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投进生活的深处

　　杨朔：投进生活的深处

　　我离开祖国比较久了，乍回来，心情是很复杂的。记得刚过鸭绿江，回到安东那一夜，一位十多年的老战友跑来看我。窗外飘着雪，我们对面坐在灯下，一直谈到深夜。他谈到人事的变化，祖国的生活，更谈到一九五三年祖国就要开始的经济文化大建设。我听着听着，坐不住了，忽地立起来，心里充满了东西，只想投进什么地方去。到底投到什么地方去呢？自己也说不清楚。

　　现在我立在一九五三年的大门口。从门口望到将来，我可以见到在工厂里，在农村里，在学校里，我们的人民怀着怎样热烈的情绪，建设着自己的祖国，建设着自己的生活。我不能不想起朝鲜，想起那些战斗在前线上的志愿军。那些人啊，风里雪里，雨里雾里，炮火狼烟，拿保卫着祖国，拿生命建设着祖国。是的，他们是在用生命建设着祖国。他们不是正在清除那些破坏人类生活的暴徒，拿身子铺平道路，给人类的未来生活打下和平的基础？在这种烈火般的大建设前，我怎能坐得住呢？我要投进去—投到生活里，投到斗争里，拿笔去为人民的生活描上点金，涂上点色彩。

　　生活可真是一片大海啊。做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你想描绘生活，应该怎样去认识生活呢？但在生活的大海里，我不是个善于识水性的。我曾经立在干岸上，望洋兴叹。一旦下了水，我又怕淹死，总露着个头，随波逐浪，漂来漂去。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用了两年多时间，几乎走遍华北抗日根据地。走是走了，经过风险，也经过战斗。赶到从斗争里走出来，我发觉自己根本不认识生活，不认识党领导着人民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一本叫《库页岛的早晨》的苏联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你曾观察过库页岛的黎明么？你曾看见过秋天的原始森林么？你什么都没有看见过，你被派到这里工作，因此你便工作。假使他们派你到北极……以后有人会问你道：‘你喜欢北极光么？……’你会回答道：‘北极光么？让我想想，是的，我想那里是有那类东西的。……’”

　　我读到这一段，不觉笑起来：我就曾经是这类人啊。在生活里，我却不会观察生活，思索生活。不观察，不思索，我又如何能认识生活，进而建设生活呢？现在我是学着思索生活了。我不能忘记这两年来在朝鲜战场上的生活。我时常会被一种感情，一种思想，一种事件所袭击，情绪不能平静。我思索过爱，思索过生死，思索过英雄的性格，思索过周围许许多多事。我从思索里得出我的认识，最后写成那本叫《三千里江山》的小说。我不知道自己思索的路子正确不正确。无论如何，我是在这本小说里放进去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认识。至于思索的深浅，自然要受到我的思想的限制，但我的心到底流过血，经过痛苦，我觉得我才开始认识点生活。

　　回想起来，过去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不老实的。专喜欢猎奇。听说我们被俘的八路军同志砸了日本人的监狱，跑回根据地，紧忙去找他们谈话；传说一个战士单人独马活捉了一连俘虏，也要到处打听。我的笔记本里记满这类紧张热闹的故事，恰恰却忽略了人物的思想感情，而且顶不关心周围的人物生活。周围的人事我都看熟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从这个地方转到那个地方，到处流动，一去不用说，先打听有什么好材料。一九三八年开滦煤矿发生过一次大罢工，当时我听了，兴奋的要死，尽量找人谈，谈话的记录足有厚厚一大本。该动笔写了。这下子准能写出篇惊天动地的小说。先写成了中篇。真惨哪！内容又空洞，又虚伪，一塌糊涂。我还不甘心，又缩成个短篇，结果呢，不用说了。我不熟习煤矿工人的生活，如何能写出他们那样激烈的斗争？我不能掌握我们人民的思想情感，如何能描绘出来自人民的英雄？我们当然应该访问英雄，更应该投到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去，猎奇却错了。人民的生活是极其丰富的。只有首先掌握人民的生活、习性，才有希望能表现出我们人民的斗争，人民的英雄。因为斗争是从生活里发展起来的，英雄是从人民当中成长起来的呀。生活的深处当然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探索到人民的思想感情的深处，不能深入到人民的心灵里边，我们照样不能算是深入生活。

　　只要你稍微接触到他们的心，你会感到我们人民的感情是怎样高贵。也曾有人嫌弃我们工农兵粗手粗脚的，说他们没有感情。他们是没有感情么？他们的感情是最热烈，最伟大，最神圣的。没有这种伟大的感情，他们怎么能在朝鲜前线上，为了人民的事业，抱着炸弹一滚滚到坦克底下？怎么能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怎么能在十冬腊月钻进冰河去摸定时弹，唯恐定时弹炸毁我们的桥梁？在我的记忆中，有些事将永远不会忘记。我记得一九四七年打石家庄时，全市解放了，战士们()一齐鸣枪庆祝，市民们到处欢呼喧笑，我在这时发现一座楼房角上躺着位烈士。他的脚上穿着家做的山鞋，棉衣上套着洗得很干净的单军装，仰着脸，静静地躺着。他曾经为全市人民的解放，整夜战斗着。现在城市解放了，人民到处在笑，在叫，他却倒下去，永远不再听见人类的笑声了。我们今天的幸福，今天的欢乐，正是这些人给我们的啊。这是多么伟大的感情，多么伟大的心灵。我想写出这样的心灵，但写不出，我曾经为这个痛苦到失眠。我常想，一个文学工作者要能完整地捧出一颗毛泽东时代人民的心灵，那才称得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颗心活在那儿，跳跃在千千万万人的心窝里，正等着我们去发掘。我们不该再拖延了。

　　有的同志问我：我们该怎样去接触工农兵的心呢？这里边没有技巧，更没有权术。首先要看我们在感情上爱不爱工农兵。如果你爱，即使我们的性格，作风，习惯处处不同，照样可以和他们结成知心的好朋友。如果不爱，就是有千条妙计，也是格格不入。你不把心交给人家，怎么能希望人家把心交给你呢？爱是不能装假的。我有过这方面的痛苦。起初，我也到工农兵当中去，想写他们，可是我并不喜欢他们。我去了，搜集搜集故事，掉头而去，对他们漠不关心。但在生活里，在斗争里，我见到他们精神的高贵，行动的可敬，我的思想感情在党的教育下也慢慢得到改造，于是我自自然然爱上他们了。不改造我们的思想感情，你永远也不会爱工农兵。你对工农兵感情的深浅，就是你改造的深浅。直到今天，我的改造还差的远呢，但我不愿隐瞒我的感情，我是爱他们的。我从朝鲜回来，此刻坐在北京，我望着瓦垄上前两天积的白雪，我的心又飞到朝鲜。我怀念我们的志愿军，真心的怀念他们，我愿意能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会再去的。再见了，好同志，我会再去的。我知道我是离不开你们的。我不追求任何安乐，享受，我愿意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杨朔：会见金日成将军的部下

　　一个樱花盛开的春夜。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捧着从新疆、蒙古、西藏和中国各个角落集拢来的锦旗、礼品，献给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这不是简单的礼物。旗上绣的是中国人民最珍贵的情意，箱子里装的是千千万万颗中国人民火热的心。当那一霎那，慰问团团长廖承志和人民军总政治局金载郁将军拥抱在一起时，两个兄弟民族的心是更紧地交抱在一起了。

　　在金日成将军指挥下的朝鲜人民军完全值得中国人民这样的热爱。有一次开战斗英雄座谈会，我见到许多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人物。他们的前胸挂着耀眼的国旗勋章或者金星章，英挺而刚强。当中有年青的坦克手金箕奎，他在人民军第一次攻占汉城时，第一个把旗子插在李承晚的大楼上。沉默寡言的高射炮英雄金玄沭带着猎机小组，随时转换阵地，前后击落九架敌机。人家觉得内里一定有惊人的细节，问他击落的经过，他却平平淡淡地说：“你先试射几下，一打就打下来了。”说了三言两语又坐下去了。

　　坦克营长金斗燮在战争初期是个连长，带着队伍向三八线以南反击敌人。敌人的火力猛，重机枪子弹打得坦克直摇动。坦克里的热度又高，衣服穿不住了，他们就脱下衣服和衬衣，光着膀子一直冲进敌人的阵地，坦克的履带碾死许多敌人。敌人用十几辆装甲车进攻，第一辆装甲车被金斗燮一撞，摔出五、六米远。一辆吉普车也被他碰碎，上边坐的美国顾问被碾成了烂泥。但不幸在追击敌人时，他的坦克陷进了泥塘。水浸到坦克的半身，机枪不能射击。敌人发觉了，扭回头反冲。金斗燮号召坦克手说：“为祖国为人民的时候到了！坦克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要与坦克共存亡！”他们便拿起步枪和手榴弹跟敌人肉搏。………“为祖国！为人民！”胜利就在这种高贵的誓词里取得。但他们的行动有着更高的意义。他们也是在为全人类的和平幸福流着宝贵的鲜血。

　　我们正听着英雄们轮流向慰问团报告自己的事迹，一个叫金松万的副大队长站起来说：“我要用中国话向亲爱的中国同志报告……”。

　　听的人悄悄议论：“这是从中国回来的。”

　　不错，还不止他一个人呢。在人民军的炮兵、步兵、坦克兵、空军，以至于军医院里，到处可以遇见许多朝鲜同志望着你笑，说着中国话，握着你的手不放。他们都曾参加过中国的革命战争，流过血、立过功，也曾在中国的土地上掩埋过自己的牺牲的同伴。自动炮小队长康文彩就是这许许多多人当中的一个。这位年青的英雄只有二十岁，长眉，细眼，微微笑着说：

　　“我是一九四七年秋天在东北参加解放军的。那时才十六岁，道理也不大懂，光知道不管自己是朝鲜人也好，什么人也好，一参加解放军就不受气了。现在当然认清了这个道理，那就是说：毛泽东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所有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大救星。当时正赶上打四平，我们的队伍插到敌人后方，破坏交通。有一天晚间，我跟一个同志去炸一座重要的桥梁。桥头站着一个敌人的哨兵，我们爬着摸上去，拿绳子往他脖子上一套，拉紧扣说：“你叫，我活不了，你也活不成！”说罢就由那个同志先把俘虏带走了。我爬上桥，摸摸索索装炸药，不小心被对岸的敌人发觉了。敌人打起枪来。我的右膀子忽然一震，手也发软，挂彩了。我咬着牙点上炸药，刚跑到桥头，桥炸了，把我颠出一丈多远，震得昏过去。”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立的这一大功。此后，他从北打到南，又挂过两次花，一直打到广西。在他的祖国朝鲜遭到新的侵略时，他就转到自己祖国的战场上。但是谁又能忘记中国的好处呢？

　　在一个军团里，参加过抗联李红光支队的崔殷将军谈到中国时，沉思着说：“将来我一定要再到中国去一趟。”

　　慰问团的同志说：“对了，等朝鲜胜利后，你可以到北京、青岛去休养休养。”

　　崔殷笑了笑说：“不，我想去延安看看。我在延安挖了不少窑洞，做梦也想去看看这块培养过我的土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朝鲜战争的胜利也不可想像。”

　　我们笑道：“中国的胜利，你不是也有功？”

　　崔殷严肃地说：“志愿军在朝鲜才真有功呢！”

　　这两个民族遭遇过()共同的命运，经历过共同的战斗，在生死患难里结成的友谊也最真切动人。另一个军团的将领回想起他们和志愿军会师时，慨叹着说：

　　“我们的将士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那时候，我们一个师打到朝鲜的大南边，敌人从仁川一登陆，又奉金日成将军的命令，一路打回涟川一带。我们的干部很多是从中国回来的，我们就把中国的经验搬过来，建党，建立群众武装，开辟了根据地。当时听见敌人广播说：中国志愿军来了，也不敢信。又听老乡到处传说：北边来了许多部队，说话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人。日里盼，夜里盼，到底盼着了那支冲风冒雪从中国赶来的志愿军！两方面一见，你抱我，我抱你，泪都流下来了，也不知说什么好。志愿军的同志看见我们隆冬风雪还穿着单衣，就把棉衣都脱下来，送给我们。……”

　　这种生死交情已经深深地刻在人民军将士的心里。难怪他们一见中国慰问团，比见到亲骨肉还亲。一个战士跑过来，握着慰问团同志的手，眼里转着泪花，话都说不出。另一个小战士给我们一位女同志敬个礼，掏出他最珍贵的日记本递过来，上面写着：“送给中国同志！”从中国回来的朝鲜同志紧握着我们的手，只是说：“想不到在这里又见到你们了！”

　　人民军总政治局金日将军在送别慰问团时说：“请把全朝鲜人民军的感谢带给中国人民，并说我们全体人民军都热爱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人民日报》 1951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