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躲避同盟

　　王蒙：躲避同盟

　　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有人特别热衷于你和别人的人际纠纷，没有纠纷也要找出裂缝，嗅出敌意来，这样的人是赖人际纠纷为生的一批人，为你打探情况、出谋划策、传递消息、加油鼓劲，直到替你打头阵，冲到前头，以你这一头的敢死队员的姿态向前猛冲猛打……从而得到好处。有了这样的自愿马前卒，还愁人际没有纠纷吗？

　　所以，最好的选择是避开自愿为你打冲锋的人，实在避不开也要心中有数，哼哼哈哈则可，视为亲信则不可。专门招揽这样的人，专门器重这样的人则完蛋了，它证明的不过是你与这类人是一个档次，一丘之貉。

　　所以，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人际纠纷的网罩，躲避与任何人陷入无聊的个人纠纷，躲避与某某陷入结盟，与某某陷入作对才是正确的。为什么连与某某的个人结盟也要躲避呢？原因是：第一，结盟无是非，开始你们可能是由于共同的志趣共同的理念而“结盟”，结来结去，变成了小圈子，变成了“利益集团”，变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变成了独夫民贼大哥大邪教主所利用的工具的事实屡见不鲜。第二，由于“结盟”，你能够得到一点好处，变成一股势力，走到哪儿都能闹哄一气，你拉扯着我我拉扯着你，你()给我办事我给你办事等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同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搞拉拉扯扯得便宜的人将来多半会栽在拉拉扯扯上。请想一想，你的那个啦啦队铁哥们儿里头能有几个圣人能有几个?他们与你结盟其实是为了利用你给自己谋利益，他们吹你其实是为了吹自己，他们捧你其实是为了捧自己。你与他们建立了特殊关系，他们就要求你事事时时为他们办事。你团结住了一小撮，你得罪了大多数，他们做了坏事，你得替他们背着，他们挨了骂，你得替他们顶着。

　　再说，什么叫狐假虎威？一旦你与他们结了盟，他们就会以你的亲信你的同伙你的弟兄的名义到处胡作非为，这一点真是防不胜防。而且他们动不动就会内哄，就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相互咬起来，有多少能人干将毁在了所谓“自己人”手里！还有，愈是“小人”愈容易与各色人等闹矛盾，今天他祸害了张三，明天他埋怨起李四，你怎么办？他们不可能理解你的任何阔大一点的思路，他们的逻辑是我为你两肋插刀，你就得与我同仇敌忾。没有几日，不弄成个小山头小圈子才怪！靠小圈子而闹哄一气者多矣，靠小圈子而成大事而获得真正的成就真正的胜利者未之见也。

　　在人际关系上搞结盟还因为爱欲生嗔怒，嗔怒变仇恨的事屡见不鲜。为私利而聚在你身边的人愈多，同样为私利(得不到满足)而脱离你而化友为敌而怨你恨你的人就愈多。单纯建立在利害关系上的关系，盟友就是候补对手。此乃至理名言

　　王蒙：我为什么没有自杀?

　　某种情况下，我甚至要说，恰恰是在身处逆境之时，的条件最好，心最专，效果最好。顺境时人容易浮躁，周围常常会有各种朋友、跟随者、慕名者、请教者；顺境时你常常忙于说话、写字、发表意见、教授旁人、好为人师；顺境时常常自我感觉良好，志得意满，看到的是旁人的失缺；顺境时你必须满足社会与众人对你的期待，你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做旁人要你做的事情，比如出席某些活动、仪式而目的仅仅是为了表示你确已出席。而逆境时、被晾到一边时、“不可接触”时、“不准革命”时，正是不受干扰地求学的良机、深思的良机、总结经验教训的良机，是严格地清醒地审视自己反省自身解剖自身的良机，是补充自己、壮大自身、使自身成长、使自身更新的良机，是学大知识、获大本领、得大彻大悟的最好契机。

　　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我身在新疆维吾尔民族聚居的农村，又处在极“左”的狂热之时，由于我在当时被错误地列入另册，不能写作，不能在任何单位上班工作，也不能正常参加社会活动……当然无法有任何作为，甚至看来似乎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地学习。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农村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着作上。怎么样学习毛主席着作呢？学维吾尔文版的。我用维吾尔语背诵下了老三篇，背诵下了一大批毛主席语录。一次我大声朗读《纪念白求恩》，房东老大娘甚至以为是广播电台的播音。这说明我读得是怎样的字正腔圆一丝不苟。

　　有些外国朋友不理解我怎么可能在那种条件下在新疆一口气生活了16年，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他们询问我在新疆16年做了些什么，言外之意那么长的时间，你的生活将会是怎样地空虚和痛苦。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是读维吾尔语的博士后啊，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硕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后，不是整整16年吗？”

　　任何表述都不是面()面俱到的，我无意用这样的说法来掩盖我与很多同命运的其中有不少是优秀的人士在那个年代的经历的悲剧性，也无意提倡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然而我以为确有真正的精神真正的胜利，不是仅仅用一种类似儿子打老子的谵语欺骗与麻醉自己，而善于在一切逆境中学习，通过学习发展和壮大自己，憧憬着准备着未来，为最后的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是全面的胜利打下基础。这样的学习同时也是对于制造苦难制造不义嫉贤妒能动不动欲置人于死地的坏人的最好回答。

　　至于为什么没有疯狂也没有自杀，当然还因为我的“不可救药的主义”，我的对于生活对于人众(例如维吾尔农民)的爱，还由于正是我自己从童年和少年就选择了革命，包括革命的曲折和艰难，是我自己选择的，它并不完全是外来的与异己的强加的灾难，这样思考就会舒服一点，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强一些。有一些激烈的评者总是责备我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采取对历史和现状无情的决绝态度，对不起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的起点、出发点、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我不打算迎合。我也不喜欢那些欺世盗名的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