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中国人民的良心

　　杨朔：中国人民的良心

　　已经是十二月初，头一阵子落过场大雪，冬天早来了。谁知近来一变天，飘飘洒洒又下起细雨来，冰雪化了，到处化得泥汤浆水的，走路都插不下脚去。原先封得严严实实的大江小河，又化了冻，边边岸岸的冰上浮着层水，只有背阴的地方冰还比较结实，时常可以看见朝鲜小孩蹲在小耙犁上，双手撑着两根小棍，飞似地滑来滑去。

　　这一天，雨不下了，怪阴冷的。晚间我坐在灯下读着本叫《斯大林教养的人们》的书，正在惊叹着苏联人民那种英雄的品质，这时我接到个电话。我不清楚是谁给我的电话，但我知道这是个好心肠的人。他说：

　　“你知道么？今天傍晚在安州军站牺牲了个战士。他见一个朝鲜小孩滑冰掉到水里，赶紧去救，也陷下去。他把小孩救上来，自己可沉下去了。是个很好的同志啊！又是一个罗盛教！”

　　我去看那位义士时，他已经装殓好，平平静静躺在那儿。他的神情很从容，像是睡觉。我定睛望着他的脸，我不认识他，但我又十分熟悉他。从黄继光身上，我熟悉他；从罗盛教身上，我熟悉他；从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身上，我更熟悉他。他的面貌一点不惊人。谁要以为这样人身上准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东西，那就错了。

　　他只是个顶简单的中国人，几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他的一生。他叫史元厚，山东长清人。他像所有贫苦的农民一样，一下生过的就是苦日子；也像所有机灵的孩子一样，有时会想出很可笑的法子，对地主报个小仇。譬如说，把地主的南瓜挖个洞，往里拉粪；还有一回，把些毛毛虫的毛撒到地主被窝里，害得地主黑夜睡觉，浑身刺的又痒又痛。到后来，他长大了，流落到济南拉洋车。再到后来，就参加了部队。

　　史元厚家里有老父老母。这对老人像所有父母一样，不管儿子的胡子多长，还把儿子当小孩看待，总怕儿子冷了不知添衣服，饿了不知道吃。千里迢迢，也要托人捎去做娘的连宿打夜带着灯做的老山鞋，还要在信上千叮咛万叮咛，就怕儿子晚上睡觉不盖被，受了凉。

　　史元厚家里还有个没过门的妻子，叫辛绍英。这个妻子可不像早先年的妇女，只知刷锅烧饭抱孩子，她却在镇店上念书。史元厚曾经写信问她想要什么东西，心里先猜了猜，以为离不了是些花儿粉儿一类东西。过几天辛绍英回信了，写的比史元厚都清楚，要的却是枝钢笔。

　　来朝鲜以前，史元厚接到父亲的信，里边说：“你爹老了，生活什么不缺，就是缺个孙子，要是你肯听话，顶好早一天回家成了亲吧。”史元厚的心搅乱了。翻腾半宿睡不着，第二天起来便向上级写申请书。

　　他素来爱说爱闹，永远不恼，别人也爱找他开玩笑，顺着史元厚的音都叫他‘史落后’。旁的战士见他写申请书，笑着四处噪：“‘史落后’打报告要娶媳妇了。”

　　史元厚应声笑着说：“就是嘛，你管的着！”以后接连写了七次报告。但他要求的不是回家，却是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去。

　　一九五三年二月，正是敌人妄想从我们后方登陆作战时，史元厚跟着队伍到了朝鲜。队伍一到，立时打坑道，挖工事。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史元厚挖战壕磨的手起了血泡，扛木头把肩膀都压破了皮，照样像匹小骡驹子，又踢脚，又撒欢。他这人话语多的出奇，旁人说话，就爱插嘴。有时说的牛头不对马嘴，惹的战士们笑他说：“我看你上一辈子准是个哑叭，一肚子话，都别到这辈子了。”他也不恼。要是旁人叫他逗恼了，他会抱住你笑着说：“怨我！怨我！”

　　穿戴他从来不讲究好看，衣服鞋袜，总是缝缝补补的。

　　谁要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新发的鞋也不穿，留着烂在箱子底么？”

　　史元厚会笑着答应说：“谁说不穿？早磨掉半边底了。”

　　你不必多问，准是他见谁没穿的，又给了人。他就是这么个人，和谁都处得来，手又大，只要是他的东西，你自管拿去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地会遇见这样人，一点没什么可注意的。可是就在这样人火热的胸口里，却藏着颗高尚的无产阶级的良心。

　　春天的夜晚，还是森凉森凉的。史元厚站在山头的哨位上，守望着北朝鲜的国土。一听见半空中飞机响，枪就握得更紧。敌人想投伞兵呢，投了就消灭他！山风一吹，飘起股青草的香气，他忽然会想起了家。这种带点泥土气息的草味，他从小便闻惯了。一时间，仿佛他警卫着的不是朝鲜，却是他的本乡本土。他想像得出家里人正在做什么。父亲一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老人家披着棉袄，擎着根麻秸火，咳嗽着，正在给牛拌夜草。他娘却坐在热炕头上，呜呜摇着纺车，也不用什么灯亮，抽的线涮溜极了。还有他的爱人辛绍英，怎么也没睡？你看她坐在麻油灯下，歪着头，轻轻咬着下嘴唇，准是在给他写信。他怀里就揣着爱人的一封信，写些什么呢？简直像个指导员，净给人上政治课。不用你训，我是个青年团员，懂的比你多得多了。是谁把我造就的像个人了？是谁关心我这个，关心我那个，几次三番派祖国的亲人来看我们？你放心，我会对得起党，对得起祖国人民的。

　　当时连里正学习邱少云的事迹，史元厚不知怎的，变得特别黏，整天不大开口。

　　同志们问道：“你是不是有病？”

　　史元厚说：“哼，我一顿吃五个大馒头，还有病！”

　　同志们都()笑起来，又问：“那么你是怎么的了？”

　　史元厚懒洋洋地说：“我怎么也不怎么的！出国的时候，咱说的什么话，现时光蹲在朝鲜吃，一点功劳没有，将来回去，怎么回答祖国人民？看人家邱少云！”

　　嘴里说着，他心里便下了决心，要用整个生命去做他应当做的事，就像邱少云一样。

　　时光早到了冬天，朝鲜前线又飘了雪花。停战协定签字几个月后，祖国的亲人又冲风冒雪来看志愿军了。有一个蒙古文工团来到史元厚那个部队，都住在宿营车上，就停在安州车站附近。史元厚和几个战士被派去担任警戒。

　　车站背后是一带土山，山脚下有一片大水塘，夏天常有人在里边洗澡，一跳下去不露头，足有一丈多深。眼下冻了冰，像镜子一样亮，变成孩子们最留恋的滑冰好地方了。

　　杨朔：投进生活的深处

　　我离开祖国比较久了，乍回来，心情是很复杂的。记得刚过鸭绿江，回到安东那一夜，一位十多年的老战友跑来看我。窗外飘着雪，我们对面坐在灯下，一直谈到深夜。他谈到人事的变化，祖国的生活，更谈到一九五三年祖国就要开始的经济文化大建设。我听着听着，坐不住了，忽地立起来，心里充满了东西，只想投进什么地方去。到底投到什么地方去呢？自己也说不清楚。

　　现在我立在一九五三年的大门口。从门口望到将来，我可以见到在工厂里，在农村里，在学校里，我们的人民怀着怎样热烈的情绪，建设着自己的祖国，建设着自己的生活。我不能不想起朝鲜，想起那些战斗在前线上的志愿军。那些人啊，风里雪里，雨里雾里，炮火狼烟，拿保卫着祖国，拿生命建设着祖国。是的，他们是在用生命建设着祖国。他们不是正在清除那些破坏人类生活的暴徒，拿身子铺平道路，给人类的未来生活打下和平的基础？在这种烈火般的大建设前，我怎能坐得住呢？我要投进去—投到生活里，投到斗争里，拿笔去为人民的生活描上点金，涂上点色彩。

　　生活可真是一片大海啊。做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你想描绘生活，应该怎样去认识生活呢？但在生活的大海里，我不是个善于识水性的。我曾经立在干岸上，望洋兴叹。一旦下了水，我又怕淹死，总露着个头，随波逐浪，漂来漂去。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用了两年多时间，几乎走遍华北抗日根据地。走是走了，经过风险，也经过战斗。赶到从斗争里走出来，我发觉自己根本不认识生活，不认识党领导着人民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一本叫《库页岛的早晨》的苏联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你曾观察过库页岛的黎明么？你曾看见过秋天的原始森林么？你什么都没有看见过，你被派到这里工作，因此你便工作。假使他们派你到北极……以后有人会问你道：‘你喜欢北极光么？……’你会回答道：‘北极光么？让我想想，是的，我想那里是有那类东西的。……’”

　　我读到这一段，不觉笑起来：我就曾经是这类人啊。在生活里，我却不会观察生活，思索生活。不观察，不思索，我又如何能认识生活，进而建设生活呢？现在我是学着思索生活了。我不能忘记这两年来在朝鲜战场上的生活。我时常会被一种感情，一种思想，一种事件所袭击，情绪不能平静。我思索过爱，思索过生死，思索过英雄的性格，思索过周围许许多多事。我从思索里得出我的认识，最后写成那本叫《三千里江山》的小说。我不知道自己思索的路子正确不正确。无论如何，我是在这本小说里放进去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认识。至于思索的深浅，自然要受到我的思想的限制，但我的心到底流过血，经过痛苦，我觉得我才开始认识点生活。

　　回想起来，过去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不老实的。专喜欢猎奇。听说我们被俘的八路军同志砸了日本人的监狱，跑回根据地，紧忙去找他们谈话；传说一个战士单人独马活捉了一连俘虏，也要到处打听。我的笔记本里记满这类紧张热闹的故事，恰恰却忽略了人物的思想感情，而且顶不关心周围的人物生活。周围的人事我都看熟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从这个地方转到那个地方，到处流动，一去不用说，先打听有什么好材料。一九三八年开滦煤矿发生过一次大罢工，当时我听了，兴奋的要死，尽量找人谈，谈话的记录足有厚厚一大本。该动笔写了。这下子准能写出篇惊天动地的小说。先写成了中篇。真惨哪！内容又空洞，又虚伪，一塌糊涂。我还不甘心，又缩成个短篇，结果呢，不用说了。我不熟习煤矿工人的生活，如何能写出他们那样激烈的斗争？我不能掌握我们人民的思想情感，如何能描绘出来自人民的英雄？我们当然应该访问英雄，更应该投到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去，猎奇却错了。人民的生活是极其丰富的。只有首先掌握人民的生活、习性，才有希望能表现出我们人民的斗争，人民的英雄。因为斗争是从生活里发展起来的，英雄是从人民当中成长起来的呀。生活的深处当然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探索到人民的思想感情的深处，不能深入到人民的心灵里边，我们照样不能算是深入生活。

　　只要你稍微接触到他们的心，你会感到我们人民的感情是怎样高贵。也曾有人嫌弃我们工农兵粗手粗脚的，说他们没有感情。他们是没有感情么？他们的感情是最热烈，最伟大，最神圣的。没有这种伟大的感情，他们怎么能在朝鲜前线上，为了人民的事业，抱着炸弹一滚滚到坦克底下？怎么能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怎么能在十冬腊月钻进冰河去摸定时弹，唯恐定时弹炸毁我们的桥梁？在我的记忆中，有些事将永远不会忘记。我记得一九四七年打石家庄时，全市解放了，战士们()一齐鸣枪庆祝，市民们到处欢呼喧笑，我在这时发现一座楼房角上躺着位烈士。他的脚上穿着家做的山鞋，棉衣上套着洗得很干净的单军装，仰着脸，静静地躺着。他曾经为全市人民的解放，整夜战斗着。现在城市解放了，人民到处在笑，在叫，他却倒下去，永远不再听见人类的笑声了。我们今天的幸福，今天的欢乐，正是这些人给我们的啊。这是多么伟大的感情，多么伟大的心灵。我想写出这样的心灵，但写不出，我曾经为这个痛苦到失眠。我常想，一个文学工作者要能完整地捧出一颗毛泽东时代人民的心灵，那才称得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颗心活在那儿，跳跃在千千万万人的心窝里，正等着我们去发掘。我们不该再拖延了。

　　有的同志问我：我们该怎样去接触工农兵的心呢？这里边没有技巧，更没有权术。首先要看我们在感情上爱不爱工农兵。如果你爱，即使我们的性格，作风，习惯处处不同，照样可以和他们结成知心的好朋友。如果不爱，就是有千条妙计，也是格格不入。你不把心交给人家，怎么能希望人家把心交给你呢？爱是不能装假的。我有过这方面的痛苦。起初，我也到工农兵当中去，想写他们，可是我并不喜欢他们。我去了，搜集搜集故事，掉头而去，对他们漠不关心。但在生活里，在斗争里，我见到他们精神的高贵，行动的可敬，我的思想感情在党的教育下也慢慢得到改造，于是我自自然然爱上他们了。不改造我们的思想感情，你永远也不会爱工农兵。你对工农兵感情的深浅，就是你改造的深浅。直到今天，我的改造还差的远呢，但我不愿隐瞒我的感情，我是爱他们的。我从朝鲜回来，此刻坐在北京，我望着瓦垄上前两天积的白雪，我的心又飞到朝鲜。我怀念我们的志愿军，真心的怀念他们，我愿意能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会再去的。再见了，好同志，我会再去的。我知道我是离不开你们的。我不追求任何安乐，享受，我愿意永远和你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