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纸海钩沉——尹薇薇

　　王蒙：纸海钩沉——尹薇薇

　　翻出三十二年前的旧作，是什么滋味？竖写横格稿纸，编辑勾画的痕迹，稚嫩而又温柔的书写……都已是迢迢往事。

　　一个批评者写道：驱散王蒙身上的迷雾，是必要的。非常熟悉的语言。那些年月常说的。还有叫做剥开“画皮”的。

　　春季多云的天气，可以叫做“暖阴”，麻雀终于又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飞鸣。丁香花才盛开，便已凋谢。香椿叶老，芝麻酱面条也过了时。我养的盆花却还没有开启。

　　陈旧的纸。曲别针也是那个年代的。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一个作家未发表的作品，算不算“迷雾”呢？195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写下了小说的题目：

　　尹薇薇

　　“老天……是你！这是哪一阵风吹来的？”尹薇薇惊喜无措地攥住我的手。

　　我惶惑中随她进去，脱掉大衣，坐在火炉旁。

　　“你瘦了，满脸的风尘呢！可我仍旧一眼就认了出来！”尹薇薇快乐地说。

　　“是哪一阵风吹来了您……”我记得这是《青年近卫军》第二版里的，如果我的记忆力不错的话。法捷耶夫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批评，第二版里加进了突出克拉斯诺顿州党的领导作用的情节。我那个时候担任着先是新民主主义后来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层领导工作，我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党对于青年先锋主义的批评。

　　我甚至还知道托洛茨基“匪帮”最喜欢蛊惑青年人。

　　修改后的《青年近卫军》里加了一个“地下工作同志”马特维。柯斯季叶维奇·苏尔迦，属于第一批响应号召去帮助农村（收集余粮还是搞集体化？）的工人，后来就一直在顿巴斯各区担任和农村有关的职务。由于本人的请求，“仅仅两天以前”，党同意他留在德军占领区从事地下活动。为了寻找一个住处，他想起了李莎——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赛叶芙娜。十几年前，苏尔迦向李莎说过：“可惜我有了老婆，不然会向你求婚的。”

　　《青年近卫军》（第二版，中译本107页）写道：

　　她敌意地询问地望着这个站在她家台阶上的陌生人……“马特维·康斯但丁诺维奇……苏尔迦同志！”

　　她说，她的握着了门把手的手软弱无力地落了下来。“是什么风把您吹过来的？

　　在这种时候！……”

　　……马特维·柯斯季叶维奇非常镇静地、和解地说，虽然他心里的一根极细极细的弦已经给突如其来的拔动了……

　　我喜欢读这一段，虽然西蒙诺夫早在1957年已经着文指出，法捷耶夫对于《青年近卫军》的修改是不必要的，而法捷耶夫的自杀甚至是愚蠢的。每当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会流下泪来。

　　至于“惊喜无措”呀，“惶惑”呀这些词眼，似乎与的作品有关。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鲁迅选集》，我来得及得到前两卷的馈赠。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呐喊》、《彷徨》和《野草》，而我的大叫着“青春万岁”的心也时而变得沉重了。

　　《尹蔽蔽》——名字起得可好——继续写着：

　　我凝视着她——她还是尹薇薇，六年来并没有变得多，卷起发边，更漂亮，更丰满了。随着目光的头一刹那接触，那久已遗忘的、无数的甜和苦的回忆一股脑儿全翻上来了。回忆搅扰我，压迫我。于是眼泪无端地上涌，于是我讲不出话。

　　……她引她的两个孩子见我，小女儿刚会走路。我吻他们，但是，小的那个却哭；大的男孩子穿得很阔气，推开我，又口齿不清地说：“讨厌！”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候我还未婚么？我喜欢“凝视”，却不希望视野中闯入一个骄横的孩子。我为什么要用一种暗淡的调子描写一个姑娘做了妻子，做了母亲，又做了母亲。我不喜欢孩子？我不喜欢青年人长大？青春，这究竟是一根怎样敏感的弦呢？

　　苏尔迦没有停留在李莎家。李莎向他发了许多牢骚，而马特维·柯斯季叶维奇（即康斯但丁诺维奇的乌克兰语发音）认为，在希特勒军队攻进来，大敌当前的时刻，李莎的牢骚是不能够原谅和理解的。总之，李莎变得“不可靠”了，瞧，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身上也笼罩着未必能轻易驱散的“迷雾”，何况您的经历还远远比不上苏尔迦呢？苏尔迦什么也没说便离开了她。他去找福明，去找那个叛徒去了。他自己把肉己送到了地狱里。

　　《尹薇薇》的第一轮编辑是一家报纸的文艺部，他们发了稿最后因为小说的调子不够高亢而决定不予采用。他们曾经不得已试图改一改，便把两个孩子改成一个孩子。尹薇薇变得只有一个孩子了。这倒与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融洽地契合了。

　　我喜欢“无端地上涌”这样的句子。那时候写小说的人是多么雅致温文啊！后来，我们粗暴了，粗糙了，终于粗俗了。我的女儿有时为我的粗俗而感到无地自容。

　　而我重读《尹薇薇》的时候，我也为小说中的“我”，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酸溜溜的小子而惭愧害羞，我怎么会去写这样的——“鼻涕虫”！

　　多缺少男子汉气啊！

　　……我止住了滔滔不绝的话，一个人看屋子的陈设。我看见了不新不旧的桌子、椅子、茶几、收音机、盆花、柜子和柜子上大大小小的许多包袱。我看见四壁上贴满了从苏联画报上剪下来的画片，有芭蕾舞、运动会、动物园、时装。有的画片右下角盖着“××机关俱乐部”的图章。隔室传来尹薇薇的声音，似乎在埋怨，还有一个老太太的声音，似乎在生气。

　　尹薇薇回到这间屋子，告诉我：

　　“上了年纪的人真啰嗦！我给大宝买了一双小皮鞋，大宝吃饭的时候就爱把脚放在桌上欣赏自己的新鞋。这要什么紧？我妈非不许他这样，惹得大宝哭了一场……唉，摆弄孩子真麻烦！”

　　“柜子上大大小小的许多包袱”，“画片右下角盖着……图章。”那时候，我的讽刺仅此而已。而第一个编辑把大宝改成了大宝宝。第二个编辑又把大宝宝改成了大宝。这份旧稿子真有点“眼”呢！

　　美国人喜欢把脚放在桌上，倒不一定是因为妈妈给他们买了新鞋。据说脚抬高有助于血液回归心脏有助于休息。请问，我为什么不喜欢男孩子？是一种逆向俄浦狄斯情结？

　　而你看不出来么？那“我”对于“物”的厌恶或者干脆说是惧怕。桌子、椅子、柜子、包袱……或者像毛泽东主席喜欢用嘲笑的口吻提到的——坛坛罐罐。毛泽东教导我们说，不要怕打碎坛坛罐罐。我的一个朋友，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都忙于坛坛罐罐。木匠就住在他们家。他们最早做起了各式各色家具。不久，家具就显旧了。后来他在舞会上结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后来他们的家庭也就瓦解了。

　　革命因“物”的匮乏而崇高。一个老前辈常常回忆战争中他们随军转移的情景。

　　他近视眼。来到一条河前同志们叫他脱鞋，准备趟水过河。他脱下一只鞋，往前一放，被河水冲走了。原来他打算先放下第一只鞋好腾出手来脱第二只鞋的，却不知眼前已经是滔滔的流水。当然是在深夜。深夜行军才是革命。深夜接吻或者饮酒或者迪斯科或者睡觉却多半是反革命。六十年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我是他的下级。

　　一场连绵的暴雨漏掉了这个城市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屋顶，他也临时迁移。我和几个下级为他拉运过砖块，修炉灶。那时我已经不害怕“物”了。我终于接受了坛坛罐罐。

　　底下的叙述使我不忍卒读：

　　我问：“你生活得好么？”

　　“我么？”她用食指指一下自己，“真没什么可说的……你申请转业吧，在部队里，不容易找爱人。你复员以后，我给你介绍……”

　　我皱皱眉……“我费了好大劲来找你，有一点事情呢……”

　　食指指自己，介绍对象，我把我当时最不喜欢的一切举动都给了尹薇薇。那时候我一点也不懂得宽容，不懂得“理解比爱更高”，也不懂得国情。我常常生气、悲哀，在生气和悲哀的时候连读老子的《道德经》与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不管用。

　　下面进入了《尹薇薇》的核心，也就是最不成样子的部分了：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六年来，多少次我回忆起那难忘的夜晚和不可思议的谈话，多少次我充满懊悔温习起这一切……1950年暑假以后，我们要好了。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又想要好，又不好意思，没有在一起的时候盼着在一起，在一块儿的时候两个人都觉得别扭，谁都不敢看谁一眼。我们怕同学议论、起哄，怕，怕许多，初恋是无以复加地脆弱的呀！抗美援朝开始了，学校里紧紧张张，同学们忘我地参加各种工作，一下子严肃多了。那时，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劲，使我断定和尹薇薇好下去是“不必要的”，我觉得任何私事都应该摒弃……批准了我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后，晚上，我们在学生会一间放油印器材的小屋里，作了唯一的一次长谈。从国际形势谈起，最后决定结束我们个人的情谊，更加全心全意地献身给伟大的革命斗争。我们决定，为了避免情绪波动，以后就不再通信。当时，我们都很，谁都没透露一点悲哀。我们谈完了，好久，好久，好像还有一点什么事。我建议，五六年以后，等我们成长了，要设法聚在一起合作写一个剧本，或者一篇小说，或者诗，要写写那值得纪念的解放初期的大学生生活。我们郑重地约定了。每当我想起那次不可思议的谈话，只有后面这个神妙的决定留下一点快活，使我相信尹薇薇——这最初闯入我的的人还未完全与我离开，使我掀起美好的憧憬。于是六年后的今天，怀着同样的心，我来了。

　　一个王蒙说：不知为什么我联想起一个故事。这当然只是民间传说。你当然还没有忘记那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主席献红卫兵袖章的女孩子。她颀长，白皙，梳着长辫子，戴着近视眼镜，活脱脱一个女秀才。后来据说是主席教导她只是文质彬彬不行，还要搞“武”的。于是她改了名字，说是不再文质彬彬，剪短了辫子，改换了军装，很可能也抛掉了眼镜，哪怕是露出外凸的黑眼球，哪怕是视力模糊也要充溢革命造反的蛮气。于是她提着牛皮腰带，口里说着“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冲到了“革命”的第一线，亲手用皮腰带打死了一个又一个“地富反坏右”。

　　也可能并没有打更没有打死，传说完全不是事实。让我们假设她只是虚构中的人物。

　　即使如此，所有这一切也只是令人震惊和恐惧而已。也许我们还可能想起一个又一个巧言令色的“斗私批修”与“活学活用”的典型。如果这个时候她忽然又改换了一副腔调，委婉多情、梦魂温柔而又雄辩滔滔地讲述自己是怎样为“革命”牺牲了自己的女性青春，再把这一套陈词滥调用零落的花瓣装饰成一碟不能下酒的拼盘。

　　还可以联想或者设想这里出现了一个发表喋喋不休的演说的光屁股婴儿。一把自称是“见红”千次的豆腐做的牛耳尖刀。一个五颜六色的会唱歌的驴粪蛋儿。一个用模具冲压生产的标准件儿，一种可以避水火的口诀。总而言之这一切令人作呕！而我还根本没有提到那叙述的拙劣，语言的苍白，完全失去信心的胆怯……这样的写作只能是一个真正作家的羞耻！

　　另一个王蒙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有两个情节特别使青少年时期的我感动。一个是保尔·柯察金的第一次入狱。正像列宁所说的，监狱是革命者的课堂。然而除了钢一样的革命者以外，保尔还邂逅了一位纯洁无辜的姑娘。那姑娘在禽兽般的狱长的威胁下宁愿把自己的“处女宝”献给保尔……保尔想起了他爱着的贵族少女冬妮亚。他推开了失身前夕的姑娘，“像喝醉了一样”，而留下那姑娘嘤嘤啜泣了一夜。当然，换了一个痞子就不会这样做与这样写。特别是中国痞子。在中国电影里，都是中国男子娶了外国女子。而实际生活恰恰相反，是中国（包括我们亲爱的台湾）美女追逐“老外”。而更动人的是保尔主动结束了他与乌斯金——一位同样坚强的女布尔什维克的。而当保尔终于省悟这是一种左的幼稚病，希望能恢复他们的情感关系的时候，乌斯金已是人之妇了。这比陆游的《钗头凤》的故事还要动人。渺小的陆游与伟大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说是愚蠢，哪个年轻人不狂热呢？这又为什么不是真诚的呢？如果我还记得那一年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的冬天，如果我还记得你和你，长雀斑的你与有一个不错的歌喉的你，如果我还记得寂寞而又深情的你们在那个寒伧的角落里的男女声二重唱……那是暖人心窝的二重唱哟！然而你们各自有自己的应许，你们的信义是在战火纷飞的前方……你们是怎样自然而然地理智地迅捷地克制了自己。到了你们的晚年，你们会回忆这歌声吗？会流泪吗？会为你们的坚强自制而追悔吗？愿意和那些不负责任的据说是具有神父意识的小痞子们调换自己的位置吗？啊！”

　　尹薇薇用“不论我想写什么着作，孩子撒一泡尿也就冲它个干净了”的话语拒绝了“我”，于是“我”有点悲凉。

　　从理想始，到尿布终，这就是生活在乌托邦中的那时的我为无数“女同志”概括的一个无喜无悲的公式。

　　然后是——

　　她家的保姆进屋添火，扫净了灰以后嗫嚅着和尹薇薇商量：“刚才杨大嫂捎信来，我那二小子又病了，过了一会我想回家看看……”

　　尹薇薇沉下脸，问那保姆：“你的二小子怎么老病啊？这个月你已经回过两次家了。咱们讲定是没有休息，所以每月给你二十八块钱——我们部里干部雇的人都是给二十五块钱……”

　　那保姆低着头，赶忙说：“是，是，不回家也成。好在他病得也不重。”然后拿起装满炉灰的簸箕，退走了。

　　我看着那保姆的背影，心上闷闷的。这时候尹薇薇向我说起雇用保姆的困难，特别是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还乡以后，老实人如何难找等等。我注视着她，我看见她嘴动也听见她的声音，却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奇怪她为什么讲这些。我看见她还是她，同样的细长的眉毛，同样的说话的时候显得尖了的下巴，同样的美丽的小嘴。但是，她的眼光大大不同了。从前尹薇薇的眼光是多么火热和不安呀……实在不能说这样的描写有什么不平常。  但在五十年代后期的那一场运动中，《尹薇薇》被油印成“不得外传”的绝密文件。这篇小说的写作成了一项严重的政治罪行。第一个编辑部已经发了稿并排出清样，又遵命进行了许多删削，包括把两个孩子改成一个孩子，把“保姆听了尹薇薇的指责以后乖乖从命”的句子删掉，把“我奇怪她为什么讲这些”删掉。即使如此小说仍然不能过关，终于因为不对调儿而枪毙。然后转入第二个专业文学杂志的编辑部，第二个编辑部的编辑用红毛笔画上三角，把第一个编辑删掉的段落或句子恢复了过来。谢谢他们！终于也因“运动”

　　的急剧进展而停了车。而后来，是我自己送货上门交代说“我还写过一篇《尹薇薇》”。

　　三十二年以后，回忆起二十三岁时候这种做法的潜意识动机，我甚至怀疑自己骨子里是为了炫耀。作为一个“作家”来进行批评，哪怕是最坏的作家也罢，毕竟是作家呀， 我怎么好意思只贡献出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呢？而《小豆儿》、《青春万岁》，即使想批评也批不出货色来呀！

　　于是《尹薇薇》印成了秘密文件。《年轻人》批起来了很不自在，不仅是作者不自在。因为短短的几个月以前毛泽东同志多次发言保护了这篇东西。而尹薇薇对待保姆的连虐待都谈不上的描写就成了最“反动之处”——叫做“要害”之处了。

　　而我不怀疑那批评是真诚——而且有一定的文采。一位青年工人出身的团干部是这样发言的：

　　“就在小说里的‘我’去找尹薇薇并进行那苍白狭隘的谈话的时候，一列列的火车从黑龙江大兴安岭拉来了木材，一幢幢新楼从过去的荒原和沼泽地上矗起，一个又一个的油井喷出了黑色的石油，一队队地质勘探队员在祖国的地图上做出了新的标志，一艘艘轮船在乐曲声中下水，一面面镰刀斧头红旗下面新党员在宣誓……看，你与你的尹薇薇是多么渺小，多么卑鄙！”

　　他的声音洪亮，气宇轩昂。我过去认为，后来认为，现在也认为他批得情理并茂，超出了平均水平。

　　然而渺小不一定就卑鄙。膨胀着拉大旗者，倒可能是卑鄙下面一笔是写尹薇薇为了买收音机把自己的文学专业书籍给卖了。这样的痛苦的经验是实有的。或者也许可以干脆说：又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我说我得走了，因为晚上有事……

　　“真的不吃饭了？”她失望地问了我一句，披上呢子外衣。

　　门外刮着刺骨的寒风，胡同里静悄悄。只有一个卖萝卜的老头儿，背着筐筐，提着摇摆欲坠的煤油灯踯躅着。我们并排走，像六年以前，我在左边，她在右边。

　　我劝她不必送，她没言语，跟着我。

　　“你不高兴了吗？为什么？究竟，我们是朋友。六年，一晃就过去了，今天好容易见了面……连顿饭都不肯吃……”

　　我用低沉的声音告诉她：“……你家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小画片，像一块块的膏药似的。你应该允许保姆回家看望生病的儿子。你责备你的母亲也没有道理，大宝的习惯不好，儿童教育是不能不管——”

　　原稿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丢失了一页手稿。叫做残缺的美。这篇复原小说的题目应该叫做《残缺的尹薇薇》。这篇旧稿是在1979年由“摘帽办公室”还给我的。

　　有一个长着大眼睛的肤色红黑的圆脸姑娘，解放前她已经上了学。据说有一次吃鸡她表示要吃鸡的“后腿”，因而被工农干部所嘲笑。即使在批评的时候她的态度仍然礼貌而且文明，她大概是分工批老头儿卖萝卜的，“怎么能这样写呢？你看你把我们的生活写成什么了？你才这么小的就这样写……”

　　她很可爱。不止一个人追求过她。祝她幸福。

　　读《青年近卫军》的时候，我觉得苏尔迦的遭遇写得很动人。李莎或者叫叶李莎维塔向苏尔迦发牢骚，责备干部和军人通通向东方撤退而抛下了人民。于是苏尔迦判定李莎是不可靠的，他转而去找早已彻头彻尾地腐烂了灵魂的福明。福明出卖了他。他关在监狱里，受了酷刑。他一次又一次地忏悔，为什么不分忠奸，不相信人民。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直觉而相信一小片公文纸——公文纸介绍说福明是好人……还说到了苏尔迦当政期间怎样使小学教师失望，没有给小学教育以足够的关怀重视……这是“最主要的失望”呀！沉重的忏悔是何等动人，这取得了政权变成了当权者的共产党人的沉重！

　　福明的叛卖与最后被青年近卫军处死，是作家的虚构还是写实，我不知道。但《青年近卫军》中还有一个真名真姓的人物斯塔霍维奇。书中、同名电影中表现他是一个叛徒，由于他挨不住刑讯，一个又一个地招供，使青年近卫军的成员一个又一个地落入德国占领军手中，全军覆没。最后，在德军撤退以前，叛徒和爱国者一起被处决了。

　　虽然是一起被处决了，爱国者流芳百世而叛徒遗臭万年。

　　苏共二十大以后，说是经过调查，斯塔霍维奇并不是叛徒，他也是爱国者。他的名字将与奥列格、邱列宁等列在一起。而这个时候，法捷耶夫已经自杀了。

　　又是春天了。一两天阴雨，然后是晴朗的骄阳下空中飞舞的柳絮。参加完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汽车驶过故宫紫禁城边的筒子河的时候，柳絮如雪浪起伏，“我”

　　与尹薇薇他们别来无恙吗？以“我”的幻想和心情，他的日子不会是顺利的和快乐的。三十余年以后，他变得心平气和乃至游刃有余了吗？尹薇薇的丈夫提升成什么官儿了？按年龄她该退休了吗？一事无成而年龄已长。他们的孩子没有去天安门广场闹事吧？更重要的是身体健康，没有得肝癌？或者没有因为心脏疾患而突然结束了一切？今天一天就陆续得知了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与京剧艺术家方荣翔的死讯。

　　如果尹薇薇去世了呢？他们的讣告上应该写什么呢？

　　这里埋葬着一个普通的人，他幻想过也苦恼过，后来不幻想也不苦恼了，后来就结束了或者成了小孩子们眼中的迷雾了。

　　这里埋葬着一个普遍()的人，她没幻想过也没苦恼过，她还没有开始，后来就结束了或者成了小孩子眼中的迷雾了。

　　小说的结尾应该是“我”告辞走在胡同里，没错儿，我记得“我”走得很快，但还是听见背后尹薇薇的叮咛的叫喊：

　　“风大了，竖起你的大衣领子！”

　　那么大的风，竖领子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旧情如柳絮，拂也拂不去就是了。这句话我在一篇纪念鲁迅的散文中提到过。

　　又要起风了吗？

　　1989年4月

　　王蒙：夏天的肖像

　　丈夫走了，涛声大了。

　　涛声大了，风声大了，说笑声与蚊子的嗡嗡声，粗鲁的叫卖吆喝声，都更加清晰了。

　　涛声大了。每一朵浪花奔跑而且簇拥。欢笑、热情、痴诚地扑了过来，投向广延沉重的海岸线。而海岸是冷静的，理智得像驻外大使。它雍容，彬彬有礼，不做任何许诺。无望的浪花溅起追逐的天真。怎样奔跑过来的，又怎样忧郁地、依恋地退转回去。

　　这是永远的温存，永远的期待，永远的呼唤。永远地向远方，向海天一线眺望的目光。

　　又是电话，电话叫走了丈夫，电话比她的心愿更强。只来了三天。丈夫，多病的儿子，她，这是一个世界。太阳、地球、月亮是一个世界。学校、家庭、机关，这也是一个世界。她本来生活在小世界里。丈夫走了以后，大世界、大海的世界更大，而且更凸起。开阔而又陌生。

　　毕竟已经在海滨度过了三天。新兴的海滨旅游地，新新鲜鲜地招揽人，却又嘈杂、肮脏而且俗恶，一个莫名其妙地矗立在大道口的雕塑说是海神，曼然看着她，觉得更像是住家所在胡同口卖猪肉的大姐，那大姐当着排队的众人的面把好肉割下来，用荷叶片包起来，放在柜台下边，送给关系户，人们用耐心而又不以为然的漠然目光看着大姐一样的雕塑。游客在沙滩上在台阶上在底座上在虚假的洋灰亭子里公然拉屎拉尿，把玻璃罐头瓶砸碎踢开迎接游泳者的赤脚趾。一个长发——只像逃犯可不像港仔——小伙子和他的同伙玩三张扑克牌的赌博，吸引了一群作壁上观的游客。警察也装作看不见——据说警察和小伙子们的交情不坏。然而人人都穿得不错，发饰、眼镜、遮阳伞与遮阳帽花样层出不穷。人们突然迫不及待地现代化起来了，匆匆忙忙地来开发这块沉睡了千万年的海滩。

　　然而一走进大海就全然不同。踩上细柔的沙和硌脚的石头。闻见温湿腥香的海的气味。波浪震摇聚散的黄、蓝、绿光晃弄着她的眼睛。特别是那一个又一个鲁莽而又亲切的浪头推触着拥抱着过滤着她。而风开阔自由得叫人掉泪。突然置身在一个大得没有边儿的世界里。那是一种突然受到了超度的大欢喜。许多的窗户都吹开了。许多的撕落了的日历放飞起来，像满天的风筝。许多的退了色的贺年片上的小玩偶换上新衣，眼珠活动，唱出了耗尽电池暗哑多年的圣诞曲。

　　便回到走到那十色五光与一片安宁的树叶里去。跳猴皮筋的时候唱起无字的猴子的歌曲。戴上红绸领中与中队长臂徽指挥一个中队敲响了铁皮鼓。在日记上画了一艘帆船而且把眼泪落在船帆上，突然对爸爸和妈妈是那样厌烦而宁可去问一只雨后的蜻蜓：你快乐吗？和几个同学一起不买票而挤到火车上到神秘的远方去。在春季运动会上为了得名次而摔折了胫骨。第一次懂得了友谊的刻骨铭心和被背叛和出卖的痛苦。宣布绝交又终于和好了，忽然感觉到自己变成了一个狡猾的姑娘。便不再把自己真正的考试成绩吐露出去……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么？这一切都存贮在大海里，等待着追寻和温习。

　　是不是从胎里便坐下了一种——教条儿？上小学以后便认定自己应该不能再玩羊骨拐。戴上了红领巾便不再跳皮筋。上了初中以后不再读连环画故事。上了高中以后便一再拒绝在联欢会上表演拔萝卜舞。上了大学呢，上了大学以后退出了篮球队与田径队。恋爱以后便不再在夏天游泳。结婚以后呢，结婚以后连电影院都很少去了。丈夫是个了不起的人，她每丢下一样稚气丈夫就升迁一次，而家里便增加一样新的设施。有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它便是她的影院、舞台、俱乐部。而当八年前生了孩子以后，当孩子从小患了需要卧床休养的肾病以后，她除了丈夫和孩子以外已经什么都不要了。三十六岁的女人，她只要幸福。她已经得到了幸福。守着生病的儿子，讲她当年参加夏令营到大海里去游泳的传奇一样的旧事，这也是幸福。

　　儿子细声细气地问道：妈妈，真的吗？

　　真的，真的，当然是真的。别怕，这里的水很浅。你踢呀，你打呀，你趴下，妈妈托住你的肚子。咯咯咯，你笑什么？你已经康复了，你会成为一个和别的男孩子一样有劲儿一样勇敢一样调皮的孩子。刷，刷，刷，溅，溅，溅。你说，海水好吗？对，别怕，让海水在你脖子上流，让海水从你的腰间流过，扎个猛子，让海水托你的打你的脸，让海水顺着你的每一根头发流。哈哈，也顺着我的头发流。当然。

　　你看，海多大啊，多宽啊。那里是游得好游得远的叔叔。那里是气垫，是橡皮船。

　　有了它我们可以游很远很远。没有它我们也可以游很远很远，等你学好了的时候，也许一个夏天不够，那就两个夏天，两个夏天你是几岁，妈妈是三十八岁。我们一直游到那个比橡皮船还远的地方。我们一直游到比那个轮船还远的地方。也许我们能一直游到天津去。什么？游到美国去？那也行，傻孩子，美国有什么好？可口可乐？岸上的倒儿爷就卖可口可乐，他们是从美国倒来的，哈哈哈。孩子喝可口可乐不好。妈给你买汽水。唔，这儿的汽水可真坏，颜色绿得像槐树虫子。那……好，你在这里吃冰棍，我往深处游一下，你数一、二、三、四，等你数到一百五十我就回来。

　　妈妈，你游一个远远的去！

　　对于海，又有什么远远的呢？又有谁能做到远远的呢？划水，蹬水，滑行，她感到了自己在海里的行进，抬头，吸气，四下里茫茫洋洋，海是我的，我是海的。

　　每个动作都唤起海水流过她的头顶，耳朵，鼻孔，眼睛，钻过洗过摸过她的每一个部分每一块皮肤游泳衣里里外外的每一道夹缝。一下，沙，两下，沙，三下，沙，她超过了一个又一个在浅滩上嬉戏的爱海又怕海的后生。三天的时间使她的每一个关节和每一根手指脚趾都恢复了活力和轻盈，三天的时间使她的七窍和肺叶恢复了均匀剔透的畅通，三天的时间恢复了她十三年也许更多一点的与海的荒疏。在红领中夏令营里她游得像一条梭鱼。那时候下海的时候高声朗诵“提高警惕，准备打仗”

　　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去游泳就像去杀敌。无私的海，还有什么能像海这样在久久的疏离之后毫无保留毫无芥蒂地接受她拥抱她触弄她和洗濯她，而且引着她召着她不停地前进呢！已经数到了七十了。可儿子会不会数得快些呢！

　　也许数到了一百三十八。也许数过一百五十他会惊慌会哭泣会以为她已经葬身在大海里。为了安全她给他讲过淹死人的故事。她已经惊吓过他的幼小的心灵。这里人们又饶有兴味地传诵着据说是去年的海上罗曼斯。说是有一对新婚夫妇度蜜月来到这里，租了一只橡皮船到深海里去。他们携带了一个西瓜，要在橡皮船上，在海浪的起伏上共同吃甜甜的多汁的西瓜。多美！新兴的寒伧而又雄心勃勃的海淀休养地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建成东方的威尼斯！然而，现代派的恶毒的舌头嘲弄着一切浪漫古典的温柔，甚至也容不下淡淡的。新郎操刀切瓜用力过猛，划破了橡皮船的气阀，船沉了，新郎新娘双双失却在海里。是殉情还是殉西瓜呢？摇头叹息以后又忍俊不禁。

　　儿子，我回来啦。你看见我游了多远了吗？你数够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了吗？

　　你急了吗？妈妈，我没有数。我没有着急。我知道您一定会回来的。您游得可远了，您游远了，我再一数，您多着急呀……

　　我亲爱的儿子！是你幼小卧床的经历懂得了被爱被照顾便懂了爱与照顾妈妈吗？

　　该死的托儿所的二把刀医生！竟然在孩子感冒发烧的时候给孩子注射预防针。愚蠢是怎样的罪恶。它夺去了儿子那么多童年。当陌生人纷纷夸奖这个孩子真乖的时候，妈妈想大哭大闹一场！

　　她和儿子说得、玩得正好，世界只剩下了海、儿子和她自己。海能够代替父亲吗？海有没有父亲的性格？无所不在的海面的反光怪耀眼的。然而，以海的光为背景，她感到了出现在这里的逆光的黑影一条。

　　转过脸去。是他。

　　清晨，她起得比等着看日出的人还早。在疗养院门口，她听到一个青年人与所长的谈话。

　　“我想找个住的地方……”

　　“房间全满了。”

　　“我可以住会议室或者仓库或者食堂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实在不行，您能允许我在树底下廊沿底下露宿也可以，我交钱。”

　　沉默了一会儿。钱的力量是动人的。钱就像，你越抗拒就越是无法抗拒。

　　“可以。你可以住在木工房里。天亮了，你就得走。天黑以后。你可以回来。

　　一天八块。你可以在这里洗淡水澡，只要有水。”

　　“吃饭呢？”

　　“吃饭不行。我们的食堂太小，只供应在这里休养的本机关的干部……外边吃有的是，一碗汤面一块五，包子一块钱四个……”

　　协议达成了。这是一个瘦削的，虽然劳顿汗垢仍然令人觉得潇洒的青年人。潇洒的是他提起他的怪模怪样的行李的姿势。他像乐队指挥在演奏序曲以前那样地甩一甩头。他个子很高，脸上身上没有一点多余的块块条条。眼睛有点小，却又像是因为矜持和礼貌而故意眯起来的。为什么要睁大眼睛呢？在面对未必欢迎你的目光的世界的时候？他向所长一笑，笑得既谦卑又骄傲。

　　他为什么站在那里，挡住一条条海的光，看着她呢？

　　她对自己的泳衣不好意思起来，拉着儿子就走。

　　便去吃冰淇淋。农民经营的“万国酒店”的冷饮部。有气派的名称，有闪闪灭灭的彩灯，有淋洒饮料的电器，有大柜台与各式各样的瓶子，有霓虹灯，有天知道是中国内地的还是港台的还是干脆是外国的咣唧咣唧的流行歌曲。有啤酒也有三色冰淇淋。冰淇淋的颜色鲜艳得过分便显得伪劣，吃到嘴里粘牙，莫非是放多了面粉？

　　便去冲淡水澡，一会儿有水，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水冷得刺骨，一会儿烫得她大叫。真是绝了。

　　便和伙伴们一起玩扑克牌。牌老是出错，竟把红心当成了方块。伙伴们取笑她在想孩子的爸爸。然而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在乱哄哄的夏天，在海边，在有病的儿子身旁，在三十六岁的时候，她怎么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呢？想家想丈夫想再下海想休息想抓着一个大鬼？

　　不玩牌了，去邮电局。新盖的邮电局发着油漆味。营业厅很不小。只是到处蒙着一层尘土。有两个外国女孩子到这里来发信。她感到羞愧，不自主地掏出手绢擦柜台的土。然后她与丈夫通了电话。在疗养所叫电话总是叫不通。

　　“出了什么事？宝宝发烧了么？”丈夫的口气里充满了惊慌。

　　“没有。宝宝很好。我问……”

　　“啊，把我吓坏了，他真的没有发烧？医生说，一定要避免感冒。而且他对青霉素过敏……”

　　“那你打电话干什么呢？有什么别的事吗？安全方面怎么样？没有把粮票钱票弄丢吧？在我回来以前，你一个人最好不要下海，下海也不准离岸超过五米。太危险！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你有什么事？你方才说你问，你要问什么呢？我刚开会呀，现在还在开会呢。”

　　她很抱歉，她放下了电话，交了四块多钱。无缘无故地打长途，又干扰丈夫的工作又浪费钱。她太不对了。

　　便回房间，听正在施工的掘土机的轰响，闻柴油燃烧所释放的气体。听小贩叫嚷：“包子，包子，大馅的包子，一块钱四个！”“盒饭、盒饭，两块钱一份！”

　　“照相来，照相来，柯达彩色照片。”中国真伟大，要什么有什么，说红卫兵呼啦一下子都成了红卫兵，说做买卖一下都成了买卖人。说旅游呢，到处便都是“万国酒店”了。

　　晚上一处红红绿绿的霓虹灯闪烁的地方说是有歌舞表演。歌舞团才组织起来三个月，大多是农民的女儿。看着农民的女儿们穿着超短裙、高跟鞋、烫着头发抹着口红拿着话筒说着“谢谢，谢谢……”在架子鼓和电吉他的伴奏下唱起邓丽君唱剩下的歌！

　　银河，银河

　　……伴着我

　　曼然不知道是有趣还是肉麻，是热闹还是寂寞。

　　她领着孩子走出来，心想，也可以睡了。在家里过去一般是十一点睡觉，有了孩子便陪孩子早睡，十点睡过，九点半睡过，九点也睡过。那年夏天，孩子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一天傍晚乌云密布，雷雨交加，孩子要睡，丈夫出差开会，她便在六点多陪孩子睡下了。刚睡下不久，阵雨过去，雨过天晴，夕阳竟又把世界照得亮亮的。她醒了，看着窗外的耀眼阳光，一时竟以为已经是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原来长长的一夜还没有开始呢！

　　在与自己所住的休养所相邻的一间大楼里，传出来极悦耳的钢琴声。她停住了。

　　看门人向她做出一个“请进”的手势，她进去了。

　　她来到大厅。只有二十几个观众。一位女钢琴家正在用不知道有多少个的手指掀动琴键，发出令人沉醉的高雅的声音。

　　她屏气静神。钢琴，竟然也成了已逝的往事。小时候她还练过琴、想过琴呢。

　　一上中学她就断然与钢琴告了别。她呆住了。她没有想到超出周围的环境与人之上，这里竟有真正的艺术家：她静听着潮水一样、风一样、马蹄一样的琴声。琴声一阵又一阵地弹过来又弹出去，好像一只在树林里迷了路的鸟，东飞西撞，急切而又天真，偏偏找不到飞向天空的路。鸟变得急躁、失望、痛苦。鸟的翅膀已经扇不动了。

　　鸟落到了积满落叶的地上……那钢琴家的容貌和神态尤其令她动心。是不是上中学、梳两条辫子的时候她听过她的演奏呢？那时候她用吃早点节省下来攒下来的钱去买音乐会的票子。那一位女钢琴家也是穿着黑色的连衣长裙，头发上系着一根丝带。

　　她好像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和正在做什么。好像正有一个感觉从她的身体深处灵魂深处升起。那样痛楚，那样紧皱，那样切割，那样逗弄，那样纠缠得甜蜜，而又那样地舒展自由。你要仔细地端详，努力去发现她的随着音乐不断变化的表情，那种自身比钢琴还灵敏的对于手指的感应。她是笑了吗？痛了吗？紧张了吗？迷恋了吗？

　　摇头了吗？闭眼睛了吗？用力了吗？快乐而又满足了吗？她的表情似乎和音乐一样微妙、变化多端、不可思议而又令人落泪，令人兴奋激扬。她的神圣体验把十一岁的小女学生曼然带入了一个彼岸的世界。

　　像旧梦的重温。像打开了一间封闭已久的房屋。像找到了一封遗失多年的来信。

　　曼然盯住了钢琴家，随着钢琴家神情的变化而变化起自己的神情来。

　　我真羡慕呀：曼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出了声。

　　又一个新的曲子开始演奏了。曼然竖起耳朵捕捉这陌生的旋律——有什么办法呢，很久以来，她没有听过正经的音乐特别是钢琴了。丈夫回到家，顶多听听通俗歌曲和电影插曲。

　　“是B小调奏鸣曲，李斯特的。”旁边似乎有人轻声告诉她。

　　她略一旁视，才发现身旁坐着的又是那个住木工房的潇洒的年轻人。他也在这里！

　　他们一起回到休养所， 随便说了几句后来完全记不起来的话。 分手时还说了“再见”。要不要说“晚安”呢？似乎太洋了一点。

　　第二天他来敲她的门。那时她吃过早饭，正与儿子下动物棋。

　　“我想给您画一张像。我是美术学院的老师。这是我的工作证。”他说，公事公办，很严肃。

　　“不，对不起，我不同意。”她立即拒绝，而且慌乱起来。

　　“真的不可以吗？”

　　“嗯。你为什么要画我呢？您可以画别人。”

　　年轻的画家毫无表情地转身而去。

　　她心慌意乱。和儿子下棋的时候竟把大象往老鼠的嘴下送，又把狮子当成了豹子，给她画一张像？这么说，她有什么值得人画的吗？为什么不去给那个女钢琴家画像去呢？还没有见过比她更美丽更动人的人。而自己，自己又有什么可画的呢，她将在画家的画笔和颜料下，留下什么样的形象呢？昨晚还和人家并排坐着听音乐，并听取人家的介绍。而今天突然这样不讲礼貌地拒绝了。连考虑都没有考虑。连说一声“让我考虑考虑”都没说便断然拒绝。难道有什么断然拒绝的道理或者规定吗？

　　有什么不好呢？即使是被一个陌生人画进了自己的画。真是从小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者呀……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想给您画一张像，可以吗？

　　一连几个小时他的问话、他的声音都在耳边回旋。那声音似乎是粘重的，滞留在空气里，她的耳朵里，难以消除。在下午游泳的时候，在游离了海岸一百五十米以后，在有规律的划水蹬水声中，她突然听见海浪轻轻地说：

　　给您画一张像，可以吗？

　　可以，可以，她要大喊。欢迎！欢迎！谢谢你！谢谢你！为什么不给我画像呢？

　　就画我在海边，在海里。就画我穿着泳装。就画我跳猴皮筋。就画我坐在音乐厅的软椅上听音乐。就画我弹钢琴或者开飞机或者在空中跳伞吧。我还没有那么老，我还活着。我的手臂划水的时候还憋足了力量，我还分明受到了海潮的鼓动与催促。

　　我分明感受到了大海是如许温热。我还像李斯特的钢琴曲一样地热烈和活泼。

　　给您画……可以吗？

　　不，我不同意。她却是这样回答，是谁命令她这样回答的？

　　一阵激动。她呛了一口水，咳嗽起来。她忽然一闪念，也许就是这一次了，她将沉没在汪洋大海里。她将晕倒，呛水，抽筋，恐怖地挣扎，愈挣扎愈陷入海底。

　　十几分钟以后——以许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她的身体将会轻轻静静地漂浮上来，她将变得苍白、浮肿，像一块被浸泡的面包，她将受到惊呼，受到痛惜。她的儿子将呆呆地望着已经永远失去的母亲。她的丈夫将哽咽着跺脚：真是胡闹，真是胡闹！

　　临走时我早就嘱咐过她，我不在，你不要下海！你不得下海！绝对不准下海！一片混乱。然后，她被忘记，她没有留下肖像，连一张理想的照片都没有，她所在的城市照相馆的技工，怎么都那么蠢呢？所以世界照常运行，连丈夫和儿子也将接受这一切并且习惯下来。画家也将把她忘记。她有生以来本来也没有引起过任何画家的注意。这究竟有什么不好呢？反正人总是要死的，老得不成样子了麻麻烦烦地去死，往鼻子里插管子，割开喉头，不间断地输氧，一身屎、尿、褥疮，然后在手忙脚乱的假惺惺的抢救之后彻底完蛋，又比淹死在大海里好在什么地方呢？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美好的幻想……可惜的是，她摆脱不了俗套子，摆脱不了那把她拴在岸上的铁的法则。怎么游出去的，便又怎么乖乖地游了回来。往大海深处游去的时候又兴奋，又壮丽，又紧张，又骄傲。往回游的时候，又安全，又忧伤，又单调，又疲乏。就像高高举起了倔强的头颅，却又深深地把头低了下去。

　　晚上儿子突然发起烧来。乖儿子一再说：“妈妈，您别着急，我没有什么。”

　　孩子的懂事更使妈妈心疼，曼然掉下了泪来。她找休养所所长，又麻烦了服务员、司机，找来一辆面包车。从木工房里跑出来年轻的画家，他也在一边忙忙乎乎，意欲助人为乐，好像也有他的什么事似的。曼然几乎是粗暴地把他轰走了。然后去到一家部队的医院。然后讲好话，亮牌子，说明儿子的爸爸是谁是谁。休养所所长还暗示他们曾经帮助这家部队医院解决过名牌白酒和新鲜对虾。便给孩子临时在病室走廊加了一张床，静脉打点滴，生理盐水、青霉素和葡萄糖。医生说这个海滨的发病率非常之高，高烧拉肚子的人比比皆是。食品卫生是一个大问题。曼然不住地点头，完全赞成医生的看法而且认为这些看法与儿子的病一样的重要。

　　后来孩子就睡着了，医生也去睡了。病房里的所有病人与病人家属都睡得很香，好像根本不存在什么恼人的病。当然，所长、司机、服务员与面包车早已走掉了。

　　只有曼然难以入睡，她摸着儿子的发热的额头，痛苦地感觉到这场病是上天对她的惩罚。游泳游的，她的心太野了。

　　第二天天亮以后病就好了。回去休息，巩固一下，再吃点消炎药。退烧药备用，发烧时再吃，不烧就不吃。面包车便又来了，只有司机和年轻的画家。画家赶忙解释说：“所长让我来的。别人，白天脱不开身，您去办手续，我帮你抱孩子。”

　　孩子平安地回到了休养所。妈妈不停地给孩子讲小时候已经讲过许多遍的孔融让梨与猴子捞月亮的故事。给孩子的爸爸又打了一个电话，她向丈夫忏悔，她没有照顾好孩子，她没有完成任务，她对不起他们父子。恰恰丈夫也要打电话来，说是这个会以后又有一个新安排的会，必须去。这就是说，不可能再回来陪她休息。怎么变成了陪我？她不解地想。便说等孩子的康复一巩固便马上回家，而且她加了一句：“我再也不下海去游泳了。”

　　第三天上午十点四十四分的回城火车。吃过早饭以后，画家拿来一张炭画素描。

　　画的是那个女钢琴家，她高雅地坐在琴凳上，目光那么含蓄，那么深情，那么遥远，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微微偏着头，那角度和阴影令人赞叹。

　　“如果您喜欢，就把它留下吧。”画家毕恭毕敬地、温柔地说。

　　“您画了那个钢琴家！真难得，只不过听了一晚上的曲子。您画的这个角度、这个神态实在是太好了！”曼然全然友好地说。

　　“您再看一看……您再看一看……”画家请求说。

　　“是的，这衣裳和琴凳画得也非常好，整个气氛非常地协调……”

　　“我不是说这个……”画家的声调似乎有点急躁。

　　“您难道看不出来……”画家又说，“我画的是您吗？您和那位女钢琴家，双胞胎一样地相像。您的眼睛您的神态比她的还更富有情感……对不起，我并不认识您，我也许不应该这样画。我请求为您画像，遭到了您的拒绝……但我还是画了。

　　如果您生气，就把它毁了吧。再见。您好像给孩子穿得太厚了……祝您好。”

　　离去的时候曼然才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新兴的海滨旅游点的腹议，是太苛刻了。最重要的是这里有海，有人，有涨潮与落潮。连那吵吵闹闹推推搡搡肮肮脏脏也叫人心痛。农民的女儿扭着腰肢唱邓丽君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中国的女农连扭腰的资格也没有吗？也许终于会扭出点新花样。也许扭了一阵子就不扭了。也算是坐到了，开过了这一站。了不起的钢琴，离着真正欣赏你，还远得很。那些高雅的绅士淑女，那些伟人，如果落到了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百姓的境遇，也许表现出来的风度还不如我们。谁也没有权利抱怨和责备别人，正像没有权利抱怨和要求退换自己脚下的土地。这是多么可爱的土地哟！

　　她怀着完全谅解、疼爱和留恋的心情在火车站台上徘徊。她东张西望，等待着，等待着。离开车只有十分钟了，广播喇叭在催促“送客的同志”赶快离开车厢。列车员示意要她迅速上车。她仍然满有把握地等待着。直到最后一分钟她仍然相信，他会来的。那个素昧平生的画家孩子会来的。是他发现了她，了解了她在海里、在钢琴演奏的时候乃至孩子生病的时刻所感觉到的一切。他画的那个“她”的目光里有多少含蓄的渴望和飞不出茂林的鸟儿的痛苦，那圣洁的面容正是她梦寐以求的。

　　那肖像才是真正的被找出()来的她！她愿意为这样的面容这样的目光去死。这次，在车站上，在临别的时刻她要接受他的赠画。然后，她也要去弹钢琴，她也要去作画。

　　她将欢迎他再画自己，她可以为他的绘画端坐四十分钟或四百四千分钟。她还要再问问自己，你是怎么样的，你能够是怎么样的。她要握紧他的手，说一声“谢谢你”！

　　火车开了。她恍惚看到那画家奔跑而来，那个画上的更好的她奔跑而来。她向他们招一招手。她知道这一年的夏天已经离她而去。

　　198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