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中国人的性格 老成温厚

　　：中国人的性格 老成温厚

　　“性格”一词是典型的英语词汇。在理想的教育和人格培养中，除英国人外，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这样重视性格的培养。中国人似乎对性格过于关注，以致于认识不到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还有任何别的东西。这种陶铸性格的理想模式，即对世俗的欲望不存在任何非份的妄想，不卷入任何宗教侈谈的理想模式，通过文学、戏剧、谚语，一直渗透到最下层的农民之中，给他们提供生存下去的理论根据。英文中“性格”一词，意谓力量、勇气、“有种”。偶或生气、失望，也只是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而汉语中的“性格”一词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老成温厚的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安之若素，不仅完全知己，而且完全知彼。

　　宋代的哲学坚信理智可以压倒感情，控制感情，自认理智由于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于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可以调整自己、压倒对方，从而取得胜利。儒家最重要的着作，也是通常儿童入学第一课的教材《大学》，为“大学之道”下的定义为获取“明德”，这个意思在英语几乎是无法表达的，它的意思是指通过知识的习得发展培养一种领悟的本领，而对生活和人性的老成的理解现在是并且一直是中国人理想性格的根本，由此而生发其他各种性格特点，比如和平主义，知足常乐，稳重，耐力，这些都是中国人的突出性格。根据儒家的观点，性格的力量也就是理性的力量。如果一个人通过思想的锤炼，培养出这些优秀品质，我们就说他的性格得到发展了。

　　儒家的宿命论常常也有助于获得这些品质。与人们通常所相信的相反，宿命论是和平与自足的重要来源。一个才貌双全的姑娘，可能会起来反对一桩不合适的婚事，但如果她和未婚夫相会时的环境能使她确信他们的结合是神的意旨，那么她立刻会理解和领悟，并高兴满意地去做一个妻子。因为丈夫在她的眼中是“冤家”，而“冤家路窄”（如一个中国谚语所说），迟早会相遇的。如此说来，他们此后即可热烈地相爱，激烈地争吵，同时也总是知道神正在旁观，是神给他们带来这些麻烦。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中华民族，并试着描绘其民族性，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特点：⑴稳健，⑵单纯，⑶酷爱自然，⑷忍耐，⑸消极避世，⑹超脱老猾，⑺多生多育，⑻勤劳，⑼节俭，⑽热爱家庭生活，⑾和平主义，⑿知足常乐，⒀幽默滑稽，⒁因循守旧，⒂耽于声色。总的来讲，这些都是能让任何国家都增色不少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品质。（我没有将“诚实”包括在内，因为全世界的农民都是诚实的。中国商人的所谓诚实只不过是用土办法做生意的副产品，是占主要地位的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的产物，如果把他放到一个沿海城市，他就会大大失去那种纯朴的诚实，变得与华尔街的股票买卖经纪人那样不诚实。）以上这些特点，某些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恶习，另一些则是中性的。这些特点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忍耐性又可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惰的代名词；多生多育对民族来讲可能是美德，对个人来讲却又可能是恶习。

　　但所有这些品质又可归纳为一个词“老成温厚”。这些品质都有消极性，意味着镇静和抗御的力量，而不是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这些品质是以某种力量和毅力为目标而不是以进步和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的品质。这是一种能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获得宁静的文明。如果一个人安贫乐道，他就不可能理解那种富于青春活力的要求进步、要求改革的热情。这是一种古老民族的古老文明，这个民族知道生活的意义，不奢求不可企及的东西。这种中国理性的崇高地位使中国人失去了自己对事物的希望与欲念。理性使他们意识到幸福是无法获得的青鸟①，于是便放弃了这种追逐——正如中国俗语所云“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时他们便发现幸福之鸟原来已在他们自己手中，在方才对想象中的鸟影进行激烈追逐的过程中，它几乎被扼致死了。如此，便应了一位明代学者所言，“丢一卒而胜全局”。

　　①青鸟，在西方文化中为“幸福之鸟”。

　　这个所谓“老成温厚”，是某种环境的产物。事实上，各国的民族性都是有机的统一体，都可在其赖以生长起来的社会和政治的土壤中得到解释。老成温厚以某种方式自然生长于中国的环境中，有如一种特殊的梨产于其自然的土壤一样。有些生在美国的中国人，()在另一个环境中长大，绝无一般中国人的特质。他们可以用粗鲁的重鼻音和直率有力、不事雕琢的演讲搅乱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炎黄子孙那种压倒一切、独一无二的老成温厚。另外，中国大学中的青年们也被认为是比同龄的美国学生成熟得多，就是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一年级的中国学生也无法对足球、汽车之类产生兴趣。他们有另外更具成年人特点的兴趣，他们很可能已经结婚。他们要考虑妻子、家庭，挂念自己的父母，或许还要资助堂表兄妹上学。责任感使人冷静下来。民族的文化传统又有助于他们明智地思考生活，这是早于他们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进程的。

　　但他们老成温厚产生的根源不在于书本，而在于一个对青年的热情往往一笑置之的社会，中国人对青年的热情，对重整乾坤的新官有一种特殊的藐视。中国社会讥笑这种热情，讥笑这种认为天下无难事的信仰中，于是他们教育年轻人在长辈交谈时不要插嘴，很快，中国青年就学到了这一点，他们不是愚蠢地去支持某项规划或社会冒险，而是学着说风凉话，指出所有可能存在的困难，这样他就步入了成熟的社会。从欧美回国的中国青年开始办工厂生产牙膏，称之为“实业救国”，或者翻译几首美国自由诗，称之为“介绍西洋文化”。由于他通常有一个大家庭要扶养，要帮助堂表兄妹在社会上立足，他可不能总做一个教员（如果他从事教育的话），他要设法高升，当个校长什么的，于是他就是家庭中受尊敬的成员。在设法飞黄腾达的过程中，他获得了终生难忘的人生与人性的学问。如果一个人不去作这些尝试，人到三十，仍是一个眼睛圆圆、单纯无邪、火急火燎的青年，仍醉心于进步与改革，那么他不是一个富有灵感的白痴，就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天才。

　　：无穷的追求

　　有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到异地探险的孩子，而我探险的路程，是无穷期的。我四十生辰之日，曾作了一首自寿诗，长约四百字，结尾语有云：“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我仍是一个孩子，睁圆眼睛，注视这极奇异的世界。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关于本国和外国仍有好多东西是要苦心求学的，而样样东西都是奇妙得很。我只得有半路出家的中国教育和西洋教育。例如，中国很寻常的花卉树木之名目我好些不晓得，我看见它们还是初次相见，即如一个孩子。又如金鱼的习惯，植兰之技术，鹌鹑与鹧鸪之分别，及吃生虾之感觉，我都不会或不知。因此之故，中国对于我有特殊的摄力，即如一个未经开发的大陆，而我随意之所之，自由无碍，有如一个小孩走入大丛林一般，时或停步仰望星月，俯看虫花。我不管别人说甚么，而在这探险程序中也没有预定的目的地，没有预定的游程，不受规定的向导之限制。如此游历，自有价值，因为如果我要游荡，我便独自游荡。我可以每日行卅里，或随意停止，因为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自行决定甚么是善，甚么是美，甚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我已得到极大的开心乐事，即是发现好些个被人遗忘的着者而恢复其声誉。现在我心里想着精选三百首最好的诗，皆是中国戏剧和小说里人所遗忘和不注意之作，而非由唐诗中选出。每天早晨，我一觉醒来，便感觉着有无限无疆的探险富地在我前头。大概是牛顿在身死之前曾说过，他自觉很像一个童子在海边嬉戏，而知识世界在他前头有如大海之渺茫无垠。在八岁时，塾师尝批我的文章云：“大蛇过田陌。”他的意思以为我辞不达意。而我即对云：“小蚓度沙漠。”我就是那小蚓，到现在我仍然蠕蠕然在沙漠上爬动不已，但已进步到现在的程度也不禁沾沾自喜了。

　　我不知道这探险的路程将来直引我到那里去。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其一是处置观念的；其他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有行政和执行的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事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甚么趣。是故，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因为行动之意义是要在团体内工作，而我则对于同人之尊敬心过甚，不能号令他们必要怎样怎样做也。我()甚至不能用严厉的辞令，摆尊严的架子以威喝申斥我的仆人。我羡慕一般官吏，以他们能造成几件关于别人行动的报告，及通过几许议案叫人民要做甚么，或禁止人民做甚么。他们又能够令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依时到实验室，每晨到时必要签名于簿子上，由此可令百分之七十五分三的效率增加到九十五分五。这种办法，我总觉得有点怪。个人的究竟对于我自己是最重要不过的。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现在我只有一种兴趣，即是要知道人生多些——已往的和现在此处的，兼要写人生，多半在脾气发作之时，或发奇痒，或觉有趣，或起愤怒，或有厌恶；我不为现在，甚至不为将来而忧虑。且确然没有甚么大志愿，甚至不立志为着名的作者。其实，我怨恨成名，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之程序。我现在已是很快乐的了，不愿再为快乐些。我所要的只是些少现金。致令我能够到处飘泊，多得自由，多买书籍，多游名山——偕着几个好朋友去。

　　我自知自己的短处，而且短处甚多，一般批评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说了。在中国有许多很为厉害的，义务监察的批评家，这是虚夸的宋儒之遗裔而穿上现代衣服的。他们之批评人不是以人之所同然为标准，而却以一个完善的圣人为标准。至少至少，我不是懒惰而向以忠诚处身立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