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一封家信

　　老舍：一封家信

　　专就组织上说，这是个理想的小家庭：一夫一妇和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不过，“理想的”或者不仅是立在组织简单上，那么这小家庭可就不能完全象个小乐园，而也得分担着尘世上的那些苦痛与不安了。

　　由这小家庭所发出的声响，我们就可以判断，它的发展似乎有点畸形，而我们也晓得，失去平衡的必将跌倒，就是一个家庭也非例外。

　　在这里，我们只听见那位太太吵叫，而那位先生仿佛是个哑巴。我们善意的来推测，这位先生的闭口不响，一定具有要维持和平的苦心和盼望。可是，人与人之间是多么不易谅解呢；他不出声，她就越发闹气：“你说话呀！说呀！怎么啦？你哑巴了？好吧，冲你这么死不开口，就得离婚！离婚！”

　　是的，范彩珠——那小家庭的女性独裁者——是懂得世界上有离婚这件事的，谁知道离婚这件事，假若实际的去作，都有什么手续与意义呢，反正她觉得这两字很有些力量，说出来既不蠢野，又足以使丈夫多少着点急。她，头发烫得那么细腻，真正一九三七的飞机式，脸上是那么香润；圆圆的胳臂，高高的乳房，衣服是那么讲究抱身；她要说句离婚，他怎能不着急呢？当吵闹一阵之后，她对着衣镜端详自己，觉得正象个电影明星。虽然并不十分厌恶她的丈夫——他长得很英俊，心眼很忠厚——可是到底她应当常常发脾气，似乎只有教他难堪才足以减少她自己的委屈。他的确不坏，可是“不坏”并不就是“都好”，他一月才能挣二百块钱！不错，这二百元是全数交给她，而后她再推测着他的需要给他三块五块的；可是凭她的脸，她的胳臂，她的乳，她的脚，难道就能在二百元以下充分的把美都表现出来么？况且，越是因为美而窘，便越须撑起架子，看电影去即使可以买二等票，因为是坐在黑暗之中，可是听戏去便非包厢不可了——绝对不能将就！啊，这二百元的运用，与一切家事，交际，脸面的维持——在二百元之内要调动得灵活漂亮，是多么困难恼人的事！特别是对她自己，太难了！连该花在男人与小孩身上的都借来用在自己身上，还是不能不拿搀了麻的丝袜当作纯丝袜子穿！连被褥都舍不得按时拆洗，还是不能回回看电影去都叫小汽车，而得有时候坐那破烂，使人想落泪的胶皮车！是的，老范不错，不挑吃不挑喝的怪老实，可是，只能挣二百元哟！

　　老范真爱他的女人，真爱他的小男孩。在结婚以前，他立志非娶个开通的美女不可。为这个志愿，他极忠诚的去作事，极俭朴的过活；把一切青年们所有的小小浪漫行为，都象冗枝乱叶似的剪除净尽，单单培养那一朵浪漫的大花。连香烟都不吃！

　　省下了钱，便放大了胆，他穿上特为浪漫事件裁制的西装去探险。他看见，他追求，他娶了彩珠小姐。

　　彩珠并不象她自己所想的那样美妙惊人，也不象老范所想的那么美丽的女子。可是她年轻，她活泼，她会作伪；教老范觉得彩珠即使不是最理想的女子，也和那差不多；把她摆在任何地方，她也不至显出落伍或乡下气。于是，就把储蓄金拿出来，清偿那生平最大的浪漫之债，结了婚。他没有多挣钱的坏手段，而有维持二百元薪水真本领。消极的，他兢兢业业的不许自己落在二百元的下边来，这是他浪漫的经济水准。

　　他领略了以浮浅为开通，以作伪为本事，以修饰为美丽的女子的滋味。可是他并不后悔。他以为他应该在讨她的喜欢上见出自己的真，应该在不还口相讥上表示自己的沉着有为，应该在尽力供给她显出自己的勇敢。他得作个模范丈夫，好对得起自己的理想，即使他的伴侣有不尽合理想的地方。况且，她还生了小珠。在生了小珠以后，她显着更圆润，更开通，更活泼，既是少妇，又是母亲，青春的娇美与母亲的尊严联在一身，香粉味与乳香合在一处；他应当低头！不错，她也更厉害了，可是他细细一想呢，也就难以怪她。女子总是女子，他想，既要女子，就须把自己放弃了。再说，他还有小珠呢，可以一块儿玩，一块儿睡；教青年的妈妈吵闹吧，他会和一个新最亲密的玩耍，作个理想的父亲。他会用两个男子——他与小珠——的嘻笑亲热抵抗一个女性的霸道；就是抵抗与霸道这样的字眼也还是偶一想到，并不永远在他心中，使他的心里坚硬起来。

　　从对彩珠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处世为人的居心与方法。他非常的忠诚，消极的他不求有功，只求无过，积极的他要事事对得起良心与那二百元的报酬——他老愿卖出三百元的力气，而并不觉得冤枉。这样，他被大家视为没有前途的人，就是在求他多作点事的缘故，也不过认为他窝囊好欺，而绝对不感谢。

　　他自己可并不小看自己，不，他觉得自己很有点硬劲。他绝对不为自己发愁，凭他的本事，到哪里也挣得出二百元钱来，而且永远对得起那些钱。维持住这个生活费用，他就不便多想什么向前发展的方法与计划。他永远不去相面算命。他不求走运，而只管尽心尽力。他不为任何事情任何主义去宣传，他只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正当的工作上。有时候他自认为牛，正因为牛有相当的伟大。

　　平津象个恶梦似的丢掉，老范正在北平。他必须出来，良心不许他接受任何不正道的钱。可是，他走不出来。他没有钱，而有个必须起码坐二等车才肯走的太太。

　　在彩珠看，世界不过是个大游戏场，不管刮风还是下雨，都须穿着高跟鞋去看热闹。“你上哪儿？你就忍心的撇下我和小珠？我也走？逃难似的教我去受罪？你真懂事就结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怎么拿？先不用说别的！你可以叫花子似的走，我缺了哪样东西也不行！又不出声啦？好吧，你有主意把东西都带走，体体面面的，象施行似的，我就跟你去；开开眼也好！”

　　抱着小珠，老范一声也不出。他不愿去批评彩珠，只觉得放弃妻子与放弃国旗是同样忍心的事，而他又没能力把二者同时都保全住！他恨自己无能，所以原谅了彩珠的无知。

　　几天，他在屋中转来转去。他不敢出门，不是怕被敌人杀死，而是怕自己没有杀敌的勇气。在家里，他听着太太叨唠，看着小珠玩耍，热泪时时的迷住他的眼。每逢听到小珠喊他“爸”他就咬上嘴唇点点头。

　　“小珠！”他苦痛到无可如何，不得不说句话了。“小珠！你是小亡国奴！”

　　这，被彩珠听见了。“扯什么淡呢！有本事把我们送到香港去，在这儿瞎发什么愁！小珠，这儿来，你爸爸要象小钟的爸爸那么样，够多好！”她的声音温软了许多，眼看着远处，脸上露出娇痴的羡慕：“人家带走二十箱衣裳，住天津租界去！小钟的妈有我这么美吗？”

　　“小钟妈，耳朵这样！”小珠的胖手用力往前推耳朵，准知道这样可以得妈妈的欢心，因为作过已经不是一次了。

　　乘小珠和彩珠睡熟，老范轻轻的到外间屋去。把电灯用块黑布罩上，找出信纸来。他必须逃出亡城，可是自结婚以后，他没有一点儿储蓄，无法把家眷带走。即使勉强的带了出去，他并没有马上找到事情的把握，还不如把目下所能凑到的一点钱留给彩珠，而自己单独去碰运气；找到相当的工作，再设法接她们；一时找不到工作，他自己怎样都好将就活着，而她们不至马上受罪。好，他想给彩珠留下几个字，说明这个意思，而后他偷偷的跑出去，连被褥也无须拿。

　　他开始写信。心中象有千言万语，夫妻的爱恋，国事的危急，家庭的责任，国民的义务，离别的难堪，将来的希望，对妻的安慰，对小珠的嘱托……都应当写进去。可是，笔画在纸上，他的热情都被难过打碎，写出的只是几个最平凡无力的字！撕了一张，第二张一点也不比第一张强，又被扯碎。他没有再拿笔的勇气。

　　一张字纸也不留，就这么偷偷走？他又没有这个狠心。他的妻，他的子，不能在国危城陷的时候抛下不管，即使自己的逃亡是为了国家。

　　轻轻的走进去，借着外屋一点点灯光，他看到妻与子的轮廓。这轮廓中的一切，他都极清楚的记得；一个痣，一块小疤的地位都记得极正确。这两个是他生命的生命。不管彩珠有多少缺点，不管小珠有什么前途，他自己须先尽了爱护保卫的责任。他的心软了下去。不能走，不能走！死在一处是不智慧的，可是在感情上似乎很近人情。他一夜没睡。

　　同时，在亡城之外仿佛有些呼声，叫他快走，在国旗下去作个有勇气有用处的人。

　　假若他把这呼声传达给彩珠，而彩珠也能明白，他便能含泪微笑的走出家门；即使永远不能与她相见，他也能忍受，也能无愧于心。可是，他知道彩珠绝不能明白；跟她细说，只足引起她的吵闹；不辞而别，又太狠心。他想不出好的办法。走？不走？必须决定，而没法决定；他成了亡城里一个困兽。

　　在焦急之中，他看出一线的光亮来。他必须在彩珠所能了解的事情中，找出不至太伤她的心，也不至使自己太难过的办法。跟她谈国家大事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她的身体就是她的生命，她不知道身外还有什么。

　　“我去挣钱，所以得走！”他明知这里不尽实在，可是只有这么说，才能打动她的心，而从她手中跑出去。“我有了事，安置好了家，就来接你们；一定不能象逃难似的，尽我的全力教你和小珠舒服！”

　　“现在呢？”彩珠手中没有钱。

　　“我去借！能借多少就借多少；我一个不拿，全给你们留下！”

　　“你上哪儿去？”

　　“上海，南京——能挣钱的地方！”

　　“到上海可务必给我买个衣料！”

　　“一定！”

　　用这样实际的诺许与条件，老范才教自己又见到国旗。由南京而武汉，他勤苦的工作；工作后，他默默的思念他的妻子。他一个钱也不敢虚花，好对得住妻子；一件事不敢敷衍，好对得起国家。他瘦，他忙，他不放心家小，不放心国家。他常常给彩珠写信，报告他的一切，歉意的说明他在外工作的意义。他盼家信象盼打胜仗那样恳切，可是彩珠没有回信。他明知这是彩珠已接到他的钱与信，钱到她手里她就会缄默，一向是如此。可是他到底不放心；他不怨彩珠胡涂与疏忽，而正因为她胡涂，他才更不放心。他甚至忧虑到彩珠是否能负责看护小珠，因为彩珠虽然不十分了解反贤妻良母主义，可是她很会为了自己的享受而忘了一切家庭的责任。老范并不因此而恨恶彩珠，可是他既在外，便不能给小珠作些忽略了的事，这很可虑，这当自咎。

　　他在六七个月中已换了三次事，不是因为他见利思迁，而是各处拉他，知道他肯负责作事。在战争中，人们确是慢慢的把良心拿出来，也知道用几个实心任事的人，即使还不肯自己卖力气。在这种情形下，老范的价值开始被大家看出，而了干员。他还保持住了二百元薪金的水准，虽然实际上只拿一百将出头。他不怨少拿钱而多作事；可是他知道彩珠会花钱。既然无力把她接出来，而又不能多给她寄钱，在他看，是件残酷的事。他老想对得起她，不管她是怎样的浮浅无知。

　　到武昌，他在军事机关服务。他极忙，可是在万忙中还要担心彩珠，这使他常常弄出小小的错误。忙，忧，愧，三者一齐进攻，他有时候心中非常的迷乱，愿忘了一切而只要同时顾虑一切，很怕自己疯了，而心中的确时时的恍惚。

　　在敌机的狂炸下，他还照常作他的事。他害怕，却不是怕自己被炸死，而是在危患中忧虑他的妻子。怎么一封信没有呢？假若有她一封信，他便可以在轰炸中无忧无虑的作事，而毫无可惧。那封信将是他最大的安慰！

　　信来了！他什么也()顾不得，而颤抖着一遍二遍三遍的去读念。读了三遍，还没明白了她说的是什么，却在那些字里看到她的形影，想起当年恋爱期间的欣悦，和小珠的可爱的语声与面貌。小珠怎样了呢？他从信中去找，一字一字的细找；没有，没提到小珠一个字！失望使他的心清凉了一些；看明白了大部分的字，都是责难他的！她的形影与一切都消逝了，他眼前只是那张死板板的字，与一些冷酷无情的字！警报！他往外走，不知到哪里去好；手中拿着那封信。再看，再看，虽然得不到安慰，他还想从字里行间看出她与小珠都平安。没有，没有一个“平”字与“安”字，哪怕是分开来写在不同的地方呢；没有！钱不够用，没有娱乐，没有新衣服，为什么你不回来呢？你在外边享福，就忘了家中……紧急警报！他立在门外，拿着那封信。飞机到了，高射炮响了，他不动。紧紧的握着那封信，他看到的不是天上的飞机，而是彩珠的飞机式的头发。他愿将唇放在那曲折香润的发上；看了看手中的信纸；心中象刀刺了一下。极忙的往里跑，他忽然想起该赶快办的一件公事。

　　刚跑出几步，他倒在地上，头齐齐的从项上炸开，血溅到前边，给家信上加了些红点子。

　　老舍：人同此心

　　他们三个都不想作英雄。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还沉醉在《武松打虎》或《单刀赴会》那些故事中；有那么一个时期，他们的确被这种故事迷住过；现在一想起来，便使他们特别的冷淡，几乎要否认这是自己的经验，就好似想起幼年曾经偷过妈妈一毛钱那样。

　　他们三个都不想作汉奸。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随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们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与汉奸之间，只还有一个缝子留给他们——把忠与奸全放在一边，低首去作行尸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极难堪的时节可以喝两杯酒，醉了就蒙头大睡。这很省事，而且还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钻到这缝隙中去，的确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论力气，三个人凑在一起，不过只能搬起一块石头来。就说能把块石头抛出去，而恰好能碰死一个敌人，有什么用处呢？三个人绝对抵不了成群的坦克车与重炮。论心路，三个人即使能计划出救亡纲要来，而刺刀与手枪时刻的在他们的肋旁；捆赴行刑场去的囚徒是无法用知识自救的。简直无法可想。王文义是三个中最强壮的一个。差一年就在大学毕业了；敌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的好梦。假若他愿意等着文凭与学士的头衔，他便须先承认自己是亡国奴。奴才学士容或有留学东洋的机会，当他把祖宗与民族都忘记了的时候。他把墙上的一面小镜打得粉碎，镜中那对大而亮的眼，那个宽大的脑门，那个高直的鼻子，永将不能被自己再看见，直到国土收复了的一天。忘了祖国与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个英雄，可是只有牺牲了自己才算是认识了这时代给予的责任。这时代意义只能用血去说明。

　　他把范明力和吴聪找了来，两个都是他的同年级而不同学系的学友。范明力的体格比不上王文义，可也不算怎样的弱。眼睛不大水灵，嘴唇很厚，老老实实的象个中年的教师似的。吴聪很瘦，黄黄的脸，窄胸，似乎有点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说他有病。他的神气比他的身体活泼得多。

　　“有了办法没有？”王文义并没有预备下得到什么满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却是想说出他的决定。

　　范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着，作为不便说什么的表示。

　　“我们逃吧？”吴聪试着步儿说，语声不象往日那么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给管束住。

　　“逃？”王文义低声的问，而后待了半天才摇了摇头：“不，不能逃！逃到哪里去？为什么逃？难道这里不是我们的土地？”“我也这么问过自己，”吴聪的语声高了些，“我并不一定要逃。我是这么想：咱们死在这里太可惜，而且并没有什么好处。”

　　“是的，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惜；三个人的力量太小，无益。”王文义点着头说。忽然，他立了起来，提高了语声象个演说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话似的：“可是，亡国奴是没有等级的，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洋车夫没有丝毫的分别，再从反面来说不愿作亡国奴的也没有等级，命都是一样的，血，没有高低；在为国牺牲上，谁的血洒在地上都是同样的有价值。爱国不爱国，一半是决定于知识，一半是决定于情感。在为民族生存而决斗的时候，我们若是压制着情绪，我们的知识便成了专为自私自利的工具。保护住自己，在这时候，便没有了羞耻。站在斗争的外边，我们便失了民族的同情与共感。去牺牲，绝不仅是为作英雄；死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不是什么特别的光荣。想偷生的人说死最容易，决定去牺牲的人知道死的价值。我不逃，我要在这里死。死的价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与原因，去定重轻。”“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力的厚嘴唇好象是很吃力的样子掀动着。“死不为是急速结束这一生，而是把一点不死的精神传延下去。”

　　“我再说，”王文义的宽脑门上涨出些红亮的光：“我不是什么英雄主义，而是老实的尽国民的责任。英雄主义者是乘机会彰显自己，尽责的是和同胞们死在一块，埋在一块，连块墓碑也没有。”

　　“好吧，”吴聪把窄胸挺起来，“说你的办法吧！我愿意陪伴着你们去死！”

　　“我们先立誓！”

　　吴范二人也都立起来。

　　“吴聪，范明力，王文义，愿为国家而死，争取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我三人的身体与姓名将一齐毁灭，而精神与正义和平永在人间！”

　　“永在人间！”吴范一齐应声。

　　一种纯洁的微笑散布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觉得死最甜蜜，牺牲是最崇高的美丽，全身的血好象花蜜似的漾溢着芬香。他们心平气和的商议着实际的办法。最难决定的——死——已被决定了，他们用不着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须把最高的智慧拿出来，用智慧配合着勇敢，走到那永远光明的路上去。他们耳中仿佛听到了微妙的神圣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们的言语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动。象是回应着那呼召，而从心弦上颤出民族复兴的神乐。

　　***

　　在驴儿胡同的口上，无论冬夏老坐着一个老婆婆。灰尘仿佛没有扑落过来的胆气，她老是那么干净。穷困没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随着年纪而下陷的眼中，永远深藏着一些和悦亲善的光，无选择的露给一切的人。她的职业是给穷人们缝补缝补破鞋烂袜子；眼还没有花，可是手总发颤，作不来细活计了。她的副业是给一切过路人一点笑意，和替男女小学生们，洋车夫们，记着谁谁刚才往南去了，或谁谁今天并没有从这里经过，而是昨天太阳偏西的时候向北去了。这个副业是纯粹义务的，唯一的报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妈妈”。有人说，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后，胡同口上好几天没有好妈妈的影儿。大家似乎没理到这件事，因为大家也都没敢出来呀；即使大着胆出来，谁还顾得注意她：国土已丢失，一位老妈妈的存亡有什么可惊异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里了。一切还是那样，但她不能再笑脸迎人。还是那样的一切中却多了一些什么：她所认识的旗子改了颜色，她所认识的人还作着他们的事，拉车的拉车，卖菜的卖菜，可是脸上带着一层羞愧。她几乎不敢再招呼他们。那些男女小学生都不上学了，低着头走来走去，连义勇军进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车有马，但是老有些出丧的味儿，虽在阳光之下，而显着悲苦惨淡。

　　活了六十多岁，她经过多少变乱，受过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象这次这么使她感到愤恨，愤恨压住了她的和悦，象梦中把手压在了胸上那么难过。她看见了成群的坦克车在马路上跑，结阵的飞机在空中飞旋，整车的我们青年男女捆往敌营去吃枪弹，大批的我们三四十岁的壮汉被锁了去……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这些事底下没有“日本”这两个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怀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识字，没有超过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识，不晓得国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们的口中，在她的耳边，在她的心里，久已凑成一块病似的那么可恨。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仿佛渺茫的才觉得她还知道好歹，不是个只顾一日三餐的畜生。现在，满天飞的，遍地跑的，杀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这两个字已经不许她高声的说出，只能从齿缝唇边挤擦出来。象牛羊在走向屠场时会泪落那样，她直觉的感到不平与不安。

　　最使她不痛快的，是马路那边站岗的那个兵。她对谁都想和善，可是对这个兵不能笑着点点头。他的长刺刀老在枪上安着，在秋阳下闪着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脚是那么宽，那么重，好象唯恐怕那块地会跑开似的死力的踩着。那是“咱们”的地；好妈妈不懂得别的，那块地是谁的她可知道的很清楚，象白布上一个红团不是中国旗那样清楚。她简直不敢再往马路那边看。可是不看还无济于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宽重的脚，时时在她的心中发光，踩压。

　　她慢慢觉出点奇怪来：为什么咱们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对的事，可是现在她觉得揍那个兵，日本兵，是应当的。揍，大家不但不去揍他，反倒躲着他走呀！咱们的那些壮小伙子简直没有心胸，没有志气，没有人味儿！假若她有个儿子，要去揍对面的那个兵，她必定是乐意的，即使母子都为这个而砍了头，也是痛快的。

　　她不愿再坐在那里，但又舍不得离开：万一在她离开的那会儿，有人来揍那个不顺眼的东西呢！她在那里坐得更久了，那个东西仿佛吸住了她。他简直象个臭虫，可恨，又使她愿意碰见——多嘴才有人来用手指抹死他呢！她血液中流着的那点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着的那点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者使她这样愤怒，这样希望。杀了这个兵有什么用处？她不知道，也不想去思索。她只觉得有他在那里是种羞辱，而羞辱必须洗扫了去。正象个小姑娘到时候就懂得害羞，这位老婆婆为着民族与国土——虽然连这俩名词都不会说——而害羞。凡是能来杀或打这个兵的，她便应当呼之为——容或她会说这个——英雄。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么红胡子蓝靛脸的人物，而是街上来来往往的那些男子，只要他敢去收拾那个兵。在她的心中，在王文义的心中，在一切有血性的人的心中，虽然知识与字汇不同，可是在这时节都会唱出与这差不多的歌来：“国土的乳汁在每个人血中，一样的热烈，一样的鲜红；每个人爱他的国土如爱慈母，民族的摇篮，民族的坟墓。

　　驱出国境，惨于斩首；在国土上为奴，终身颤抖，是灵魂受着凌迟，啊，灵魂受着凌迟！”

　　等着，等着那英雄，那平凡而知道尽责任的英雄。啊，那兵又换班了，一来一去，都是那么凶恶。啊，大队从南向北而去了，刺刀如林，闪亮了全街。啊，飞机又在头上了，血红的圆光在两翅上，污辱着青天。我们的英雄啊，怎么还不来？还不来？老妈妈的盼祷，也就是全民族的呼声吧？

　　老妈妈等了许多天，还没把那英雄等来。可是她并不灰心，反倒加紧的盼望，逢人便低声的打听：“咱们怎样了呢？”那洋车夫与作小买卖的之中也有会看报的，说给她一些消息。可是那些消息都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不是攻下这里，便是打到某处。那些地名是好妈妈一向没听到过的，但是听过之后，她仿佛有些领悟：“咱们的地真大！”同时，她就更盼望那件事的实现：“咱们怎不过去打他呢？哪怕是先打死一个呢？”她的针尖顺着拉线的便利，指了指马路那边。“好妈妈，你可小心点！”人们警告她。她揉揉老眼，低声的说：“他不懂我们的话，他是鬼子！”

　　好消息来了！拉车的王二拿着双由垃圾堆上拾来的袜子，请好妈妈给收拾一下。蹲在她旁边，他偷偷说：“好妈妈，今天早上我拉车到东城，走到四牌楼就过不去了，鬼子兵把住了街道，不准车马过去。听说我们两个小伙子，把他们的一车炸弹全烧完，还打死他们五六个兵！”王二把挑起的大指急忙收在袖口中，眼了了马路那边一下，刚碰到刺刀的光亮就收了回来。“俩小伙子都没拿住，”他的声音更低了些，可是更有力了些。“吃过饭，我又绕回去，那里还不准过人呢！听说那俩小伙子是跑进一家小肉铺去，跑进去就没影儿啦。好妈妈，你看肉铺的人也真有胆子，敢把俩小伙子放走！我们有骨头的，好妈妈？”

　　好妈妈几天没用过的笑容，由心中跳到脸上。“要是有人敢打那边的那个东西，我就也敢帮忙，你信不信？”“我怎么不信？我要有枪，我就敢过去！好妈妈你别忙，慢慢的咱们都把他们收拾了！有了一个不怕死的，接着就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是不是，对不对？”王二十分困难的把语声始终放低。“你看，鱼市上木盆里养着鳝鱼，必须放上一两条泥鳅。鳝鱼懒得动，日久就臭了。泥鳅爱动，弄得鳝鱼也得伸伸腰。我就管那俩小伙子比作我们的泥鳅，他们一动，大家伙儿都得动。好妈妈？”

　　“谁说不是！我在这儿等着，说不定明天就有人来打他，”随着“他”字，好妈妈的针又向外指了指。“他要是倒在那儿，我死了也痛快！我不能教小鬼子管着！”

　　第二天，好妈妈来得特别的早，在遇上熟人之前，已把笑容递给了红红的朝阳。

　　可是一直到过午，并没有动静。“早晚是要来的！”她自言自语的说。

　　都快到收活的时候了，来了个面生的小伙子，大眼睛，宽脑门，高鼻子。他不象个穷人，可是手中拿着双破袜子。好妈妈刚要拿针，那个小伙子拦住了她。“明天我来取吧，不忙，天快黑了。回家吗？一块儿走？来，我给拿着小筐！”一同进了驴儿胡同，少年低声的问：“这条胡同里有穿堂门没有？”

　　好妈妈摇摇头，而后细细的端详着他。看了半天，她微微一笑：“我知道你！”

　　“怎么？”少年的眼亮得怪可怕。

　　“你是好人！”好妈妈点头赞叹。“我告诉你，这里路南的第十个门，有个后门，可是没法打穿堂儿，那是人家的住宅呀。”

　　少年没有言语。好妈妈慢慢的想出来：“行！我要准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我可以托咐倒脏土的李五给你们开开门。”

　　少年还没有言语。

　　“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样！”老妈妈抬头望了望他。“什么意思？”

　　“我说不明白！”好妈妈笑了。“你是念书的人吧？”青年点了点头。

　　“那你就该懂得我的话。”好妈妈的脸上忽然非常的严肃起来：“告诉我，你明天什么时候来？我不会卖了你！”“我明天早晨八点来！”

　　“就是卖杏茶的周四过来的时候？”

　　“好！卖杏茶的过来，那个门得开开！”

　　“就是！”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知道！”

　　“啊？”

　　“知道！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样！”

　　次日，好妈妈早早就到了。她坐了好象一年的样子，才听到周四尖锐的嗓音渐渐由远而近：“杏儿——茶哟。”好妈妈的手哆嗦起来，眼睛钉住那边的刺刀尖——一个小白星似的。“杏儿——茶哟。”周四就快到她面前了，她的眼几乎不能转动，象黏在了刺刀尖上。忽然，直象一条黑影儿，由便道上闪到马路边的一棵柳树后，紧跟着，枪响了，一声两声。那个兵倒在了地上。南边北边响了警笛。那条黑影闪进了驴儿胡同。倒在地上的兵立了起来，赶过马路这边。南边北边的“岗”，也都赶到，象作战的蚂蚁似的，匆忙的过了句话，都赶进胡同中去。好妈妈停止了呼吸。等了许久许久，那些兵全回来了，没有那个少年，她喘了口气，哆嗦着拿起那双袜子来，头也不愿再抬一抬。

　　也就是刚四点钟吧，她想收活回家，她的心里堵得慌，正在这么想，取袜子的来了！她几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楞了一会儿，她把袜子递给他。他蹲在一旁，看着袜子，低声的问：“早晨我打死他没有。”

　　好妈妈微微一摇头。“他装死儿呢，一会儿就爬起来了。”“呕！下回得用炸弹！”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块钱的票子来：“妈妈和李五分吧。”

　　“留着用吧，我不要！”好妈妈摆了摆手。“你要是有枪啊，给王二一支，他也愿意干。”

　　“有的是人，妈妈！”

　　“你姓什么呢？”

　　“暂时没有姓()名，”少年立起来，把袜子和钱票都塞在衣袋里，想了想：“啊，也许永久没有姓名！再见，妈妈！”“哎，下回来，打准一点！”好妈妈的心里又不堵得慌了。

　　＊＊＊

　　他们三个又坐在一处，互相报告着工作，并且计划着以后的办法。

　　范明力的厚嘴唇仿佛更厚了些，增加了沉默刚毅的神气。吴聪的窄胸似乎已装不下那些热气，挺着细脖，张着点嘴，象打鸣的鸡似的。他——不象范明力——有点按不住他的得意，越想两三日来的成绩越高兴。王文义不得意，也不失望，而是客观的批判着：

　　“咱们的与失败都没关系，唯一的好处是把未死的人心给激动起来了。咱们的心，大家的心，都并差不很多。我们只是作了应该作的事，至多也不过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好吧，我们商量明天的事；就热打铁，教这座城必定变成敌人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