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谈缓急
孩子!这世界是充满竞争的,你千万不能因为自己幸运,就把幸运当成习惯,因为幸运不是留在我们身边。
你必须告诉自己,今天我能做“豌豆公主”,明天我也能睡柴房。
◎你能不能睡柴房?
今天下午妈妈去学校接你,车子才要转进我们家的巷子,就见你的校车正由巷子里出来。
“天哪!如果你坐校车,比妈妈接你还快。”妈妈说。
却见你撇嘴:“可是我不能搭校车。”
“为什么?”妈妈问。
“因为我赶不及。”你理直气壮地说:“我先要去我的柜子,把不用的书放好,还要把该带回家的东西拿出来,等我弄完,校车已经开走了。”
“那么别的同学为什么赶得上呢?”妈妈又问。
你耸耸肩。
听你这么说,我紧张了,不是紧张你慢,而是发现你缺乏弹性。
你什么东西要整齐、要完美,这原来是很好的个性,使你能精益求精,比别人更自我要求。只是你也要知道,这世界并不都那么整齐与完美啊!
举个例子,你今天如果穿得很干净、很漂亮去施行,中途遇上大雨,满地泥泞,你能因为怕弄脏衣服就不走了吗?如果你是中途遇上豪雨,当大家都决定冒雨前进的时候,你能一个人留下来,等雨过了、地干了,才动身吗?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最近我看了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胡桃里的宇宙(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上面谈到近期“相对论”的实验,发现在一个水塔的顶端和水塔的下面,测得的时间都不一样。
连“光”都可能因为“引力”而弯曲,连时间都没有一定的长短,难道你的时间反而是不能调整的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论《》语里“深则厉,浅则揭”的那段话,意思是当人穿着衣服过河,水浅的时候还能把衣服拉高了涉水过去,但是如果水太深了,怎样那无法避免弄湿,就只好穿着衣服下去了。
连古人都不能不看情况,调整处世的方法,你又能那么不知变通吗?
还有,你记不记得,我每次看到开昙花,都会急着写生,那时候就算早有别的工作计划,我也会搁下来。
为什么?
因为昙花虽得绽放,绽放的时间又那么短暂,别的事可以等,花却不能等啊!
尽管如此,我拿着写生册,坐在花前,也要考虑优先顺序。通常我画花,都由最左侧的开始,为的是避免先画好右边,再画左边时,手腕会弄脏先画好的东西。可是画昙花就不能这样了,我一定由“花”开始画,就算有叶子挡在花前面,我也“让开”叶子,先画花。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昙花一现,两个多小时过去,花就开始凋了;相反的,叶子却不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常在前一夜画花,第二天才画叶子。
想想,连画花这么一件小事,我都要作许多“优先顺序”的考量,你是不是也应该常这么想想呢?
再说个有意思的故事给你听:
当我到领服兵役的时候,因为吃饭慢,每次去盛第二碗,都发现只剩锅底了;等我把锅底刮了又刮,盛半碗饭,回到桌子,又发现已经没菜了。
从来我才学会,在军中大家“抢着吃”的情况下,第一碗只能盛半碗,吃前半碗的时候尽量吃菜,早早把前半碗饭吃完,好早早去锅里盛饭。
我那时候真是很不适应,因()为跟你一样,我是家里唯一的宝贝,从小没人跟我争。我吃饭也跟你一样,总把最好吃的部分留着,到最后才吃。
你说,换作你,有一天跟人家去抢、去争,如果坚持用在家里吃饭方法,是不是也可能吃不饱?你又能不像我一样,改成一开始只盛半碗的方法吗?
孩子!这世界是充满竞争的,你千万不能因为自己幸运,就把幸运当成习惯,因为幸运不总是留在我们身边。你必须随时告诉自己,今天我能作“豌豆公主”,明天我也能睡柴房;今天有妈妈来教我,我可以好整以暇,慢慢收拾东西;明天妈妈不能来接,我也能改成早早,就利用休息时间,把第二天要用的东西安排好,放学时只要打开柜子,放下一堆,再拿起一堆,就赶往停车场。
只有这样,你才能称得上“能屈能伸”;只有这样,爸爸妈妈才能放心,你有一天离开家,会游刃自如。
刘墉:谈自由
在中国人的丧礼上,可以呼天抢地,甚至不哭地要被认为不孝和无情。可是在美国人的丧礼上,亲属能不落泪,却会被赞赏,认为那是自制的表现。
酷是不失规矩的自我发挥。
◎你有酷的资格吗?
先说个有意思的事给你听。
前天汪阿姨请我去参观她在曼哈顿新买的公寓,才走到街角,她就迫不及待地指着她的那层高楼:“瞧!那就是我家。”
“是阳台上有盆大叶子树的那户吗?”我和你妈妈也一起指。
正指呢,却听见背后一片匆促的脚步声,冲来几个穿制服的大汉,急着大声问:“什么事?什么事?”
我一怔,说:“没事啊!我朋友正告诉我们她家在哪一层,有什么问题吗?”
就见那几个大汉长长吐了口气:“天哪!我们还以为楼上失火了,拜托你!以后不要随便指好不好?”
原来他们都是附近大楼门口的管理员。
这件事让我想起刚到美国教书的时候,常在办公大楼的走廊跑,也曾被一个同事责怪。
我当时问他:“我又没有撞到你,怎么会影响你?跑,是我的自由。”
那同事却板着脸说:“你跑,让我以为失火了,心不安,所以你的自由影响到我的自由。”
孩子,你们常认为美国很民主、很自由,却可能不知道在这些自由里其实有许多不自由,甚至远比中国人不自由。
就拿最属于个人自由的“哭”和“笑”来说吧!
在中国人的丧礼上,可以呼天抢地,甚不哭的要被认为不孝和无情。可是在美国人的丧礼上,亲属能不落泪,却会被赞赏,认为那是自制的表现。因为丧亲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你大声哭喊,使别人不知所措,就是失礼。
“笑”也一样,你几曾到高级西餐厅,见到人们拉开嗓门大笑?就算是太好笑的事,也得压低声音,因为如果大笑,会打扰到别人,那也是失礼。
所以自由有个必要条件,就是不能影响到别人的自由;自由的基础是自制和守法。
前两天你妈妈也提到一件值得深思的事——
“你知道某某小提琴家,虽然是茱丽叶音乐学院先修班毕业,却没考进大学部吗?”她说。
“拉得那么好,为什么茱丽叶不收?”我不解地问。
“因为他在先修班的乐团里,太表现他自己,常常不听指挥的。”你妈妈故作神秘地说:“茱丽叶大学部的主考官和先修班原来是相通的,先修把那些自以为很酷而不听话的学生,早早告诉主考官,让他们不被录取。
“可是那些常是天才啊!”
“天才管屁用!天才不尊重团体,就教人看不起。”
这也使我记起前几年,你学溜冰时,有一次参加比赛,其中一个孩子溜得最好,获得最热烈的掌声,却没得名。
你记得吗?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四处打听,才知道是因为比赛规定不准把任何东西扔在地上,那个孩子却在比赛结束时,得意地把手上的小花环抛向空中。
“这有那么了不得吗?她溜得太好了啊!”当时有人问。
“太好却不守法,就()不是太好。”裁判说。
亲爱的女儿!我今天说这些,是因为发现你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动不动就说“酷”,甚至认为酷是“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岂知这种酷不但伤害了自己、影响了别人,也由于在有秩序的社会里没秩序,造成许多危险。
我非常欣赏最近在李安《十年一觉电影梦》(张靓蓓编着)里读到的一段话——“拍国片像作皇帝,大家听令于我;拍西片像当总统,总统是要出去取悦每个人的。”
李安这么说,是因为他在台湾拍片时,导演最大,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当他到好莱坞拍片的时候,却总得跟制作人、演员、摄影和片厂沟通,他虽有导常的自由,却要尊重每个人的意见。
看完这段话,今天如果你问什么是“酷”,我要说:“酷不是作皇帝,是当总统;酷是不失规矩的自我发挥。”
刘墉:谈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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