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天人合一"与生态学

　　："天人合一"与生态学

　　九十年代以来，国学好像又成了显学。而在国学热中，有一个概念赫然高悬，众望所归，这便是"天人合一"。在一些人嘴里，它简直是新福音，用它可以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难题。其最旗帜鲜明者甚至断言，惟"天人合一"才能拯救人类，舍此别无出路。按照他们的解释，西方文化的要害在于天人相分乃至对立，由此导致人性异化和生态危机，殊不知完备的人性理论和生态哲学在中国古已有之，"天人合一"便是，它的威力足以引导人类重建内心的和外部的和谐。

　　我的印象是，鼓吹者们一方面大大缩小了中国哲学的内涵，儒道佛一锅煮，最后熬剩下了"天人合一"这一点儿浓汁，另一方面又大大扩展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使这一点儿浓汁囊括了一切有益成分，于是有了包治百病的神效。

　　"天人合一"原是一种儒家学说，把道家的"物我两忘"、禅宗的"见性成佛"硬塞入"天人合一"的模子里，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即使儒家学说也不能归结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仅是儒家在人与宇宙之关系问题上的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关于"天人合一"的含义，我认为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的归纳最为准确，即一是滥觞于孟子、流布于宋儒的天人相通思想，二是董仲舒的天人相类思想。其中，后者纯属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前者主张人的心性与宇宙的本质相通，因而人藉内省或良知即可知天道，这基本上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我们自可对之作学理的探讨，却没有理由无限地扩大其涵义和夸大其价值。事实上，在西方哲学中也不乏类似的思想，例如柏拉图的回忆说，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可是人家并没有从中寻找什么新福音，相()反倒是挖掘出了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

　　把"天人合一"解释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进一步解释成一种生态哲学，这已经成为国学新时髦。最近看到一本书，是美国科学家和学术活动家普里迈克写的《保护生物学概论》，译成中文洋洋五十多万字，对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我一面翻看这本书，一面想起某些国人欲靠"天人合一"解救世界生态危机的雄心，不禁感到啼笑皆非。当然，学有专攻，我们不能要求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精通生态学，但我们也许有权要求一切学者尊重科学，承认环境保护也是科学，而不要在一种望文生义的"天人合一"境界中飘飘然自我陶醉。

　　：《李白与杜甫》内外

　　"文革"中，郭沫若接连失去了两个儿子，其中之一的世英是我的好友。世英死后不久，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洞庭湖区的一个军队农场劳动。农场的生活十分单调，洞庭湖的汪洋把我们与外界隔绝，每天无非是挖渠、种田和听军队干部训话，加上我始终沉浸在世英之死的哀痛中，心情是很压抑的。在那一年半里，与郭家的通信成了我的最大安慰。

　　有一回，我给建英寄了一些我在农场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点化而来。诗写得并不好，我当时的诗大多强作豪迈，意在使自己振作。但是，建英回信转述了郭老的，夸我很有诗才，并说郭老又写给他一首李白的诗："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它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铲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建英在下一封信中揭破谜底：铲平君山是为了造田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

　　后来我收到于立群寄给我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部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他写的一首词，正是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离京前夕，我到他家告别，他拿出这幅大约四开大的墨迹，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我很喜欢这个意境。可惜的是，于立群顾忌到我所要去的军队农场的政治环境，建议我不要带去，我便把这幅字留在郭家了。

　　《李白与杜甫》初版于一九七一年，我不知道郭老是从何时开始构思这部书的，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该书的大部分写作及完稿是在他连丧二子的一九六八年之后。可以想见，当时他的心境是多么低郁，这种心境在他给我的信里也有曲折的表达。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接着提到了世英："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世英原是北大学生，因"思想问题"而被安排到一所农场劳动，两年后转学到北京农业大学，"文革"中被那里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另一封信中，因为我曾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郭老如此写道："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这些因"文革"遭际而悔己一生之路的悲言是异常真实的，我从中读出了郭老对当时中国政治的无奈和绝望。他在这样的心境下研究李白，很可能也是感情上的一种寄托。他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联系到他给我的信中的话，我()能体会出其中隐含着的愤懑：政治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惟一正路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我理解了他写给我的这句"豪言壮语"："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越久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如果不算若干短小的，《李白与杜甫》的确是郭老的封笔之作。不管人们对这部书的扬李抑杜立场有何不同意见，重读这部书，我仍由衷地钦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龄，在连遭丧子惨祸之后，还能够把一部历史着作写得这样文情并茂，充满活力。近些年来，对于郭沫若其人其学的非议时有耳闻，我不否认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必有其弱点和失误，但我同时相信，凡是把郭沫若仅仅当作一个政治性人物加以评判的论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种狭隘的政治性立场上，他们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无法衡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广有建树的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