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谈精简

　　刘墉：谈精简

　　好好选书读，要知道读了一本坏书，也就浪费了能读一本好书的时间。

　　你要知道，负一和正一的差距，不是一而是二。

　　◎正一与负一之间

　　许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美国的电影，片名不记得了，但是对其中饰演记者的史宾塞·屈赛却印象深刻。

　　剧中史宾塞爱上一个新闻系的女教授，跑去旁听她的课。女教授考试，先把新闻重点告诉学生，再要学生写成新闻稿。

　　史宾塞没两下就完成了，交上去。

　　女教授笑笑，认为史宾塞一定是开玩笑，但是当她拿起来，看一眼，就怔住了。接着宣读那篇新闻稿给全班听。

　　才几句话，就念完了，但是在那不足百字的文稿当中，史宾塞已经把所有新闻元素都清清楚楚地传达出来。

　　我看电影时年岁还小，不懂，心想什么文章能让那女教授一眼就刮目相看，短短百字如何能表现出功力？一定是电影的夸张。

　　但是等我当了记者，每天写新闻稿之后，就愈来愈觉得要想把稿子写得精简，是门大学问。尤其因为我做电视记者，时间有限，加上广告，主编把每则新闻都限制在极短的时间里；常常跑完新闻，进办公室听到的第就是：“只给你三十秒哟！今天已经满了！”

　　天哪！我可能花整个下午跑一条新闻，回来却只能写三十秒，那不过一百多字啊！

　　这时候就见真章了！

　　我说这番话，是因为今天要教你什么是“精简”。

　　让我先给你一篇东西——

　　“有个小男孩，他的爸爸在他六岁的时候就死了，这个小男孩的名字叫大毛，这个小男孩的妈妈只生了他一个孩子，他的妈妈一直没有再嫁，小男孩家里很穷，但是小男孩很要强，努力用功，成绩从小到大都很好，总拿班上第一名，小男孩后来得到美国大学研究所的奖学金，出了国，而且拿到生化博士，拿到博士时小男孩已经是个青年了，那时候他二十七岁。”

　　乍看，这篇文章还不坏，但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里面说了好多废话，可以精简得多呢？譬如你可以写成：

　　“六岁丧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大毛，人穷志不穷，不但从小总是班上第一名，而且获得美国奖学金，二十七岁拿到生化博士。”

　　前后比一比！前面那篇文章一百五十八字，后面只有五十六字，虽然相差近三倍，内容不是一点也不少吗？

　　为什么？

　　因为简化——

　　单单“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大毛”这十一个字，已经告诉读者“那是个小男孩，他长在单亲家庭，他妈妈只有他一个小孩，他的妈妈一直没有再嫁。”

　　还有最后两句话——

　　“获得美国奖学金，二十七岁拿到生化博士。”

　　不是足以取代“小男孩后来得到美国大学研究所的奖学金，出了国，而且拿到生化博士，拿到博士时小男孩已经是个青年了，那时候他二十七岁。”吗？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简练是非常重要的。写文章要简练、说话要简练，做事更得简练。

　　记得我有一年去某国观光，离开时，到机场，发现排了两条长龙。

　　我照牌子上的指示先排一条队，等了好半天，才到柜台，原来是交机场税；接着又赶往另一条长龙，又排了近二十分钟才到柜台，原来是交都市特别捐。

　　当时听见许多观光客抱怨：

　　“为什么不一起交？不是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和人力吗？”

　　我还记得以前在台湾出国，也要先排队交机场税，再在出关的时候，把收据交给机场人员，所幸经过许多人抗议，不久前终于简化，方法很简单——买机票时就附加了机场税。

　　多么简单哪！这么小小一个改变，就不知省下旅客多少时间、省下机场人员多少劳力。

　　孩子！这世上可以简()化的事太多了，只有那些懂得去芜存菁的人才能够创造好作品；只有那些知道精简人事的公司，能够有竞争力；只有懂得化繁为简的学生，才能够有过人的表现。

　　着名的教育家夏丐尊说得好——

　　“好好选书读，要知道读了一本坏书，也就浪费了能读一本好书的时间。”

　　我要讲：

　　好好利用时间，你多写一个赘字，就少了一个使文章内容更丰富的机会；你多罗嗦一句话，就失去了说一句有意义的话的机会；你多浪费一分钟，就失去了把握这一分钟的机会。

　　而且你要知道，负一和正一的差异，不是只有一，而是二啊！

　　刘墉：谈公益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简单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如果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因为看到”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是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吗？

　　◎只因为我看到

　　“孙长珍小妹妹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昨天，燃灯助学基金会的张阿姨在电话里告诉我。

　　我是去年秋天到贵州去看《帆轩四小》的时候，见到长珍的，那一天虽然早说好不要有欢迎的仪式，但家长们仍然穿着苗族传统的服装，唱着歌，递给爸爸一杯又一杯他们酿的美酒。几十个小朋友则摇着小小的红旗子，欢迎我和当地教育官员的来到。

　　每个小朋友都露出纯真的笑容，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在低年级的小朋友中，握到一个高个儿女孩子的手，她没有笑，茫茫地看着正前方。我细看，发现她两只眼睛的黑眼珠都是白的；只有左眼，在一片翳障之间，略略有些透光的地方。

　　“你的眼睛怎么了？”我问她。

　　“快看不见了。”她小声地说。

　　“还能读书吗？”我又问。

　　她没答。

　　“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再问。

　　她隔了好几秒，才挤出两个字，又因为乡音很重，我没听懂，还是在一旁的校长补了一句：“她说‘没钱！’”

　　我当时没有多说，进教室听小朋友致，跟校长老师们讨论建校的事情，接着在门口合影。可是我心里一直惦着的，是那个半盲的小女孩。

　　临走，小朋友又排队送我，我特别在队伍里找，找到“她”，问她的名字，知道她叫孙长珍，今年十一岁。

　　然后，爸爸蹲下来，蹲在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没钱，没关系，叔叔帮你找医生。”

　　我坐的车子，驶离校门，开上那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校长和几位老师走到车边挥手。我又摇下车窗，对校长说：“叫长珍放心，我想办法为她治。”

　　隔天我去了遵义，再隔一天，飞去北京。但是已经拜托贵阳西西弗书店的朋友，把长珍带去贵阳眼科医院检查。

　　报告立刻传到我手里，但不太，说她只剩左眼还有零点一五的视力，双眼角膜都有白色混浊，虹膜与角膜都有粘连，瞳孔又被牵拉变形，眼底则无法看得见，还不知道网膜的情况。

　　我不死心，回台湾之后，又请北京的曲阿姨，把长珍的检查报告拿去着名的协和医院，医生看了也摇头，说虽然可以角膜移植，但是不能恢复视力，因为长珍眼疾已经拖了五六年，有了弱视，又可能有“继发性”的青光眼。

　　回到纽约，我立刻把这消息告诉燃灯助学基金会的朋友。多令人感动啊！燃灯的张温洳阿姨不但在今年春天亲自去了贵州惠水，还带了医生，再为长珍检查。

　　只是，去的医生也摇了头。

　　“长珍立刻就哭了。”张阿姨回来说：“我也好伤心，可是能怎么办呢？所以给了她一些钱，安慰她。”

　　我和你妈妈还是不死心，向美国医生请教，开医院的王绪伯伯说把病历给他，他去找眼科医生研究。

　　只是，检查报告都太不完整了，没有很详细的说明，也没有清楚的照片，单凭那简简单单几行字和一张普通大头照，医生很难判断。

　　就在这时候，也就是昨天，我们得知：

　　长珍已经完全失明。

　　难道她就此一生都再也看不到了吗？难道我们就放弃了吗？

　　许多朋友说：这世上需要救治的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去捐建更多学校，让更多孩子能读书，不必为一个孩子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也想到台湾的慈济上人，帮助长江水患的灾民重建家园，有人问她为什么那么做时，她说“只因为我看到”。

　　是的！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只因为我们知道，只因为她是我们捐建的帆轩四小的学生，在这茫茫人海中，我们居然能相遇，有这样的缘，我们就该尽力。

　　昨天，我想了一夜，决定把长珍接到北京，再做一次详细的检查，能换角膜就换，即使不能保证，也要试一次。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多简单又意味深长的话啊！如果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只因为他看到”，就去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有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了吗？

　　孩子！我多高兴啊！

　　今天傍晚，当我跟你说长珍小朋友的事，你先低着头听，隔了一阵，抬起脸说：

　　“长珍什么时候去北京检查？我也想去看她。”

　　（注：刘墉先生已在大陆捐建二十六所希望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