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宏：“过桥去看文明戏”

　　赵丽宏：“过桥去看文明戏”

　　四川北路周边，多少影剧院曾经星罗棋布，它们是许多虹口人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最难忘的记忆……“过桥去看文明戏”，是上海滩上的一句老话。“过桥”，是指从南向北过四川路桥；“文明戏”，是指电影。

　　过了桥就是四川北路。四川北路上曾经有过多少家影剧院，现在的上海人恐怕大多无法说清楚。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是一条和电影院联系在一起的路。离四川路桥北堍不远，就是邮电俱乐部，俱乐部里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剧场。再往北，到海宁路往东拐，能看到好几家电影院，面朝南的是国际电影院，它的广告和霓虹灯总是显示出一种时髦和大气，和它的名字相吻合。国际电影院最初的名字叫融光大戏院，上世纪30年代，先生常常到这里看电影。面朝西的是胜利电影院，它的规模比国际电影院小得多。它最初的名字是好莱坞大戏院，这里也是鲁迅先生经常光顾的地方。小时候，胜利电影院的形象在我的印象中特别亲切，它的圆形轮廓就像一个戴着头盔的古代武士，墙上那两个圆形窗户是一双大睁着的眼睛，老远就盯着你看。胜利电影院南侧的乍浦路上，还有解放剧场和虹口大戏院。虹口大戏院虽然不算大，却在中国的电影史上占据着重要一页。因为，它的前身，是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中国的第二家电影院维多利亚活动影戏院，也在海宁路上。不过，大多数上海人都没有见过这家影剧院，因为，1950年它就作为危房被拆除。原来的地基成为海宁路上的一个小公园，在公园的门口，是一排报廊。小时候，我曾在这个公园里斗过蟋蟀，也在报廊前读过报。

　　从虬江路往北再走不到百米，是群众影剧院。从群众影剧院往北不远便是横浜桥，桥北首是永安电影院。不远处，还有虹口区工人俱乐部剧场和红星书场。和四川北路邻近的马路上，也有不少电影院。乍浦路桥南侧的曙光电影院，嘉兴路上的嘉兴电影院，海门路上的东海电影院，东长治路上的长治电影院，东大名路上的大名电影院。这么多影剧院集中在这一带，要想看电影，到四川北路总不会落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常常去四川北路。我的外婆住在群众影剧院附近，去看外婆那天，常常能到群众影剧院看一场电影。星期天，哥哥会带着我去四川北路，我们没有兴趣逛商场，目标只有一个：电影院。一家一家地寻访过去，哪家放映新鲜的电影，我们便在()哪家停留。有一次，哥哥手里捏着三角钱，带我走遍了四川北路，想不到家家影院都是满座。最后来到胜利电影院，那天放的是一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匈牙利影片《神花宝剑》，也是满座。我和哥哥站在电影院门口等退票，等电影开场后，终于买到了两张票。为了看这场电影，我们几乎花了大半天时间，因为来之不易，所以印象特别深刻。《神花宝剑》的故事，我现在还记得，影片中格斗比剑的镜头，至今历历在目，其中有一幕，主人公一剑劈倒一棵大树，大树轰然倒地，把对手压在下面……在我的印象中，五六十年代，上海的电影院放映的影片非常丰富，每家电影院上映的影片都不同。记忆中，少年时代在四川北路看过的国产片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和麻雀》《海魂》《赤峰号》《画中人》《柳毅传书》《女理发师》等。那时，电影院里放映的外国影片更多，其中以苏联影片最多。最使我感兴趣的，是那些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譬如《复活》《父与子》《白痴》《牛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早了解，也是在四川北路的电影院里，看了两部根据莎翁戏剧拍成的电影，一部是英国电影《王子复仇记》，另一部是苏联影片《第十二夜》，一部是悲剧，一部是喜剧。在写这篇短文时，无数少年时代看过的电影涌到了我的眼前，这些电影，是我认识世界和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赵丽宏：上海，诗的聚合

　　“上海，聚会开始，却没有离散的时候。” 阿多尼斯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说。这是他对往事的回忆，也是对未来的预言。上海国际节，也许正应合着他的预言。

　　秋日的上海，又一次迎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

　　因为诗歌，世界变得很小，天涯海角的距离，无法阻隔诗人的相聚。诗人们相聚在上海，是诗的召唤，是友谊的邀约，是飞越了千山万水的真心，为一个美妙的目标而聚集。这个目标，便是诗。

　　也是因为诗歌，世界变得很大，大到无穷的浩瀚和深邃。每一位诗人的诗作，都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天地，宇宙和人间的万千气象，心灵中隐藏萌动的无数秘密，被诗人们用不同的文字构筑成变幻无穷的奇妙，在上海的天空飞扬。

　　诗歌是什么？诗歌之于世界，之于人生，之于，到底有什么意义？是有用，还是无用？诗人们也各自在作不同的回答。

　　阿多尼斯在《诗之初》中说：“你最美的事，是动摇天地”，“你最美的事，是成为辩词 被光明和黑暗引以为据”，“你最美的事，是成为目标 成为分水岭 区分沉默和话语”，诗中的玄机，让人在一唱三叹中沉思不已。

　　斯洛文尼亚诗人阿莱士()·施蒂格在他的诗中抒写了他对诗的思考：“他写作，置入符号，逐渐变得热情。一种看来完全无用的活动，他在浪费生命。无人关心他正在做的。孩子们四处奔跑，不曾留意他们抹掉了他的努力。尽管如此，他确定，宇宙的命运 在他手中，取决于他的。”一个诗人，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不同的宇宙，这个世界和宇宙的命运，无关他人，只是“取决于他的坚持”。每个真正的诗人，都在做自己的坚持，并天下的优秀诗人都在坚持着，所以诗的天空中星光闪耀。

　　诗人旅行在世界上，旅行在漫长的历史中，旅途曲折幽邃，源头古老得看不到头，未来的目标也缥缈遥远得没有穷尽，因为有诗，诗人可以寻找自己的血脉。高桥睦郎《旅行的血》中有这样的诗句：“我们的来由古老 古老得看不到源头 我们紧紧相抱 悄声地，在时光的皮肤下 接连不断地流自幽暗的河床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旅途中 在旅途凉爽的树荫下”。

　　吉狄马加的诗也许是道出了诗人心中的一种永恒：“在我们这个喧嚣的时代， 每天的日出和日落都如同从前， 只是日落的辉煌，比日出的绚丽更令人悲伤和叹息！遥远的星群仍在向我们示意，大海上的帆影失而复得。”

　　舒婷的《致橡树》，是中国当代诗歌中流传广的名篇之一，我曾在很多城市，很多不同的场合，听很多年龄不等、身份各异的人朗诵这首诗，那些动情的场景令人难忘。这决不是诗人对一棵树的简单的感怀，诗中蕴含的情致，是对人生，对人性，对诗，对故乡，对一个时代的深思和。正如此诗的尾声所述：“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

　　世界各地的诗人，用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语法，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象，创造出形态迥然相异的诗歌，而诗中潜藏的秘密，蕴含的情感，散发的气息，是如此丰富而神秘。世界和人心的多姿，辐射在诗的氤氲之间。

　　大卫·哈森在诗中揭示着人生的秘密：“秘密人生里仅名字相同，那儿对的房子在错的街上，那儿咖啡馆挤满和他们貌似不同的人，那儿声音含混断裂。在像素化的世界里，他们触摸着走”。

　　郑愁予在花开的瞬间听见了人间的惊喜，也听见宇宙的叹息：“此际我是盲者 聆听妻女描叙一朵昙花的细细开放 我乃向听觉中回索 曾录下的花瓣开启的声音 且察得星殒的声音 虹逝的声音 ……我又反复听见 月升月没”。

　　颜艾琳用她的诗把春花烂漫的大千世界揽入读者的视野：“樱花梅花桃花李花杏花都是灿烂的春花、天空跳得更高，撷取更清澈的蓝；野草往地平线跑向更远，让绿色辽阔如海……”

　　张如凌用自己的诗探索着灵魂的守候：“崇高不在天地间繁衍 在人的灵魂中游走 一种精神追逐 孤寂中守候千帆过尽”。

　　张烨也有铭心刻骨的诗句：“为了你的愿望我将继续活下去 我就是你”。这是恋人间的呓语，也是诗人对诗的倾诉和期许。

　　田原的诗中有树，树长成了他的诗,不管是枯枝还是绿荫，都是诗的奇妙意象：“枯枝是世界的关节 在寒流中冻得咯吱作响”, “没有树 我只能回忆鸟鸣留下的浓绿 没有树 我只能祈祷树在远方结出果实”。树也许不在身边，不在诗人的眼帘中，然而它在诗中成长。我们在诗人文字中感受到的，是诗歌蓊郁的浓荫。

　　姜涛是这次诗歌节受邀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一个大学教授，他的诗心并没有耽留在校园中，我在他的诗行中读到了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活。他的诗中有现代生活的种种道具：电脑，冰箱，电视，电话，汽车，火车，也有生离死别，有现实中的欲望和焦虑，有岁月流逝的感伤，有熟悉而惆怅的枕边人。

　　诗人都是飘零的游子，天地宇宙，历史现实，都是诗人流浪寻觅的场所，然而不管游历在何方，不管走得多么遥远，诗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珍贵之地，诗人的感情永远也不会背叛她。这个珍贵之地，是和母亲相连的故土，是灵魂的血肉故乡。杨炼在《和我一起长大的山》中写道：“天边重叠就像折叠进这里 嶙峋的内涵  每一步都埋在山中 和我一起长大的是这道碧涛 从未停止拍打海上的眺望 我无须还乡  因为我从未离开 小小的命注定第一场雪下到了最后 不多不少裸出这个海拔  火石一敲 心里的洁白一一再造我的亲人”。读这样的诗句，让人流泪。千百年前，人们读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读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时，应该也会是这样的感动。无须还乡，绝非对故乡的背离，而是因为“从未离开”。杨炼的诗中，有这样一句：“诗的名字里噙满远眺”，可以忽略这句子的前引后缀，仅仅这一句，就可以引出无尽的联想。

　　二十多年前，我曾参加一场关于网络的讨论，有一个大学教授在会上断言：网络将使文学发生革命，传统的写作思维和手段，都会被抛弃，会被虚拟的世界取而代之。诗歌也是如此。就像机器人战胜了围棋高手，将来可以用电脑代替人脑生出诗句，传统的诗人将会失业。我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二十年过去，这样的革命并没有发生，人们对文学的评判和期待，其实无关网络，而是取决于文字的魅力，取决于蕴藏在文中的真情和智慧。这期诗歌特刊中，加拿大诗人凯喆安展示了他用电脑生成的文字，这是很前卫的实验，是否能引起共识，读者可自辨。但在逻辑无序的排列中，也有耐人寻味的文字：“日常生活所呈现出来的特质：他们一会儿欣赏自己充满权威，一会儿又优柔寡断，依赖别人……”

　　来自荷兰的巴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罗列了诗歌的种种无用和无奈：诗歌不能果腹，不能挡雨水，不能让人大发横财，不能改变世界……然而文章的结尾处却忽发奇响，令人会心一笑，也心生共鸣：“诗歌的意境远高于每个单一的词汇表达。就像汇集于这本诗集中的诗歌一样，它不仅仅是一场无声的演讲，更是所有无法安睡的辞藻的呐喊。它凝聚了所有词汇的力量，生产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优雅而狡黠，生机勃勃地穿越在的灌木丛中。所到之处，那里便是一场色彩的盛宴，尖叫声中跌落一条彩虹；如此美丽无助，值得好生护在两颊之间。它潜力无限，既能模仿迁徙的鸟儿的叫声，又能凝聚起树叶上的阳光，还能和天上的云建立起关系。冰雪消融处，万物复苏，让我们突然想起那已经被遗忘了的真理。”

　　曾经有人说，上海不是一座产生诗歌的城市，上海是小说，是散文，是舞台戏剧，上海和诗格格不入。这样的谬论，早已被诗人们实践否定。新诗在中国一百年的历史，也是上海产生新诗一百年的历史。一百年来，无数诗人在这里生活、观察、体验，在这里寻找到诗意，并把它们凝固成文字，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缩影。上海国际诗歌节，正是在继续证明着诗歌和这座城市水乳交融的渊源。

　　上海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也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她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数千年前，但她被世界关注，也就是近代的事情。上海是中国和世界交汇交融的一个自由的港口，一个舞台，一个让人产生无穷联想的现代都市。上海的大街小巷，犹如图书馆藏书库中幽长曲折的走道，路边的建筑，恰似典籍琳琅的书柜，书柜里那些闭锁的书本，正在被诗人们一本一本打开，用自己的诗歌大声阅读，世界听见了从黄浦江畔飞扬起的美妙诗情。

　　结束这篇短文时，想起阿多尼斯在上海发出的感叹：“薄暮时分，黄浦江畔，水泥变成了一条丝带，连接着沥青与云彩，连接着东方的肚脐与西方的双唇。 ”

　　2017年秋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