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也谈花花草草

　　董桥：也谈花花草草

　　又买到一本跟中国有关的英文书。

　　作者是希拉·皮姆，写的是奥古斯廷·亨利的传记，书名叫《树林和树》。

　　喜欢这个书名。喜欢封面上的夕阳、矮篱、林子。虽然不懂植物学，对花草树木兴趣很浓。翻翻周瘦鹃花花草草一类的文章，也觉得舒眼。

　　那天晚上，匆匆看完第一卷。

　　那是一八八一年，这位北爱尔兰人开始到中国一处海关做事。后来。他开始采集植物，好几年里，陆续把中国野生花卉的标本种子寄回英国几个重要的植物学研究机构。

　　书的附录上列出清单，说明亨利在湖北和四川采得八千一百六十一种花卉，在海南岛采得八百三十九种，在云南采得四千八百种，在其他偏僻的山野里采得九十种，在台湾采得二千零九十种。总共是一万五千九百八十种。

　　当然，寄到英国去的，都是晒干的标本。

　　当然，在他之前，有几个欧洲植物学家，也把好多种中国花草运到欧洲来；在船上熬了四五个月，死的死，活下去的也不少。那是公元十七、十八世纪的事了。

　　再早的时候，中国一些花卉，已经过波斯，经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去。

　　听说，一世纪罗马雄辩家费里尼已经提到过中国的金针菜。

　　听说，古希腊老早就有中国的桃树杏树。

　　又听说，马哥勃罗说，中国有一种卷菜那么大的玫瑰花；那该是牡丹了。

　　到了十八世纪末叶，英国植物园决定要大量采集中国花卉，移植到英国来。可是当时，中国不欢迎外国人到处乱走，他们只能从广东东印度公司托人辗转采集花卉。

　　《树林和树》这本书，不太提到中国植物西传的历史。作者几乎都用亨利生前的书信凑成这部传记的骨架，可惜看不出她对处理这种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她对中国不了解，文思难免就枯涩了。

　　可是，对我来说，这些()都不要紧。

　　对我来说，最开心的，是想到亨利到处彩集花卉的那种乐趣。仿佛“春山霁时，满鼻皆新绿香，访鼓楼坑十里桃花，策杖独行，随流折步，春意尤闲”。

　　深夜找出周瘦鹃那本《花花草草》，偶然翻到他引了宋代俞国宝的两句诗：

　　归来不负西游眼，曾识人间未见花。

　　亨利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最后一个月最后一天离开中国，上船的时候身体又不舒服。他会有诗里那种感觉吗？

　　董桥：文章似酒

　　春节前两天，收到伦郭书商寄来V．S．Pritchett的新文集A Man of Lettrs，灯下翻读，满心喜悦。我近年爱读Pritchett的文字，短篇小说固然醇美，散文小品更都有学有识有情，这次读他的书中自序，尤其倾倒。他慨叹英美文学传统中的“文人”过去深受敬重，而今世风变了，文人真笔真墨慢慢凋零，只剩最后寥寥几个在应景而已。他们大半没有风靡读者，不教书，也算不得是学人，只管给一些幸免关门的报刊写文章疗饥。这些人既不作兴辅陈高论，反而一心维护文化的静观价值。到了映象科技教条统领天下之际，难免又分外关怀文字的命运，相信朵斯托耶夫斯基“人生不沾艺术等如虚度”之说。传统文人下笔不能自休，每每在月刊季刊上一写洋洋几十页；今日文人福薄，所思所感只合化为几栏文字，多了人家嫌长：

　　二次大战初期，英国纸张限量配给，有期刊请Pritchett撰文介绍通俗书，短短一千八百五十字，结果还是删去五十字。机缘如此，文人操觚便不得不借助引喻，讲求简洁；数十年训练下来，文章越练越短，终成风格！

　　我不难领会Pritchett这番心境，读后整个春节竟过得很踏实。等到初五，我又意外收到刘大任从纽约寄来的《秋阳似酒》，那份喜悦也盈然注满心头。我非常喜欢刘大任这批袖珍小说，一年前他寄第一篇《鹤顶红》给我发表的时候，我一读再读，觉得小说写到这样简洁这样深远，真可以当诗下酒了，难怪杨牧点出“当年刘大任的诗勾划着小说的情节，如今他的小说为我们兑现了诗的承诺”。大任说他平生不太能忍受官僚巨贾的肥胖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划时代”文体和自以为是的滔滔雄辩，下笔于是不惜削、删、减、缩；真是妙喻。

　　爱读Pritchett，爱读刘大任，无非因为他们是真能在愚蠢的大时代里闪耀出智慧小火花的文人。当今文章粗糙浮浅成风，读到这些又绵密又隽永的作品，终于教人想起伦敦法学协会内殿中殿里天天早晚照料一百○二盏煤气灯的那位老头。伦敦城里听说还有一千四百盏煤气街灯，大都装上时间控制器自动燃熄，只有法学协会殿内这一百○二盏是靠那老头天黑之前一盏一盏的点、天亮之后又一盏一盏的熄的，每巡总要花上一个半钟头。时代那么新，方法那么旧，想来也是为了应景：刘大任这些文人总()算寂寞了，说也堪惊！

　　一九八六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