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善良

　　王蒙：善良

　　善良似乎是一个早就过了时的字眼。在生存竞争中，在阶级斗争中，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利益原则与实力原则似乎早已代替了道德原则。

　　我们当然也知道某些情况下一味善良的不足恃。我们听过不少关于善良即愚蠢的寓言故事。东郭先生，农夫与蛇，善良的农夫与东郭先生是多么可笑呀。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对象是狼或者蛇，善良就是自取灭亡，善良就是死了活该，善良就是帮助恶狼或是毒蛇，善良就是白痴。

　　但我们也不妨想一想，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当中，那些等待着向他们伸出善良的援助之手的冻僵者或是重伤者当中，有多大比例是毒蛇或者恶狼?我们还要问，宇宙万物中，有多大比例是毒蛇和恶狼?为了有限的毒蛇和恶狼而不惜将一切视为毒蛇和恶狼，不惜以对付毒蛇与恶狼的法则为自己的圭臬，请问这是一种什么疾病?

　　我们还可以问一下，我们以对待毒蛇和恶狼的态度对待过的那些倒霉蛋当中又有多少人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当真的毒蛇和恶狼?如果说，面对毒蛇和恶狼而一味善良便是糊涂的农夫或东郭先生，那么面对并非毒蛇或恶狼的人却坚决以对待毒蛇或恶狼的态度对待之，我们成了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自己有点向蛇或狼靠拢呢?

　　善良与凶恶相对的时候，前者显得是多么稚弱而后者显得是多么强大呀。凶恶会毫不犹豫地向善良伸出毒手，而善良却处于不设防乃至不抵抗的地位。凶恶是无所不为的，凶恶因而拥有各种各样的武器。而善良是有所不为的，善良的武器比凶恶少得多。善良常常败在凶恶手下。

　　然而人们还是喜欢善良、欢迎善良、向往善良。善良才有幸福，善良才能和平愉快地彼此相处，善良才能把精力集中在建设性的有意义的事情上，善良才能摆脱没完没了的恶斗与自我消耗，善良才能实现健康的起码是正常的局面，善良才能天下太平。

　　这就是善良的力量。善良的力量就在于它是人的。它属于人，它属于历史属于文明属于理性属于科学。它属于更文明更高尚更发展得良好的人。它属于更文明更民主更发展更富强的社会。

　　凶恶每“战胜”一次善良就把自己压缩了一次，因为它宣告了自己的丑恶。善良每败于凶恶一次，就把自己弘扬了一次，因为它宣扬了自己的光明。

　　善良也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远见，是一种，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精神的平安，是一种以逸待劳的沉稳，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快乐，是一种。

　　善良可以与天真也可以与成熟的超拔联系在一起。多数情况下善良之不为恶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善良的人不是不会自卫和抗争，只是不滥用这种“正当防卫”的权利罢了。往往是这样，小孩子是善良的，真正参透了人生与世界的强大的人也是善良的，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最不善良。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恶人更是常常四面楚歌，如临大敌，其鸣也凄厉，其行也荒唐，其和也寡，其心也惶惶。而善良者微笑着面对现实，永远不丧失对于世界和人类、祖国、友人、理想的信心。

　　我喜欢善良。我不喜欢凶恶。我认为即使自以为是百分之百地代表着真理和正义也不应该滥恶。滥恶本身就不是正义了。我相信，国人终归会愈来愈善良而不是相反。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凶恶不是已经出尽风头了吗?凶恶不是披尽了“迷彩服”了吗?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王蒙：激情的抑制与理性的选择

　　我们常常倾向于过高估计了激情的作用。从我国的戏曲中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富于戏剧化激情的民族，动不动是紧锣密鼓、大吹大擂、大忠大奸、气急败坏；动不动是挥刀斩去、一头撞死、当场拿下或立马下跪。也可能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人民压抑太多，需要在舞台上大轰大嗡一番。近百年中国的剧烈变动与天翻地覆的革命更是充满了激情。也许可以说，没有激情就没有革命。这样的激情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正义的与伟大的。但是仅仅靠激情却无法解决经济与社会建设的诸多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岁月，叫做“火红的年代”。火红则火红矣，激情冲破天则冲破天矣，三年超英五年超美的雄心壮志却没有能实现，跃进了半天，最后是遍及全国的大饥荒。

　　到了“文革”当中，感情激情更是提到了压倒一切的程度。林彪说什么毛主席着作要带着感情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提倡蒙昧主义与信仰主义，取消科学的思辨与实践的检验，用愚忠愚孝取代对于客观规律的总结与认识。那时候的很多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一切为了毛主席，例如誓死扞卫中央文革，例如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更要执行。这些荒谬的东西作为理论的命题与政治的口号都是不可理喻的、破绽百出的、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只能用什么感情云云毫不讲理地硬灌下去。

　　如此这般，煽情成为我们的不仅是文学艺术而且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征。我们的有些会议也是这样的，一个主张应者寥寥，或是众说纷纭，忽拉一下子提出了不少不同见解，于是负责人便大光其火，一发脾气，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了。这叫人看着有点老孩子气，给人一种始终长不大的感觉。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我们的政治政策术语有时候相当感情化、文学化、比喻化，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风细雨”，这些更像一个抒情口号或一个修辞方式而不像一条政治路线。而我们的文艺研究却充满着政治术语，如倾向、矛头、影射、用心等，这是一个很有特点也很有趣的文化现象、语言错位现象。

　　现在弄得我们的文坛与学术论坛也动辄动感情，以澎湃的却常常是简单化的自我化的一厢情愿的抒情代替逻辑的推理与实践经验的分析，动辄作极致语悲情语牛皮语念念有词状，动辄作悲壮状孤独状勇敢状伟大状，却少有什么扎扎实实的建树，我们吃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煽情家的亏还少吗？

　　正因如此，我们要()特别强调理性，强调冷静，强调全面与远见。这不是技巧问题处世奇术问题人情练达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智慧问题智商问题，在大言欺世与真实无欺，迎合煽乎与入情入理，风头火爆与埋头苦干，狭隘偏执与海纳百川，盲目哄闹与慎重负责之间的选择，不仅是智商的选择也是人格与道义的选择。

　　现在回过头来说逆境下的情感控制。问题在于，愈是逆境之下，愈要控制自己不要激动，不要发火，不要过度，不要过度反应。我无意贬低情感在人生的一切活动中的作用，文章不是无情物，作为一个在文字中讨生活的人，怎么能不要情感呢？然而，任何一个人的情感都不是单一的与单向度的，悲哀之中应该会有一种与之抗衡的提醒自己要挺得住的，失望之中会有一种不甘心的再来一次的顽强，至少会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潇洒豁达，愤怒之中会有一种且咬紧牙关的，险恶之中除了恐惧也会有一种战而胜之克而服之的决心。正像人会情不自禁地出现消极悲观埋怨直至自暴自弃的不良情绪一样，人碰到了麻烦碰到了不顺利，也会激发出豪迈和英勇、沉稳和冷峻、尊严和侠义、慷慨和悲壮以及不惜一搏、不惜献身，但绝不轻举妄动的浩茫心绪。人的感情其实也是一个或一组杂多的统一，是相悖而又相成的整体，感情也需要一个合理的架构，合理的分布，合理的配置，而不是一味地火上浇油。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力争以清明的理性驾御自己的感情，以比较积极、比较健康的感情统领感情的全部，在必要的时候，一个五尺之躯里，可以容纳感情的十二级台风。一个真正的人，一定会寻找到咬紧牙关，不哭不笑而要理解，天塌下来顶得住，打碎了牙齿吞下去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