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临街的窗

　　王蒙：临街的窗

　　在我幼小的时候就注意到胡同东口那一家的临街的窗子了。高大的合欢树，永远紧闭的暗红色的门，剥落的油漆，稀稀落落的、步伐沉重的行人，推车卖货的小贩，吵吵闹闹的上学和下学的孩子，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就在这单调的与乱哄哄的诸种景色之中，有一扇小小的高高的窗。是一扇永远打不开的窗。是一块安装上了的玻璃。是一个透光的方孔，尽可能安置得高。这样，在采进光照的同时却不会暴露室内的秘密。

　　我们的城市是不作兴把窗子开在临街一面的。人们都是把窗开在院子里，叫做四合院也可以，虽然未必四面都有房子。所以，当晚间走过这个胡同，那多半是看完了白云或者陈云裳主演的、完全不适合我这个年龄的孩子看的乏味的电影之后。

　　黝黑的胡同和更加黝黑的树影里，只有一扇窗口透露出橙黄色的灯光，只有这一家人没有用绝对的砖墙把自己与胡同、与街、与城市、与不相干的路人隔阻开来，这使我觉得温暖，我推测，那里面大概住着一个好心的母亲和她的女儿，母亲正催促女儿在昏黄的灯光下做功课。也可能是一个会写童话的孤独的老头儿，他看一眼自己的住室的高高的临街的窗口，就会想出一个逗人的故事。或者就是一个准备远行的青年吧，第二天天不亮就会有人在窗下轻声叫他，他们一起出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不那么残暴也不那么穷困的地方去了。

　　后来我大了，我没有固定的职业。有的医生说我的肺部有某种感染，有的说没有什么。这样，我常常有时候徘徊在离那窗口很近的合欢树下。每年学生考试、放暑假、升学并因而焦头烂额的时刻，合欢的金红花儿盛开。合欢花儿就像我的青春一样地虚无缥缈，然而灿烂。在合欢树下，我听到了——隐约地听到了窗里传来的说话声和音乐声。

　　我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音乐，是西乐还是国乐，是什么乐器在响，是什么旋律和节奏。我好像没有抓住它的声音，甚至也没有感染到它的情绪。但是我已经共鸣了，我已经震颤了，一种温柔的暖流已经流遍我的全身，我傻笑了，我觉得我已经不完全是我自己，世界也不完全是这个破烂的、摇摇欲坠的世界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她的说话声：

　　你好，我的朋友！

　　这是在对我说么？她是谁？再也听不见什么了，但还是有喃喃的低语，有一种诱导和抚摸，有一种语气，有一种呼吸，有一种人的温热，人生并不总是那么孤独。

　　记得当年年纪小，

　　我爱唱歌你爱笑……

　　这是我悄声唱起的歌。也许，她能听见？

　　后来我参加了革命。后来我离开了家，离开了那条胡同，忘记了那扇窗。我很忙。我唱完全不同的歌：

　　我们是投弹组，

　　战斗里头逞英豪，

　　杀呀！

　　几十年后我们那么快地老了，离职休养回到家，回到我们的城市仅存的几条面貌依然的小胡同来了。

　　我找到那间具有临街的窗的房子了。窗已经堵死了，只有像我这样的老居民，才能依稀分辨出窗的遗迹及它与后砌的砖的接茬，尽管这茬口已经掩盖在白灰、青灰与麻刀的灰皮之下。合欢树已经没有了，代替合欢的是年轻的杨。行人稠密，儿童欢笑，还常常有汽车经过这里，汽车的牌子有上海、雪铁龙、奔驰和桑塔那。暗红色的门的油漆剥落得更多，但门是经常打开的，有许多人从这门里进进出出。有出来打太极拳的，早上。也有挽着手出来去跳舞的，礼拜六晚上。

　　我看着已经堵上的临街的窗，祝福它过去的和现在的主人。想象着一幢一幢的新楼，一排又一排的大玻璃窗灯火通明。传出了让·米歇尔·雅尔的电子合成音乐《朔望》和芭尔芭拉唱的“我没有带给你一束花……”窗帘也愈来愈讲究了。它们将唤起新的、密集得多也奇妙得多的幻想，给新的徘徊者以安慰，我想建议有关部门努力减少街道上的噪音，使窗里的人生活得更安逸、美好。

　　这间房子老显得黑洞洞。向阳的一面窗子开得很小。南院墙离得近了，常常把阳光挡住。窗下堆着一大堆煤块，是四轮车从皮里青矿拉来的，当然，漆黑。我们又是冬天搬进去的，冬天日头矮。

　　不过门前有一株苹果树，每年长出七八片叶子，过晚地发芽，过早地枯黄，无人过问，却还活着。但总要死的。

　　冬季取暖用的火墙连同给墙提供火的砖砌的灶把房间一分为二。屋内的墙潮乎乎，不白。房子刚修好，还没有干。住人生火以后，满屋的湿霉麦秸味儿。每天早晨水汽把窗玻璃涂上厚厚一层雾障。

　　几天以后墙上的原先没有溶透的石灰开始爆炸，绽开了百花。又过几天，奇迹出现了。和泥用的麦秸里是不乏没有扬净的麦粒的，这说明了生产队劳动责任心的缺乏。在适宜的温度与湿度的作用下，麦粒苏醒了，萌动了，欣欣然发出了碧绿的芽。我的四面墙壁生机盎然。

　　“这是我的‘试验田’。”我告诉来访的新结识的维吾尔农民朋友。他们笑个不停。他们忠告我说，这样潮的房子，又是冬天，是不能住的。勉强住进去，会得关节炎。

　　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同样的逻辑，那么多倒楣的事都碰到了，还怕关节炎么？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地住下来了。

　　火墙的一分为二是把少半部分分在向阳面，背阴面倒在正房。正房有两扇对开的较大一些的窗户，临街。

　　这是一九六五年我先到伊犁、妻后来也到了伊犁以后住的第二“所”房子。九月份妻到了，分到伊宁市的一所中学，先临时住在共青团总支部的一间废弃了的办公室。十一月天寒地冻以后才搬进这所修好的极端简易的土房子。

　　但我们充满了生活的新鲜感，对来到伊犁，对在伊犁的重新团聚，对分到新房子，对临街的窗。从前（注意，是从前，就像老祖母给孙儿讲故事似的）我们在北京的时候，还没住过有着临街的窗的房子。

　　窗外的街巷是一条宽广的土路。两面各有一道小渠，并不经常有水。渠边是两排杨树，树干挺拔有力。土路上来来往往的主要是步行的与骑自行车的人。有时候有两三个骑马的人走过。有时候一匹马夫妻两个人骑。妻子在丈夫的前边，在丈夫的怀里，让人觉得很有。即使别的什么都还没有。伊犁人骑马的习惯与南疆喀什噶尔人不同。喀什噶尔的一对夫妻骑马与美国西部片上的一对情人骑马奔逃的形象是一样的，男在前，女在后，双手攀着男子的肩。伊犁之所以相反，据说是因为伊犁人的妻子是抢来的。清代为了屯垦荒凉的伊犁地区，喀什噶尔人到伊犁安家落户，并且规定凡去伊犁种麦子的，有“权”抢一个媳妇。抢来的媳妇，更加宝贵，当然要搂在怀里，不可须臾离之了。

　　每天拂晓以前，可以听到车轮轧轧声与马脖子上的铜铃的叮冬响，那是去煤矿拉煤的车。冬季，他们到煤矿，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这样，便竞相早起，越起越早，五更不到就冒着夜气严寒起床备车备马了。伊犁谚语：车夫就是苦夫，真的。而到了下午三点左右，煤黑子车夫疲惫不堪地赶着装满煤的车子回城上来了。这也是从窗向外看到的秋冬一景。

　　深夜，常常有喝醉了的男人高声唱着歌从窗下走过。他们的歌声压抑而又舒缓，像一个波浪又一个波浪一样地涌起又落下，包含着深重永久的希望、焦渴、失却、离弃而又总不能甘心永远地沉默垂头下去的顽强与痛苦。他们的嘶哑的、呼喊式的歌声，常常使我落泪。还有比落泪更沉重的战栗。

　　后来就是春天了。杨树先长出了不美丽的却也是蓬勃的穗。鸟儿在树上飞来飞去，吱吱喳喳。在富饶的伊犁河谷，在人们不认真地把粮食从田地里收净的那些年，鸟儿大概比人吃得足实一些，发育得饱满。春风吹了一阵，放风筝的各族儿童在土路上跑来跑去了一阵。化雪翻浆，轧成一道沟一道沟的土路终于干燥、硬结。虽说还没见到万紫千红的似锦繁花，却首先看到了穿着色彩缤纷的衣裙的各族女孩子们。

　　伊犁的女孩子最喜欢成伙成对地走路了，勾肩搭背，又说又笑又唱，总是那么亲热又那么活泼。她们用维语唱着：

　　达格达姆约力芒艾米孜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感谢这面临街的窗。它使身处逆境、独在异乡的我们迅速克服了陌生感，使我们分外觉得伊犁河谷是真切而美丽的，伊宁市的土路是真切而美丽的，伊犁人的生活是真切而美丽的。

　　但这扇窗也出了难题。当我去公社“劳动锻炼”的时候，夜间剩下妻一个人，这扇窗便成了她的心病。整夜，她听着清晰的脚步声、说话声、车轮声、马蹄声、歌声、笑声，觉得缺乏安全感。窗子低低的，一层薄薄的玻璃，几根歪斜的木条，只要轻轻一敲一捅，玻璃就会稀里哗啦，任何想跳进室内的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跳进来，不需要事先练习跳跃或者武功。这使她夜夜难以成眠。

　　为此我们多次向校方要求安装保护性的木窗扇。在伊犁，多数家庭的窗都临街，人们把临窗赏街景视作生活的一大乐趣。但临街的窗必有木窗扇，木窗扇上多有浮雕花纹，夜间入睡以前把木窗扇关起，用一根铁棍两只穿钉把窗扇固定起来，自然万无一失。木窗扇不仅有利于安全，冬季也有助于保护室内的温暖。但这一排新落成的简易房子，却没有这美好的设施。大家都要求装木窗扇，学校无力解决。

　　“文化大革命” 开始以后， 窗外的升平景象减少了，增加了戴柳条帽的武斗“野战军”队员，游斗的牛鬼蛇神，还有各种狂热的敲锣打鼓欢呼“特大喜讯”的队伍。但是妻反而放心了一些，“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人们无心去防小愉了。

　　一天，一个歪戴着肮脏的硬顶帽的顽童，突然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向我们的这窗抛来。砰的一响，窗玻璃裂了几条大缝，把我们吓了一跳。我恰在室内目睹顽童的恶行，气急败坏地夺路出门去追，顽童已不见踪影。但街上的其他小朋友主动热心地前来向我提供线索，告诉我顽童的姓名、住址，并都愿充当向导领我去找那个顽童算账。不知道这是由于他们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或是由于他们与那顽童有隙，还是仅仅由于他们烦闷无聊喜欢看人与人发生冲突。我在热心人的带领之下，迅即找到顽童家里，先看到了一个青年小伙子，估计是顽童的哥哥。我向他说明了情况，他便从里屋把那个顽童揪着耳朵揪出来了。我确认就是他以后，青年人照着顽童就是一拳，使我反而起身劝解。这时从里屋出来一位老人，银须长袍，道貌岸然，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对我的街窗被砸深表同情和遗憾，并讲述了他的关于人人应是兄弟、各族应是一家的崇高信念。我怒火全消，也不好意思再提出赔偿损失之类的要求。只好自认倒霉，回到窗已被砸的小屋里去。

　　这样，临街的窗就变得更加不安全了。妻要求我回来得勤一点。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我每天都等待着灾难的降临，诸如收到某个“革命组织”的勒令，被揪回乌鲁木齐、被关入“群众专政队”之类。

　　但截至窗玻璃被砸的那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专门针对我的事。我只是在一种“雷霆万钧” 的威慑下， “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罢了。而且这种“规规矩矩”是完全自觉的。我小心翼翼地思量了一下，认定多回几趟家，照看孤身处于玻璃被砸的临街的房室的妻子，也许尚不能算是对抗文化革命的大罪，便自动增加了每周回家的次数。

　　当然，回家不能影响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得到改造和新生。我是在每天下田耕作之后，洗一把脸，再骑上我的杂牌破自行车，一小时之后才回到伊宁市，才回到家来的。夏季农田里干活时间长，九点才下班，到家就十点多了，有时候还更晚。

　　夜深人静之时，骑自行车离开村镇，走上公路，穿过碱滩，穿过坟茔，穿过臭味扑鼻的沼地，经过一个又一个黝黑的大果园，经过星光和伸手不辨五指的黑暗——全仗着路熟。在下地劳动十小时之后，在骑车一小时之后，终于依稀看到伊宁市的萧疏的灯火了，终于自行车拐弯、拐进我家所在的胡同了，终于进家见到从愁容满面转变为喜形于色的妻子……这也是那个年月的一种快乐。虽说难免被批评者讥之为“卑微”。第二天天不亮便又走了。

　　但心里还是有点鬼，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的夜归早遁。随着社会形势的日趋紧张，这所家属院每晚十时便从里面扣上了门。于是我与妻约定，遇到我十时以后抵家，先按一定的节奏轻敲临街的破窗，然后妻给我小心翼翼地开启大门。

　　紧张的夏收开始了，我本来已经与妻说定，这一星期不回家了的。三天以后却又不放心起来，我想象着不远万里从北京随我来到新疆来到伊犁的妻，惊恐地注视着已被砸烂的窗，不得入梦、辗转反侧的情景，一种说不清的柔情和歉疚感使我觉得哀痛。即使有被枪决之虞，在枪决之前，我还是要多回去几次陪伴她，我含泪下了决心。于是，这一天，在劳动完了，吃罢晚饭，夜十一时半了，房东大娘已经为我准备了床铺之后，我突然说，我要回城里的家看看。

　　公路上已经没有一人一车，这使我反而感到自由，感到自己的强壮和“伟大”，我很满意于自己的决断力与想像力，还有勇气。生活锻炼了我，我虽写过几篇小说之类什么的，但我毕竟不是梦游式的或清淡式的文人。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活下去，想方设法活得自由而且快乐。差不多夜里一点了，我回到了家。我的独有的敲窗曲——小夜曲（？）立刻得到了惊喜的妻的回应。

　　但是大门已经锁上了，而钥匙并不在这个院子里。这样的深夜去找钥匙开大门，“政治上”与技术上几乎都是不能允许的。

　　事情有点麻烦。隔着大门，听完妻子的述说，我觉出她已快哭出来了。

　　我分析情况，当机立断。大门下面，有一道缝，瘦削的我完全有可能爬进去，虽然不雅。自行车就没有办法了，只好锁起放在巷里，我们的窗下。

　　妻子对我的方案还在怀疑，我已开始了行动。一分钟后，浑身是土的笑嘻嘻的我已站在妻面前，我的表情甚至是得意洋洋的。

　　这也是胜利。我们都快活。

　　一小时后，我们刚刚睡下，窗下传来了人声。原来是几个汉、维同胞研究这辆破车。他们分析说，这辆车可能是小偷偷掉，用完，甩在这里的。

　　我连忙在窗内应声，说这是我的车。

　　“为什么扔在巷子里？”质问开始了。

　　我只好据实招去。

　　窗外安静了一会儿，他们改用维语小声计议，他们没想到我这个操着关内口音的汉人也懂维语。我听出他们是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州法院的巡夜的。他们认为我的自行车摆在那里实在不成体统，孕育着危险（什么危险？我不明白。我那辆破车白给也不会有人要的）。但他们并没有顺藤摸瓜，借自行车的古怪对我进行进一步审查。谢谢了，性本善的人们。

　　于是他们用汉语对我说，车这样放着不好，他们要把它搬到法院院里去，明天早晨，我可以去法院取。

　　我表示完全同意。就这样。然后人车平安，皆大欢喜。

　　从此，这扇窗似乎变得更亲切了，还有点——妙不可言。后来玻璃终于换了好的。后来我们在窗上挂了洁白的窗帘。窗帘是一个维吾尔女工帮助做的，她用精致的挑花技术，使两片普通的白布幻化出迷人的花与月的图案。当然，这图案花是地地道道的维吾尔()式的。

　　从此，不知究里的从巷子里路经我们的窗子的人认定这里住着维吾尔人。常常有寻找自己的亲友乃至来乞讨的维吾尔人来敲我们的门——穆斯林对于乞讨者都是慷慨施舍的，据说“伊斯兰”一词便是“义务”的意思，而施舍与朝觐、封斋、祷告、牺牲一道，是伊斯兰教徒的必尽义务。当他们敲门之后，看到开门的人并不是维吾尔人，他们脸上常常显出迷惑不解的神气。

　　但我终于没有使他们完全失望。我尽量像一个土着维吾尔人一样地尽义务和说话。如果说我至今没有忘记维吾尔语，至少有一部分是这窗、这窗帘的“认同”作用的功劳。

　　王蒙：纸海钩沉——尹薇薇

　　翻出三十二年前的旧作，是什么滋味？竖写横格稿纸，编辑勾画的痕迹，稚嫩而又温柔的书写……都已是迢迢往事。

　　一个批评者写道：驱散王蒙身上的迷雾，是必要的。非常熟悉的语言。那些年月常说的。还有叫做剥开“画皮”的。

　　春季多云的天气，可以叫做“暖阴”，麻雀终于又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飞鸣。丁香花才盛开，便已凋谢。香椿叶老，芝麻酱面条也过了时。我养的盆花却还没有开启。

　　陈旧的纸。曲别针也是那个年代的。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一个作家未发表的作品，算不算“迷雾”呢？195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写下了小说的题目：

　　尹薇薇

　　“老天……是你！这是哪一阵风吹来的？”尹薇薇惊喜无措地攥住我的手。

　　我惶惑中随她进去，脱掉大衣，坐在火炉旁。

　　“你瘦了，满脸的风尘呢！可我仍旧一眼就认了出来！”尹薇薇快乐地说。

　　“是哪一阵风吹来了您……”我记得这是《青年近卫军》第二版里的，如果我的记忆力不错的话。法捷耶夫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批评，第二版里加进了突出克拉斯诺顿州党的领导作用的情节。我那个时候担任着先是新民主主义后来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层领导工作，我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党对于青年先锋主义的批评。

　　我甚至还知道托洛茨基“匪帮”最喜欢蛊惑青年人。

　　修改后的《青年近卫军》里加了一个“地下工作同志”马特维。柯斯季叶维奇·苏尔迦，属于第一批响应号召去帮助农村（收集余粮还是搞集体化？）的工人，后来就一直在顿巴斯各区担任和农村有关的职务。由于本人的请求，“仅仅两天以前”，党同意他留在德军占领区从事地下活动。为了寻找一个住处，他想起了李莎——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赛叶芙娜。十几年前，苏尔迦向李莎说过：“可惜我有了老婆，不然会向你求婚的。”

　　《青年近卫军》（第二版，中译本107页）写道：

　　她敌意地询问地望着这个站在她家台阶上的陌生人……“马特维·康斯但丁诺维奇……苏尔迦同志！”

　　她说，她的握着了门把手的手软弱无力地落了下来。“是什么风把您吹过来的？

　　在这种时候！……”

　　……马特维·柯斯季叶维奇非常镇静地、和解地说，虽然他心里的一根极细极细的弦已经给突如其来的拔动了……

　　我喜欢读这一段，虽然西蒙诺夫早在1957年已经着文指出，法捷耶夫对于《青年近卫军》的修改是不必要的，而法捷耶夫的自杀甚至是愚蠢的。每当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会流下泪来。

　　至于“惊喜无措”呀，“惶惑”呀这些词眼，似乎与的作品有关。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鲁迅选集》，我来得及得到前两卷的馈赠。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呐喊》、《彷徨》和《野草》，而我的大叫着“青春万岁”的心也时而变得沉重了。

　　《尹蔽蔽》——名字起得可好——继续写着：

　　我凝视着她——她还是尹薇薇，六年来并没有变得多，卷起发边，更漂亮，更丰满了。随着目光的头一刹那接触，那久已遗忘的、无数的甜和苦的回忆一股脑儿全翻上来了。回忆搅扰我，压迫我。于是眼泪无端地上涌，于是我讲不出话。

　　……她引她的两个孩子见我，小女儿刚会走路。我吻他们，但是，小的那个却哭；大的男孩子穿得很阔气，推开我，又口齿不清地说：“讨厌！”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候我还未婚么？我喜欢“凝视”，却不希望视野中闯入一个骄横的孩子。我为什么要用一种暗淡的调子描写一个姑娘做了妻子，做了母亲，又做了母亲。我不喜欢孩子？我不喜欢青年人长大？青春，这究竟是一根怎样敏感的弦呢？

　　苏尔迦没有停留在李莎家。李莎向他发了许多牢骚，而马特维·柯斯季叶维奇（即康斯但丁诺维奇的乌克兰语发音）认为，在希特勒军队攻进来，大敌当前的时刻，李莎的牢骚是不能够原谅和理解的。总之，李莎变得“不可靠”了，瞧，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身上也笼罩着未必能轻易驱散的“迷雾”，何况您的经历还远远比不上苏尔迦呢？苏尔迦什么也没说便离开了她。他去找福明，去找那个叛徒去了。他自己把肉己送到了地狱里。

　　《尹薇薇》的第一轮编辑是一家报纸的文艺部，他们发了稿最后因为小说的调子不够高亢而决定不予采用。他们曾经不得已试图改一改，便把两个孩子改成一个孩子。尹薇薇变得只有一个孩子了。这倒与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融洽地契合了。

　　我喜欢“无端地上涌”这样的句子。那时候写小说的人是多么雅致温文啊！后来，我们粗暴了，粗糙了，终于粗俗了。我的女儿有时为我的粗俗而感到无地自容。

　　而我重读《尹薇薇》的时候，我也为小说中的“我”，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酸溜溜的小子而惭愧害羞，我怎么会去写这样的——“鼻涕虫”！

　　多缺少男子汉气啊！

　　……我止住了滔滔不绝的话，一个人看屋子的陈设。我看见了不新不旧的桌子、椅子、茶几、收音机、盆花、柜子和柜子上大大小小的许多包袱。我看见四壁上贴满了从苏联画报上剪下来的画片，有芭蕾舞、运动会、动物园、时装。有的画片右下角盖着“××机关俱乐部”的图章。隔室传来尹薇薇的声音，似乎在埋怨，还有一个老太太的声音，似乎在生气。

　　尹薇薇回到这间屋子，告诉我：

　　“上了年纪的人真啰嗦！我给大宝买了一双小皮鞋，大宝吃饭的时候就爱把脚放在桌上欣赏自己的新鞋。这要什么紧？我妈非不许他这样，惹得大宝哭了一场……唉，摆弄孩子真麻烦！”

　　“柜子上大大小小的许多包袱”，“画片右下角盖着……图章。”那时候，我的讽刺仅此而已。而第一个编辑把大宝改成了大宝宝。第二个编辑又把大宝宝改成了大宝。这份旧稿子真有点“眼”呢！

　　美国人喜欢把脚放在桌上，倒不一定是因为妈妈给他们买了新鞋。据说脚抬高有助于血液回归心脏有助于休息。请问，我为什么不喜欢男孩子？是一种逆向俄浦狄斯情结？

　　而你看不出来么？那“我”对于“物”的厌恶或者干脆说是惧怕。桌子、椅子、柜子、包袱……或者像毛泽东主席喜欢用嘲笑的口吻提到的——坛坛罐罐。毛泽东教导我们说，不要怕打碎坛坛罐罐。我的一个朋友，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都忙于坛坛罐罐。木匠就住在他们家。他们最早做起了各式各色家具。不久，家具就显旧了。后来他在舞会上结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后来他们的家庭也就瓦解了。

　　革命因“物”的匮乏而崇高。一个老前辈常常回忆战争中他们随军转移的情景。

　　他近视眼。来到一条河前同志们叫他脱鞋，准备趟水过河。他脱下一只鞋，往前一放，被河水冲走了。原来他打算先放下第一只鞋好腾出手来脱第二只鞋的，却不知眼前已经是滔滔的流水。当然是在深夜。深夜行军才是革命。深夜接吻或者饮酒或者迪斯科或者睡觉却多半是反革命。六十年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我是他的下级。

　　一场连绵的暴雨漏掉了这个城市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屋顶，他也临时迁移。我和几个下级为他拉运过砖块，修炉灶。那时我已经不害怕“物”了。我终于接受了坛坛罐罐。

　　底下的叙述使我不忍卒读：

　　我问：“你生活得好么？”

　　“我么？”她用食指指一下自己，“真没什么可说的……你申请转业吧，在部队里，不容易找爱人。你复员以后，我给你介绍……”

　　我皱皱眉……“我费了好大劲来找你，有一点事情呢……”

　　食指指自己，介绍对象，我把我当时最不喜欢的一切举动都给了尹薇薇。那时候我一点也不懂得宽容，不懂得“理解比爱更高”，也不懂得国情。我常常生气、悲哀，在生气和悲哀的时候连读老子的《道德经》与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不管用。

　　下面进入了《尹薇薇》的核心，也就是最不成样子的部分了：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六年来，多少次我回忆起那难忘的夜晚和不可思议的谈话，多少次我充满懊悔温习起这一切……1950年暑假以后，我们要好了。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又想要好，又不好意思，没有在一起的时候盼着在一起，在一块儿的时候两个人都觉得别扭，谁都不敢看谁一眼。我们怕同学议论、起哄，怕，怕许多，初恋是无以复加地脆弱的呀！抗美援朝开始了，学校里紧紧张张，同学们忘我地参加各种工作，一下子严肃多了。那时，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劲，使我断定和尹薇薇好下去是“不必要的”，我觉得任何私事都应该摒弃……批准了我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后，晚上，我们在学生会一间放油印器材的小屋里，作了唯一的一次长谈。从国际形势谈起，最后决定结束我们个人的情谊，更加全心全意地献身给伟大的革命斗争。我们决定，为了避免情绪波动，以后就不再通信。当时，我们都很，谁都没透露一点悲哀。我们谈完了，好久，好久，好像还有一点什么事。我建议，五六年以后，等我们成长了，要设法聚在一起合作写一个剧本，或者一篇小说，或者诗，要写写那值得纪念的解放初期的大学生生活。我们郑重地约定了。每当我想起那次不可思议的谈话，只有后面这个神妙的决定留下一点快活，使我相信尹薇薇——这最初闯入我的的人还未完全与我离开，使我掀起美好的憧憬。于是六年后的今天，怀着同样的心，我来了。

　　一个王蒙说：不知为什么我联想起一个故事。这当然只是民间传说。你当然还没有忘记那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主席献红卫兵袖章的女孩子。她颀长，白皙，梳着长辫子，戴着近视眼镜，活脱脱一个女秀才。后来据说是主席教导她只是文质彬彬不行，还要搞“武”的。于是她改了名字，说是不再文质彬彬，剪短了辫子，改换了军装，很可能也抛掉了眼镜，哪怕是露出外凸的黑眼球，哪怕是视力模糊也要充溢革命造反的蛮气。于是她提着牛皮腰带，口里说着“滚滚滚滚他妈的蛋”冲到了“革命”的第一线，亲手用皮腰带打死了一个又一个“地富反坏右”。

　　也可能并没有打更没有打死，传说完全不是事实。让我们假设她只是虚构中的人物。

　　即使如此，所有这一切也只是令人震惊和恐惧而已。也许我们还可能想起一个又一个巧言令色的“斗私批修”与“活学活用”的典型。如果这个时候她忽然又改换了一副腔调，委婉多情、梦魂温柔而又雄辩滔滔地讲述自己是怎样为“革命”牺牲了自己的女性青春，再把这一套陈词滥调用零落的花瓣装饰成一碟不能下酒的拼盘。

　　还可以联想或者设想这里出现了一个发表喋喋不休的演说的光屁股婴儿。一把自称是“见红”千次的豆腐做的牛耳尖刀。一个五颜六色的会唱歌的驴粪蛋儿。一个用模具冲压生产的标准件儿，一种可以避水火的口诀。总而言之这一切令人作呕！而我还根本没有提到那叙述的拙劣，语言的苍白，完全失去信心的胆怯……这样的写作只能是一个真正作家的羞耻！

　　另一个王蒙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有两个情节特别使青少年时期的我感动。一个是保尔·柯察金的第一次入狱。正像列宁所说的，监狱是革命者的课堂。然而除了钢一样的革命者以外，保尔还邂逅了一位纯洁无辜的姑娘。那姑娘在禽兽般的狱长的威胁下宁愿把自己的“处女宝”献给保尔……保尔想起了他爱着的贵族少女冬妮亚。他推开了失身前夕的姑娘，“像喝醉了一样”，而留下那姑娘嘤嘤啜泣了一夜。当然，换了一个痞子就不会这样做与这样写。特别是中国痞子。在中国电影里，都是中国男子娶了外国女子。而实际生活恰恰相反，是中国（包括我们亲爱的台湾）美女追逐“老外”。而更动人的是保尔主动结束了他与乌斯金——一位同样坚强的女布尔什维克的。而当保尔终于省悟这是一种左的幼稚病，希望能恢复他们的情感关系的时候，乌斯金已是人之妇了。这比陆游的《钗头凤》的故事还要动人。渺小的陆游与伟大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说是愚蠢，哪个年轻人不狂热呢？这又为什么不是真诚的呢？如果我还记得那一年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的冬天，如果我还记得你和你，长雀斑的你与有一个不错的歌喉的你，如果我还记得寂寞而又深情的你们在那个寒伧的角落里的男女声二重唱……那是暖人心窝的二重唱哟！然而你们各自有自己的应许，你们的信义是在战火纷飞的前方……你们是怎样自然而然地理智地迅捷地克制了自己。到了你们的晚年，你们会回忆这歌声吗？会流泪吗？会为你们的坚强自制而追悔吗？愿意和那些不负责任的据说是具有神父意识的小痞子们调换自己的位置吗？啊！”

　　尹薇薇用“不论我想写什么着作，孩子撒一泡尿也就冲它个干净了”的话语拒绝了“我”，于是“我”有点悲凉。

　　从理想始，到尿布终，这就是生活在乌托邦中的那时的我为无数“女同志”概括的一个无喜无悲的公式。

　　然后是——

　　她家的保姆进屋添火，扫净了灰以后嗫嚅着和尹薇薇商量：“刚才杨大嫂捎信来，我那二小子又病了，过了一会我想回家看看……”

　　尹薇薇沉下脸，问那保姆：“你的二小子怎么老病啊？这个月你已经回过两次家了。咱们讲定是没有休息，所以每月给你二十八块钱——我们部里干部雇的人都是给二十五块钱……”

　　那保姆低着头，赶忙说：“是，是，不回家也成。好在他病得也不重。”然后拿起装满炉灰的簸箕，退走了。

　　我看着那保姆的背影，心上闷闷的。这时候尹薇薇向我说起雇用保姆的困难，特别是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还乡以后，老实人如何难找等等。我注视着她，我看见她嘴动也听见她的声音，却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奇怪她为什么讲这些。我看见她还是她，同样的细长的眉毛，同样的说话的时候显得尖了的下巴，同样的美丽的小嘴。但是，她的眼光大大不同了。从前尹薇薇的眼光是多么火热和不安呀……实在不能说这样的描写有什么不平常。  但在五十年代后期的那一场运动中，《尹薇薇》被油印成“不得外传”的绝密文件。这篇小说的写作成了一项严重的政治罪行。第一个编辑部已经发了稿并排出清样，又遵命进行了许多删削，包括把两个孩子改成一个孩子，把“保姆听了尹薇薇的指责以后乖乖从命”的句子删掉，把“我奇怪她为什么讲这些”删掉。即使如此小说仍然不能过关，终于因为不对调儿而枪毙。然后转入第二个专业文学杂志的编辑部，第二个编辑部的编辑用红毛笔画上三角，把第一个编辑删掉的段落或句子恢复了过来。谢谢他们！终于也因“运动”

　　的急剧进展而停了车。而后来，是我自己送货上门交代说“我还写过一篇《尹薇薇》”。

　　三十二年以后，回忆起二十三岁时候这种做法的潜意识动机，我甚至怀疑自己骨子里是为了炫耀。作为一个“作家”来进行批评，哪怕是最坏的作家也罢，毕竟是作家呀， 我怎么好意思只贡献出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呢？而《小豆儿》、《青春万岁》，即使想批评也批不出货色来呀！

　　于是《尹薇薇》印成了秘密文件。《年轻人》批起来了很不自在，不仅是作者不自在。因为短短的几个月以前毛泽东同志多次发言保护了这篇东西。而尹薇薇对待保姆的连虐待都谈不上的描写就成了最“反动之处”——叫做“要害”之处了。

　　而我不怀疑那批评是真诚——而且有一定的文采。一位青年工人出身的团干部是这样发言的：

　　“就在小说里的‘我’去找尹薇薇并进行那苍白狭隘的谈话的时候，一列列的火车从黑龙江大兴安岭拉来了木材，一幢幢新楼从过去的荒原和沼泽地上矗起，一个又一个的油井喷出了黑色的石油，一队队地质勘探队员在祖国的地图上做出了新的标志，一艘艘轮船在乐曲声中下水，一面面镰刀斧头红旗下面新党员在宣誓……看，你与你的尹薇薇是多么渺小，多么卑鄙！”

　　他的声音洪亮，气宇轩昂。我过去认为，后来认为，现在也认为他批得情理并茂，超出了平均水平。

　　然而渺小不一定就卑鄙。膨胀着拉大旗者，倒可能是卑鄙下面一笔是写尹薇薇为了买收音机把自己的文学专业书籍给卖了。这样的痛苦的经验是实有的。或者也许可以干脆说：又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我说我得走了，因为晚上有事……

　　“真的不吃饭了？”她失望地问了我一句，披上呢子外衣。

　　门外刮着刺骨的寒风，胡同里静悄悄。只有一个卖萝卜的老头儿，背着筐筐，提着摇摆欲坠的煤油灯踯躅着。我们并排走，像六年以前，我在左边，她在右边。

　　我劝她不必送，她没言语，跟着我。

　　“你不高兴了吗？为什么？究竟，我们是朋友。六年，一晃就过去了，今天好容易见了面……连顿饭都不肯吃……”

　　我用低沉的声音告诉她：“……你家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小画片，像一块块的膏药似的。你应该允许保姆回家看望生病的儿子。你责备你的母亲也没有道理，大宝的习惯不好，儿童教育是不能不管——”

　　原稿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丢失了一页手稿。叫做残缺的美。这篇复原小说的题目应该叫做《残缺的尹薇薇》。这篇旧稿是在1979年由“摘帽办公室”还给我的。

　　有一个长着大眼睛的肤色红黑的圆脸姑娘，解放前她已经上了学。据说有一次吃鸡她表示要吃鸡的“后腿”，因而被工农干部所嘲笑。即使在批评的时候她的态度仍然礼貌而且文明，她大概是分工批老头儿卖萝卜的，“怎么能这样写呢？你看你把我们的生活写成什么了？你才这么小的就这样写……”

　　她很可爱。不止一个人追求过她。祝她幸福。

　　读《青年近卫军》的时候，我觉得苏尔迦的遭遇写得很动人。李莎或者叫叶李莎维塔向苏尔迦发牢骚，责备干部和军人通通向东方撤退而抛下了人民。于是苏尔迦判定李莎是不可靠的，他转而去找早已彻头彻尾地腐烂了灵魂的福明。福明出卖了他。他关在监狱里，受了酷刑。他一次又一次地忏悔，为什么不分忠奸，不相信人民。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直觉而相信一小片公文纸——公文纸介绍说福明是好人……还说到了苏尔迦当政期间怎样使小学教师失望，没有给小学教育以足够的关怀重视……这是“最主要的失望”呀！沉重的忏悔是何等动人，这取得了政权变成了当权者的共产党人的沉重！

　　福明的叛卖与最后被青年近卫军处死，是作家的虚构还是写实，我不知道。但《青年近卫军》中还有一个真名真姓的人物斯塔霍维奇。书中、同名电影中表现他是一个叛徒，由于他挨不住刑讯，一个又一个地招供，使青年近卫军的成员一个又一个地落入德国占领军手中，全军覆没。最后，在德军撤退以前，叛徒和爱国者一起被处决了。

　　虽然是一起被处决了，爱国者流芳百世而叛徒遗臭万年。

　　苏共二十大以后，说是经过调查，斯塔霍维奇并不是叛徒，他也是爱国者。他的名字将与奥列格、邱列宁等列在一起。而这个时候，法捷耶夫已经自杀了。

　　又是春天了。一两天阴雨，然后是晴朗的骄阳下空中飞舞的柳絮。参加完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汽车驶过故宫紫禁城边的筒子河的时候，柳絮如雪浪起伏，“我”

　　与尹薇薇他们别来无恙吗？以“我”的幻想和心情，他的日子不会是顺利的和快乐的。三十余年以后，他变得心平气和乃至游刃有余了吗？尹薇薇的丈夫提升成什么官儿了？按年龄她该退休了吗？一事无成而年龄已长。他们的孩子没有去天安门广场闹事吧？更重要的是身体健康，没有得肝癌？或者没有因为心脏疾患而突然结束了一切？今天一天就陆续得知了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与京剧艺术家方荣翔的死讯。

　　如果尹薇薇去世了呢？他们的讣告上应该写什么呢？

　　这里埋葬着一个普通的人，他幻想过也苦恼过，后来不幻想也不苦恼了，后来就结束了或者成了小孩子们眼中的迷雾了。

　　这里埋葬着一个普遍()的人，她没幻想过也没苦恼过，她还没有开始，后来就结束了或者成了小孩子眼中的迷雾了。

　　小说的结尾应该是“我”告辞走在胡同里，没错儿，我记得“我”走得很快，但还是听见背后尹薇薇的叮咛的叫喊：

　　“风大了，竖起你的大衣领子！”

　　那么大的风，竖领子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旧情如柳絮，拂也拂不去就是了。这句话我在一篇纪念鲁迅的散文中提到过。

　　又要起风了吗？

　　198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