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月夜

　　巴金：月夜

　　阿李的船正要开往城里去。

　　圆月慢慢地翻过山坡，把它的光芒射到了河边。这一条小河横卧在山脚下黑暗里，一受到月光，就微微地颤动起来。水缓缓地流着，月光在水面上流动，就像要跟着水流到江里去一样。黑暗是一秒钟一秒钟地淡了，但是它还留下了一个网。山啦，树啦，河啦，田啦，房屋啦，都罩在它的网下面。月光是柔软的，透不过网眼。

　　一条石板道伸进河里，旁边就泊着阿李的船。船停在水莲丛中，被密集丛生的水莲包围着。许多紫色的花朵在那里开放，莲叶就紧紧贴在船头。

　　船里燃着一盏油灯，灯光太微弱了。从外面看，一只睡眠了的船隐藏在一堆黑影里。没有人声，仿佛这里就是一个无人岛。然而的确有人在船上。

　　篷舱里直伸伸地躺着两个客人。一个孩子坐在船头打盹。船夫阿李安闲地坐在船尾抽烟。没有人说话，仿佛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再没有新的话好说。客人都是老客人。船每天傍晚开往城里去；第二天上午，就从城里开回来。这样的刻板似的日程很少改变过，这些老客人一个星期里面总要来搭几次船，在一定的时间来，不多说话，在舱里睡一觉，醒过来，船就到城里了。有时候客人在城里上岸，有时候客人转搭小火轮上省城去。那个年轻的客人是乡里的小学教员，家住在城里，星期六的晚上就要进城去。另一个客人是城里的商店伙计，乡下有一个家。为了商店的事情他常常被老板派到省城去。

　　月光在船头梳那个孩子的乱发，孩子似乎不觉得，他只顾慢慢地摇着头。他的眼睛疲倦地闭着，但是有时又忽然大睁开看看岸上的路，看看水面。没有什么动静。他含糊地哼了一声，又静下去了。

　　“奇怪，根生这个时候还不来?”小学教员在舱里翻了一个身，低声自语道。他向船头望了望，然后推开旁边那块小窗板，把头伸了出去。

　　四周很静。没有灯光，岸上的那座祠堂也睡了。路空空地躺在月光下。在船边，离他的头很近，一堆水莲浮在那里，有好几朵紫色的花。

　　他把头缩回到舱里就关上了窗板，正听见王胜(那个伙计)大声问船夫道：　“喂，阿李，什么时候了?还不开船?”

　　“根生还没有来。还早，怕什么!”船夫阿李在后面高声回答。

　　“根生每次七点钟就到了。今晚——”小学教员接口说。他就摸出了表，然后又推开窗板拿表到窗口看，又说：“现在已经七点八个字了。他今晚不会来了。”

　　“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他要挑东西进城去。”船夫坚决地说。“均先生，你们不要着急。王先生，你也是老客人，我天天给小火轮接送客人，从没有一次脱过班。”

　　均先生就是小学教员唐均。他说：“根生从来没有迟到过，他每次都是很早就到的，现在却要人等他。”

　　“今晚恐怕有什么事把他绊住了。”伙计王胜说，他把右脚抬起来架在左脚上面。

　　“我知道他，他没什么事，他不抽大烟，又不饮酒，不会有什么事留住他。他马上就来!”船夫阿李从船尾慢慢地经过顶篷爬到了船头，一面对客人说话。他叫一声：“阿林!”船头打盹的孩子马上站了起来。

　　阿李看了孩子一眼，就一脚踏上石板道。他向岸边走了几步，又回来解开裤子小便。白银似的水面上灿烂地闪着金光。圆月正挂在他对面的天空。银光直射到他的头上。月光就像凉水，把他的头洗得好清爽。

　　在岸上祠堂旁边榕树下一个黑影子在闪动。

　　“根生来了。”阿李欣慰地自语说，就吩咐孩子，“阿林，预备好，根生来，就开船。”

　　孩子应了一声，拿起一根竹竿把船稍稍拨了一下，船略略移动，就横靠在岸边。

　　阿李还站在石板道上。影子近了。他看清楚那个人手里提了一个小藤包，是短短的身材。来的不是根生。那是阿张，他今天也进城去，他是乡里一家杂货店的小老板。

　　“开船吗?”阿张提了藤包急急走过来，走上石板道，看见阿李，便带笑地问。

　　“正好，我们还等着根生!”阿李回答。

　　“八点了!根生一定不来了。”小学教员在舱里大声说。

　　“奇怪，根生还没来?我知道他从来很早就落船的。”阿张说，就上了船。他把藤包放在外面，人坐在舱板上，从袋里摸出纸烟盒取了一根纸烟燃起来，对着月亮安闲地抽着。

　　“喂，阿李，根生来吗?”一个剪发的中年女人，穿了一身香云纱衫裤，赤着脚，从岸边大步走来，走上石板道就唤着阿李。

　　“根生?今晚上大家都在等根生，他倒躲藏起来。他在什么地方，你该知道!”阿李咕噜地抱怨说。

　　“他今晚没曾来过?”那女人着急了。

　　“连鬼影也没看见!”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人家正在着急!”女人更慌张地问。

　　“根生嫂，跟你开玩笑，我倒没工夫!我问你根生今晚究竟搭不搭船?”阿李摆着正经面孔说话。

　　“糟啦!”根生嫂叫出了这两个字，转身就跑。

　　“喂，根生嫂，根生嫂!回来!”阿李在后面叫起来，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

　　女人并不理他。她已经跑上岸，就沿着岸边跑，忽然带哭声叫起了根生的名字。

　　阿李听见了根生嫂的叫声，声音送进耳里，使他的心很不好受。他站在石板道上，好像是呆了。

　　“什么事?”三个客人都惊讶地问。阿张看得比较清楚。商店伙计爬起来从舱里伸出头问。小学教员推开旁边的窗板把头放到外面去看。

　　“鬼知道!”阿李掉过头，抱怨地回答。

　　“根生嫂同根生又闹了架，根生气跑了，一定是这样!”阿张解释说。“人家还说做丈夫的人有福气，哈哈!”他把烟头抛在水里，又吐了一口浓浓的痰，然后笑起来。

　　“根生从来没跟他的老婆闹过架!我知道一定有别的事!一定有别的事!”阿李严肃地说。他现出纳闷的样子，因为他也不知道这别的事究竟是什么事。

　　“根生，根生!”女人的尖锐的声音在静夜的空气里飞着，飞到远的地方去了。于是第二个声音又突然响了起来，去追第一个，这个声音比第一个更悲惨，里面荡漾着更多的失望。它不曾把第一个追回来，而自己却跟着第一个跑远了。

　　“喂，怎么样?阿李!”小学教员翻个身叫起来，他把窗板关上了。没有人回答他。

　　“开船罢!”商店伙计不能忍耐地催促着，他担心赶不上开往省城的小火轮。

　　阿李注意地听着女人的叫声，他心上的不安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他并不回答那两个客人的话。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听女人唤丈夫的声音，忽然说：“不行，她一定发疯了!”他就急急往岸上跑去。

　　“阿爸!”那个时时在船头上打盹的孩子立刻跳起来，跑去追他，“你到哪里去?”

　　阿李只顾跑，不答话。孩子的声音马上就消失了，在空气里不曾留下一点痕迹。空气倒是给女人的哀叫占据了。一丝，一丝，新的，旧的，仿佛银白的月光全是这些哀叫聚合而成的，它们不住地抖动，这些撕裂人心的哀叫，就像一个活泼的给毁坏了，给撕碎了，撕碎成一丝一丝，一粒一粒似的。

　　三个人在泥土路上跑，一个女人，一个船夫，一个孩子。一个追一个。但是孩子跑到中途就站住了。

　　船依旧靠在石板道旁边，三个客人出来坐在船头，好奇地谈着根生的事情。全是些推测。每个人尽力去想象，尽力去探索。船上热闹起来了。

　　女人的哀叫渐渐低下去，于是停止了。阿李在一棵树脚下找到了那个女人。她力竭似的坐在那里，身子靠着树干，头发散乱，脸上有泪痕，眼睛张开，望着对岸的黑树林。她低声哭着。

　　“根生嫂，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有什么事，你讲呀!”阿李跑上去一把抓住她，用力摇着她的膀子，大声说。

　　根生嫂把头一摆，止了哭，两只黑眼睛睁得圆圆地望着他，仿佛不认识他似的，过了半晌她才迸出哭声说：“根生，根生……”

　　“根生怎么样?你讲呀?”阿李追逼地问。

　　“我不知道。”女人茫然地回答。

　　“呸，你不知道，那么为什么就哭起来?你真疯啦!”阿李责骂地说，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他们一定把他抓去了!他们一定把他抓去了!”女人疯狂似的叫着。

　　“抓去?哪个抓他去?你说根生给人抓去了?”阿李恐怖地问。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根生是他的朋友。他想，他是个安分的人，人家为什么要把他抓去。

　　“一定是唐锡藩干的，一定是他!”根生嫂带着哭声说。“昨天根生告诉我唐锡藩在县衙门里报告他通匪。我还不相信。今天下午根生出去就有人看见唐锡藩的人跟着他。几个人跟着他，还有侦探。他就没有回家来。一定是他们把他抓去了。”她说了又哭。

　　“唐锡藩，那个拼命刮钱的老龟。他为什么要害根生?恐怕靠不住。根生嫂，你又不曾亲眼看见根生给抓去!”阿李粗声地安慰她。他的声音不及刚才的那样严肃了。

　　“靠不住?只有你才相信靠不住!唐锡藩没有做到乡长，火气大得很。他派人暗杀义先生，没有杀死义先生，倒把自己的乡长弄掉了!这几天根生正跟着义先生的兄弟敬先生组织农会，跟他作对。我早就劝他不要跟那个老龟作对。他不听我的话，整天嚷着要打倒土豪劣绅。现在完了。捉去不杀头也不会活着回家来。说是通匪，罪名多大!”根生嫂带哭带骂地说。

　　“唐锡藩，我就不相信他这么厉害!”阿李咕噜地说。

　　“他有的是钱呀!连县长都是他的好朋友!县长都肯听他的话!”根生嫂的声音又大起来，两只眼睛在冒火，愤怒压倒了悲哀。“像义先生那样的好人，都要被他暗算。……你就忘了阿六的事?根生跟阿六的事并没有两样。”恐怖的表情又在她的脸上出现了。

　　阿李没有话说了。是的，阿六的事情他还记得很清楚。阿六是一个安分的农民。农忙的时候给人家做帮工，没有工作时就做挑夫。他有一次不肯纳扁担税，带着几个挑夫到包税的唐锡藩家里去闹过。过两天县里公安局就派人来把阿六捉去了，说他有通匪的嫌疑，就判了十五年的徒刑。警察捉阿六的时候，阿六刚刚挑了担子走上阿李的船。阿李看得很清楚。一个安分的人，他从没有做过坏事，衙门里却说他通匪。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呀!阿李现在相信根生嫂的话了。

　　阿李的脸色阴沉起来，好像有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绞着手在思索。他想不出什么办法。脑子在发涨，许多景象在他的脑子里轮流变换。他就抓起根生嫂的膀子说：“快起来，即使根生真的给抓去了，我们也得想法救他呀!你坐在这里哭，有什么用处!”他把根生嫂拉起来。两个人沿着河边急急地走着。

　　他们走不到一半路，正遇着孩子跑过来。孩子跑得很快，高声叫着：“阿爸，”脸色很难看。“根生……”他一把拉住阿李的膀子，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

　　“根生，什么地方?”根生嫂抢着问，声音抖得厉害。她跑到孩子的面前摇撼他的身子。

　　“阿林，讲呀!什么事?”阿李也很激动，他感到了一个不吉的预兆。

　　阿林满头是汗，一张小脸现出恐怖的表情，结结巴巴地说：“根生……在……”他拉着他们两个就跑。

　　在河畔一段凸出的草地上，三个客人都蹲在那里。草地比土路低了好些。孩子第一个跑到那里去。“阿爸，你看!……”他恐怖地大声叫起来。

　　根生嫂尖锐地狂叫一声，就跟着跑过去。阿李也跑去了。

　　河边是一堆水莲，紫色的莲花茂盛地开着。小学教员跪在草地上正拿手拨开水莲，从那里露出了一个人的臃肿的胖身体，它平静地伏在水面上，香云纱裤给一棵树根绊住了。左背下衫子破了一个洞。

　　“根生!”女人哀声叫着，俯下去伸手拉尸体，伤心地哭起来。

　　“不中用了!”小学教员掉过头悲哀地对阿李说，声音很低。

　　“一定是先中了枪，”商店伙计接口说。“看，这许多血迹!”

　　“我们把他抬上来吧。”杂货店的小老板说。

　　阿李大声叹了一()口气，紧紧捏住孩子的战抖的膀子，痴呆地望着水面。

　　根生嫂的哭声不停地在空中撞击，好像许多颗心碎在那里面，碎成了一丝一丝，一粒一粒似的。它们渗透了整个月夜。空中、地上、水里仿佛一切全哭了起来，一棵树，一片草，一朵花，一张水莲叶。

　　静静地这个乡村躺在月光下面，静静地这条小河躺在月光下面。在这悲哀的气氛中，仿佛整个乡村都哭起来了。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每个人的眼里都滴下了泪珠。

　　这晚是一个很美丽的月夜。没有风雨。但是从来不脱班的阿李的船却第一次脱班了。

　　1933年夏在广州　巴金写《家》时用的桌凳

　　巴金：马赛的夜

　　马赛的夜。

　　我到马赛这是第二次，三年以前我曾到过这里。

　　三年自然是很短的时间，可是在这很短的时间里我却看见了两个马赛。

　　宽广的马路，大的商店，穿着漂亮衣服的绅士和夫人，大的咖啡店，堂皇的大旅馆，美丽的公园，庄严的铜像。我到了一个近代化的大都市。

　　我在一个大旅馆吃晚饭。我和两个朋友占据了一张大桌子，有两个穿礼服的漂亮茶房伺候我们。我们问，他们鞠躬一次。饭厅里有乐队奏乐。我们每个人点了七八十个法郎的菜，每个人给了十个法郎的小账。我们从容地走出来，穿礼服的茶房在后面鞠躬送客。

　　我们又到一家大咖啡店去，同样地花了一些时间和一些钱。我们在“多谢”声中走了出来。我们相顾谈笑说：“我们游了马赛了。”心里想，这毕竟是一个大都市。

　　于是我们离开了马赛。三年以后我一个人回到这里来。我想马赛一定不会有什么变化。而且我把时间算得很好，我不必在马赛住一夜。我对自己说：“我第一晚在火车上打盹，第二晚就会在海行中的轮船上睡觉。”

　　然而我一到马赛，就知道我的打算是怎样地错误了。第一，我一下火车就被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引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使我觉得我不是在马赛，或者是在另一个马赛；第二，同那个新朋友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今天水手罢工，往东方去的船都不开了。至于罢工潮什么时候会解决，办事人回答说不知道。

　　这样我就不得不住下了，而且是住在另一个马赛。至于在海行中的轮船上睡觉，那倒成了。

　　于是我又看见了马赛的夜。　　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馆内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

　　我吃饭的地方也不再是那堂皇的大旅馆，却是一家新近关了门的中国饭店。吃饭的时候没有穿礼服的茶房在旁边伺候，也没有乐队奏乐。我们自己伺候自己。

　　这并不是像纽约唐人街一类的地方，这的确是法国的街道。中国人在这里经营的商店，除我所说的这个饭店外，还有一家饭店，要那一家才算是真正的饭店。至于我在那里吃饭的一家，已经关了门不做生意，我靠了那个新朋友的介绍，才可以在那里搭一份伙食。而且起先老板还不肯收我的饭钱。

　　我每天的时间是这样地分配的：从旅馆到饭店，从饭店到旅馆——从旅馆到饭店，从饭店到旅馆。在旅馆里，我做两件事：不是读一本左拉的小说，就是睡觉，不论在白天、晚上都是一样。在饭店里我也做两件事：不是吃饭，就是听别人说笑话。吃饭的时间很短，听说笑话的时间很长。

　　从旅馆到饭店虽然没有多少路，可是必须经过几条街。我很怕走这几条街，但我又不得不走。路滑是一个原因：不论天晴或者下雨，路总是滑的；地上还凌乱地堆了些果皮和抛弃的蔬菜。街道窄又是一个原因：有的街道大概可以容三四个人并排着走；有的却是两个人对面就容易碰头的巷子；也有的较宽些，但是常常有些小贩的货车阻塞了路。我常常看见胖大的妇人或者瘦弱的姑娘推着货车在那里高声叫卖，也有人提了篮子。她们卖的大半是蔬菜、水果和袜子一类的用品。有一两次，卖水果的肥妇向我兜生意，可是我跟她刚把价钱讲好，她忽然带笑带叫地跑开了。跑的不止她一个人，她们全跑开了。街道上起了一阵骚动，但是很快地就变得较为宽敞、较为清静了。我很奇怪，不知道这个变化的由来。但是不久我就明白了。迎面一个警察带着笑容慢慢地走过来。他的背影消失以后，那些女人和货车又开始聚拢来。有时候抬起头，我还会看见上面晒着的红绿颜色的衣服。

　　还有一个原因我也应该提一下，就是臭。这几条街的臭我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形容。有些地方在店铺门口摆着发臭的死鱼，有些地方在角落里堆着发酵的垃圾，似乎从来就没有打扫干净。我每次走过，不是捏着鼻子，就是用手帕掩鼻，我害怕会把刚吃进肚里的饭吐出来。

　　晚上我常常同那个新朋友在这些街道上散步，他带笑地警告我：“当心!看别人把你的帽子抢了去!”我知道他的意思。我笑着回答：“不怕。”不过心里总有点胆怯，虽然我很想看看帽子怎样会被人抢走。

　　我们走过一条使我最担心的街道。我看见一些有玻璃窗门的房子和一些挂着珠串门帘的房子。门口至少有一个妇人，大半很肥胖，自然也有瘦的，年纪都在三十以外；她们同样地把脸涂得又红又白，嘴唇染着鲜血一样地红；她们同样地有着高高地凸起的胸部和媚人的眼睛。　“先生，来罢。”尖锐的、引诱的、带笑的声音从肥妇的口里向我脸上飞来。同时我看见她们在向我招手。

　　“怎么样?去吗?”那个朋友嘲弄地低声问我。

　　我看了那些肥妇一眼，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害怕起来，便拉着朋友的膀子急急地往前面走了，好像害怕她们从后面追上来抢走我的帽子一样。我走过那些挂着珠串门帘的房子，里面奏着奇怪的音乐，我仿佛看见三四个水手抱着肥妇在那里喝酒。但是我也无心去细看了。

　　“你方才说过不怕，现在怎样了?”我们走出这条街以后，那个朋友嘲笑地说。

　　我这个时候才放心了。

　　“看你这个样子，我不禁想起我一个姓王的朋友的故事。”他说着就出声大笑。

　　“什么故事?”我略带窘相地问他。

　　“王，你也许认识他。他的年纪比你大，可是身材比你还小，”朋友开始叙述故事，他一面说，一面在笑。但是我并没有笑的心思。“他是研究文学的。他常常说歌德有过二十几个爱人，他却只有五个，未免太少了。其实他所说的五个，是把给他打扫房间的下女，面包店里的姑娘，肉店里的女店员都算在里面，这些女人跟他除了见面时说一声‘日安’外就不曾说过什么话。他说他应该找到更多的爱人，他说应该到妓院里去找。我们每次见面，他总要对我宣传他到妓院去谈恋爱的主张，他甚至赞美卖淫制度。然而他也只是说空话。我常常嘲笑他。有一天他得意地对我说，他要到妓院去了，我倒有点不相信，你猜他究竟去了没有?”朋友说到这里突然发出这句问话来。

　　“他当然没有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如果没有去，那倒不奇怪了。他的确去了，而且是我陪他去的。”朋友得意地说。“他没有进过法国妓院，他不知道那里面的情形。我们到了那里。我声明我只是陪伴他来的，我就坐在下面等他。于是六七个肥胖的裸体女人排成一行，站在我们面前，让王选择。王勉强选了一个，在下面付了钱，跟着她上楼。……不到十分钟，王下楼来了，脸色很不好看。他拉着我急急地走了出去。我惊奇地笑问他：‘怎么这样快就走了?’他烦恼地答道：‘不要提了，我回去慢慢对你说。’他垂着头，不再说一句话。”朋友说到这里，便住了口。

　　“你看这个。”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递给我说。“这是王今天寄来的，他还提到那件事情。”

　　这时我们走入大街，进了一个咖啡店。我在那里读了王的信。

　　信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近来常常感到苦闷，觉得寂寞，精神仍然无处寄托，所以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谈话时总爱谈到女人。大家都觉得缺少什么东西。可是缺少的东西，却也没法填补。我们也只得耐心忍受苦闷。壮志已经消磨尽了。我也曾想把精神寄托在上，但是又找不到一个爱我的女人。……我也不再有到妓院去的思想了。用金钱买爱，那是多么可笑，多么渺茫啊!你不记得两年前我在马赛干的那件事吗?我当时还有一种幻想。谁知看见了那里的种种丑恶情形，我的幻想就马上破灭了。我和那个肥妇上了楼，进了她的房间，看见她洗净了身子。我没有一点热情，我只觉得冷。她走到我的身边。我开始厌恶她，或者还害怕她。她看见我这种笨拙的样子，便做出虚伪的媚笑引动我，但是并没有用。我的激情已经死了。结果她嘲笑地骂了我两句，让我走了。从那里出来，心上带走了无名的悲哀，我整整过了一个月的不快活的日子。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在那里不但不曾得着预期的满足，反而得到了更大的空虚。那个肥妇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　“你看，这就是那个以歌德自命的人的遭遇了!”朋友嘲笑地说。

　　我又想发笑，又不想发笑。我把信笺折好放在信封里还给他。

　　我们走过一家影戏院。名字很堂皇，可是门面却很小、很旧。一个木笼似的卖票亭立在外面。

　　“这样的电影院你一定没有去过，不可不进去看看。”朋友并不等我表示意见就去买了票，我看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两个法郎。

　　“这样便宜的票价!”我想。我们就进去了。

　　一个小房间里放了二三十排长木凳，每排三张，每张可容五六个人。黯淡的天花板上挂了几盏不很明亮的电灯。对面一张银幕。没有乐队，每一个人走过，就使不平坦的地板发出叫声。房间里充满了烟雾和笑语，木凳上已经坐了不少的人。

　　我们在最后面的一排坐下，因为这一排的三张木凳都空着，而且离银幕较远，不会伤眼睛。朋友抬起眼睛向四处望，好像在找他认识的人。

　　他的眼光忽然停留在左边的一角。他的脸上现出了笑容。他把右手举起来，在招呼什么人。我随他的眼光看去，我看见了两个我见过的人。他们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中国人，戴便帽，没有打领带，穿一件半新旧的西装；黄黄的脸色，高的颧骨，唇边有几根胡须。他不久以前还在一只英国轮船上作工。右手的大指头被机器完全切断了。他的手医好以后公司给了他五十镑的恤金，把他辞退了。他到马赛来，打算住些时候回中国。我在饭店里见过他几次，所以认识他。女的，我也在饭店里遇见过。她是一个安南人。我不知道她怎样会流落到马赛来，关于她的事，我知道的，就是她跟饭店的老板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往来；还有她属于街头女人一类的事，我也知道一点，因为在饭店里的笑谈中间，找“安南婆”要多少钱的话也常常听见。我看见她同断指华工在一起，这并不是第一次。

　　她跟他亲密地谈着(她会说广东话)，两个头靠在一起。她忽然转过头来望着我的朋友笑。我看见她的黑头发，小眼睛，红白的粉脸，宽厚的红唇，充实的胸膛。她轻佻地笑着，的确像一个街头女人。

　　电灯突然灭了。

　　我花一个法郎的代价连接看了三张长片子。眼睛太疲倦了。灯光一亮我同那个朋友最先走了出去，并不管我们认识的那一对男女。　　夜接连着夜，依旧是马赛的夜。

　　还没有开船的消息。罢工潮逐渐扩大了。许多货物堆积在马赛，许多旅客停留在马赛。

　　马赛凭空添了这许多人和货物，可是市面上并没有什么变动。其实变动倒是有的，不过陌生的我不知道罢了。我只看见过一次罢工者的游行。

　　夜来了，夜接连着夜。依旧是马赛的夜。

　　那饭店，那街道，那旅馆，那朋友，那些影戏院跟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左拉的小说读完了，又放回到箱子里去。我不再读书了。

　　每晚从饭店出来，我总是跟那个朋友一起去散步。我们不得不经过那条使我最担心的街道。那些半老的肥妇照例对我们做出媚笑，说着欢迎的话。但是我已经不害怕她们了。

　　我们每晚总要到一家新的电影院去。所有马赛的电影院我们差不多都光顾过了。头等电影院我们自然也去，而且用学生的名义在那里得到了半价的优待。常常我们在劳动者中间看了电影出来，第二天晚上又换了比较漂亮的衣服到头等电影院去，坐在绅士和夫人们的中间，受女侍的殷勤招待。换衣服的事是那朋友叫我做的。他有过那样的经验，他曾经在头等电影院里买票受到拒绝。

　　在小的电影院里，我们常常遇见那个断指的华工和“安南婆”，他们总是亲密地谈笑着。

　　我们跟华工渐渐地熟悉了，同时跟“安南婆”也渐渐地熟悉了。我们跟他们遇见的地方有时在电影院，有时在饭店，时间总是在夜里。　　另一个晚上我们照例在那个最小的电影院里遇见了“安南婆”。她跟平日一样地和男子头靠着头在谈话，或者轻佻地笑。可是男子却不是平时跟她在一起的断指华工，而是一个陌生的法国青年。她看见了我们，依旧对我们轻佻地笑，但是很快地又把头掉回去跟那个青年亲密地讲话了。

　　“安南婆有了新主顾了。”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点点头。

　　隔了一个晚上我们又到那个电影院去。在前面左角的座位上我又看见了“安南婆”和她的法国青年。她看见了我们，望着我们轻佻地笑。我们依旧没有找到断指华工的影子。

　　灯光熄了。银幕上出现了人影。贫困，爱情，战争，死。……于是灯光亮了。

　　一个人走近我们的身边，正是我们几天不见面的断指华工。朋友旁边有一个空位，华工便坐了下来。他并不看我们，却把眼光定在前面左角的座位上。在那里坐着“安南婆”和她的法国青年。

　　“你为什么这两天又不同她在一起了?你看她找到了新主顾!”朋友拍着华工的肩膀说。

　　华工掉过了瘦脸来看我们。他的脸色憔悴，可是眼睛里射出来凶恶的光。

　　“不错，她找到新主顾了!她嫌我是一个残废人，我倒要使点手段给她看，要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华工气愤地对我们说，声音并不高。

　　“这又有什么要紧?这也值不得生气!”朋友带笑地劝他道。“她们那般人是靠皮肉吃饭的。谁有钱就同谁玩，或者是你或者是他，都是一样。她又不是你的老婆，你犯不着生气。”

　　“你不晓得我待她那样好，她这个没有良心的。”华工咬牙切齿地说。“几个月以前法国军队在安南镇压了暴动，把那些失败的革命党逼到一个地方用机关枪全打死。这样的事三四年前也有过一次。她哥哥就死在那个时候，死在法国军人的枪弹下。现在她却陪法国人玩。这个法国人大概不久就会去当兵的，他会被送到安南去，将来也会去杀安南的革命党，就像别的法国军人从前杀死她哥哥那样……”他说不下去了，却捏紧拳头举起来，像要跟谁相打似的。可是这个拳头并没有力量，不但瘦，而且只有四根指头，大拇指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可笑的光秃的痕迹。他又把拳头放下去，好像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似的。我想他从前一定是一个强健的人，然而机器把力量给他取走了。

　　我并不完全同意华工的话，但是我禁不住要去看“安南婆”和她的法国青年的背影。他们是那样地亲密，使我不忍想象华工所说的种种事情。我几乎忘记了在这两个人中间的生意的关系，我几乎要把他们看作一对恋人。但是我又记起了一件事。那个青年的确很年轻，他不久就会到服兵役的年龄。他当然有机会被派到殖民地去，他也有机会去杀安南的革命党。华工方才所说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也许她还有一个哥哥，或者兄弟，也许这个法国青年将来就会杀死他，这也是很可能的。这样想着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的事情，觉得眼前这两个人在那里亲密地讲话也是假的。“华工的话完全对，”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但是我又一想，难道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跑去把那两个人分开，对他们预言未来的事情吗?或者我们还有另外的避免未来事情的办法？

　　我起初觉得苦恼，后来又不禁哑然失笑了。我记起来他们只是两个生意人，一个是卖主，一个是顾客，关系并不复杂。我这时候才注意地看银幕，我不知道影片已经演到了什么地方。　电影演完，我们同华工先走出来。他本来想在门口等她，却被我们劝走了。我们同他进了一个咖啡店，坐了一些时候，听他讲了一些“安南婆”的故事。他的愤怒渐渐平息了，他时时望着他那只没有大拇指的手叹气。

　　我那朋友的话一定感动了他。朋友说：“你自己不也是拿她来开心吗?你不是说过一些时候就要回国去吗?那时候她终于要找别人的。她又不是你的老婆。你有钱，你另外找一个罢，街上到处都是。你看那里不就有一个吗?”说到这里他忽然举起手，向外面指。在玻璃窗外，不远处，一个女人手里拿了一把阳伞，埋着头在广场上徘徊，一个男人在后面跟着她。

　　我们跟华工分手的时候，那个朋友劝他说：“你把安南婆忘了罢，不要再为她苦恼。你只要再忍耐几天，她又会来找你的。”

　　“我不再要她了!”华工坚决地粗声说，就掉过头去了。我仿佛看见他的眼角嵌着泪珠。我不懂这个人的奇怪的心理。　　隔了两个晚上我们又在另一家小影戏院里遇见了“安南婆”。这一次她走到我们跟前来，就坐在朋友的身边。她不再坐到前面去了，因为她是一个人来的。

　　“你一个人?”朋友用法国话问她。

　　她笑着点了点头，把身子靠近朋友。我不由得想：“她来招揽生意了。”

　　“你的法国朋友呢?”朋友嘲笑地问。

　　“不知道。”她耸肩地回答。

　　“从前那个中国朋友呢?”

　　“他是一个呆子。”她直爽地回答，没有一点顾忌。“他太妒忌了，好像我就是他的老婆一样。其实我只是做生意的人，谁都管不着我。谁有钱就可以做我的主顾。他太乏味了。我有点讨厌他。……”

　　灯光突然熄了，使我没有时间问她关于她哥哥被杀的事，或者她究竟还有没有哥哥或者兄弟的事。我在看银幕上的人物和故事。金钱，爱情，斗争，谋杀……。

　　从影戏院出来，我们陪着她走了一节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朋友忽然对她说：“你应该往那边走了。”

　　“是，谢谢你。”她媚笑地对朋友说。“到我那里去玩玩吗?”

　　“不，谢谢你，我今晚还有事情。改天去看你罢。”朋友温和地答道，跟她握手告别了。

　　等那女人走远了时，朋友突然笑着对我说：“她今晚找错主顾了。”

　　这是一个月夜，天空没有云。在碧海中间，只有一轮圆月和几颗发亮的星。时候是在初冬，但是并不特别冷。

　　四周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我们慢慢地走着，我们仰起头看天空。我们走到了广场上。

　　忽然一个黑影在我的眼前一晃，一只软弱的手抓住了我的膀子。我吃惊地埋下头看，我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她的哀求的眼光直射到我的脸上。她的脸涂得那样白，嘴唇涂得那样红，但仍然掩不住脸上的皱纹和老态。是一张端正的瘦脸，这样的脸我在街头的卖春妇里面简直没有看见过。她喃喃地说：“先生，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她的手抓住我的左膀，她差不多要把身子靠在我的身上。她是一个怎样不熟练的卖春妇啊！

　　不仅是我呆了，而且连那个颇有本领的朋友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了。我茫然地站着，听她在喃喃地说：“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

　　天呀!这个女人，论年纪可以做我的母亲，她却在这深夜，在广场上拉我到她家里去。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我必须跟这个可以做我母亲的女人一起到她家里去。这种事情，读了十几年的书的我，一点也不懂。我以前只是在书本上过日子。我不懂得生活，不懂得世界。我也不懂得马赛的夜。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解决我第一次遇到的这一个难题。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她突然跑开了，好像有恶魔在后面追赶她一般。于是很快地她的瘦弱的背影就在街角消失了。

　　沉重的皮靴声在我们的后面响起来，接着我听见了男人的咳嗽声。我不知不觉地回头看，原来是一个警察走近了。

　　我们拔步走了。我起初很庆幸自己过了这个难关，但以后又为这个依旧未解决的新问题而苦恼了。我再一次回头去看那个妇人，却找不到她的影子。

　　“怎么会有这样多的卖春妇?难道这许多女人除了卖皮肉外就不能生活吗?”我苦恼地问那个朋友。

　　“我那个旅馆的下女告诉我，半年前她和六个女伴一起到这个城市来，如今那六个女子都做了娼妓。只有她一个人还在苦苦地劳动。她一天忙到晚，打扫那许多房间，洗地板，用硫磺熏臭虫，还要做别的事情，每个月只得到那样少的工钱。她来的时候还很漂亮，现在却变丑了。只有几个月的工夫!你是见过她的。”

　　不错，我曾经在朋友的旅馆里见过她。她是一个金头发的女子，年纪很轻，身材瘦小。现在的确不怎么好看，而且那双手粗糙得不像女人的手了。

　　“我想，她有一天也许会()在街头拉男人的，”朋友继续说。“这并不是奇怪的事。你不知道在马赛，在巴黎和在别的大都市，连有些作工的女子也会只为了一个过夜的地方，一个温暖的床铺，就去陪陌生男子睡觉吗?我的朋友里面好些人有过这样的经验。也有人因此得了病。……那些街头女人大部分都有病，花柳病到处蔓延!……我说，在今天的法国社会里，除了那些贵族夫人和小姐以外，别的女子，有一天都会不得不在街头拉人。……花柳病一天一天地蔓延……这就是今天的西方文明了。”最后的两句话是用了更严肃的声音说出来的。　他的嘴又闭上了。我们谁都不想再说一句空话。我们依旧在这条清静的街上慢慢地走着。一些女人的影子又在我的眼前晃，常常有几句短短的话送进我的耳里。女人们在说：“先生，到这里来”，或者“先生，请听我说”。可是方才那个使我苦恼的说“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的声音却听不见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月夜。马赛的夜。

　　巴金写《家》时用的桌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