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爱情三章

　　王蒙：三章

　　信

　　一

　　有时候，夏天的落日好像突然改变了世界的外观。大火球低低地迎着你，整个天空红光灿烂。疾驶的车辆，急着赶路回家的行人，彼此交映着闪亮的落日余晖，又在地上、路上、墙上投下了它们和他们的奇形怪状的影子。

　　人行道上，男女老幼拥来挤去，参差不齐地移动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孩子使劲拉住妈妈的衣裙：“妈妈……我怕……它老跟着我。”他指着零乱的众多的影子说。

　　年轻的妈妈笑了，她抱起儿子，亲着儿子的小脸蛋：“小傻瓜，不要怕，那是影子。

　　昨天晚上，妈妈不是给你做手影了吗？大马，小狗，青蛙……这也是叔叔、阿姨还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啊！”儿子像是明白了一点点，把头靠在妈妈的肩上。“好乖。”

　　妈妈用自己的面颊紧紧贴着孩子的脸蛋，“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轻声为孩子唱起了歌谣，倒像这里不是熙熙攘攘的街道而是自己的卧房似的。

　　孩子是天使。当然，二十九岁的女技术员欣竹一直跟随着这一对母子，她全看在眼里，她快要流泪了。

　　她定了定神，各种黑影陡然消失，红日已经落山，满天是橙色的光。路灯和商店橱窗里的灯光纷纷亮了起来，各种身影似乎更加杂沓和变动不羁了。

　　一辆无轨电车徐徐停到了站牌旁。许多人在这里下车。好像相约好了似的，他们一下车便把一个卖雪糕和冰砖的老头儿包围上了。舔着雪糕的人显出一种享受的满足。不断地有人簇拥上去。这竟使她想起他唱完那首歌的情形，也是这样的簇拥和包围，享受的满足，夏天的黄昏，杂沓的身影……然后，她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位爱娇地亲昵着自己的孩子的年轻母亲，好像与她同龄，也许比她还小。多么亲切又多么陌生的画面。她烦乱了。她加快了脚步。

　　就在这个时候，落日，怪影，母与子的低语，雪糕，毫不相干的回忆……她决定了，就这样。如此而已，好像一声长叹，跨过了许多空间和时间。

　　二

　　第二天清晨。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夏大姐喃喃自语，像是受到猝然一击。她把头深深埋到办公桌的堆里，她不好意思。她有意避开欣竹的目光。

　　“夏大姐真早！”欣竹像往常一样地问候着。

　　“早……”夏大姐说不出话来。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挑战，她受不了。倒像不是欣竹，而是她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

　　欣竹沉着地走到自己的桌前，轻轻打开椅子，坐下，打开抽屉，拿出图纸，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

　　她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胡来？夏大姐想不通，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凡事总有个限度，总有个大“格儿”。出格儿那么远，还像个女子、像个姑娘家吗？总是有些事情是能做的，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有些事情是能说的，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难道自古至今，不都是这样的吗？她一边盘算，一边胡乱按着计算器上的键盘，显示出了古怪的数字和符号，她又把它抹去了。

　　平日井然有序的、显得呆板单调的设计院，今天早晨开了锅。上班来得早的人议论纷纷，竟相传递消息。事情都是因为欣竹贴在设计院大门口的那张征婚启事所引起的。那张长三十厘米、宽二十厘米的纸条似乎震撼了整个设计院。有少数人赞许，许多人摇头，不少的人问与欣竹同科室的人，欣竹是不是最近精神不太正常。

　　在欣竹到来之后，在她所在的办公室，当面不好议论。但是人人心不在焉。各种仪表、图纸、办公用具似乎都丧失了正常的功能，脱离了日常的轨道。人们觉得惶惶不安却又兴致勃勃。好像是一种激动，却又因无法表达这种激动而感到压抑。

　　终于欣竹的好友、本室公认的老大姐夏淑玲发话了：“那真是你贴出去的？”

　　“嗯。”专心致志地计算着的欣竹点点头。

　　“你怎么能……”夏淑玲喊了一声，又把话收了回去。真难受啊，太出乎意料了。她走到欣竹跟前，“你为什么用这种……我是说这种赤裸裸的方式呢？我们不是都关心你，给你帮忙吗？这……”

　　欣竹索性放下自己的工作，笑嘻嘻地说：“哦，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帮助自己呢？

　　这也是开放嘛！自古就有先例。王宝钏还抛过彩球呢？那倒真是个不错的办法，民族形式，古老传统，浪漫，而又有体育竞技的色彩。为什么要把自己框起来呢？”

　　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把夏大姐吓跑了。只是在夏大姐离开以后，欣竹疲倦而又悲凉地闭上了眼睛。吁！

　　三

　　欣竹大学研究生部结业以后分配到这个设计院，她的任务开始是协助夏大姐完成几个课题。由于她知识扎实，头脑灵活，点子多，在连续三个课题的解决中，欣竹实际上起的是主导作用而不是辅助作用。但每次她仍然把夏淑玲的名字署在前面——真是一个可爱的年轻人！

　　欣竹的笑容非常美丽，她笑得那样天真，却又深沉。夏大姐爱怜地欣赏着她的笑容。“你有朋友了吗？”夏大姐突然问。

　　欣竹支支吾吾，搞得这位善心的大姐捉摸不透。夏淑玲是有一种关心别人与成人之美的天性的，她不甘心对于这么可爱的欣竹的幸福无所作为。她几次约一些与欣竹年龄相当的男子到她们的设计院来，公事谈完，还要闲扯一会儿。她把这些她认为完全可供选择的当地第一流的青年男子介绍给欣竹……欣竹是礼貌的，但是毫无兴趣。

　　她究竟是怎么回事？几次探问，都碰了壁。

　　“您别为我操心了。我有我爱的人……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新疆？不，还远。西藏？不，还远。您猜不着？那就不用猜了，他会来的……对，就说是外国也行……”

　　她憔悴了。夏大姐想。美丽的年华消逝得是多么快呀！看到欣竹这样的年龄，这样的青春，夏大姐就像看到了自己失却的、好像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青春年华一样地珍惜，再不能放过去了啊！

　　四

　　欣竹躺在属于自己的仅有的半间小屋的一张长沙发上。沙发打开可以支成床，但她懒得这样做，常常干脆睡在沙发上。睡不着便坐起来，用手指无意识地点着一个玩具小叭狗的灵活的头。小狗脑袋不知疲倦地向她点头又摇头，她无法理解小狗的头的动作的含意。她苦笑了。

　　回忆起那段既神秘又浪漫的历史，总会有一种隔世之感。虽然只不过是九年以前的事……也许，那本来并不神秘也并不浪漫吧？也许，那根本就是一张白纸，而她自己的痴情把白纸涂成了玫瑰色与天蓝色。从什么时候起，她毅然向青春挥手告别，向爱情告别了呢？

　　大学一年级，春天，黄昏，和几个女同学一起在教室里练歌。是西班牙文的歌曲。她们越唱越兴奋，一次比一次声音响亮，却又隐隐觉得她们的齐唱里有点不太对头的东西。突然门被推开，进来一个男同学。就是他，他专注而疑惑地看着她们，他的目光使她们突然噤住了，“不，是这样的，我听了好几遍了，你们唱得不对，这里休止半拍，不是一拍。休止一拍‘味儿’就不对了。”说完，他唱了一遍。欣竹不由地应和着他，其他女生不由地应和着她。他自然而然地伸出手臂，指挥起来，她们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位不请自来的“教练”。过了一会儿，大家都能正确地唱了，果然有了味儿，却没发现这位“教练”是怎样离去的。为这事，女生们议论了一个晚上，嗤嗤地笑了好半天。

　　后来才知道，那男生叫陈敬，是学生会的文体部长。欣竹后来担任了班上的文体委员，常常与他打交道。在电子系的布告栏里，欣竹看到了三好学生名单的头一个就是陈敬，她更佩服他了。

　　……多么珍贵、多么匆匆的少年的日子！阅览室，球场，实验室，食堂的每一次会面，每一个眼神，每一个问候和每一次焕发的笑容，每一个朦胧而又分明的遐想……近在咫尺，怎么又像远在天上，躲在云里、雾里？不是么，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某某女同学追求陈敬的传闻，壁报上有一首美丽的情诗，“观察家”们也分析说是某女生献给陈敬的。欣竹轻蔑地笑了……她永远不会自轻自贱地挤进那个队伍里。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一天，他终于来找欣竹，他说：“我们一起去散散步吧。”欣竹微笑了，她觉得温暖，却并不期待什么。“今天天真好！”“是的，不错。”“我喜欢下雨，讨厌刮风。”“我更喜欢雪。”“我小时候最喜欢打雪仗。”“化雪的时候我都哭了……”“真的？”

　　欣竹沉默了，他们离得太近了，几句话就说到了童年、雪和眼泪，说到了许多平常似乎忘记了的事情。这使她心跳。“今天晚上的炒萝卜太咸了……”她突然冒出这样一句傻话。她甚至感到了陈敬脸上肌肉的颤抖。不能想象有比这个更荒唐和更傻气的话了。但我不会写诗，我无法把我的诗写出来，抄在壁报上，让成百上千的人看，却又说是献给你一个人的啊！

　　在黑夜，在半间小屋里，当她回忆起往事，她的脸上仍然现出幸福的笑容。欣竹并无遗憾。她永远不会为晚上的萝卜太咸而懊悔。如果他没有来，就因为他不属于她而她也不属于他。如果他没有出现，那就证明他不是他。毕竟她从没有告诉过别人，化雪的时候她心痛地哭过啊。

　　两年以后，陈敬要毕业了，他的志向是去边远的地方。他比她高一个年级，她当时还在学校里。等分配方案公布以后，陈敬来找她，“我要走了。”他有点默然。

　　“给我来封信吧！给我写一封信吧！”欣竹激动地说。这是两年来唯一的一次感情的流露。

　　“是的，我要写。我要告诉你一切。你是等着我的信的。对吗？”

　　她觉得幸福。

　　欣竹咳嗽起来。年轻的时候她从来不懂得人为什么要咳嗽。好好的，憋红了脸，出那个怪声做什么呢？

　　他们的分别似乎才是她的爱的开始，不可抑制的火一样的期待和爱情！她的心一次又一次地飞过千山万水，随着陈敬去到了那边远的地方。那地方也是属于欣竹的啊！

　　她等了整整一个月。每天从收发室走过，当失望地扫遍所有信插，知道“又是个没有”的时候，她羞愧得不知躲到哪条地缝里去。爱使人变得何等可怜！

　　终于她得到了，淡绿色的信封：市建筑学院土建系三年级乙班欣竹……多么好看的字体！她把信捧在手里，脸颊通红，她已经知道了，她不会骗自己，她从来不是一个轻浮的人。为什么萝卜炒得那么咸呢？为了那厚重的余味……她找到一个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在最高一层楼通向屋顶平台的楼梯口，先是轻轻地细细地撕开信封，可别撕坏了信纸，有些人寄信就是这样粗心，信纸装满了整个信封，还怎么叫人取出来呢？她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洁白的信纸，怕漏掉什么，又把信封口张开抖了抖，确信一切都在手里拿着的折叠的信纸里以后，她才狂跳着心打开信纸。

　　她怔住了，她以为是自己的眼睛、脑神经出了毛病。她眨眨眼，揉揉眼睛，看看四周。为什么她看不见一个字呢？她看见楼梯，看见平台口的一束光，看到墙壁上的灰尘和蛛网，却看不到一个字。她把信纸放到那束光下面前前后后翻来照去，想从里面发现点什么。

　　徒劳。难道是密写游戏？需要泡到一种药水里才能显出字形——不是泡到牛奶里吧？是一种暗示，一种谜语，那个意思就是说，一切听她的，陈敬没的可说。是玩笑？是她的眼花了？是拒绝做任何表示？是侮辱、轻慢……她的头肿涨了，她的身体似乎要飘游起来……也不知道怎么了，她想笑，想大笑，想独自一人窃笑，想抿着嘴笑……

　　别笑了。也许这是他独特的表示爱情的途径吧？即使一个字不写，你也全懂……亲爱的竹。她好像看到这么一行字。无字的字，又是什么字呢？她好像听到了他唱的一首首深情的歌曲，也许这不是一张普通的信纸，而是一种新式的唱片，把这唱片依偎在她的心上，她就会听到那优伤的歌儿了。

　　她就是这样理解了、接受了、享受了人间最美好的爱情。一共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以后她开始昏睡，昏睡了整整三天。内科、神经科与精神科的医生都没查出她有什么病。睡醒以后她理智地把这封“信”藏到了她自己的箱子的最底层。

　　然后，她告别了过去的痴心的自己。

　　她一切都已想通，心如秋水。在满二十九岁以后，在看到了那一对可爱的母子以后。回到自己的半间屋，立即写下了征婚启事：

　　欣竹，女，二十九岁，身高一米六二。大学研究生部毕业，性情温顺。物色配偶，三十岁左右，身高一米七以上，文化高中毕业以上。有意应征者请与建筑设计院本人联系。

　　五

　　竹：

　　终于把你找到了。生活总算没有欺骗我……但怎么会是这样一种方式呢？我不能相信这是真事……

　　你可记得，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说要给你写一封信……还没到达目的地，还在拥挤而颠簸的列车上，我就开始给你写信了，我写得好长啊……你收到了我的信了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一个字也不回答我？等啊，等啊，我好像丢失了灵魂……七年了，多么漫长的岁月。我仍然等待着，相信着，我一定会得到你的召唤的，我知道。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命运让我这一天到你们城市来，经过你们设计院的门口，我看到了你的名字，你的字体，你的召唤。谢谢了。

　　我应召了……为什么那天的萝卜炒得那样咸？

　　包括陈敬和欣竹，他们也永远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是疏忽大意，陈敬装错了信？是四维空间里的一个谜？是上苍的试炼和启示？或者，是一对精神病患者的幻觉吗？反正现在他们两个人已经调在一个城市了。他们的工作、政治思想、群众关系……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好。两个人都被评为一九八四年度先进工作者。一九八五年，他们都要加薪呢。

　　当笔者听到这个离奇的故事的时候，他不想充当侦破案情的福尔摩斯。他不想解释任何你不相信的情节关节，他只要衷心地赞美爱情，赞美爱的温暖与幸福，赞美爱的丰富与绝妙，伟大而且——恐怖。

　　水漂儿

　　一

　　乳白色的浆汁晃晃荡荡地相互撞击，溅起水星。“凉了。”她看都没看，便皱起了眉。碗还没放稳便又端走了，一分钟后，热气腾腾的豆浆晃晃荡荡重新摆在她的面前。

　　她感激他。未必不心疼他。

　　他的双手震颤多年了。多年来用他震颤的双手为她洗衣、烧饭、泡茶……谁让他娶了一位“教授”做妻子呢？

　　她在大学任教，并没有教授职称。但在他的心目中，她比教授还要高贵。何况他有的是时间。他乐意为她效劳，视为她效劳为自己的责任，自己的造化。因病退休以后，他更是一心一意地侍候她了。除了她的难得的笑脸，他别无他求。他在她面前，心比手更颤抖。

　　尽管三十八岁才成婚，她毕竟有了自己的家。不能说不是她的自愿，她自己的选择。在这以前，多少“门当户对”、文化、情趣相当的追求者被她拒绝于千里之外。比起彻底死心、彻底放弃来，迁就更令人痛苦。然后是非常岁月，资产阶级臭老九的帽子和种种恐怖使她吓破了胆。她揪斗过来，改造过去，盐水里淹，碱水里泡，她终于克服了自我，改造成功了。

　　妙龄的梦已经做过了，少女的秘密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她已经不年轻，她知道她只不过是她，生活不过是生活，一切就那么回事。

　　她嫁给了他。在那动乱的年月，在她无家可归、无以自处的日子里，唯一来问寒问暖的人就是他——她所在的学校的锅炉工啊！他盛年丧妻，孤苦伶仃！命运缩短了他们的距离，把他们生硬地却又是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她得到了麻木的熨帖与熨帖的麻木。

　　女儿出世了，一下子家里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尽管她和他无言可对，却都有话对孩子说……每晚女儿都在妈妈的轻柔的摇篮曲里入睡，每晚人睡前女儿都享受着爸爸的颤抖的手的抚拍。

　　女儿十岁了。三月一日是女儿的生日。事先她跑了好多路，在一家有名的饭店为女儿订做了生日蛋糕。她计划搞一次出其不意，给女儿一次望外的惊喜。她还搞到了一盒欧洲出品的生日蜡烛呢。她想起了年幼时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祝贺生日的歌曲。一切幸福美好的心愿就流露在那简单热烈的歌曲里。现在轮到她为她和他的女儿过生日了。时间快得像梦。

　　三月一日到了。一大早，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问女儿：“今天是什么日子？”女儿笑了起来，显得分外顽皮：“那还不知道？我十岁啦，”女儿犹豫了一下，“今天下午我有同学来，您跟爸爸最好在里面，就别到外屋来啦，行吗？”

　　她说什么呢？她不知所措。“好……的。”她的心被刺痛了，泪光在眼里闪烁。

　　女儿轻松地去上学了，什么也没看出来。泪珠终于滚下来了，是为了女儿又长大了一岁呢，还是为了她自己？

　　二

　　远方泛起朦胧的晨光，雀儿在枝头吱吱地欢唱。她心神不宁。为什么这似乎久已遗忘了的一天又活在十七年后的同一个日子里？

　　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又恰好是她的生日。年轻时候，这个春天的节日总使她无比激动。令人激动的日子却又一个又一个地白白地飞去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错过了的青春向谁哭泣？谁造成的？她的矜持和幻想，严峻的“左”得不能再“左”

　　的生活气氛，还是那辆出了事故的蓝色无轨电车？

　　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她已经三十二岁了。照镜子的时候她已经感到了那无情的“老”字的千吨重压。矜持的笑容遮盖不住某种苦味。业务与政治生活的忙碌紧张反倒加重了她内心的寂寞感。就在这她从小认定是属于她的春天的节日，她特意坐无轨电车来到了远郊美丽的女儿湖边。她凝神望着浮冰还没有完全消逝的令人神伤的春水。透过一片薄薄的冰，她看到了冰下的由于光的折射而变了形的绿褐色的水草与青灰色的游鱼，小鱼是这样地牵动了她的心。她抬起头，迷茫的天空里似乎闪耀着鲜亮的什么，有鸟儿在天上，在湖面上飞。春天，这就是她永远认为是属干她，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白白地失去、永远地失去的春天！她的身体里似乎涨满了感动的泪水，她无以自持了。

　　安静的湖边，拱桥上迎面走来了一位男子，长长的脸上流露着才华也流露着。可能是她的神态异常，那男子诧异地注视了她。她不好意思了，顺手从湖边捡起了一片石，远远地向湖面抛去。她从幼年就常和男孩子在一起玩打水漂的游戏。

　　她那时候常常比一些男孩儿玩得更好。然而今天……她没有掷好，石片接触到水面以后竟咚地一声沉了底。

　　湖心出现了一圈圈绿色的涟漪。她似乎觉得那陌生的男子正在旁边看她，她似乎听到了一声窃笑。是笑她不会打水漂儿吗？

　　她有点不好意思，她弓着腰寻找和捡拾石子。她忽然来了劲，一个又一个地抛掷出去，终于，她了，旋转的石片在接触水面的一刹那弹飞起来，又弹飞起来，像一条飞鱼，像一个活跃的生灵。在这一瞬间，她忽然觉得自己的胳臂舒展了，身躯舒展了，心胸也舒展多了。

　　她转头四望。她看到了那位男子，仍然立在桥上，手扶着栏杆，面向着湖心，大概一直在注视她的石片游戏吧？在打了最成功的一个水漂儿以后，那男子侧过脸来，向她微微一笑。那是赞许的、适度而止的笑容，笑容还没有收起，他又回过头注视湖心去了。湖心的涟漪一个接着一个，相交相错相重叠，又终于消溶散去，只剩下了春水的摇曳。就在这一忽儿，仿佛又有许多冰块融化了。也许是她抛掷的石子促进了融冰的过程？

　　不知不觉的，一个多小时就这样过去了。那男子似乎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湖，看着被她搅乱又平静下来的湖波。那种关注和期待使她激动不已。虽然她与他素昧平生，虽然他只回转头微笑了一次，此外留在她眼帘里的都是一个侧背影。但那优美的笑容和刚刚在桥上出现的身影和神情，已经刻在她的心上了。

　　她真想去与他谈谈，但她不能不拼命地抑制自己。这种与自己的交战是可怕的。

　　她甚至想一头栽进湖里。那男子一定会跳进残冰未消的湖水里把她救上岸来的。中外长、短篇小说和电影里都有这样的镜头。

　　那男子仍然静静地注视着湖水。他唯一的动作是习惯性地用左手拢一拢自己的头发。

　　她鼓起了勇气，她走上了桥，她甚至想咳嗽一声以引起他的注意。那男子自己转过身来了，“真好啊！”他分明地说。

　　他说什么？他在与我说话吗？她不由得回头看了看，四周再没有第三个人。她的脸突然红了，她低下了头，加快了步子。真好——什么真好呢？是说我么？是说今天这个日子，妇女的节日和我的节日？是对我的生日的祝贺？莫非他已经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他准知道了，他来了，我等啊等啊都等得……从桥头上走下来，她定了定神，她含着泪转过了身，这时候只要他再给她一个眼神她就会跑到他的面前去的……然而，他不再看她，他冷漠地挪动了步子，向着另外的方向。成语叫做——背道而驰。

　　爱情、幸福，也许还有整个的人生、整个的世界，那是多么容易错过的啊！

　　这一年她一次又一次地去到女儿湖边，来到拱桥上下，扔石子，来回踱着步子。

　　树叶绿了又黄了，杂草高了又枯了。鸟儿飞，云飞，蜂蝶儿飞，雪花飞。她在湖畔桥边树下看到过许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美的，丑的，素不相识的，也有她认识的人。然而他们都不是他。这是多么不公平啊，从春到冬，一年过去了，她在这里似乎邂逅了全市的大小人儿，除了他。

　　然后是一九六六年的早春，又是化雪和融冰的日子。已经到了“三·八”了，她突然明白了。当然是今天，当然仍然在这个属于我的日子，他会出现的，一定。

　　然而有没完没了的重要的会，重要的事，重要的义务。开着会她都快急昏了，她的面色惨白，以至于素以铁面无私着称的会议主持人也注意到了她的脸色。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机智和灵感，她顺水推舟地夸大了自己身体的不良反应，会议主持人让她去医务室看看，走出了会场以后她如鸟儿飞出了笼子。她当然没有去医务室，而是奔跑着登上了一辆天蓝色的无轨电车。原来怯懦斯文的她也会装病，她甚至想为自己的装病成功而欢呼。反正向着远郊女儿湖方向的电车开动了。

　　电车惩罚了她。电车坏了，走在中途停了下来。司机说是一会儿就能修好，却一修修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以后电车起动，车轮旋转如飞，终于快到站了。在离女儿湖站二百米的地方她看到了迎面驶来的电车，看到了那电车上的她期待了整整一年的身影……开始时她并没有看准确，那似曾相识的身影使她蓦然心动，她立刻明白了，那就是她昼思暮想的他，她终于看到了他……电车已经飞一样地驰过去了，我要下车！她几乎喊出来。谁让她是大家闺秀呢？她并没有喊。也没有打碎车窗跳下去。只要让她跳下去，即使跑步她也一定能追上那辆车。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多么残酷的戏弄啊！

　　然而他毕竟来了，在我的“三·八”。单单这一条已经使她如醉如痴。单单这一条已经像狂风一样地震撼了她，像暴雨一样地灌注了她，像烈火一样地燃烧了她，像大浪一样地冲激着、负载着、洗涤着她了。

　　然后是永远的没有消息。一九六七年“三·八”她在专政队里，对“灵魂”和“肉体”的双“触及”使她没有可能再去女儿湖赴约。一九六八年她总算去了，她没有等到他，却看到了两派“革命造反”组织的武斗，她差一点被卷进那可怕的混战中。一九六九年她变得清醒了，她感谢史无前例的运动对她的挽救，好像治疗精神病人的那种强刺激电针，她为自己的虚妄而羞愧。但她仍然在“三·八”去了。

　　“真好啊”，也许那只是称赞她打的最后一次水漂儿吧，可为什么要称赞呢？

　　一九七一年，改造得大有成绩的她结了婚。“三·八”打水漂儿的奇遇，那是一个被埋葬了的神话。

　　三

　　在女儿十岁生日的一星期以后，她忽生奇想，她要最后一次抱着那早已过了时的期望去一次女儿湖。因为这是一个“复活”的年月，有“复活”的冤魂，复活的希望，复活的热情，也有各样的复活了的神话。

　　电车比十七年前增多了五倍，乘客却增加了七倍。真挤啊。“奶奶，您坐到这边来……”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向她呼叫。她已经是“奶奶”了！她的心为之一震。

　　她下了车，除了人多了一点，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自然是不在意人间的变迁的。春意却浓于往年，一湖碧波，全无冰雪的痕迹，绿水茫茫，白鸭点点。有衣着讲究的一双双年轻人携手扶腰在她面前走过，他们哼唱着她所不熟悉的新一代的歌。爱情是属于他们的。

　　而她，一切都铸定了。妇联说是还要表扬她、组织作家采访她写报告文学呢。

　　因为她嫁了一个锅炉工。因为她和他至今和睦相处，像标准的模范家庭。“最可贵的是，你并没有因为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对老汉的忠诚……”妇联干部总结说。

　　把别人的痛苦打扮装潢起来陈列推广吧！赞美和别人去受苦吧！人可真残忍……

　　她长吁了一口气，随手拿起一片石，快五十的人了，却还能轻松地抛掷出去……

　　她毕竟和别人不同，她是从小打惯了水漂儿的啊。

　　莫非她的勇气只表现在打水漂儿上？

　　只打了一次胳臂就酸了。小孩子已经称她为奶奶。她苦笑着放眼四望。她看见拱桥上弓腰倚栏站着一个人。

　　一样的身影，一样的姿势，一样的神情，只是，只是白了头发！

　　她的心狂跳起来。她敢断定，她没有忘记，她没有弄错也不会弄错。她相信奇迹，相信缘分，相信命运。十六年前，她已经把他深深地刻印在了自己的心上，他的身影神态已经陪伴了她十六年，还将永远陪伴下去。

　　她的眼眶里充盈着泪水。她再无他求，她感谢上苍。她甚至退了几步，离桥更远了。她只想远远地再看一看这个人。

　　为什么她不跑过去呢？看那姿势，他不也在期待着吗？让她和他握一次手吧，只握一次手就够了。她仍然是她的女儿的贤良的母亲和女儿的父亲的忠诚的妻子。

　　哦，就在这时候那个人摇起手来了，他挥着手，从侧背后也能看出他的深情；然后，从另一面来了一位矮个子的妇人，两个人亲亲热热地并肩走去了。

　　就在这一瞬间她忽然明白了，也许那人十七年前来到冰水摇曳的女儿湖畔的时候，等待着的就是如今的这位矮个子的妇人吧？

　　她竟以为……多么可悲和可笑的误会！是谁欺骗了她呢？

　　吁！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擦干了泪水。她立刻捡起一块不小的石头，坚决地、奋力地竖直投到湖水里。“咚”的一声闷响之后是熟悉的叫唤“妈妈”的声音。

　　女儿跑着来了，跟着女儿来的，是双手震颤的老伴儿。老伴儿远远地跟着女儿，得不到她的示意，老伴儿似乎还不敢走过来。

　　报应

　　几十年未见的老同学聚在一起，说些什么呢？

　　胖瘦：“唉呀，你可胖多了，走在街上面对面我也不敢认你了。”

　　“唉呀，你还这么苗条，真奇怪。”

　　“我现在整等于从前的两倍了。”

　　“你简直没变样，和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一个样儿！”

　　都是废话。胖瘦云云的中心其实是一个“老”字，当年的女孩子现在都成了老妇人了。如此而已。

　　地方志：“你在广州？广州比北京暖吧？”

　　“冬天过春节前后也挺冷呢，屋里又没有取暖设施。”

　　“上海生活可真方便。商业服务业都比北京好！”

　　“昆明是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啊！”

　　“别看新疆边远，夏天可吃足了哈密瓜与西瓜，羊肉也一点不膻！”

　　其实都是早就知道了的。不知道的，也没有知道的必要与兴趣。

　　旧事：“你记得那个俄语讲师么，她说话的时候老是干咳……”

　　“新年晚会上的那次诗朗诵，正带劲呢，忽然忘了词儿啦！”

　　“我记得你戴过一个毛线织的帽子……”

　　陈谷子烂芝麻。这些事谈得越多，离她们的现实生活就越远，越没意思，还不如让它们静静地呆在各自的记忆里。

　　往事像旧棉絮。不理它还好。一折腾，散发出了霉味和尘土。

　　基本情况：“你五十了？”

　　“你哪一年结的婚？”

　　“你几个孩子？”

　　“他在哪儿工作？”

　　“你们家住几间房子？”

　　这样的问答只能证明彼此间的陌生。尽管几十年前曾经亲密过。

　　一九八四的秋季的一个夜晚，张珍，赵静，李云芳和周淑英聚在一起的时候便面临着这样的尴尬。

　　久无联系的张、赵、李来到周家是为了找周开一个证明，证明她们早在一九四八年便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因为这一年下达了一个规定，凡解放前参加党或党的外围组织的，他们的工龄，将从参加地下组织时算起，他们将被承认为“老同志”，并享受相应的离休待遇。

　　这样，已经分离三十年、各自东西了的这四位五十多岁了的女同志，又聚在了一起。

　　开证明的事很容易解决，周淑英清清楚楚地记得她们：“可以，没问题。”五个字就把正事办完了。

　　反而都有点不好意思。不远千里，专程拜访，要证明的是她们青少年时代一件那样崇高神圣伟大壮烈的事情。为了那么一个似乎是过于渺小了的目标——离休以后照拿百分之百的工资。

　　而她们呢，确实都已经老了。张珍像一块干橙子皮。赵静臃肿不堪，说话时气喘吁吁，她有甲状腺亢进症。李云芳掉头发掉得快成了秃子。周淑英好一点，但也不愿意回忆当年的华年英姿

　　她们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不谈当年的革命活动，也许是因为她们的现状不足以令人骄傲，也许她们现在已经是“岂有豪情似旧时”，但她们还保持着对那一段火一样的日子的尊重。一种心痛的珍惜。

　　不能不回顾一下她们开始走上人生道路时候的庄严激越。为的是一个舒服一点的离休，一个平淡无奇的收场。好像一篇小说，奇妙的开头与没意思的结尾。这样的小说似乎不能算是很成功。

　　她们都有一点不安。似乎有什么事玷污了那本不应玷污的东西。

　　所以这种例行的久别重逢后找不到合适话题的尴尬，在这次聚会中显得更加严重。

　　张、赵、李三个人又不能听完周淑英的五字首肯答复便抬脚告辞。

　　还是张珍灵活一点，她眼睛一转，问道：“你们还记得苗素馨吗？”

　　三个人立刻来了兴趣，异口同声地说：“记得记得，那还忘得了！”眼睛里都放了光。

　　“苗素馨瘫痪了！”张珍宣布说。

　　“啊？啊！”一个接一个的问号与惊叹号。

　　“可能是脑溢血或者脑血栓。也可能是关节炎！”

　　“准是关节炎，她从小关节就不太好！”

　　“也可能是骨结核吧？”

　　“还有人说是让廖锋打的呢！”

　　“什么？什么！”问号和惊叹号更多了，“廖锋打苗索馨……”

　　“好像有人说他打过她……”

　　这一报道使大家兴奋起来。

　　“我当初就不赞成他们俩的事！”

　　“我们谁赞成过？我们为这事干脆说是和她绝了交！”

　　“女人比男人大六岁，这怎么可能过得下去呢？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不能光看一时啊！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啊！”

　　“为这个还给了她处分……”

　　“而且也不道德呀！”

　　她们终于找着了最合适的话题。苗素馨，解放前是她们这个“民主青年联盟”

　　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苗素馨有一位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姓李。一解放小李就参了军。苗素馨与小李已经定好在五四年春节结婚。五四年新年，苗素馨突然说她与小李“吹”了。她爱上了比她小六岁的话剧演员廖锋，她即将与廖锋结婚。

　　张、赵、李、周力这件事炸了锅，她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听到了地球的大爆炸。

　　在她们那个年纪那个时代，爱情上的背叛与政治上的背叛一样地可怕和可鄙，如果不是更可怕与更可鄙的话。何况她们都认识大李（到五四年，小李就被称为大李了），她们一致喜欢大李的为人，认为大李是一位“好同志”。她们要求苗素馨做出说明，用现在的话就叫做“讲清楚”。苗素馨说不明讲不清，只是用一种直勾勾的眼神和坚决的口气表示她嫁给廖锋的决心不可动摇。这里要补充一句，苗素馨是她们五个人当中最漂亮的一个，最能干的一个，最年长的一个，是她们共同的骄傲。因而苗素馨在爱情上的背叛使她们感到共同的火一样的痛苦和耻辱。她们曾经分享过苗素馨与小（大）李的忠贞纯洁革命的爱情的幸福，如今也分担了苗素馨与廖锋的可耻的疯狂的新关系对良心的谴责。她们都发了火，晓以大义也晓以利害……最后结果是她们与苗素馨绝了交，苗素馨受到了警告处分，苗素馨与廖锋被调到了一个边远地区。从此，苗素馨从她们的心里，被“开除”出去现在，三十年后，关于苗素馨的近况报道引起了她们的热烈的推测和评论。这证明，张珍提出这个话题是做对了。

　　“其实，这个结局早就可以预料到的。廖锋是个演员，演员有可靠的吗？嫁人能嫁演员吗？嫁演员还不如当尼姑！”

　　“当时就不正常嘛！两人刚认识三个月，就把从小在一起的战友甩了，这也是喜新厌旧啊！”

　　“现在廖锋打起苗素馨来了吧？这不明摆着吗？一个二十岁的男人可以爱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但是一个五十四岁的男人绝对不可能爱一个六十岁的女人，这难道还用说吗？”

　　“等到廖锋八十四岁，苗素馨九十岁的时候，他们的距离也许就会重新缩小，他们的关系就会重新改善了吧？”

　　“别笑了别笑了。想起素馨，我还真觉得怪可怜的，落得了这么个下场！”

　　“这也是报应啊，怪不了别人的。”

　　“你们知道老李的情况吗？”

　　“人家早就结了婚，两个儿子都大学毕业工作了。老李的爱人是留苏生，听说长得比素馨还水灵呢，南方人呀！”

　　“听说苗素馨连孩()子都没有！”

　　“唉！”

　　在表达了对往日往事的公愤以后，剩下的只有一声长叹了。

　　在边远的大西北的一个中等城市，人们常常在街头看到一对年龄不甚相当的夫妇。丈夫基本上还是黑发，看上去还挺帅，妻子已经偏瘫，头发已经花白了。白天和傍晚，春天、夏天和秋天，丈夫推着一辆特制的轮椅车，与妻子一起在街道上散步，一起逛公园，一起看电影，一起进百货商店。他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的脸上永远泛着幸福的光辉。当地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发现了这一对，非把他们树成模范家庭、模范夫妻的样板不可，组织了记者与摄影记者前来采访，被他们断然地、几乎是不可理喻地拒绝了。

　　王蒙：临街的窗

　　在我幼小的时候就注意到胡同东口那一家的临街的窗子了。高大的合欢树，永远紧闭的暗红色的门，剥落的油漆，稀稀落落的、步伐沉重的行人，推车卖货的小贩，吵吵闹闹的上学和下学的孩子，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就在这单调的与乱哄哄的诸种景色之中，有一扇小小的高高的窗。是一扇永远打不开的窗。是一块安装上了的玻璃。是一个透光的方孔，尽可能安置得高。这样，在采进光照的同时却不会暴露室内的秘密。

　　我们的城市是不作兴把窗子开在临街一面的。人们都是把窗开在院子里，叫做四合院也可以，虽然未必四面都有房子。所以，当晚间走过这个胡同，那多半是看完了白云或者陈云裳主演的、完全不适合我这个年龄的孩子看的乏味的电影之后。

　　黝黑的胡同和更加黝黑的树影里，只有一扇窗口透露出橙黄色的灯光，只有这一家人没有用绝对的砖墙把自己与胡同、与街、与城市、与不相干的路人隔阻开来，这使我觉得温暖，我推测，那里面大概住着一个好心的母亲和她的女儿，母亲正催促女儿在昏黄的灯光下做功课。也可能是一个会写童话的孤独的老头儿，他看一眼自己的住室的高高的临街的窗口，就会想出一个逗人的故事。或者就是一个准备远行的青年吧，第二天天不亮就会有人在窗下轻声叫他，他们一起出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不那么残暴也不那么穷困的地方去了。

　　后来我大了，我没有固定的职业。有的医生说我的肺部有某种感染，有的说没有什么。这样，我常常有时候徘徊在离那窗口很近的合欢树下。每年学生考试、放暑假、升学并因而焦头烂额的时刻，合欢的金红花儿盛开。合欢花儿就像我的青春一样地虚无缥缈，然而灿烂。在合欢树下，我听到了——隐约地听到了窗里传来的说话声和音乐声。

　　我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音乐，是西乐还是国乐，是什么乐器在响，是什么旋律和节奏。我好像没有抓住它的声音，甚至也没有感染到它的情绪。但是我已经共鸣了，我已经震颤了，一种温柔的暖流已经流遍我的全身，我傻笑了，我觉得我已经不完全是我自己，世界也不完全是这个破烂的、摇摇欲坠的世界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她的说话声：

　　你好，我的朋友！

　　这是在对我说么？她是谁？再也听不见什么了，但还是有喃喃的低语，有一种诱导和抚摸，有一种语气，有一种呼吸，有一种人的温热，人生并不总是那么孤独。

　　记得当年年纪小，

　　我爱唱歌你爱笑……

　　这是我悄声唱起的歌。也许，她能听见？

　　后来我参加了革命。后来我离开了家，离开了那条胡同，忘记了那扇窗。我很忙。我唱完全不同的歌：

　　我们是投弹组，

　　战斗里头逞英豪，

　　杀呀！

　　几十年后我们那么快地老了，离职休养回到家，回到我们的城市仅存的几条面貌依然的小胡同来了。

　　我找到那间具有临街的窗的房子了。窗已经堵死了，只有像我这样的老居民，才能依稀分辨出窗的遗迹及它与后砌的砖的接茬，尽管这茬口已经掩盖在白灰、青灰与麻刀的灰皮之下。合欢树已经没有了，代替合欢的是年轻的杨。行人稠密，儿童欢笑，还常常有汽车经过这里，汽车的牌子有上海、雪铁龙、奔驰和桑塔那。暗红色的门的油漆剥落得更多，但门是经常打开的，有许多人从这门里进进出出。有出来打太极拳的，早上。也有挽着手出来去跳舞的，礼拜六晚上。

　　我看着已经堵上的临街的窗，祝福它过去的和现在的主人。想象着一幢一幢的新楼，一排又一排的大玻璃窗灯火通明。传出了让·米歇尔·雅尔的电子合成音乐《朔望》和芭尔芭拉唱的“我没有带给你一束花……”窗帘也愈来愈讲究了。它们将唤起新的、密集得多也奇妙得多的幻想，给新的徘徊者以安慰，我想建议有关部门努力减少街道上的噪音，使窗里的人生活得更安逸、美好。

　　这间房子老显得黑洞洞。向阳的一面窗子开得很小。南院墙离得近了，常常把阳光挡住。窗下堆着一大堆煤块，是四轮车从皮里青矿拉来的，当然，漆黑。我们又是冬天搬进去的，冬天日头矮。

　　不过门前有一株苹果树，每年长出七八片叶子，过晚地发芽，过早地枯黄，无人过问，却还活着。但总要死的。

　　冬季取暖用的火墙连同给墙提供火的砖砌的灶把房间一分为二。屋内的墙潮乎乎，不白。房子刚修好，还没有干。住人生火以后，满屋的湿霉麦秸味儿。每天早晨水汽把窗玻璃涂上厚厚一层雾障。

　　几天以后墙上的原先没有溶透的石灰开始爆炸，绽开了百花。又过几天，奇迹出现了。和泥用的麦秸里是不乏没有扬净的麦粒的，这说明了生产队劳动责任心的缺乏。在适宜的温度与湿度的作用下，麦粒苏醒了，萌动了，欣欣然发出了碧绿的芽。我的四面墙壁生机盎然。

　　“这是我的‘试验田’。”我告诉来访的新结识的维吾尔农民朋友。他们笑个不停。他们忠告我说，这样潮的房子，又是冬天，是不能住的。勉强住进去，会得关节炎。

　　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同样的逻辑，那么多倒楣的事都碰到了，还怕关节炎么？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地住下来了。

　　火墙的一分为二是把少半部分分在向阳面，背阴面倒在正房。正房有两扇对开的较大一些的窗户，临街。

　　这是一九六五年我先到伊犁、妻后来也到了伊犁以后住的第二“所”房子。九月份妻到了，分到伊宁市的一所中学，先临时住在共青团总支部的一间废弃了的办公室。十一月天寒地冻以后才搬进这所修好的极端简易的土房子。

　　但我们充满了生活的新鲜感，对来到伊犁，对在伊犁的重新团聚，对分到新房子，对临街的窗。从前（注意，是从前，就像老祖母给孙儿讲故事似的）我们在北京的时候，还没住过有着临街的窗的房子。

　　窗外的街巷是一条宽广的土路。两面各有一道小渠，并不经常有水。渠边是两排杨树，树干挺拔有力。土路上来来往往的主要是步行的与骑自行车的人。有时候有两三个骑马的人走过。有时候一匹马夫妻两个人骑。妻子在丈夫的前边，在丈夫的怀里，让人觉得很有。即使别的什么都还没有。伊犁人骑马的习惯与南疆喀什噶尔人不同。喀什噶尔的一对夫妻骑马与美国西部片上的一对情人骑马奔逃的形象是一样的，男在前，女在后，双手攀着男子的肩。伊犁之所以相反，据说是因为伊犁人的妻子是抢来的。清代为了屯垦荒凉的伊犁地区，喀什噶尔人到伊犁安家落户，并且规定凡去伊犁种麦子的，有“权”抢一个媳妇。抢来的媳妇，更加宝贵，当然要搂在怀里，不可须臾离之了。

　　每天拂晓以前，可以听到车轮轧轧声与马脖子上的铜铃的叮冬响，那是去煤矿拉煤的车。冬季，他们到煤矿，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这样，便竞相早起，越起越早，五更不到就冒着夜气严寒起床备车备马了。伊犁谚语：车夫就是苦夫，真的。而到了下午三点左右，煤黑子车夫疲惫不堪地赶着装满煤的车子回城上来了。这也是从窗向外看到的秋冬一景。

　　深夜，常常有喝醉了的男人高声唱着歌从窗下走过。他们的歌声压抑而又舒缓，像一个波浪又一个波浪一样地涌起又落下，包含着深重永久的希望、焦渴、失却、离弃而又总不能甘心永远地沉默垂头下去的顽强与痛苦。他们的嘶哑的、呼喊式的歌声，常常使我落泪。还有比落泪更沉重的战栗。

　　后来就是春天了。杨树先长出了不美丽的却也是蓬勃的穗。鸟儿在树上飞来飞去，吱吱喳喳。在富饶的伊犁河谷，在人们不认真地把粮食从田地里收净的那些年，鸟儿大概比人吃得足实一些，发育得饱满。春风吹了一阵，放风筝的各族儿童在土路上跑来跑去了一阵。化雪翻浆，轧成一道沟一道沟的土路终于干燥、硬结。虽说还没见到万紫千红的似锦繁花，却首先看到了穿着色彩缤纷的衣裙的各族女孩子们。

　　伊犁的女孩子最喜欢成伙成对地走路了，勾肩搭背，又说又笑又唱，总是那么亲热又那么活泼。她们用维语唱着：

　　达格达姆约力芒艾米孜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感谢这面临街的窗。它使身处逆境、独在异乡的我们迅速克服了陌生感，使我们分外觉得伊犁河谷是真切而美丽的，伊宁市的土路是真切而美丽的，伊犁人的生活是真切而美丽的。

　　但这扇窗也出了难题。当我去公社“劳动锻炼”的时候，夜间剩下妻一个人，这扇窗便成了她的心病。整夜，她听着清晰的脚步声、说话声、车轮声、马蹄声、歌声、笑声，觉得缺乏安全感。窗子低低的，一层薄薄的玻璃，几根歪斜的木条，只要轻轻一敲一捅，玻璃就会稀里哗啦，任何想跳进室内的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跳进来，不需要事先练习跳跃或者武功。这使她夜夜难以成眠。

　　为此我们多次向校方要求安装保护性的木窗扇。在伊犁，多数家庭的窗都临街，人们把临窗赏街景视作生活的一大乐趣。但临街的窗必有木窗扇，木窗扇上多有浮雕花纹，夜间入睡以前把木窗扇关起，用一根铁棍两只穿钉把窗扇固定起来，自然万无一失。木窗扇不仅有利于安全，冬季也有助于保护室内的温暖。但这一排新落成的简易房子，却没有这美好的设施。大家都要求装木窗扇，学校无力解决。

　　“文化大革命” 开始以后， 窗外的升平景象减少了，增加了戴柳条帽的武斗“野战军”队员，游斗的牛鬼蛇神，还有各种狂热的敲锣打鼓欢呼“特大喜讯”的队伍。但是妻反而放心了一些，“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人们无心去防小愉了。

　　一天，一个歪戴着肮脏的硬顶帽的顽童，突然从地上抄起一块石头，向我们的这窗抛来。砰的一响，窗玻璃裂了几条大缝，把我们吓了一跳。我恰在室内目睹顽童的恶行，气急败坏地夺路出门去追，顽童已不见踪影。但街上的其他小朋友主动热心地前来向我提供线索，告诉我顽童的姓名、住址，并都愿充当向导领我去找那个顽童算账。不知道这是由于他们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或是由于他们与那顽童有隙，还是仅仅由于他们烦闷无聊喜欢看人与人发生冲突。我在热心人的带领之下，迅即找到顽童家里，先看到了一个青年小伙子，估计是顽童的哥哥。我向他说明了情况，他便从里屋把那个顽童揪着耳朵揪出来了。我确认就是他以后，青年人照着顽童就是一拳，使我反而起身劝解。这时从里屋出来一位老人，银须长袍，道貌岸然，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对我的街窗被砸深表同情和遗憾，并讲述了他的关于人人应是兄弟、各族应是一家的崇高信念。我怒火全消，也不好意思再提出赔偿损失之类的要求。只好自认倒霉，回到窗已被砸的小屋里去。

　　这样，临街的窗就变得更加不安全了。妻要求我回来得勤一点。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我每天都等待着灾难的降临，诸如收到某个“革命组织”的勒令，被揪回乌鲁木齐、被关入“群众专政队”之类。

　　但截至窗玻璃被砸的那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专门针对我的事。我只是在一种“雷霆万钧” 的威慑下， “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罢了。而且这种“规规矩矩”是完全自觉的。我小心翼翼地思量了一下，认定多回几趟家，照看孤身处于玻璃被砸的临街的房室的妻子，也许尚不能算是对抗文化革命的大罪，便自动增加了每周回家的次数。

　　当然，回家不能影响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得到改造和新生。我是在每天下田耕作之后，洗一把脸，再骑上我的杂牌破自行车，一小时之后才回到伊宁市，才回到家来的。夏季农田里干活时间长，九点才下班，到家就十点多了，有时候还更晚。

　　夜深人静之时，骑自行车离开村镇，走上公路，穿过碱滩，穿过坟茔，穿过臭味扑鼻的沼地，经过一个又一个黝黑的大果园，经过星光和伸手不辨五指的黑暗——全仗着路熟。在下地劳动十小时之后，在骑车一小时之后，终于依稀看到伊宁市的萧疏的灯火了，终于自行车拐弯、拐进我家所在的胡同了，终于进家见到从愁容满面转变为喜形于色的妻子……这也是那个年月的一种快乐。虽说难免被批评者讥之为“卑微”。第二天天不亮便又走了。

　　但心里还是有点鬼，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的夜归早遁。随着社会形势的日趋紧张，这所家属院每晚十时便从里面扣上了门。于是我与妻约定，遇到我十时以后抵家，先按一定的节奏轻敲临街的破窗，然后妻给我小心翼翼地开启大门。

　　紧张的夏收开始了，我本来已经与妻说定，这一星期不回家了的。三天以后却又不放心起来，我想象着不远万里从北京随我来到新疆来到伊犁的妻，惊恐地注视着已被砸烂的窗，不得入梦、辗转反侧的情景，一种说不清的柔情和歉疚感使我觉得哀痛。即使有被枪决之虞，在枪决之前，我还是要多回去几次陪伴她，我含泪下了决心。于是，这一天，在劳动完了，吃罢晚饭，夜十一时半了，房东大娘已经为我准备了床铺之后，我突然说，我要回城里的家看看。

　　公路上已经没有一人一车，这使我反而感到自由，感到自己的强壮和“伟大”，我很满意于自己的决断力与想像力，还有勇气。生活锻炼了我，我虽写过几篇小说之类什么的，但我毕竟不是梦游式的或清淡式的文人。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活下去，想方设法活得自由而且快乐。差不多夜里一点了，我回到了家。我的独有的敲窗曲——小夜曲（？）立刻得到了惊喜的妻的回应。

　　但是大门已经锁上了，而钥匙并不在这个院子里。这样的深夜去找钥匙开大门，“政治上”与技术上几乎都是不能允许的。

　　事情有点麻烦。隔着大门，听完妻子的述说，我觉出她已快哭出来了。

　　我分析情况，当机立断。大门下面，有一道缝，瘦削的我完全有可能爬进去，虽然不雅。自行车就没有办法了，只好锁起放在巷里，我们的窗下。

　　妻子对我的方案还在怀疑，我已开始了行动。一分钟后，浑身是土的笑嘻嘻的我已站在妻面前，我的表情甚至是得意洋洋的。

　　这也是胜利。我们都快活。

　　一小时后，我们刚刚睡下，窗下传来了人声。原来是几个汉、维同胞研究这辆破车。他们分析说，这辆车可能是小偷偷掉，用完，甩在这里的。

　　我连忙在窗内应声，说这是我的车。

　　“为什么扔在巷子里？”质问开始了。

　　我只好据实招去。

　　窗外安静了一会儿，他们改用维语小声计议，他们没想到我这个操着关内口音的汉人也懂维语。我听出他们是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州法院的巡夜的。他们认为我的自行车摆在那里实在不成体统，孕育着危险（什么危险？我不明白。我那辆破车白给也不会有人要的）。但他们并没有顺藤摸瓜，借自行车的古怪对我进行进一步审查。谢谢了，性本善的人们。

　　于是他们用汉语对我说，车这样放着不好，他们要把它搬到法院院里去，明天早晨，我可以去法院取。

　　我表示完全同意。就这样。然后人车平安，皆大欢喜。

　　从此，这扇窗似乎变得更亲切了，还有点——妙不可言。后来玻璃终于换了好的。后来我们在窗上挂了洁白的窗帘。窗帘是一个维吾尔女工帮助做的，她用精致的挑花技术，使两片普通的白布幻化出迷人的花与月的图案。当然，这图案花是地地道道的维吾尔()式的。

　　从此，不知究里的从巷子里路经我们的窗子的人认定这里住着维吾尔人。常常有寻找自己的亲友乃至来乞讨的维吾尔人来敲我们的门——穆斯林对于乞讨者都是慷慨施舍的，据说“伊斯兰”一词便是“义务”的意思，而施舍与朝觐、封斋、祷告、牺牲一道，是伊斯兰教徒的必尽义务。当他们敲门之后，看到开门的人并不是维吾尔人，他们脸上常常显出迷惑不解的神气。

　　但我终于没有使他们完全失望。我尽量像一个土着维吾尔人一样地尽义务和说话。如果说我至今没有忘记维吾尔语，至少有一部分是这窗、这窗帘的“认同”作用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