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驾长

　　叶圣陶：驾长

　　白木船上的驾长就等于轮船上的大副，他掌着舵。

　　一个晚上，我们船上的驾长喝醉了，他年纪快五十，喝醉了就唠唠叨叨有说不完的话。那天船歇在云阳，第二天要过好几个滩，他说推桡子的不肯卖力，前几天过滩，船在水面打了个转，这不是好耍的。他说性命是各人的，他负不了这个责。当时就有个推桡子的顶他，“‘行船千里，掌舵一人，’你舵没有把稳，叫我们推横桡的怎么办！”

　　在大家看来，驾长是船上顶重要的人物。我们雇木船的时候，耽心到船身牢实本牢实。船老板说：“船不要紧，人要紧。只要请的人对头，再烂的船也能搞下去。”他说的“人”大一半儿指的驾长。船从码头开出，船老板就把他的一份财产全部交给驾长了，要是他跟着船下去，连他的性命也交给了驾长。乘客们呢？得空跟驾长聊几句，晚上请他喝几杯大曲。“巴望他好好儿把我们送回去，好好儿把我们送回去吧。”

　　舵在后舱，一船的伙计就只有驾长在后舱做活路。我们见着驾长的时候最多，对于驾长做的活路比较熟悉。一清早，我们听驾长爬过官舱的顶篷到后舱的顶篷，一手把后舱的一张顶篷揭起，一片亮就透进舱来。我们看他把后舱的顶篷全收了，拿起那块长长的蹬板搁在两边舱壁上，一脚蹬上去，手把住舵。于是前面的桡夫就下篙子，船撑开了。

　　驾长那么高高的站在蹬板上，头露出在顶篷外，舵把子捏在手里，眼睛望着前面。我们觉得这条船仿佛是一匹马，一匹能够随意驰骋的马，而驾长是骑手。你要说这是个很美的比喻吧？可是，他掌着舵只是做活路，没有大野驰马的豪兴。我们同行有两条船，两条船上的驾长都喝酒。我们船上的年纪大多了，力气差些，到滩上，他多半在蹬板上跺脚，连声喊：“扳重点！扳重点！……就跟搔痒一样！”有一回，舵把子打手里滑脱了，亏得旁边几个乘客帮他扳住。他重新抓住舵把子的时候，笑了笑说：“好几()个百斤重呢。不是说着耍的。”另一条船上的年轻人什么时候都喝酒，他夸张的摆给我们听：“不喝酒可有点儿害怕呢。脚底下水那么凶，不说假的，你们看到就站不住。喝点酒，要放心些。”我们的驾长就不然，做活路的时候他决不喝酒。这不是说他比那年轻人胆大，对于可怕的水他们两个抱着不同的害怕态度。

　　木船上禁忌很多，好些话不能说。偏偏那些话关于航行的多，我们时常会不知不觉的说出来。推桡子的听见了，会朝我们说：“说不得，说不得。”驾长听见了，会老大的不高兴，好象我们故意在跟他捣蛋。是的，人家把性命财产交给了他，他把这个责任跟他自己的性命一半儿交给了“经验”，还有一半儿呢，不知道交给什么，也许就是交给那些禁忌吧。船上的伙计们说：“船开动了头，就不消问哪天到哪里。这是天的事，你还做得到主啊？”

　　川江的水凶，水太急的地方，单凭一把舵转不过弯来。所以船头上还有一根梢子，在要紧时候好帮帮舵的忙。扳梢子的大家也把他叫做驾长。到滩上，他总站在船头比手势，给掌舵的指明水路，好像是轮船上的领江。他拿的工钱跟掌舵的一样。

　　刊于《消息半周刊》4期（1946年4月18日），署名叶圣陶；1981年10月14日修改。

　　叶圣陶：桡夫子

　　川江里的船，多半用桡子。桡子安在船头上，左一支右一支的间隔着。平水里推起来，桡子不见怎么重。推桡子的往往慢条斯里的推着，为的路长，犯不着太上劲，也不该太上劲。据推桡子的说，到了逆势的急水里，桡子就重起来，有时候要上一百斤。这在别人也看得出来，推桡子的把桡子推得那么重，身子前俯后仰的程度加大了。过滩的时候，非使上全身的气力，桡子就推不动。水势是这样的，船的行势是那样的，水那股汹涌的力量全压在桡子上。推桡子的脚蹬着船板，嘴里喊着“咋咋──呵呵呵”，是这些沉重的声音在教船前进呢。过了滩，推桡子的累了，就又慢条斯理的了。

　　这些推桡子的，大家管他们叫“桡夫子”。

　　好些童话里说到永远摇着船的摆渡人，他老在找个替手，从他手里把桨接过去；一摆脱桨，他就飞一样地跑了，再不回头看一看他那摇了那么久的船了。在木船上二十多天，我们天天看桡夫子们做活，不禁想起他们就是童话里说的摆渡人。天天是天刚亮他们就起来卷铺盖。天天是喊号子的一声“喔──喔欧──欧”，弟兄伙就动手推桡子。天天是推过平水上流水，推过流水又是平水。天天是逢峡过峡，逢滩过滩。天天是三餐干饭。天天是歇力的时候抽一杆旱烟。天天听喊号子的那样唱：“哥弟伙，使力推，推上流水好松懈”，“弟兄伙，用力拖，拢到地头有老酒喝”。这样，天天赶拢一个码头。随后，他们喝酒，耍钱，末了船头上把铺盖打开，就睡在桡子旁边。

　　那个烧饭的（烧饭的管做饭，看太平舱，是船上的总务，他的工钱比别的桡夫子大）跟我们说起过，“到了汉口，随便啥子活路跟我说一个嘛，船上这个饭不好吃。”他说：“岸上的活路没得这么‘淘神’，一天三顿要做那么人吃的，空下来还顶一根横桡，清早黑()了又要看舱，是不是？船漏了是你的责任嘛。”他说：“这么点儿钱，哪儿不挣了？”他年纪还轻，人很精灵，想要放下手里的桨，换个新活路。在他看来，除了自己手上的都满不错。

　　别的桡夫子们，有好几个已经三十多了。一个十六七岁的，上一代也吃船上饭，也是推桡子的。这些人却不想放下手里的桨，都是每天不声不响的提起桡子，按着节拍一下一下推着。他们拿该拿的钱，吃该吃的饭，做该做的活。推船跟干别的活无非为了挣钱，他们干这一行，就吃这一行饭，靠这一行吃饭，永远靠这一行吃饭。“钱是各人各自挣的嘛，做得到哪一门活路，吃得成哪一门饭，未必是说着耍的，随随便便就拿钱给你挣了！”他们这样说。

　　我们下来的时候，从重庆到宜昌推一趟，每人拿得到四五万元。

　　在船开动的前一天，就散了一些工资。这是给桡夫子们安家买“捎带”的。“捎带”各人各买，有买川连的，有买炭砖的，有买柴火的，也有买饭箕的。买了各自扛上船，老板有地方给他们安放。老板说：“我不得亏待你们，总有钱给你们办‘捎带’的。”桡夫子们说：“牲钱（工资）拿来有屁用！不办点‘捎带’，回来扯不成洋船票，还走不到路呐。”这些“捎带”有赚有蚀。听到底下哪门货色行市，他们就办哪门。也许这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信息了，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不过他们总是高高兴兴地把“捎带”办了来，找个顶落位的地方放好，心里想，也许在这上头可以赚一笔大钱呢。

　　刊于《文汇报》1946年7月4日，署名叶圣陶；1981年10月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