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惶惑

　　王蒙：惶惑

　　一

　　他第一次到Ｔ城来是２８年以前的事，比四分之一个世纪还长三年。那时候他２３岁，大学才毕业，体重只有１０１市斤，穿一身柞绸中山服，自以为是高级衣料了，神神气气地进行他的第一次出差，而且走到哪里也不忘记戴一顶短帽沿的灰布帽子。那时候他对坐火车，对列车员姑娘一再用拖把擦洗车厢里的地板，对按路程分段计价收费、穿在列车用大瓷碗盖的疙瘩上的圆茶水票以及车厢里的大喊大唱的广播喇叭都觉得新鲜、有趣。还有，从北京到Ｔ城的直快硬座车票要十几块钱，他身上带着一百块钱的盘缠，他觉得是在进行一次耗资巨大、身携巨款的旅行。那一百块钱是放在内衣的小兜里的，兜口，用两个别针别得严严实实。

　　他现在５１岁，刚刚提升为环境保护机构的主任，到Ｔ城参加那里的专业座谈会。他这个主任工资级别虽然不太高，但职务按人事部门的说法相当于专署级：司、局长之上，部长之下。他是为数不多的年富力强、又红又专、既被上级了解赏识、又被群众信赖拥戴、官而不僚、专而不僻、走红运而不被嫉妒的前途无量的人才之一。三中全会以来他的体重增加到了１４１斤，近日开始注意了采取一点点防止继续发胖的措施。他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华达呢棉布陆军服（陆军服与中山服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上衣衣兜的四枚扣子都隐在兜盖后面），同时他有好几套毛料服装，遇到节庆大典、外事活动时再穿。他从来不戴帽子，而且上衣的第一个纽扣从来不扣。他带着一个助手出差，助手在硬席卧铺车厢，他在软席卧铺车厢。他不知道、也无暇过问车票是多少钱，出差费预支了多少。即使在软席包房里，他还在不断地看：国务院文件、简报、总结、汇编和外文资料。只是在深夜，当他被列车摇睡了又摇醒了以后，他披上一件毛线衣坐了起来，掀开绸窗帘和挑花窗帘的一角，看了看窗外正在行进和振荡着的月光。月光冲撞着远山、丘陵，漫盖过白花花的田野、庄稼苗，推拉着树影和只剩了影的树。他觉得列车像是一艘在海里行驶的船。他点起一支烟，怕污染包房环境，只吸了两口就又掐掉了。“２８年了！”他默默地自语。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妹爱上（了个）三哥哥，

　　他们俩是知心（的）人。

　　村念作“葱”，人念作“仍”——浓重的乡音。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下面是笛子独奏：《放风筝》。”虽然是在车厢里，却有一丝不苟的报幕。

　　３——５——ｉ～～～～～～～～６　６　５　３　２　１……１９５４年来Ｔ城那次，他正好碰到民歌合唱团的演员和他坐同一个车厢。（她们巡回演出，为什么不买卧铺票呢？）不知是哪一个旅客先“发难”的，都半夜１２点了，旅客一啦啦，她们就唱上了，不但全车厢都兴奋起来、活跃起来了，而且引来了不少外车厢的旅客和衣着齐整的蓝色的列车员。

　　一刹那间，他似乎又听到了当年的《放风筝》的旋律，颤抖的笛膜负载得了那么多欢乐吗？

　　笛声退去了，车轮声震耳。

　　二

　　上次来Ｔ城的时候是在老火车站下车，提着包，走过天桥，走出站来，耳边是一片夏天的蝈蝈叫似的叫卖声。青玉茭子、豆腐干、醪糟鸡蛋、赤豆冰棍，还有《大众电影》。他摸了摸自己的内衣兜——是想探一探钱丢了没有，却被误认为是要掏钱，结果，一群少年小贩把他包围了起来。

　　这次是上午１０点１２分正点到达，帮他提包的有他的助手，他潇潇洒洒下了车，与到站台来迎接他的当地的汪厅长、黎副厅长、吴处长和赵秘书握手。

　　“刘主任，晚上睡得好吧？”

　　“欢迎刘主任！”

　　“刘主任是第一次来Ｔ城吗……噢——，５０年代来过，你是老Ｔ城了，哈哈哈……”

　　在他自己的工作单位，其实听不到这么多刘主任和主任刘。人们尊敬他和他的新任职务，这当然是好事，主要是，这种尊敬是他推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然而，在这种一口一个主任的称呼里，他又好像失去了一点什么。

　　“你姓啥？”

　　“刘。你们叫我小刘好了。”

　　上次，他对Ｔ城人是这样答的。

　　他们走出车站，来到停车场，太阳正好从一片薄云下挣脱出来，耀眼的阳光照耀着面前笔直的林荫大道。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是条状的草坪与花坛。

　　那时候，何曾有这样的大街？何曾有这样的人流和车流？

　　那时候在Ｔ城，代步一半靠公共汽车，一半靠毛驴车。

　　“这是新车站，这条路也是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才修出来的……”厅长们说。

　　当然，城市大大发展了。不过空气里充满了煤烟，含硫量大大超过了国家所允许的标准，还有顽固不化的氮氧化合物，还有一氧化碳，还有放射性元素。落后的能源与落后的工艺。即使不是专家，不用仪器，只靠常人的鼻子也闻得出来。

　　他登上了为他开来的银灰色的“上海牌”小汽车，车飒地开动了，四分钟以后，汽车开进了有着美丽的灯柱的宾馆大门。五分钟以后，他进入了为他准备的房间。有单人睡的双人床，有写字台和会客间。卫生间的设备是“国际水平”的，恭桶上和浴盆上都用写有英文和日文的说明的纸带封着，表示在一次彻底清洗消毒以后，未曾有人用过。

　　那时候住旅馆连介绍信都不用。他背着草绿色的帆布书包打问了一下，找到一处住一夜只收六角钱的旅馆。他住进一间四人一室的背阴的房子。同屋的另外三个人都比他年岁大。

　　一位是善于辞令“见面熟”的梆子剧团琴师，一位是默默无言的已经还俗了的和尚。还有一位实在是惨，他是个农民，妻子死于难产，婴儿又得了颅水症——头大得像南瓜。他带着孩子到Ｔ城来看病，在旅馆要了一张床位，虽然这严重地影响了这个房间的安静和舒适，但是不论旅馆的人还是同室的人都同情他的遭遇，谁也没有提出异议。这位不幸的父亲对年龄远远比自己小得多的小刘也是一口一个“大哥”，更使小刘心里过不去。工作之余，一有空小刘就帮助他伺候孩子。几天之后，当不幸的父亲抱着不治的孩子离去的时候，小刘为他几乎落了泪。

　　三

　　午饭以后，刚回到房间，电话铃响了起来。

　　是他的助手，助手说，宾馆大门口来了一位女同志，自称是他的５０年代的老相识，要求见他。

　　“她叫什么名字……”

　　“鲁采凤，”好像是这么几个字，没听清。

　　“她是干什么的？”

　　“说是Ｔ城一中的教员。”

　　他搜索自己的记忆：鲁采凤？吴采凤？陆才丰？楚再逢？

　　不，一无所有，根本不沾边。

　　“不，我不记得她，你再问问，必要的时候你接待一下她好了，问问什么事情。如果是叙旧，你替我感谢她，解释一下，我的时间很少，事又多。如果是告状，替她转给信访部门。”

　　毫无办法，想不到到了Ｔ城也有人来找。最近一、两年，找他的人实在太多了，老邻居、老同志（从小学到大学）、老战友、老同事、老病友、老牛（棚里的朋）友……以及当今工作的上级下级、左邻右舍……他懂得“联系群众”的重要，对于青云直上的他来说，搞不好群众关系，远远比消除不了废水、废气和噪音更危险。但是，经过一年来联系群众的非凡努力，他终于悟出了一条真理，即使他不搞专业，一天２４个小时接待找上门来的可爱的群众们，也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一次热情接待只能缩短第二次来访的周期，而且，他从而负下了回拜的债，而且，有那么多熟人托他办的远远比高温中合成的ＮＯｘ更棘手的事情。

　　一到Ｔ城就冒出来一个“穆裁缝”？他有点厌烦。

　　２８年前他的生活消消停停，大家都是同志，工作配合就是工作配合，生活互助就是生活互助。大家都忙，大家都年轻，无旧可叙，无时间东拉西扯，无事可托办。来Ｔ城出差的最后几天他得了肠炎，旅馆的一个梳小辫子的服务员给他送汤、送药、送流食，他非常感谢她，却彼此连姓名都不曾通过。

　　四

　　下午去机械厂，看了他们在电镀件漂洗方面采用的新技术，并且不得不即席发表了几条其实相当一般，但据说给了人家厂子“很大、很大帮助”的指示，之后，他回到了宾馆。他感到很疲劳。

　　那位纠缠不休的女同志坐在宾馆的传达室等他，“上海牌”进门的时候他并没有停车，也没看见她，但是他一进房间，电话铃就响了。

　　“您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楚（陆、鲁）……”她终于说服了传达室，被允许直接把电话打到他这里，“您能让我进去吗？”

　　他想说，他需要休息，他想说，他大概与她没有多少交道可打，他想说，他马上要去就餐，他想说，他现在只想讨论双槽逆流漂洗和喷雾淋洗怎样结合使用……但他终于没有说，他叹了口气，说：“好吧。”

　　到机械厂这一路，怎么看不出一丝一毫往日的痕迹来呢？那是阳湖公园吗？阳湖公园他在五四年去过好几次，他曾坐在那里的长椅上遐想——、事业、前途。那个公园似乎有点荒凉，游客稀稀落落，公园四周有农舍和菜地，枯树和奔跑着的狗。现在的阳湖公园，四周都是高楼，省展览馆建筑得非常宏伟、漂亮。透过汽车玻璃匆匆一瞥，但见游人如蚁，却不是星期天。

　　敲第二次门的时候他才听到，“进来”，他在原地叫了一声，背对着门，眼睛看着窗外。门柄轻轻地旋转着，被打断了思绪的刘主任懒洋洋地转过了自己的身躯。他看见了推门进来的这位瘦小的、黑不溜秋的妇女。她穿着千篇一律的蓝布套服，剪着短发、头发稍有点乱。他想，教师可是应该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呀。只有她的眼睛，虽然那是胆怯和顺从的，却又是执拗和热烈的。她的目光里似乎有一种与她的年龄、她的装束、她的举止、以及与这个硫磺味严重、烟雾蒙蒙、质量评价根本不及格的城市环境不大相适应的东西，使他的心一动。

　　“是的，是您，您没有变样，走在街上我也能认出您……不，您大变样了，您完全像……”她伸出了手，说的话令人不知所云。

　　这也是规律，来访他的人都要这样说的。说没变样是为了赞美他的驻颜有术，说变了样是暗示他的成就，他的地位。而这位女同志，却一股脑推销起她的最好的矛和最好的盾来。

　　多没意思！

　　他是冷淡的，她好像不怎么计较。她从提包里掏出一个老式的漆皮笔记本，“您想起我来了吧？”她期待地问。

　　他想不起。他把笔记本接了过来，翻开第一页，是一幅并不高明的水彩画，画着太阳从山后升起，光芒万丈。他仍然糊涂，黑不溜秋的女教师却兴奋得声音都颤抖了，“您翻过一页，请您再翻一页……”

　　第二页，上面写的是：

　　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人生活得更美好。

　　书赠我的不相识的善良的朋友

　　刘俊峰　１９５２年新年前夕

　　后面又有一行小字：

　　你一定有最灿烂的前途。请跳一个舞。

　　是？分明是他的名字，他写的字，只是，那时候的字，幼稚得像是出自一个孩子的手。

　　分明什么也不记得。他的记忆力已经糟到这般田地了吗？

　　女教师回顾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夜晚的联欢。那时候刘俊峰在工业大学上学，他们班在除夕与附中的毕业班联欢。每个同学都准备了自己的礼物，为礼物题了词，并点了自己需看的节目。礼物包好，按照大学班与附中班分成两堆，然后各自从对方的礼物堆中拿起一个红纸包，津津有味地看各自得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和谁送的礼物，然后分别找送礼的人道谢，互通名姓、互相交谈，然后按照送礼者的要求分别表演节目。

　　黄金的岁月，黄金的年华！生活就像游戏一样快活，游戏却又像命运一样庄严。

　　是的，有过这样的新年联欢，有过这样的友谊和欢乐的赠礼。他已经记不起有关这项联欢的细节和形象，但他记得并完全承认当年迎新联欢的概念。

　　“那个除夕晚上我和您说了许多话，我知道，您是高才生，又是团小组长。您对生活的一直鼓舞着我。我一直保存着您的礼物，您的旭日东升的画和您的题词。我真喜欢您的题词。我们班的同学有的得到了一个布娃娃，有的得到了一块三角板，有的干脆是水果糖——他们的礼物都不如我！我真是最幸运的人。”

　　封皮上烫着“”两个金字的漆皮笔记本恍恍惚惚在刘俊峰的尘封已久的记忆中出现了，然而，他仍然不记得画和题词，更不记得这位当时的中学女生。３０多年了，他的命运几经起伏，他每年都要新结识几十、上百个人，认识得愈多，忘得就愈快。有远远比这个女教师更需要他记住的人物，很多，很多。

　　“我非常珍视您的笔记本，看到它，我就想到那个年代。不管什么时候，我不能忘记那个年代给我的教育。一想起这些，我的生活好像也变得好一些了……”

　　“真对不起……我忘了……”他摇摇头，苦笑着。他不能说假话，假装记得她。为什么要欺骗这样一个毕竟是在３０多年前邂逅过的，看来还满天真可爱、又有点罗嗦的女人呢？

　　“从前年我就在报纸上看到您的名字，我知道，那就是您。我看到了您参加联合国环境会议的消息，是在日内瓦还是斯德哥尔摩？后来我就到处找您。在《环境科学》杂志上，我读了您的文章。您的学问可真大！您现在是专家，又是大干部，我真高兴！我也光荣！我看准了，５０年代的共青团员里将会出现四个现代化的栋梁！也许将来你会当副总理，真的！”

　　刘俊峰摆了摆手，紧盯着她的脸，想从她脸上分辨她是不是虚伪阿谀。

　　“我知道您很忙，请原谅我打搅您。１９５２年秋天我考进了师范大学，学中文，１９５６年分配到Ｔ城，一直在一中。对不起。我说话有点罗嗦。现在我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孩子们担心考不上大学，思想负担很重，有的年纪小小的就说活着没多大意思。我给他们念高尔基的《海燕》，念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我都哭了，他们当中却有人无动于衷。我告诉他们，生活是美好的，他们不信。他们甚至于问我，可您的生活又有什么美好的呢，我气得要死，他们根本不懂得我多么热爱我的工作，多么愿意把理想和信念给他们……可是我太渺小了，我震动不了他们的灵魂。现在您来了，太好了，我已经把您给我的笔记本给孩子们看了，他们很受鼓舞。对不起，我得寸进尺了。您到我们班上去讲个话吧，哪怕只讲十分钟，哪怕不讲话也成，让孩子们看一看您这个有成就的大活人，对不起，我的话有点粗鲁。要让孩子们知道，人是可以做出一点成绩来的，生活的前景是很广阔的，活着，是有许多事情要做的……”

　　刘主任感动了，这位早已忘却了的老相识（单识？）的心多好！然而……要命，他到Ｔ城来难道是为了向一个班的中学生发表演说？甚至只是展览一下“大活人”？他不是黑猩猩！他不想满足那种看一看他的原始要求。他的仅有的五天的日程已经全部排满，他要听汇报，他要作报告，他要批文件，他要和北京通话，他要抽出剩余时间继续他的专业研究，还有好几个数据没有搞清楚。Ｔ城还安排了什么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烦死人！他是一个工程师，又是一个领导干部，他不是普渡众生、有求必应的菩萨。他不想乱伸手，也不想拉选票。而且，这个女同志呆的时间太久了。

　　“不行，我的日程排满了，就这样吧。”他硬起心肠，准备送客。

　　“那么晚上呢？”女教师的声音有一点像哭。“您到我那里坐一会儿行不行？我只叫我们班的班长和团干部参加，我给您做一顿饭，您只利用吃饭时间和他们说上两句，不影响您饭后的活动……只是，我的饭做得不好……”

　　他没有来得及表态，一阵轰隆轰隆的说笑声撞开了门，是省里和市里的领导同志对他的礼节性的拜会。他们气宇轩昂，声音洪亮，旁若无人。刘俊峰甚至没顾上注意女教师是怎样离去的。

　　五

　　刘主任在Ｔ城的工作非常忙。会议说是专业性的，却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在专业之外。几个典型材料在介绍自己的新的技术成果的同时，要用一半以上的时间谈诸如怎样争取领导的重视，怎样发动群众，怎样解决环保与增产、环保与节约、环保与调整经济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党委重视是关键，依靠群众才好办，思想工作要先行，环保生产双进展！”这可能不算专业，但是没有这些就没有任何专业，专业干部进入了领导班子以后，为了专业，必须把自己的精力的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十分之七放在专业之外。他是清醒的，在会议上倾听这些句句是真理的套话和句句是套话的真理的时候，他虽有苦笑，却并无怨言。

　　鲁（？）老师又来了两次电话，锲而不舍，他终于答应了在第四天晚上到她那里去吃晚饭，见见她的班上的宝贝疙瘩一样的学生干部，“总共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他说。女教师的声音即使从电话筒里听去也叫人感动，可以说，那叫作“感激涕零”。

　　忙里偷闲，省和市的有关领导同志陪着他游了一次松山古刹，用了半天时间。陪游的人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古刹旁的一株“周柏”——周朝的柏树，我们的老祖父，像石，像钢，像现代派雕塑，死的枝干里仍然保持着活的汁液。他想着的却是，什么时候能使Ｔ城的空气跟松山这里一样清新就好了。

　　１９５４年他游过松山古刹，在西大桥边等了一个小时才坐上了公共汽车，那时候古刹的汽车两个小时开一趟。汽车挤得叫刘俊峰透不过气。回程又错过了最后一班车。等回到城里，已经是午夜，饭馆、商店早已停止了营业，又没找到私人摊贩。他摸来摸去，在衣袋里摸出了一块半已经不清洁的硬块水果糖，这一块半糖便成了他的晚餐。古柏消失了，一块半糖却存活在他的记忆里，带着往日的好兴致和安贫乐道的自豪。

　　第三天晚上，省、市各有一位领导同志陪同他观看了梆子戏：《秦香莲》。他只不过闲谈的时候和赵秘书提了一句，１９５４年他听过这里的梆子：《鞭打芦花》和《喜荣归》。

　　立刻，赵秘书安排了这次看戏。地方同志待客的人情味像酒，而北京的干部对地方上来的同志像水。梆子的古朴苍凉的唱腔使他几乎落泪，他为秦香莲不平，为包黑子鼓掌，他再一次深深地、铭心刻骨地感到了我们的民族对于包公们期待得有多么久，有多么深。当然全非故意，他这位懂外文、出过国、在当地干部眼中看来相当“洋”的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新任领导干部竟能为一出梆子戏如此动情，这大大密切了他与当地干部的关系，沟通了他们的感情。很明显，听过这次戏以后，地方的领导同志更拿他当自己人了。

　　在这些礼节性、交际性的活动中他表现得相当随和。应该说，刚刚提上来、立足未稳的他，建立与各地领导同志的良好关系是有政治意义的，这对于推行他的环境保护计划，或许比再抓几套消烟除尘脱硫装置更重要。

　　听完戏的第二天上午的会上，汪厅长告诉他晚上请他到家里吃便饭，省委李副书记、赵副省长和朱市长都将去“陪他”。他当然不能拒绝。但他本来答应了鲁（？）老师的。他只好不睡午觉，吃过午饭后吸了两支烟便匆匆驱车来到第一中学，七拐八弯好不容易找到了母老师的家。只是在打听这位女教师的住处时，他才从一中的职工那里弄清，原来她不姓鲁、陆、吴、楚，而是姓母。母老师正忙着准备饭菜。母老师的丈夫最近才从外地调来，他的行动、反应有些迟缓，据说是因为吃多了受甲基汞污染的食物的结果。母老师的房子旧而小，墙壁上挂着一张已经变得暗黄了的卓娅像，大概也是什么人当年送给她的礼物。她至今还生活在５０年代么？还有复制的手迹。还有一盆正在开着紫花的仙人球，比她们的房间和人都更高贵和富有亮色。

　　他根本没有时间与她和她的丈夫交谈，他只来得及表示一下歉意，他无法见她希望他见的她的班上的同学。２０分钟后，刘主任应该出现在环保座谈会的会场主席台的显要位置上。他应该做结论性的长篇讲话。讲话稿在公文夹里。公文夹和助手都在“上海牌”里等他。他吩咐不必灭火，汽车马达在母老师家门口嘟嘟地响。

　　“您总算来了我们学校，我要把您到来的消息告诉孩子们，谢谢！”女教师的睫毛上闪着泪花。

　　晚饭吃得很成功，人情和工作都取得了进展。李副书记喝了两杯酒以后显得更加质朴、亲切、豪爽。他说老刘的这次到来对全省环保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他保证，对于上一财政年度挪用环保专款的事一定要彻查、处理和通报全省。他同意和刘主任为首的部门充分合作，抓住电热厂做典型，出成绩、出技术、出经验、出思想、出材料，一抓到底，抓出个道道来。他拍拍老刘的肩膀，深情地说：“明年我也就退了，以后的中国，就看你们的了！”

　　结果他干脆没有时间沿着１９５４年走过的旧路在Ｔ城走一走，没有能去当年徒步走过的城西大桥。大桥当年似乎相当辉煌，现在从汽车上望去却原来相当寒伧。汪厅长说，新桥即将落成，而这个桥即将拆毁。拆掉这个桥以后，５０年代的旧物就更少了。不拆又怎么样呢？即使他叫停汽车，下去走一走，又能辨认出些什么来？

　　六

　　没有怀旧，没有抒情，甚至连再去喝一碗２８年前使他赞叹啧啧的醪糟鸡蛋也不曾。比醪糟鸡蛋更好的东西还吃不过来。让现今的２３岁的青年人去品味生活吧，他的任务不是品味，而是工作，牛一样地工作，即使为了青年人能足够满意地品味，他也有责任提供更纯净的空气和流水。

　　就这样匆匆度过了五天，其实游古寺和赴便宴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有关工作的交谈。最后，夜１１点２０分，他又来到了五天前到过的新车站。送他的规格比接他的时候高了一点：除了汪厅长、黎副厅长、吴处长和赵秘书，李副书记亲自到车站送行来了。

　　站台上还站着——热心的、憔悴的女教师，在寒冷的夜风里披散着头发，她说她怕见不到刘俊峰，提前４０分钟就到站台来了。她拿着那个旧笔记本，请求刘俊峰再给她题几个字，签个名。

　　“３０年前，您鼓励过我。３０年后……”

　　他没有听完这位黑不溜秋的女人的话，这种不识时务已经超出了常识常规，他几乎想把她推开。

　　他和地方同志们话别，他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他对此行和他们的座谈会表示相当满意，并且在开车前一分钟，他从打开的车窗中探出头来，嘱咐汪厅长，一定要把电热厂的工作抓好，“就指着你们呢！”他说。

　　火车已经开动了，地方领导同志们的脸和手退向后去，忽然，从站台上飞进车厢他的怀里一尼龙网兜苹果，是母老师送给他的。他看见了正在与火车进行同步运动的母老师，看到她确信他接过了苹果时的焕发欣慰的容光。

　　七

　　Ｔ城远去了，往日的Ｔ城已经面貌全非，他这次出差并没有挖掘出多少湮没了的记忆和记忆的见证。他自己也已经面貌全新了，匆忙、紧迫、自信。《放风筝》的旋律已经不再震响耳边，《三十里铺》的歌声即使重新听一遍也难以恢复他当年的激动。患颅水症的病儿的肉体和灵魂早已灰飞烟灭。他的妻子次日上午不会到北京站。接他的自有他的下属。火车开行以后，他面对苹果似觉歉疚：难道硬是不能与她的学生见见面吗？又觉得不必婆婆妈妈，即使只是为了不再出现类似母老师的丈夫那样的甲基汞中毒，他也理应把他的善良情感化为推进工作的全方位努力。他在火车上想好了给母老师的新题词，大意是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四化”做出实际的贡献。他准备一到北京就端端正正地写好寄到Ｔ城一中去。他告诉他的助手，别忘记提醒他办这件事。助手说：

　　“我看那位老师有点神经病。”

　　他很不高兴，他奇怪，尽管()这次到Ｔ城出差比２８年前那次做的工作要多得无法比拟，他受到的礼遇也和那时候无法比拟，为什么在他的心里倒是２８年前那次更值得眷恋和珍重？更令他神往？然而那是不可能的。１９５４年和那一年的他（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可怜巴巴的呢）已经不会再回来。时光不会倒转，８０年代有８０年代的挑战，而他在８０年代担起了超重的担子。他大概不如１９５４年、当然也不如１９５１年给“不相识的朋友”题词时那样可爱了，他好像有那么一点冷酷……然而，做事情和可爱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一匹小马当然比一匹大马、更比一台拖拉机可爱，但是耕地还是要找大马，最好找拖拉机。可爱不能当饭吃，也不能脱硫。

　　他问助手：“是后天吧？我们几点钟会见日本的环境计测家代表团？”

　　但他无法驱除掉母老师给他留下的印象。直到回北京以后很久了，他仍然时不时地想起她来，而且，每当想起她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淡淡的，却又是持久的惶惑。

　　１９７９年８２年

　　王蒙：夜的眼

　　路灯当然是一下子就全亮了的。但是陈杲总觉得是从他的头顶抛出去两道光流。街道两端，光河看不到头。槐树留下了朴质而又丰满的影子。等候公共汽车的人们也在人行道上放下了自己的浓的和淡的各人不止一个的影子。

　　大汽车和小汽车。无轨电车和自行车。鸣笛声和说笑声。大城市的夜晚才最有大城市的活力和特点。开始有了稀稀落落的、然而是引人注目的霓虹灯和理发馆门前的旋转花浪。有烫了的头发和留了的长发。高跟鞋和半高跟鞋，无袖套头的裙衫。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

　　城市和女人刚刚开始略略打扮一下自己，已经有人坐不住了。这很有趣。陈杲已经有２０多年不到这个大城市来了。２０多年，他呆在一个边远的省份的一个边远的小镇，那里的路灯有三分之一是不亮的，灯泡健全的那三分之二又有三分之一的夜晚得不到供电。不知是由于遗忘还是由于燃料调配失调。但问题不大，因为那里的人大致上也是按照农村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制而生活的，下午六点一过，所有的机关、工厂、商店、食堂就都下了班了。人们晚上都呆在自己的家里抱孩子，抽烟，洗衣服，说一些说了就忘的话。

　　汽车来了，蓝色的，车身是那种挂连式的，很长大。售票员向着扩音器说话。人们挤挤拥拥地下了车。陈杲和另一些人挤挤拥拥地上了车。很挤，没有座位，但是令人愉快。售票员是个脸儿红扑扑的、口齿伶俐而且嗓音响亮的小姑娘。在陈杲的边远小镇，这样的姑娘不被选到文工团去报幕才怪。她熟练地一揿电门，遮着罩子的供看票用的小灯亮了，撕掉几张票以后，叭，又灭了。许多的街灯、树影、建筑物和行人掠过去了，又要到站了，清脆的嗓子报着站名，叭，罩灯又亮了，人们又在挤挤搡搡。

　　上来两个工人装束的青年，两个人情绪激动地在谈论着：“……关键在于民主，民主，民主……”来大城市一周，陈杲到处听到人们在谈论民主，在大城市谈论民主就和在那个边远的小镇谈论羊腿把子一样普遍。这大概是因为大城市的肉食供应比较充足吧，人们不必为羊腿操心。这真让人羡慕。陈杲微笑了。

　　但是民主与羊腿是不矛盾的。没有民主，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走。而不能帮助边远的小镇的人们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的民主则只是奢侈的空谈。陈杲到这个城市来是参加座谈会的，座谈会的题目被规定为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创作。粉碎“四人帮”后，陈杲接连发表了五六篇小说，有些人夸他写得更成熟了，路子更宽了，更多的人说他还没有恢复到２０余年前的水平。过分注意羊腿的人小说技巧就会退化的，但是懂得了羊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却是一大进步和一大收获。这次应邀来开会，火车在一个小站上停留了１小时零１２分钟，因为那里有一个没有户口而有羊腿、卖高价的人被轧死了；那人为了早一点把羊腿卖出去，竟然不顾死活地在停下来的列车下面钻行，结果，制动闸失灵，列车滑动了那么一点点，可怜人就完了。这一直使陈杲觉得沉重。

　　正像从前在这样的座谈会上他总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一样，现在这一类会上他却是比较年长的了，而且显得土气，皮肤黑、粗糙。比他年轻、肩膀宽、个子高、眼睛大的同志在发言中表达了许多新鲜、大胆、尖锐、活泼的思想。令人顿开茅塞，令人心旷神怡，令人猛醒，令人激奋。结果文艺问题倒是讨论不起来，尽管主持会议的人拼命想引导大家围绕中心，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四人帮”赖于立足的土壤，关于反封建，关于民主与法制、道德与风气，关于公园里有愈来愈多的青年人聚众跳交谊舞、用电子吉他伴奏，以及公园管理人员如何千方百计地与这种灾祸作斗争；从每隔三分钟放送一次禁止跳这种舞的通告、罚款办法到提前两个小时净园。陈杲也在会上发了言，比起其他人，他的发言是低调门的，“要一点一滴，从我们脚下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他说。这个会上的发言如果能有一半，不，五分之一，不，十分之一变为现实，那就简直是不得了！这一点使陈杲兴奋，却又惶惑。

　　车到了终点站，但乘客仍然满满的。大家都很轻松自如，对于售票员的收票验票的呼吁满不在意，售票员的声音里带有点怒气了。像一切外地人一样，陈杲早早就高举起手中的全程车票，但售票员却连看他都不看一眼，他规规矩矩地主动把票子送到售票员手里，售票员连接都没接。

　　他掏出“通讯录”小本本，打开蓝灰色的塑料皮，查出地址，开始打问。他问一个人却有好几个人向他指点，只有在这一点上他觉得这个大城市的人还保留着“好礼”的传统。他道了谢，离开了灯光耀眼的公共汽车终点站，三拐两弯，走进一片迷宫似的新住宅区。

　　说是迷宫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它简单，六层高的居民楼，每一幢和每一幢都没有区别。密密麻麻的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的阳台，密密麻麻的闪耀着日光灯的青辉和普通灯泡的黄光的窗子。连每一幢楼的窗口里传出来的声音也是差不多的。电视正在播送国际足球比赛，中国队踢进去一个球，球场上的观众和电视荧光屏前面的观众欢呼在一起，人们狂热地喊叫着，掌声和欢呼声像涨起来的海潮，人们熟悉的老体育广播员张之也在拼命喊叫，其实，这个时候的解说是多余的。另外，有的窗口里传出锤子敲打门板的声音，剁菜的声音和孩子之间吵闹和大人的威胁的声音。

　　这么多声音，灯光，杂物都堆积在像一个一个的火柴匣一样呆立着的楼房里；对于这种密集的生活，陈杲觉得有点陌生、不大习惯、甚至有点可笑。和楼房一样高的一棵棵的树影又给这种生活铺上薄薄的一层神秘。在边远的小镇，晚间听到的最多的是狗叫，他熟悉这些狗叫熟悉到这种程度，以致在一片汪汪声中他能分辨哪个声音是出自哪种毛色的哪一只狗和它的主人是谁。再有就是载重卡车夜间行车的声音，车灯刺激着人的眼睛，车一过，什么都看不见了。临街的房屋都随着汽车的颠簸而震颤。

　　行走在这迷宫一样的居民楼里，陈杲似乎有一点后悔。真不应该离开那一条明亮的大街，不应该离开那个拥拥搡搡的热闹而愉快的公共汽车，大家一起在大路上前进，这是多么好啊，然而现在呢，他一个人来到这里。要不就呆在招待所，根本不要出来，那就更好，他可以和那些比他年龄小的朋友们整晚整晚地争辩，每个人都争着发表自己的医治林彪和“四人帮”留下的后遗症的处方。他们谈论贝尔格莱德、东京、香港和新加坡。晚饭以后他们还可以买一盘炸虾片和一盘煮花生米，叫上一升啤酒，既消暑又助谈兴。然而现在呢，他莫名其妙地坐了好长时间的车，要按一个莫名其妙的地址去找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办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其实事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很正常，很应该，只是他办起来不合适罢了，让他办这件事还不如让他上台跳芭蕾舞，饰演《天鹅湖》中的王子。他走起路来都有一点跛，当然不注意倒也看不出，这是“横扫一切”留下的小小的纪念。

　　这种倒胃口的感觉使他想起２０多年前离开这个大城市来。那也是一种离了群的悲哀。

　　因为他发表了几篇当时认为太过分而现在又认为太不够的小说，这使他长期在９５％和５％之间荡秋千，这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按照人们所说的，对面不太远的那一幢楼就是了，偏偏赶上这儿在施工，好像在这里还要安装什么管道，不，不止是管道，还有砖瓦木石呢，可能还要盖两间平房，可能是食堂，当然也可能是公共厕所，总之，一道很宽的沟，他大概跳不过去，被横扫以前本来是可以跳过去的，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桥梁，找一块木板，于是他顺着沟走来走去，焦躁起来，竟没有找到什么木板，白白地多走了冤枉路，绕还是跳？不，还不能服老，于是他后退了几步，一、二、三，不好，一只腿好像陷在沙子里，但已经跳了起来，不是腾空而起，而是落到沟里。幸好，沟底还没有什么硬的或者尖利的东西。但他也过了将近十分钟才从疼痛和恐惧中清醒过来，他笑了，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土，一跛一拐地爬了出来，谁知道刚爬出来又一脚踩到一个雨水洼里，他慌忙从水洼里抽出了脚，鞋和袜子已经都湿了，脚感到很牙碜和吃了带土的米饭时嘴的感觉一样。他一抬头，看到楼边的一根歪歪斜斜的杆子上的一个孤零零的、光色显得橙红的小小的电灯泡。这个电灯泡存在在这里，就像在一面大黑板上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或者说是惊叹号也行。

　　他走近了问号或惊叹号，楼窗里又传出来欢呼混合着打口哨的声音，大概是外国队又踢进了一个球。他凑近楼口，仔细察看了一下楼口上面的字迹，断定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地方。但他不放心，站在楼口等候一个过往的人，好再打听一下，同时怪不好意思。

　　他临走以前，那个边远的地方的一位他很熟悉也很尊重的领导同志找了他去，交给他一封信，让他去到大城市去找一个什么公司的领导人。“我们是老战友”，当地的陈杲所熟悉的领导同志说，“我信上已经写了，咱们机关的唯一的一辆上海牌小卧车坏了，管理人员和驾驶员已经跑了好几个地方，看来本省是修不好的了，缺几个关键性的部件。我这个老战友是主管汽车修配行业的，早就向我打过保票，说是‘修车的事包在我身上’，你去找找他，联系好了拍一个电报来……”

　　就是这么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找一个私人，一个老友，一个有职有权的领导，为另一个有职有权、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领导所属单位修理一辆属于国家所有的小汽车。

　　没有理由拒绝这位老同志的委托，而懂得羊腿的重要性的陈杲也就不对带信找人的必要性发生怀疑。顺便为当地办点事当然是他应尽的义务，但是，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总觉得好像是穿上了一双不合脚的鞋，或是穿上一条裤子结果发现两条裤腿的颜色不一样。

　　边远的小镇的同志似乎“洞察”了他的心理，所以他刚到大城市不久就接连收到了来自小镇的电报，催他快点去讨个结果。反正我也不是为了个人。反正我从来也没坐过那辆上海牌，今后也不会坐。他着自己，经过了街灯如川的大路，离开了明亮如舞台的终点站和热情的乘客，绕来绕去，掉到沟里又爬出来，一身土，一脚泥，来到了。

　　终于从两个孩子口里证明了楼号和门号的无误，然后他快步走到了四楼，找对了门，先平静了一下，调匀呼吸，然后尽可能轻柔地、文明地然而又是足够响亮地敲响了门。

　　没有动静，然而门内似乎有点声音传出来，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好像有音乐，于是他摒弃了方才刹那间“哟，没在家”的既丧气而又庆幸的侥幸心理，坚决地再把门敲了一次。

　　三次敲门之后，咚咚咚传来了脚步声，吱吜，旋转暗锁，光当，门打开了，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上身光光的，大腿光光的，浑身上下只有一条白布裤衩和一双海绵拖鞋，他的肌肉和皮肤闪着光。“找谁？”他问，口气里有一些不耐烦。

　　“我找×××同志”，陈杲按照信封上的名字说道。“他不在，”小伙子转身就要关门，陈杲向前迈了一步，用这个大城市的最标准的口语发音和最礼貌的词句作了自我介绍，然后问道：“您是不是×××同志家里的人，（估计是×××的儿子，其实对这样一个晚辈完全不必用‘您’）您能不能听我说一说我的事情并转达给×××同志？”

　　黑暗里看不到小伙子的表情，但凭直觉可以感到他皱了一下眉，迟疑了一下，“来吧”，他转身就走，并不招呼客人，那样子好像通知病人去拔牙的口腔医院的护士。

　　陈杲跟着他走去。小伙子的脚步声——咚、咚、咚。陈杲脚步声——嚓、嚓、嚓。黑咕洞洞的过道。左一个门，右一个门，过了好几个门。一个门里原来还有那么多门。有一个门被拉开了，柔和的光线，柔媚的歌声，柔热的酒气传了出来。

　　钢丝床，杏黄色的绸面被子，没有叠起来，堆在那里，好像倒置的一个大烧麦。落地式台灯，金属支柱发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亮光。床头柜的柜门半开，露出了门边上的弹珠。边远的小镇有好多好友托付陈杲给他们代买弹珠，但是没有买着。那里，做大立柜的高潮方兴未艾。再移动一下眼光，藤椅和躺椅，圆桌，桌布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第四场鸠山的客厅里铺过的那一张。四个喇叭的袖珍录音机，进口货。香港歌星的歌声，声音软，吐字硬，舌头大，嗓子细。听起来总叫人禁不住一笑。如果把这条录音带拿到边远的小镇放一放，也许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只有床头柜上的一个装着半杯水的玻璃杯使陈杲觉得熟悉，亲切，看到这个玻璃杯，就像在异乡的陌生人中发现了老相识。甚至是相交不深或者曾有芥蒂的人，在那种场合都会变成好朋友。

　　陈杲发现门前的一个破方凳，便搬过来，自己坐下了。他身上脏。他开始叙述自己的来意，说两句又等一等，希望小伙子把录音机的声音关小一些，等了几次发现没有关小的意思，便径自说下去。奇怪，一向不算不善于谈话的陈杲好像被人偷去了嘴巴，他说得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些词用得不伦不类，比如本来是要说“想请×××同志帮助给联系一下”，竟说成了“请您多照顾”，好像是他来向这个小伙子申请补助费。本来是要说：“我先来联系一下”，竟说成了“我来联络联络”。而且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一把钝锯在锯榆木。

　　说完，他把信掏了出来，小伙子斜仰着坐在躺椅上一动也不动，年龄大概有小伙子的两倍的陈杲只好走过去把边远地区领导同志的亲笔信送了过去。顺便，他看清了小伙子那张充满了厌倦和愚蠢的自负的脸。一脸的粉刺和青春疙瘩。

　　小伙子打开信，略略一看，非常轻蔑地笑了一下，左脚却随着软硬软硬的歌声打起拍子来。录音机和香港“歌星”的歌声，对于陈杲来说也还是新事物，他并不讨厌或者反对这种唱法，但他也不认为这种唱法有多大意思，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个轻蔑的笑容，不自觉的。

　　“这个×××（说的是边远地区的那位领导），是我爸爸的战友吗（按，到现在为止他没有作自我介绍，从理论上还无法证明他的爸爸是谁）？我怎么没听我爸爸说过？”

　　这句话给了陈杲一种受辱的感觉。“你年轻嘛，你爸爸可能没对你说过……”陈杲也不再客气了，回敬了一句。“我爸爸倒是说过，一找他修车，就都成了他的战友了！”

　　陈杲的脸发烧，心突突地跳起来，额头上沁出了汗珠，“难道你爸爸不认识×××（边远地区的首长）吗？他是１９３６年就到延安去的，去年在《红旗》上还发表过一篇文章……他的哥哥是××军区的司令啊！”

　　陈杲急急忙忙地竟然说起了这样一些报字号的话，特别是当他提到那位知名的大人物、××军区的司令时，刷地一下子，他两眼一阵晕眩而且汗流浃背了。

　　小伙子的反应是一个２０倍于方才的轻蔑的笑容，而且笑出了声。

　　陈杲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

　　“我跟您这么说吧，”小伙子站了起来，一副作总结的架势，“现在办什么事，主要靠两条，一条你得有东西，你们能拿点什么东西来呢？”

　　“我们，我们有什么呢？”陈杲问着自己：“我们有……羊腿……”他自言自语地说。

　　“羊腿不行，”小伙子又笑了，由于轻蔑过度，变成了怜悯了，“再一条，干脆说实话，就靠招摇撞骗……何必非找我爸爸呢，如果你们有东西，又有会办事的人，该用谁的名义就用去好了。”然后，他又补了一句，“我爸爸到北戴河出差去了……”他没有说“疗养”。

　　陈杲昏昏然，临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了脚，不由得侧起了耳朵，录音机里放送的是真正的音乐，匈牙利作曲家韦哈尔的《舞会圆舞曲》。一片树叶在旋转，飞旋在三面是雪山的一个高山湖泊的碧蓝碧蓝的水面上，他们的那个边远的小镇，就在高山湖泊的那边。一只野天鹅，栖息在湖面上了。

　　黑洞洞的楼道。陈杲像喝醉了一样地连跑带跳地冲了下来。咚咚咚咚，不知道是他的脚步声还是他的心声更像一面鼓；一出楼门，抬头，天啊，那个小小的问号或者惊叹号一样的暗淡的灯泡忽然变红了，好像是魔鬼的眼睛。

　　多么可怕的眼睛，它能使()鸟变成鼠，马变成虫。陈杲连跑带蹿，毫不费力地从土沟前一跃而过，球赛结束了，电视广播员用温柔而亲切的声音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他飞快地来到了公共汽车的终点——起点站。等车的人仍然是那么多。有一群青年女工是去工厂上夜班的，她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车间的评奖。有一对青年男女，甚至在等车的时候也互相拉着手，扳着腰肢。今日的四铭先生看了准保又要休克了。陈杲上了车，站在门边。这个售票员已经不年轻了，她的身体是那样单薄，隔着衬衫好像可以看到她的突出的、硬硬的肩胛骨。２０年的坎坷，２０年的改造，陈杲学会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也丢失了一点本来绝对不应该丢失的东西。然而他仍然爱灯光，爱上夜班的工人，爱民主，评奖、羊腿……铃声响了，“哧”

　　地一声又一声，三个门分别关上了，树影和灯影开始后退了，“有没有票的没有？”售票员问了一句，不等陈杲掏出零钱，“叭”地一声把票灯关熄了。她以为，乘车的都是有月票的夜班工人呢。

　　１９７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