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如果我当老师

　　叶圣陶：如果我当老师

　　我如果当小学教师，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地喊一声；而是出于真诚，真心认他们做朋友，真心要他们做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成长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不然，我就够不上做他们的朋友，我只好辞职。

　　我将特别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着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表演一两回，而不能终身以之，那是扮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只有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决不马虎了事。譬如门窗的开关，我要教他们轻轻地，“砰”的一声固然要不得，足以扰动人家的心思的“咿呀”声也不宜发出，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关门窗总是轻轻的，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又如菜蔬的种植，我要教他们经心着意地做，根入土要多深，两本之间的距离要多宽，灌溉该怎样调节，害虫该怎样防治，这些都是由知识化为实践；直到他们随时随地种植植物，总是这样经心着意，才认为又养成了一种好习惯。这样的好习惯不仅对于某事物本身是好习惯，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对于开门关窗那样细微的事，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还肯作奸犯科，干那些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对于种植蔬菜那样切近的事，既因工夫到家，收到成效，对于其他切近生活的事，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认识，具体的如社会现象的剖析，还肯节省工夫，贪图省事，让它马虎过去吗?

　　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可是我不把教识字教读书认作终极的目的。我要从这方面养成小朋友语言的好习惯。有一派心理学者说，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所以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一个词儿，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怎么写，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一个句子，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怎么讲，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该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一篇故事，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一首，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什么，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终极的目的。

　　我决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各科课文齐声合唱。这样唱的时候，完全失掉语言之自然，只成为发声部分的机械运动，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既然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那么随口唱熟一些文句又有什么意义?

　　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者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我决不举起手来在他们的身体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觉至多几分钟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隔一两天也就没有痕迹，这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身体上的痛或红肿，固然不久就会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并且，当我打他们的时候，我的面目一定显得很难看，我的举动一定显得很粗暴，如果有一面镜子在前面，也许自己看了也会觉得可厌。我是一个好好的人，又怎么能对他们有这种可厌的表现呢？一有这种可厌的表现，以前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以后的努力不是不产生效果了吗？这样想的时候，我的手再也举不起来了。他们的顽皮和愚笨，总有一个或多个的原由，我根据我的经验，观察剖析找出原由，加以对症的治疗，那还会有一个顽皮、愚笨的小朋友在我周围吗？这样想的时候，我即使感情冲动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也能立刻转到心平气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来出气了。

　　叶圣陶：“今天天气好呵！”

　　“自由谈”，这是一个幻影似的名词。从前秦始皇的时代，两个人在路上碰见了，停了步谈一句、两句话，就犯死罪，谈的什么话是不问的。后来虽然没有这样干脆简单的法令，但是一方面有示范作式的教条，教训人谈话应该怎样谈；另一 方面又有多少多少条的律文，禁止人谈话不许怎样谈。在这双方夹迫之下，那里还有“自由谈”？

　　我们听到的一些谈论，看到的一些文字，都是苟存在这双方夹迫的狭缝里的。不触着这一边，也不冒犯那一边，才得说出来写下来，给我们听到看到。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谈论就只好咽下肚去，让他烂掉：文字呢，劈版，收毁，禁止投递，他的灾难何止一端。于是我们就无缘听到看到了。

　　环境如此，人就变得异样地机警圆滑。怎样才能在双方夹迫的狭缝里转侧自如，成为立言持论的人的必修科目。对于这科目修习得太到家了，有时竟会起一种幻觉，把自己所处的狭缝收缩得更狭一点。试举一个例子。近来北平有许多学者主张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军备，免遭日本飞机大炮的蹂躏；但是在他们的意见书里，却只含胡地指称“敌人”，绝对不见“日本”二字。他们大概这样想：若在这“未雨绸缪”的意见书里交代明白，说为的是日本，未免太使日本难堪了。

　　想谈张君，恐怕张君生心，不谈。想谈李君，恐怕李君动怒，不谈。谈谈甲事乙事吧，又恐怕和甲事乙事有关的赵君王君不高兴，也只好不谈。于是谈天气。但是说天气不好，也许会冒犯了这冥漠无言的大自然，忽地来一阵烈风暴雨，吹痛了头脑，沾湿了衣裳：这还是不行。“推车着壁”，只有说天气好是唯一妥当的办法。所以，两个人遇见了，往往异口同声地说，“今天天气好呵！”

　　原载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申报·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