兴中学却已教了一年多（三年级就有几何，而我是四年级的学生），计先生特地嘱咐同班中的"数学大家"帮我补课。

　　但是那个英文教员（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却使我失望。原来此人是半个洋人，中文不过小学程度，他把辎重读成脑重，用的课本是文法读本合一的，据说是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用的，但是这位教师对读本中的许多字，却不知在汉语是什么，反要我们查字典帮助他。

　　国文教师有四：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朱仲璋。最后这位朱老师是举人，是卢鉴泉表叔的同年，我确知他不是革命党，其他三位都是革命党。但他们教的是古书。朱希祖教《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这可说专门到冷辟的程度。马老师教《春秋左氏传》。只有朱蓬仙教"修身"，自编讲义，通篇是集句，最爱用《颜氏家训》，似乎寓有深意。总而言之，这些革命老师是真人不露相；教国文的尚且如此，教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等等老师自然更不用说了。教体育的老师干脆剃个和尚头。他的后脑有隆起的一块，喜欢说笑话的代数教员常常当众摸着体操教员这异相而称之为"反骨"，体操教员似乎很自负有此反骨，一点不安的表情也没有。这是唯一的真人露相。

　　中秋晚上，四年级和别级的同学买了月饼、水果、酱鸡、熏鱼，还有酒，请三位老师来共同赏月。教几何的计老师病了，教代数的老师适值新婚后过第一个中秋，自然要在家陪师母赏月，只有这位有反骨的体操老师来了。那晚大家都很痛快，谈的痛快，吃喝的痛快。体操老师似乎多喝了酒，公然当着许多同学，拍拍自己的反骨，哈哈大笑道：“快了！快了！"嘉兴府出过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党，陶焕卿。但在我到嘉兴中学时，陶早已牺牲。那时在嘉兴城里住的，似乎有范古农，只有绝少几个年纪大的老同学知道老师们有时到范府"听讲佛经"。我想，革命党如何信佛？他们大概是在范府上会见外地来的革命党，互通消息，讨论起义的时期和方案，而以"听讲佛经"为掩护罢。

　　终于，武昌起义的消息，由偶然到东门火车站买东西的一个四年级同学带回来了。立刻轰动全校。那天晚上，代数教员又到我们的宿舍闲谈，就有几位同学问他关于"武昌起义"的下文。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后来临走时他指着自修室里的几位未剪辫的同学，包括我在内，用了证方程式的口吻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给大家一次兴奋的，是第二天午饭后计仰先的"闲谈"。他一进自修室，就对装假辫的同学说：假辫子用不着了。接着他兴奋地谈了各地的消息，因说话太急，有点气喘，脸也涨红了。

　　当天下午就有几个同学请假出去，到东门车站去买上海报。这是等候上海开来的火车到站后，上车去和旅客情商，买他们手中的上海报。偶尔逢到有人下车来，那就几个同学围着他抢买。

　　但是第二天，全校的光头忽然都装上了假辫。据说是有一位走读的同学，光头上街，大受路人注目，说他是上海来的革命党，所以全校的光头不得不临时戒严。

　　接连几天，时局没有发展，也照常上课。但计仰先请了假，由代数教员代课。也仍然有同学到东门火车站去买上海报，但更难买到了。记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只我一人在自修室，忽然体操教员来了，看见人少，似乎很扫兴，迟疑片刻以后，就叫我和他一同到东门去走走。我不知道上海来车何时到站，体操教员似乎也不知道，到了车站，上海来的火车刚刚过去，自然买不到上海报。体操教员很扫兴，就同我到车站附近一家小酒店吃酒，自然是他请客。我一滴酒也不能喝，除了吃菜，就教他吃螃蟹的方法。他打起台州腔，说了不少话，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记得有一句：“这次，革命党总不会打败仗了吧？”他说这话时，神情是那么正经。

　　以后是学校里的空气紧张起来了，不为别的，而是为了领不到经费了。提前放假的呼声也提出来了，而上海光复的消息促成了提前放假的实现。离校回家的早晨，我听得同学们传说，光复上海的志士们中间有我们的几何教师计仰先。并且听说杭州也光复了，这也有计仰先在内。我到家时的第是：杭州光复了！

　　此时乌镇的驻防同知是个旗人，因而大家怕要流血。但商会筹得一笔款子送给那旗人，他也就悄悄地走了。商会义办了商团以防土匪，商团的枪枝是驻防同知留下的。

　　以后学校来信通知开学了。我到校时，才知道几位老革命党其中有计仰先和三位国文教员（朱仲璋不在内）都另有高就。校长方青箱任嘉兴军政分司，更忙，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我们当然不服，就和学监捣乱，学监就挂牌子，把捣乱的学生记过，我是其中之一。大考完了以后，我、凯叔和一些同学，游了南湖，在烟雨楼中喝了酒，回校后就找学监质问：凭什么记我们的过？还打碎了布告牌。我不曾喝酒，也不曾打布告牌，然而我在大考时曾把一只死老鼠送给那位学监，并且在封套上题了几句《庄子》。

　　我回家后约半个月，学校里寄来了通知，给我以"除名"的处分，但还算客气，把我的大考成绩单也寄来了。这个通知，是母亲先看到的，她十分生气，问我在学校做了什么坏事。我说，没有。母亲不信，派人请凯叔来。不料凯叔来到，不等母亲开口，便取出一张通知给母亲看。母亲一看，是同样的除名通知。于是凯叔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母亲听说是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就不生气了。只问我，今后到何处去读书。我不想回湖州中学，一时无话可答。母亲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后来，凯叔转学到湖州中学去了。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这是费表叔从湖州回来后说的。

　　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到杭州去。我并没一定的目标，但知道杭州有二、三个中学（包括一个教会办的）。母亲却怕我一个出远门，许多事不熟习，首先是住在什么地方。我家纸店的经理听说我要到杭州去投考学校，就说，杭州一家纸行，和我家纸店每年有二、三千大洋的交易，纸行的收帐员一年两度来乌镇收帐，彼此极熟。他写封信给这收帐员，包管可住在纸行。

　　母亲觉得可靠，就让我一人去了。此时是阴历十一月，正冷，母亲叫我穿了羊皮袍去。我到了杭州，找到了那纸行，拿出介绍信，一个五十来岁穿猫皮袍子的人自说他就是常到乌镇收帐的人，而且仿佛还见过我。这个纸行规模不小，有客房，收帐员引我进一间房，说，你们店的经理来看货样，就住在这间房。

　　住定以后，我找报纸来看，才知道只有私立安定中学招考插班生。第二天上午纸店派一个学徒送我到葵巷的安定中学。出我意外，要插四年级下学期的，只有我一人。考试很简单，只考国文、英文。我怕纸行的学徒等得不耐烦，匆匆忙忙完卷，留下住址，就回纸行。这时我考虑，是在纸行等候考试结果呢，还是先回家去。纸行老板此时也知道我是乌镇泰兴昌纸店的小老板，便留我多住几天，派那个收帐员陪我游了西湖，还在楼外楼吃了饭，这都是纸行老板请客。据纸行老板说，私立安定中学的校长姓胡，是个大商人，住宅有花园，花园里有四座楼，每座楼住一个姨太太。他办这安定中学是要洗一洗被人呼为铜臭的耻辱。隔了一天，安定中学通知，我已被录取。这时我自然高兴，但归心如箭，急要把这好消息告诉母亲。

　　到家后，母亲就打点我到杭州求学该带什么东西，我却专心读《昭明文选》。以后每逢寒假暑假回家，我就读《昭明文选》，从头到尾，大概读了两遍，恐怕还不止。

　　寒假已完，我到安定中学。当时不像现在那样，甚至也不像北洋军阀时代那样，公立学校没有通用的固定课本，教师爱教什么就教什么，私立学校更不受约束。私立安定中学的校长想与杭州中学比赛（按：杭、嘉、湖三府的中学，后皆改称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校，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其他各府中学也都照改，始于何年，我记不清了），凡是杭州的好教员都千方设法聘请来。当时被称为浙江才子的张相（献之）就兼教三校（安定、一中，另一教会办的中学）的国文课，另一个姓杨的，则兼两校（安定而外，也在教会办的中学教国文）。张献之老师教我们作诗、填词，但学作对子是作诗、词的基本工夫，所以他先教我们作对子。他常常写了上联，叫同学们做下联，做后，他当场就改。

　　张先生说，昆明大观楼的长联，恐怕是最长的了。他在黑板上写此长联共一百八十字：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州，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倾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

　　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张先生并将长联逐句作了解释。然后叫大家就西湖风光也来做一对长联。大家乱凑一阵，始知求长不难，难在一气呵成，天衣无缝。

　　张先生曾就西湖的楼台馆阁所挂的对联表示他的意见。他认为"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这对联虽见作者巧思，但挂在西湖可以，挂在别处也可以；只要风景好的南方庭院，都可以挂，这是此联的弱点。西湖上的苏小小坟，只是一个小小的土馒头。覆盖此坟者，是一个小的石亭，有八根石柱，上面刻满各种对联。这些对联都不曾署名，都是赞美苏小小的（按：苏小小是南平时一个侠妓。又嘉兴县前有苏小小坟，云是晋妓，不知是一人或二人也）。张献之老师则独称许一个短联：“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并解释道：湖山对风月，妙在湖山是实，风月是虚，元曲中以风月指妓女者甚多，风月即暗指墓中曾为妓。地对人，亦妙，天地人谓之三才。铸金，杂书谓越王勾践灭吴后，文种被杀，范蠡泛五湖去，勾践乃铸金为范像，置于座右。铜，古亦称金，不是今天所说的金。说苏小小可铸金，推重已极。张先生还就本地风光说：南宋称杭州为临安，以为首都，于是他在黑板上写一首七律，以作怀古诗的示范。这首诗，我记不清是张先生自作的呢，或是前人所作，但诗的前六句（律诗八句）我至今还记得：“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张先生说"上方谁请剑"是倒句，意即谁请上方剑，诗词中此种例句甚多。上方对高庙以物对人甚妙。高庙即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高宗。这首诗对高宗有讥讽之意。

　　张先生经常或以前人或以自己所作诗词示范，偶尔也让我们试作，他则修改。但我们那时主要还是练习作诗词的基本功：作对子。张先生即以此代其他学校必有的作文课。

　　张献之先生后来曾任中华书局编辑，他的着作，今尚印行者为《诗词曲语辞汇释》，这是一部工具书。

　　另一个国文教员姓杨，他()的教法也使我始而惊异，终于很感兴趣。他讲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他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明传奇（昆曲），直到桐城派以及晚清的江西诗派之盛行。他讲时在黑板上只写了人名、书名，他每日讲一段，叫同学们做笔记，然后他看同学们的笔记，错了给改正，记得不全的给补充。这就是杨老师的作文课。我最初是在他讲时同时做笔记，后来觉得我的笔无论如何赶不上杨先生的嘴，尽管他说得很慢。于是我改变方法，只记下黑板上的人名、书名，而杨先生口说的，则靠一时强记，下课后再默写出来。果然我能够把杨先生讲的记下十之八、九。

　　除了张献之老师和杨老师，安定中学的历史地理教员都不错，教数学的不及嘉兴中学，教物理、化学的都是日本留学生。

　　一年半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九一三年夏，我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毕业了。

　　茅盾：童年

　　父亲的抱负

　　外祖父逝世后，母亲回家，我亦跟着回家了。两年后，曾祖父去世，老三房分家。又一年，我五岁，母亲以为我该上学了，想叫我进我们家的家塾。但是父亲不同意。他有些新的教材要我，但猜想起来，祖父是不肯教这些新东西的。他就干脆不让我进家塾，而要母亲在我们卧室里教我。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后两者是父亲要母亲从《正蒙必读》里亲手抄下来的。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教历史？父亲说，没有浅近文言的历史读本。他要母亲试编一本。于是母亲就按她初嫁时父亲要她读的《史鉴节要》，用浅近文言，从三皇五帝开始，编一节，教一节。

　　为什么父亲自己不教我，而要母亲教我呢？因为一则此时祖母当家，母亲吃现成饭，有空闲；二则，——也是主要的，是父亲忙于他自己的事，也可以说是他的做学问的计划。

　　父亲结婚那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清朝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在这一战争中丧师辱国割地求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对于富有爱国心的士大夫，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变法图强的呼声，震动全国。乌镇也波及到了。我的父亲变成了维新派。亲戚中如卢鉴泉，朋友中如沈听蕉（鸣谦），都与父亲思想接近。父亲虽然从小学八股，中了秀才，但他心底里讨厌八股。他喜欢的是数学。恰好家里有一部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那是曾祖父在汉口经商走运时买下来的）。父亲从这部大类书中找到学数学的书。由浅入深自学起来。他还自制了一付算筹（用竹片），十分精致（母亲一直保存着直到她逝世）。但当时，曾祖父尚在，父亲只能偷偷学习，而且结婚以前，父亲没有钱，不能购买那时候已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新书。

　　当时（曾祖父尚在梧州），老三房各房的用度，都由曾祖父供给，家中称为公帐开支；这公帐包括了老三房各房的一切费用，外加零用钱，每房每月五元。祖父一房，大小八口（祖父、祖母、包括父亲在内的六个儿子女儿），每月零用也就只这五元（祖父是没有职业的，也没有收入），统归祖母掌握，如果父亲向祖母要钱习书，祖母就会说：家里有那么多书，还要买？

　　但在结婚以后，父亲知道母亲有填箱银元八百元，他就觉得他的一些计划可以实现了。这些计划，除了买书，还有同母亲到上海、杭州见见世面，到苏州游玩等等（父亲那时也没有到过上海、苏州），甚至还想到日本留学。当时母亲笑道：“你没有当过家，以为八百块钱是个大数目，可以做这，做那。我当过家，成百上千的钱常常在我手上进出，我料想这八百元大概只够你买书罢了。”

　　事实上，当时曾祖父尚在，除了到杭州乡试，是不许父亲到别处去"见世面"的，何况到日本！曾祖父自己三十岁到过上海，后来走南闯北，是最喜欢新环境，新事业的，不料他管教儿孙却另是一套。

　　父亲暂时只能满足于买书，求新知识。他根据上海的《申报》广告，买了一些声、光、化、电的书，也买了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还买了介绍欧洲西医西药的书。

　　曾祖父告老回家之第二年，四月间，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决定变法维新。几个月内，接二连三下了好些上谕，例如试土改八股文为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省会之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命各省督抚劝导绅民发展农政、工艺，优奖创制新法者。煌煌政令，如火如荼，人心大为振奋，可是各省督抚迟疑观望，阳奉阴违。突然，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出亲政，将光绪幽拘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起超。百日维新，至此遂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我的父亲空高兴了一场。当维新变法正当高xdx潮时，我的父亲计划到杭州进新立的高等学堂，然后再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而今都落空了。

　　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秋，曾祖父病逝。这些事接着而来，父亲的出游志愿，自然要搁起来了，而况母亲第二次怀孕，次年生下我的弟弟。

　　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年，即壬寅（一九○二年）秋，举行乡试，废八股，考策论。父亲本来不想应试，但是亲友们都劝他去。卢鉴泉自己要去，也劝父亲去。于是结伴到杭州应考的，有五、六人。沈听蕉素来不想应乡试，但想趁热闹到杭州玩一次，也同去了。

　　父亲下了头场，就得了疟疾，他买了金鸡纳霜（即奎宁），服下后疟止，勉强下了二场。没有考第三场，自然"中式"无望。但这次到杭州，未入场前，逛了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买给母亲的一些旧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洋名着。父亲还拍丁一张六寸的半身照相。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卧室内靠近大床的墙上，直到父亲逝世。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一年后他病倒了。

　　壬寅乡试是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也是清朝举行的倒数最后第二次的乡试（最后一次即癸卯科），卢鉴泉于壬寅中式第九名。同镇另一个中式的是严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