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桂林的受难

　　巴金：桂林的受难

　　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这是那位年长朋友的寄寓。我受到他的好心的款待。他使我住在这里不像一个客人。于是我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家”来。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苔的天井，我爱后面那个可以做马厩的院子。我常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地立在前面。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我们常常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坐在树下，听见轰炸机发出“孔隆”、“孔隆”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也听见炸弹爆炸时的巨响。于是我们看见尘土或者黑烟同黄烟一股一股地冒上来。

　　我们躲警报，有时去月牙山，有时去七星岩。站在那两个地方的洞口，我们看得更清楚，而且觉得更安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桂林市区第一次被敌机大轰炸(在这以前还被炸过一次，省政府图书馆门前落下一颗弹，然而并无损失)，那时我们许多人在月牙山上，第二次大轰炸时我和另外几个人又在月牙山，这次还吃了素面。但以后月牙山就作了县政府办公的地方，禁止闲人游览了。

　　七星岩洞里据说可以容一两万人。山顶即使落一百颗炸弹，洞内也不会有什么损伤。所以避难者都喜欢到这个洞躲警报。但是人一进洞，常常会让警察赶到里面去，不许久站在洞口妨碍别人进出。人进到里面，会觉得快要透不过气，而且非等警报解除休想走出洞去。其实纵使警报解除，洞口也会被人山人海堵塞。要抢先出去，也得费力费时。所以我们不喜欢常去七星岩。

　　在桂林人不大喜欢看见晴天。晴天的一青无际的蓝空和温暖明亮的阳光虽然使人想笑，想唱歌，想活动。但是凄厉的警报声会给人带走一切。在桂林人比在广州更害怕警报。

　　我看见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几份人家，像做日课似地每天躲警报，觉得奇怪。他们在天刚刚发白时就起身洗脸做饭。吃过饭大家收拾衣物，把被褥箱笼配上两担，挑在肩上，从容地到山洞里去。他们会在洞里坐到下午一点钟。

　　倘使这天没有警报，他们挑着担子或者抱着包袱负着小孩回来时，便会发出怨言，责怪自己胆小。有一次我们那个中年女佣在厨房里叹息地对我说：“躲警报也很苦。”我便问她：为什么不等发警报时再去躲。她说，她听见警报，腿就软了，跑都跑不动。的确有一两次在阴天她没有早去山洞，后来听见发警报，她那种狼狈的样子，叫人看见觉得可怜又可笑。

　　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几条整齐马路的两旁大都剩下断壁颓垣。人在那些墙壁上绘着反对轰炸的图画，写着抵抗侵略的。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地在烧烧。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地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那里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吧。

　　每次解除警报以后，我便跨过浮桥从水东门进城去看灾区。第一次在中山公园内拾到几块小的弹片；第二次去得晚了，是被炸后的第二天，我只看见一片焦土。自然还有几堵摇摇欲坠的断墙勉强立在瓦砾堆中。然而它们说不出被残害的经过来。在某一处我看见几辆烧毁了的汽车：红色的车皮大部分变成了黑黄色，而且凹下去，失掉了本来的形态。这些可怜的残废者在受够了侮辱以后，也不会发出一声诉冤的哀号。忽然在一辆汽车的旁边，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我走近了那个地方，才看清楚那不是人，也不是影子。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还有头发粘在地上和衣服上。我听见了那个可怜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警报来了，他没有走开，仍旧做他的工作。炸弹落下来，房屋焚毁，他也给烧死在地上。后来救护队搬开他的尸体，但是衣服和血肉粘在地上，一层皮和尸体分离，揭不走了。

　　第三次大轰炸发生在下午一点多钟。这是出人意外的事。以前发警报的时间总是在上午。警报发出，凄厉的汽笛声震惊了全市，市民狼狈逃难的情形，可想而知。我们仍旧等着听见紧急警报才出门。我们走进菜园，看见人们挑着行李、抱着包袱、背负小孩向七星岩那面张惶地跑去。我们刚走出菜园，打算从木桥到七星岩去。突然听见人们惊恐地叫起来，“飞机！”飞机！”一些人抛下担子往矮树丛中乱跑，一些人屏住呼吸伏在地上。我觉得奇怪。我仔细一听，果然有机声。但这不是轰炸机的声音。我仰头去看，一架飞机从后面飞来，掠过我们的头上，往七星岩那面飞走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骚动平息了。人们继续往七星岩前进。我这时不想去山洞了，就往左边的斜坡走，打算在树下拣一个地方坐着休息。地方还没有选好，飞机声又响了。这次来的是轰炸机，而且不是我们的。人们散开来，躲在各处的树下。他们来不及走到山洞了。十八架飞机在空小盘旋一转，于是掷下一批炸弹，匆匆忙忙地飞走了。这次敌机来得快，也去得快。文昌门内起了大火。炸死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音乐家。

　　第四次的大轰炸应该是()最厉害的一次了，我要另写一篇《桂林的微雨》来说明。在那天我看见了一个城市的大火。火头七八处，从下午燃烧到深夜，也许还到第二天早晨。警报解除后，我有两个朋友，为了抢救自己的衣物，被包围在浓焰中，几乎迷了路烧死在火堆里。这一天风特别大，风把火头吹过马路。桂西路崇德书店的火便是从对面来的。那三个年轻的职员已经把书搬到了马路中间。但是风偏偏把火先吹到这批书上。最初做了燃料的还是搬出来的书。不过另一部分书搬到了较远的地方，便没有受到损害。

　　就在这一天(我永不能忘记的十二月二十九日！)，警报解除后将近一小时，我站在桂西路口，看见人们忽然因为一个无根的谣言疯狂地跑起来。人们说警报来了。我没有听见汽笛声。人们又说电厂被炸毁了，发不出警报。我不大相信这时会再来飞机。但是在这种情形里谁也没有停脚的余裕。我也跟着人乱跑，打算跑出城去。我们快到水东门时，前面的人让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拦住了，那个人拿着手枪站在路中间，厉声责斥那些惊呼警报张惶奔跑的人，说这时并没有警报，叫大家不要惊惶。众人才停止脚步。倘使没有这个人来拦阻一下，那天的情形恐将是不堪设想的了。后来在另一条街上当场枪决了一个造谣和趁火打劫的人。

　　巴金：废园外

　　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又到了这里来了。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

　　但是现在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倒塌了。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花还在盛开。倘使花能够讲话，它们会告诉我，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年轻的，中年的。是的，年轻的面颜，可是，如今永远消失了。因为花要告诉我的不止这个，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

　　我望着园子，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废墟么？不，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在那些带着旺盛的绿叶红花上，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我回头看，没有人。这句话还是几天前，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楼房的后边。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记不起了，躺着三具尸首，是用草席盖着的。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随便一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人们还在那里挖掘。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对着那具尸体发楞。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吧。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以后从另一个人的口里我知道了这个防空洞的悲惨故事。

　　一只带泥的腿，一个少女的生命。我不认识这位小姐，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的面颜。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痛起来。连这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两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炸弹毁坏了一切，甚至这个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的希望。这样地逃出囚笼，这个少女是永远见不到园外的广大世界了。

　　花随着风摇头，好像在叹息。它们看不见那个熟习的窗前的面庞，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吧。

　　但是一座楼隔在它们和防空洞的中间，使它们看不见一个少女被窒息的惨剧，使它们看不见带泥的腿。这我却是看见了的。关于这我将怎样向人们诉说呢？

　　夜色降下来，园子渐渐地隐没在黑暗里。我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但是花摇头的姿态还是看得见的。周围没有别的人，寂寞的感觉突然侵袭到我的身上来。为什么这样静？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人来听我愤慨地讲述那个少女的故事？难道我是在梦里？

　　脸颊上一点冷，—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

　　1941年8月16日在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