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火中取莲

　　张晓风：火中取莲

　　认识孙超这人，会使人有个冲动——老想给他写传记，因为太精彩。其实说传记还不太对，传记嫌平面，孙超的生平适合编成话本，有说有唱有板有眼一路演绎下去（或演义下去），这，先从三代前说起吧。

　　轰然一声，三进大屋的第一进炸成平地。

　　接着，第二进也倒了。

　　那是中日战争的年代，地点则在自古以来一直和“战争”连在一起的徐州城。

　　一家人都逃光了，只剩下一位老妇人不动如山，端坐在第三进堂屋里。有个日本军人直走坦为，看见她夷然自若地抽着水烟袋，啪哒——啪哒——，日本人刚入城，是这片沦陷区的新主人，但她是这所屋子的主人，一向就是。现在屋子虽炸了，但主人还是主人。她不打算站起身来。

　　日本军人心虚了，他恭恭敬敬的放了一些东西在桌上，是罐头，沦陷区最实惠的礼物。老妇人用大袖一拂，所有的罐头砰砰然全落在地上。

　　依照当时战胜军人的气焰，此刻洗劫全家，亦无不可，但那军人走开了，走到藏书的地方，拿了几本书就走了。

　　那老妇人是孙超的奶奶。

　　她把全家赶走，说：“逃得愈远愈好。”可是她自己却留了下来，只凭一口气，跟整个日本军比强。

　　逃难的孙超和母亲冲散了，母亲炸死，父亲也回了老家。开始自己流浪的那一年，他八岁。等胜利还乡，他十六岁，在徐州女师附小读了二年半，又开始第二次的飘徙，平生最拿得出手的资历，大约就是流浪吧！

　　“绝不拿别人的东西！”

　　从小离家，但从来没遭过人白眼，只因家里规矩大，教得严，看到别人有好东西，规定先把手背到背后才准看，绝对不去碰一下。这简单而彻底的训练使孙超成为一介不取的人。而且，日后艺术上也一空依傍，绝不捡现成的便宜，他永远只取属于自己的东西。

　　出来的时候是当兵，难的是二十年刻板严苛的军旅生活适应。那些年最大的慰藉就是读书，读极硬的书。

　　记得有一本书罗光着的《中国哲学史》，订价四十元，当年他的月薪十八元，他便去替人打毛衣（奇怪，一个大男人竟会织毛衣），三个月以后才存够买书的钱。

　　有一年，岁暮，有位中学老师邀他到家里去吃饭。他从清泉岗出发到台中市赴宴。绕着主人的屋子走了几圈，伸出的手几度缩回，竟不敢按铃，篱内的温暖家居图，不是这身二尺半可以撞进去的吧？严重的自尊心和自卑感交战后，她终于爽约了。

　　回部队的车子晚上才有，他竟不知该去哪里。逛着逛着，他很自然的走进书店，老板娘站近他，眼睛盯着他不放，她怀疑这年轻的大兵是来偷书的，她的疑虑不算太错，他的确没钱买书，只因店里有光，书里有知识的闸门，而当晚他无处可去。出身于有钱有势有根底的家庭，几度受过这种侮辱，他夺门而出。

　　去哪里呢？无百是另一家书店。

　　第二家书店是客家人开的，他们暗暗的用以为别人听不懂的客家话说：“那个兵，看样子要偷书。”他惊怒欲绝，放回书，冲出店门，把自己投身在十二月的冷风声。

　　总不能再到第三家书店去受凌辱吧？他踉啮在华灯四射的小城里。

　　忽然，他听到歌声，前面是一所教堂，门口站着一个外国牧师，红润的脸，亲和的微笑，看到这个年轻的兵，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伸手延客说：

　　“请进。”

　　他走了进去，诗班正唱着巴哈的弥撒曲，他忽然大恸，跪倒圣坛前，泪下如雨，再也站不起来。礼拜的人陆续离去，他仍跪在那里哭，善解人意的牧师远远站着，等他哭，所有的人早走光了，但一腔的委屈和压抑的泪却是流不完的啊。牧师耐心地等着，他走的时候，牧师和他握手，说：“下回再来。”

　　曾经，在战时，炸弹炸死前前后后的人，他却幸运的捡回了自己的。

　　而这一个圣诞夜，在一颗心几乎被痛苦扼死之际，一个微笑一声请进，使他及时重新觅得自己的心，这番惊险，其实也等于捡得一命啊！

　　“那一刹那，我只有一个感觉，我这才又是‘人’了。我重新有了人的尊严，所谓人间的平等，大概只有向宗教世界里才找得到吧？”他没有再去教堂，但宗教的柔和宽敬在他的创作里如泉源般一一涌现。

　　退役后，拿了七千元。

　　做什么好叱？真正想做的是念书，但钱不够，他跑到三张犁养鸡，透过“鸡生蛋，蛋生鸡”的原理，他希望为自己筹得“三万元教育基金”放在银行里，每月拿三百元利息省吃俭用，也就可以念书了。

　　他忘了一件事，养鸡可以嫌钱却也可以赔钱，他不幸属于后者。

　　为了投考艺专，仅读了二年半书而没有报考资格的他，只好制造假证件。他用肥皂、自己刻印，他这件罕见的罪行也被识破，主事人一眼看穿，是上天见怜吧，那人拿起笔来批了几个字：“姑念该生，有志向学，准予报名。”他欣喜欲狂，捧着批示，心里想：

　　“我不是违法的了，我现在是合法的了！”

　　大专联考后不久，他到摊子上吃了碗阳春面，然后，就真正的一文不名了。他去找赵老理由。

　　“赵老师，我没钱了……”

　　“没钱？哈哈，”赵老师朗声大笑，“没钱，那算啥？”

　　天气热，他把席子铺在地上，两人一起身着聊天：

　　“孙超，我说没钱，我来问你，你卖过血没有？”

　　“卖血？没有。”

　　“哈哈，连血也没卖过，那还不叫真没钱呢！”

　　赵老师为他找了工读的机会，但他真正受益而不能忘的还是那不在乎的大乎：

　　“哈哈，没钱？没钱算个啥！”

　　果真，那个当年离开面摊后就一文不剩的退役兵便这样活过来了。二十多年后，坐在淡水三芝乡的小山头上占地百坪（地坪相当于四平方公尺或三十六平方尺）的房子里和你说这番话，等于同时让你看“预言”以及“预言的印证”。在部队的那段日子，他学了两项绝活，其一是射击，其二是针炙，两者都是准确精密的艺术。这两项本事也让他获益不少，作为“神射手”，他的刻板的军旅生活稍获一些弹性特权，让他有一点点余裕来作“自己”。第二项本领让他因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孙超似乎是一个对准确精密着迷的人，在这世上的百行百业里，如果有什么是比陶艺家更适合他当的，那就是“圣贤”这一行了。两者都是讲究唯精唯一的事业。迷上结晶釉以后，他守在窑门口，竟像圣贤守住一颗心似的慎重，虽然窑外有仪器表，窑摧有探测，锥，两者都可以知道温度，但都不是最精准的办法，最精准的办法还是靠目测。有一次，看得忘形，竟致瓦斯中毒，全身高烧到四十一度，上荣总医院躺了两个礼拜。等身体好了，他依然时时刻刻去看窑，只是改良通风设备，并且加买了防毒面具和眼睛的防护镜。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无意间打听另一位朋友的近况。

　　“他呀，他不成的，上帝不帮他的忙。”朋友是四川人，口才极好。

　　“为什么？”孙超一向实心眼，不知一个人为什么遭天遗弃。

　　“因为他变来变去嘛——结果上帝也搞不清楚他要干啥子！”

　　朋友说的只是一句笑话。他听了，却如受棒喝，一个人如不能本分务实，今天东明天西，连上帝也弄糊涂了，要帮也无从帮起！

　　他于是更专心的守住他的窑，以及心爱结晶釉。

　　第一次碰陶，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在艺专读书选的是雕塑，而陶艺只是美工科的专利），地时他在故宫博物院的科技室，和宋龙飞先生一起兴致勃勃的去做黑陶、彩陶……买了许多书，累积了许多，对于陶瓷这种“窑门没打开之前，完全不敢肯定”的刁钻性格，他深深折服了。面对艺术加科学的双重难题，他变得斗志昂扬起来。生平喜欢困难的东西，像二十岁的时候，读那本胡适的《古代哲学史》，便是一场硬战。自己没有基础，没有时间，更没有老师，唯一的是反正中国字是认识的，人家写都写出来了，我难道看也看不懂吗，于是把书塞在口袋里，演习或训练途上停车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不懂就查字典，一本书看了半年，总算生吞活剥咽下去了，懂不懂不敢说，但至少以后看类似的书就不再觉得困难了。

　　醉心于寻根究底，醉心于百分之百的投入，日子原来也就这样过下去了，不料有一天忽然后山山崩，整个科技室都埋在土里，他拨开水泥砸碎后的屋顶钢筋爬出来，再次捡回了一条命。所有精心收藏的书，所有曾经爱恋的资料全埋掉了，三个助手也死，还记得一位助手在里面急急哀哀叫着：“孙先生啊！孙先生啊！快啊！”

　　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啊！经此一劫，他决心要作最无情的割舍，把其他都抛开，只专心致意弄一种结晶釉吧！

　　日本人有时把陶瓷艺术叫成“炎艺术”，让人看了不免一惊。世上的艺术，有些真的是要经千度的火来煅，万分的情来炼，才能成形成吕的啊！陶瓷艺术就是这一种。陶是奇怪的东西，既可以是小儿无心的玩捏，也可以是一生探之不尽、究之不大学问。看来人也是大化或工或拙的塑吧？否则为什么人也是如此单纯又如此复杂的个体？为什么人也是探针指测不明，形制规范不尽，釉彩淋漓不定的一种艺术？人本身也是一种成于水、成于火、且复受煎熬于火的成品吧？

　　艺术理论上有人颇以为作品因个人的境遇而有悲喜，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莫里哀一生穷愁潦倒，最后死在舞台上，却是喜剧圣手。莫扎特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其乐章却华美流畅，如天际朝霞，花溪春水，浑不知人间有忧愁。有的人是奇怪的战士，受创愈重，流血愈多，他愈刻意掩藏怆痛，只让你看、也只许你看他的微笑。孙超似乎也是这种人，看到他的结晶釉，清澈美丽，透明处是雪，艳异时似紫水晶原矿，令人想起云母，想起冰河，想起菲薄匀整的细胞切片图。我虽因性情所趋，一向比较偏好质木素朴之美，也不得不承认孙超所经营的精致无暇的艺术，这种精纯唯美，几乎可以解释为一种赌气。命运，你要给我砂砾吗？好，我就报之以珍珠。命运陷我于窑火吗？我就偏偏生出火中莲花。一只陶皿，是大悲痛大磨难大创痕之余的定慧。那些一度经火的器皿，此刻已凉如古玉，婉似霜花。经过火——但不要让你看到烟熏火燎之气，经过火——但只容别人看到沉静收剑的光华。

　　我说到哪里了？是孙超的半生？还是他的火中取莲的结晶釉？我自己也弄不分明了。

　　张晓风：眼种四则

　　⒈　眼神

　　夜深了，我在看报——我老是等到深夜才有空看报，渐渐的，觉得自己不是在看新闻，而是在读历史。

　　美联社的消息，美国乔治亚州，一个属于WTOC的电视台摄影记者，名叫柏格，二十三岁，正背着精良的器材去抢一则新闻，新闻的内容是“警察救投水女子”。如果拍得好——不管救人的结果是或失败——都够精彩刺激的。

　　凌晨三时，他站在沙凡河岸上，九月下旬，是已凉天气了，他的镜头对准河水，对准女子，对准警察投下的救生圈，一切紧张的情节都在灵敏的、高感度的胶卷中进行。至于年轻的记者，他自己是安全妥当的。

　　可是，突然间，事情有了变化。

　　柏格发现镜头中的那女子根本无法抓住救生圈——并不是有了救生圈溺水的人就会自然获救的。柏格当下把摄影机一丢，急急跳下河去，游了四十公尺，把挣扎中的女人救了上来。“我一弄清楚他们救不起她来，就不假思索的往河里跳下去。她在那里，她情况危急，我去救她，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他说。

　　那天请晨，他空手回到电视台，他没有拍到新闻，他自己成了新闻。

　　我放下报纸望着窗外的夜色出神，故事前半部的那个记者，多像我和我所熟悉的朋友啊！拥有专业人才的资格，手里拿着精良准确的器材，负责描摹纪录纷然杂陈的世态，客观冷静，按时交件，工作效率惊人且无懈可击。

　　而今夜的柏格却是另一种旧识，怎样的旧识呢？是线装书里说的人溺已溺的古老典型啊！学院的训练无非的归纳、演绎、分析、比较中兜圈了，但沙凡纳河上的那记者却纵身一跃，在凌晨的寒波中抢回一条几乎僵冷的——整个晚上我觉得暖和而安全，仿佛被救的是我，我那本质上容易负伤的沉浮在回流中的一颗心。整个故事虽然发生在一条我所不认识的河上，虽然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人救了另一个我所不认识的人，但接住了那温煦美丽眼神的，却是我啊！

　　⒉　枯茎的秘密

　　秋凉的季节，我下决心把家里的翠玲珑重插一次。经过长夏的炙烤，叶子早已疲老不带绿，让人怀疑活着是一项巨大艰困而不快乐的义务，现在对付它唯一的方法就是拔掉重插了。原来植物里也有火凤凰的族类，必须经过连根拔起的手续，才能再生出流动欲滴的翠羽。搬张矮凳坐在前廊，我满手泥污的干起活来，很像有那么回事的样子。秋天的播种让人有“二期稻作”的喜悦，平白可以多赚额外一季绿色呢？我大约在本质上还是农夫吧？虽然我可怜的田园全在那小钵小罐里。

　　拔掉了所有的茎蔓，重捣故土，然后一一摘芽重插，大有重整山河的气概，可是插着插着，我的手慢下来，觉得有点吃惊……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选上这种翠玲珑来种，是因为它出身最粗浅，生命力最泼旺，最适合忙碌而又渴绿的自己。想起来，就去浇一点水，忘了也就算了。据说这种植物有个英文名字叫“流浪的犹太人”，只要你给他一口空气，一撮干土，他就要活下去。至于水多水少向光背光，他根本不争，并且仿佛曾经跟主人立过切结书似的，非殷殷实实的绿给你看不可！

　　此刻由于拔得干净，才大吃一惊发现这个家族里的辛酸史，原来平时执行绿色任务的，全是那些第二代的芽尖。至于那些芽下面的根茎，却早都枯了。

　　枯茎短则半尺，长则尺馀，既黄又细，是真正的“气若游丝”，怪就怪在这把干瘪丑陋的枯茎上，分别还从从容容的长出些新芽来。

　　我呆看了好一会，直觉地判断这些根茎是死了，它们用代僵的方法把水分让给了下一代的小芽——继而想想，也不对，如果它死了，吸水的功能就没有了，那就救不了嫩芽了，它既然还能供应水分，可见还没有死，但干成这样难道还不叫死吗？想来想去，不得其解，终于认定它大约是死了，但因心有所悬，所以竟至忘记自己己死，还一径不停的输送水分。像故事中的沙场勇将，遭人拦腰砍断，犹不自知，还一路往前冲杀……

　　天很蓝，云很淡，负微微作凉，我没有说什么，翠玲珑也没有说什么，我坐在那里，像风接触一份秘密文件似的，觉得一部翠玲珑的家族存亡续绝史全摊在我面前了。

　　那天早晨我把绿芽从一条条烈士型的枯茎上摘下来，一一重插，仿佛重缔一部历史的续集。

　　“再见！我懂得，”我替绿芽向枯茎告别，“我懂得你付给我的是什么，那是饿倒之前的一口粮，那是在渴死之先的一滴水，将来，我也会善待我们的新芽的。”

　　“去吧！去吧！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天啊！”我又忙着转过来替枯茎说话，“活着是重要的，一切好事总要活着才能等到，对不对？你看，多好的松软的新土！去吧，去吧，别伤心，事情就是这样的，没什么，我们可以瞑目了……”

　　在亚热带，秋天其实只是比较忧悒却又故作爽飒的春天罢了，插下去的翠玲珑十天以后全都认真的长高了，屋子里重新有了层层新绿。相较之下，以前的绿仿佛只是模糊的概念，现在的绿才是鲜活的血肉。不知道冬天什么时候来，但能和一盆盆翠玲珑共同拥有一段温馨的秘密，会使我自己在寒流季节也生意盎然的。

　　⒊　黑发的巨索

　　看完大殿，我们绕到后廊上去。

　　在京都奈良一带，看古寺几乎可以变成一种全力以赴的职业，早上看，中午看，黄昏看，晚上则翻查并乖乖睡觉，以便足精神第二天再看……我有点怕自己被古典的美宠坏了，我怕自己因为看惯了沉黯的大柱，庄严的飞檐而终于浑然无动了。

　　那一天，我们去的地方叫东本愿寺。

　　大殿里有人在膜拜，有人在宣讲。院子里鸽子缓步而行，且不时到仰莲般的贮池里喝一口水。梁问燕子飞，风过处檐角铃声铮然，我想起盛唐……

　　也许是建筑本身的设计如此，我不知自己为什么给引到这后廊上来，这里几乎一无景观，我停在一只大柜子的前面，无趣的老式大柜子，除了脚架大约有一人高，四四方方，十分结实笨重，柜子里放着一团脏脏旧旧的物事。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捆粗绳，跟臂膀一般粗，缠成一圈复一圈的图形，直径约一公尺，这种景象应该出现在远洋船只进出的码头上，怎么会跑到寺庙里来呢？

　　等看了说明卡片，才知道这种绳子叫“毛纲”、“毛纲”又是什么？我努力去看说明，原来这绳子极有来历：那千丝万缕竟全是明治年间女子的头发。当时建寺需要木材，而木材必须巨索来拉，而巨索并不见得坚韧，村里的女人于是便把头发剪了，搓成百尺大绳，利用一张大撬，把极重的木材一一拖到工地。

　　美丽是什么？是古往今来一切坚持的悲愿吧？是一女子在落发之际的凛然一笑吧？是将黑丝般的青发委弃尘泥的甘心捐舍吧？是一世一世的后人站在柜前的心惊神驰吧？

　　所有明治年间的美丽青丝岂不早成为飘飞的暮雪，所有的暮雪岂不都早已随着苍茫的枯骨化为滓泥？独有这利剪切截的愿心仍然千回百绕，盘桓如曲折的心事。信仰是什么？那古雅木造结构说不完的，让沉沉的黑瓦去说，黑瓦说不尽的，让飞檐去说，飞檐说不清的让梁燕去说，至于梁燕诉不尽的、廓然的石板前庭形容不来的、贮水池里的一方暮云描摹不出的、以及黄昏梵唱所勾勒不成的、却让万千女子青丝编成的巨索一语道破。

　　想起京都，我总是想起那绵长恒存如一部历史的结实的发索。

　　⒋　不必打开的画幅

　　“唉，我来跟你说一个我的老师的故事。”他说。

　　他是美术家，七十岁了，他的老师想必更老吧？“你的老师，”我问，“他还活着吗？”

　　“还活着吧，他的名字是庞熏琹，大概八十多岁了，在北京。”

　　“你是在杭州美专的时候跟他的吗？那是哪一年？”

　　“不错，那是1936年。”

　　我暗自心惊，刚好半个世纪呢！我不禁端坐以待。下面便是他牢记了五十年而不能忘的故事。

　　他是早期留法的，在巴黎，画些很东方情调的油画，画着画着，也画了九年了。有一天，有人介绍他认识当时一位非常出名的老评论家，相约到咖啡馆见面。年轻的庞先生当然很兴奋很紧张，兴匆匆的抱了大捆的画去赴约。和这样权威的评论家见面，如果作品一经品题，那真是身价百倍，就算被指拔一下，也会受教无穷。没想到人到了咖啡馆，彼此见过，庞先生正想打开画布，对方却一把按住，说：

　　“不急，我先来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几岁出国的，第二，你在巴黎几年了？”

　　“我十九岁出国，在巴黎待了九年。”

　　“晤，如果这样，画就不必打开了，我也不必看了，”评论家的表情十分决绝而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十九刚出国，太年轻，那时候你还不懂什么叫中国。巴黎九年，也嫌太短，你也不知道什么叫西方——这样一来，你的画里还有什么可看的？哪里还需要打开？”

　　年轻的画家当场()震住，他原来总以为自己不外受到批评或得到肯定，但居然两者都不是，他的画居然是连看都不必看的画，连打开的动作都嫌多余。

　　那以后，他认真的想到束装回国，以后他到杭州美专教画，后来还试着用铁线描法画苗人的生活，画的极好。

　　听了这样的事我噤默不能赞一词，那名满巴黎的评论家真是个异人。他平日看了画，固有卓见，此番连不看画，也有当头棒喝的惊人之语。

　　但我——这五十年后来听故事的人——所急切的和他却有一点不同，他所说的重点在昧于东方、西方的无知无从，我所警怵深惕的却是由于无知无明而产生的情无所钟、心无所系、意气无所鼓荡的苍白凄惶。

　　但是被这多芒角的故事擦伤，伤得最疼的一点却是：那些住在自己国土上的人就不背井离乡了吗？像塑胶花一样繁艳夸张、毫不惭愧的成为无所不在的装饰品，却从来不知在故土上扎根布须的人到底有多少呢？整个一卷生命都不值得打开一看的，难道仅仅只是五十年前那流浪巴黎的年轻画家的个人情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