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她曾教过我

　　张晓风：她曾教过我

　　——为幻念中国戏剧导师季曼瑰教授而作

　　秋深了。

　　后山的蛩吟在雨中渲染开来，台北在一片灯雾里，她已经不在这个城市里了。

　　记忆似乎也是从雨夜开始的，那时她办了一个编剧班，我去听课；那时候是冬天，冰冷的雨整天落着，同学们渐渐都不来了，喧哗着雨声和车声的罗斯福路经常显得异样的凄凉，我忽然发现我不能逃课了，我不能使她一个人丢给空空的教室。我必须按时去上课。

　　我常记得她提着百宝杂陈的皮包，吃力地爬上三楼，坐下来常是一阵咳嗽，冷天对她的气管非常不好，她咳嗽得很吃力，常常憋得透不过气，可是在下一阵咳嗽出现之前，她还是争取时间多讲几句书。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她的时候总是想起她提着皮包，佝着背踽踽行来的样子——仿佛己走了几千年，从老式的师道里走出来，从湮远的古剧场里走出来，又仿佛已走几万里地，并且涉过最荒凉的大漠，去教一个最懵懂的学生。

　　也许是巧合，有一次我问文化学院戏剧系的学生对她有什么印象，他们也说常记得站在楼上教室里，看她缓缓地提着皮包走上山径的样子。她生平不喜欢照相，但她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鲜活的。

　　那一年她为了纪念父母，设了一个“李圣质先生夫人剧本奖”，她把首奖颁给了我的第一个剧本《画》，她又勉励我们务必演出。在认识她以前，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投入舞台剧的工作——我不相信我会那么傻，可是，毕竟我也傻了，一个人只有在被另一个傻瓜的精神震撼之后，才能可能成为新起的傻瓜。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舞台剧，我也许有很多理由，但最初的理由是“我遇见了一个老师”。我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我唯一做事的理由是：“如果我喜欢那个人，我就跟他一起做”。在教书之余，在家务和孩子之余，在许多繁杂的事务之余，每年要完成一部戏是一件压得死人的工作，可是我仍然做了，我不能让她失望。

　　在《画》之后，我们推出了《无比的爱》、《第五墙》、《武陵人》、《自烹》（仅在香港演出）、《和氏壁》和今年即将上演的《第三者》，合作的人如导演黄以功，舞台设计聂光炎，也都是她的学生。

　　我还记得，去年八月，我写完《和氏壁》，半夜里叫了一部车到新店去叩她的门，当时我来不及誊录，就把原稿给呈她看。第二天一清早她的电话就来了，她我，称赞我，又嘱咐我好好筹演，听到她的电话，我感动不已，她一定是漏夜不眠赶着看的。现在回想起来不免内疚，是她太温厚的爱把我宠坏了吧，为什么我兴冲冲地去半夜叩门的时候就不曾想想她的年龄和她的身体呢？她那时候已经在病着吧？还是她活得太太积极，使我们都忘了她的年龄和身体呢？

　　我曾应幼狮文艺之邀为她写一篇生平介绍和年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仔细观察她的生活，她吃得很少，（家里倒是常有点心），穿得也马虎，住宅和家具也只取简单实用，连计程车都不太坐。我记得我把写好的稿子给她看过，她只说：“写得太好了——我哪里有这么好？”接着她又说：“看了你的文章别人会误会我很孤单，其实我最爱热闹，亲戚朋友大家都来了我才喜欢呢！”

　　那是真的，她的独身生活过得平静、热闹而又温暖，她喜欢一切愉悦的东西，她像孩子。很少看见独身的女人那样爱小孩的，当然小孩也爱她，她只陪小孩玩，送他们巧克力，她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小孩，不是学者，不是教授，不是委员。

　　有一夜，我在病房外碰见她所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是女学生，其实已是孩子读大学的华发妈妈了，那还是她在大学毕业和进入研究所之间的一年，在广东培道中学所教的学生，算来已接近半世纪了。（李老师早年尝用英文写过一个剧本《半世纪》，内容系写一传教干终身奉献的故事，其实现在看看，她自己也是一个奉献了半世纪的传教士）我们一起坐在廊上聊天的时候，那太太掏出她儿子从台中写来的信，信上记挂着李老师，那大男孩说：“除了爸妈，我最想念的就是她了。”——她就是这样一个被别人怀念，被别人爱的人。

　　作为她的学生，有时不免想知道她的，对于一个爱美、爱生命的人而言，很难想象她从来没有恋爱过，当然，谁也不好意思直截地问她，我因写年表之便稍微探索了一下，我问她：“你平生有没有什么人影响你最多的？”

　　“有，我的父亲，他那样为真理不退不让的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我的笔名雨初（李老先生的名字是李兆霖，字雨初，圣质则是家谱上的排名）就是为了纪念他”。除了长辈，我也指平辈，平辈之中有没有朋友是你所佩服而给了你终生的影响的。”她思索了一下说：“有的，我有一个男同学，功课很好，不认识他以前我只喜欢玩，不大看得起用功的人，写作也只觉得单凭才气就可以，可是他劝导我，使我明白好好用功的重要，光凭才气是不行的——我至今还在用功，可以说是受他的影响。”

　　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很难相信一个女孩既折服于一个男孩而不爱他的，但我不知道那个书念得极好的男孩现今在哪里，他们有没有相爱过？我甚至不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们之间也许什么都没有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然，我倒是宁可相信有一段美丽的故事被岁月遗落了。

　　据她在培道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倒也不是特别抱什么独身主义，只是没有碰到一个跟她一样好的人。”我觉得那说法是可信的，要找一个跟她一样有学养、有气度、有原则、有热度的人，质之今世，是太困难了。多半的人总是有学问的人不肯办事，肯办事的没有学问，李老师的孤单何止在婚姻一端，她在提倡剧运的事上也是孤单的啊！

　　有一次，一位在香港导演舞台剧的江伟先生到台湾来拜见她，我带他去看她，她很高兴，送了他一套签名着名。江先生第二次来台的时候，她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也许因为自己是台山人，跟华侨社会比较熟，所以只要听说海外演戏，她就非常快乐、非常兴奋，她有一件超凡的本领，就是在最无可图为的时候，仍然兴致勃勃的，仍然相信明天。

　　我还记得那一次吃饭，她问我要上哪一家，我因为知道她一向俭省，（她因为俭省惯了，倒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俭省了，所以你从来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在吃苦的人）所以建议她去云南人和园吃“过桥面”，她难得胃口极好，一再鼓励我们再叫些东西，她说了一句很慈爱的话：“放心叫吧，你们再吃，也不会把我吃穷，不吃，也不会让我富起来。”而今，时方一年，话犹在耳，老师却永远不再吃一口人间的烟火了，宴席一散，就一直散了。

　　今秋我从国外回来，赶完了剧本，想去看她，曾问黄以功她能吃些什么，“她什么也不吃了，这三个月，我就送过一次木瓜，反正送她什么也不能吃了——”

　　我想起她最后的一个戏《瑶池由梦》，汉武帝曾那样描写死亡：

　　你到如今还可以活在世上，行着、动着、走着、谈着、说着、笑着；能吃、能喝、能睡、能醒、又歌、又唱，享受五味，鉴赏五色，聆听五音，而她，却垫伏在那冰冷黑暗的泥土里，她那花容月貌，那慧心灵性……都……都……都

　　心中黯然久之。

　　李老师和我都是基督徒，都相信永生，她在极端的痛苦中，我们曾手握着手一起褥告，按理说是应该不在乎“死”的——可是我仍然悲痛，我深信一个相信永生的人从基本上来说是爱生命的，爱生命的人就不免为死别而凄怆。

　　如果我们能爱什么人，如果我们要对谁说一句的话，如果我们要送礼物给谁，就趁早吧！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表达了。

　　其实，我在八月初回国的时候，如果立刻去看她，她还是精神健旺的，但我却拼着命去赶一个新剧本《第三害》，赶完以后又漏夜誊抄，可是我还是跑输了，等我在回国二十天后把抄好的剧本带到病房的时候，她已进入病危期，她的两眼睁不开，她的声音必须伏在胸前才能听到，她再也不能张开眼睛看我的剧本了。子期一死，七弦去弹给谁听呢？但是我不会摔破我的琴，我的老师虽瞳了，众生中总有一位足以为我之师为我之友的，我虽不知那人在何处，但何妨抱着琴站在通衢大道上等待呢，舞台剧的艺术总有一天会被人接受的。

　　年初，大家筹演老师的《瑶池仙梦》的时候，心中己有几分忧愁，聂光炎曾说：“好好干吧，老人家就七十岁了，以后的精力如何就难说了，我们也许是最后一次替她效力了。”不料一语成谶，她果真在演《瑶池仙梦》三个月以后开刀，在七个月治。《瑶池仙梦》后来得到最佳演出的金鼎奖，其导演黄以功则得到最佳导演奖，我不知对一位终生不渝其志的戏剧家来说这种荣誉能增加她什么，但多少也表现社会给她的一点尊重。

　　有一次，她开玩笑的对我说：

　　“我们广东有句话：‘你要受气，就演戏。’”

　　我不知她一()生为了戏剧受了多少气，但我知道，即使在晚年，即使受了一辈子气，她仍是和乐的，安详的。甚至开刀以后，眼看是不治了，她却在计划什么时候出院，什么时候出国去为她的两个学生黄以功和牛川海安排可读的学校，寻找一笔深造的奖学金，她的遗志没有达到便撒手去了，以功和川海以后或者有机会深造，或者因恩师的谢世而不再有肯栽培他们的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己自她得到最美的遗产，就是她的诚恳和关注。

　　她在病床上躺了四个月，几上总有一本《圣经》，床前总有一个忠心不渝的管家阿美，她本名叫李美丹，也有六十了，是李老师邻村的族人，从抗战后一直跟从李老师到今，她是一个瘦小、大眼睛的、面容光洁的、整日身着玄色唐装而面带笑容的老式妇女，老师病笃的时候曾因她照料辛苦而要加她的钱，她黯然地说：“谈什么钱呢？我已经服侍她一辈子了，我要钱做什么用呢？她已经到最后几天了，就是不给钱，我也会伺候的。”我对她有一种真诚的敬意。

　　亚历山大大帝曾自谓：“我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她却可以把这句话改为：“我两手空空而来，但却带着两握盈盈的爱和希望回去，我在人间曾播下一些不朽是给了别人而依然存在的。”

　　最后我愿将我的新剧《第三害》和它的演出，作为一束素菊，献于我所爱的老师灵前，曾有人赞美过我，曾有人底毁过我，唯有她，曾用智慧和爱心教导了我。她曾在前台和后台看我们的演出，而今，我深信她仍殷殷地从穹苍俯身看我们这一代的舞台。

　　张晓风：孤意与深情

　　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李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

　　“你在什么学校？”

　　“东吴——”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己。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

　　“白先勇你认识吗？”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小错，”他很认真的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

　　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我固执的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

　　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黄色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

　　有一阵，报上猛骂一个人，简直像打落水狗，我打电话请教他的意见，其实说“请教”是太严肃了些，俞老师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他真的聊一辈子天，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泼的天），他绝口不提那人的“人”，却盛赞那人的文章，说：

　　“自有白话文以来，能把旧的套用得那么好，能把固有的东西用得那么高明，此人当数第一！”

　　“是‘才子之笔’对吗？”

　　“对，对，对。”

　　他又赞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贴切。放下电话，我感到什么很温暖的东西，我并不赞成老师说他是白话文的第一高手，但我喜欢他那种论事从宽的胸襟。

　　我又提到一个骂那人的人。

　　“我告诉你，”他忽然说，“大凡骂人的人，自己已经就受了影响了，骂人的人就是受影响最深的人。”

　　我几乎被这种怪论吓了一跳，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这种看法，但细细推想，也不是毫无道理。俞老师凡事愿意退一步想，所以海阔天空竟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最后一次见老师是在国军文艺中心，那晚演上本《白蛇传》，休息的时候才看到老师和师母原来也来了。

　　师母穿一件枣红色的曳地长裙，衬着银发发亮，师母一向清丽绝俗，那晚看起来比平常更为出尘。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老师脸色不好。

　　“救风尘写了没？”我趁机上前去催问老师。

　　老师曾告诉我他极喜欢元杂剧《救风尘》，很想将之改编为平剧。其实这话说了也有好几年了。”

　　“大家都说《救风尘》是喜剧，”他曾感叹地说，“实在是悲剧啊！”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提醒俞老师一次“救风尘”的事，我自己极喜欢那个戏。

　　“唉——难啊——”

　　俞老师的脸色真的很不好。

　　“从前有位赵先生给我打谱——打谱太重要了，后来赵先生死了，现在要写，难啊，平剧——”

　　我心里不禁起来，作词的人失去了谱曲的人固然悲痛，但作词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恒的啊！

　　“这戏写得好，”他把话题拉回《白蛇传》，“是田汉写的。后来的《海瑞罢官》也是他写的——就是给批斗了的那一本。”

　　“明天我不来了！”老师又说。

　　“明天下半本比较好啊！”

　　“这戏看了太多遍了。”老师说话中透露出显然的疲倦。

　　我不再说什么。

　　后来，就在报()上看到老师的死。老师患先天性心脏肥大症多年，原来也就是随时可以撒手的，前不久他甚至在计程车上突然失去记忆，不知道回家的路。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老师的心脏病突发倒是我们所可能预期的最幸福的死了。

　　悲伤的是留下来的，师母，和一切承受过他关切和期望的年轻人，我们有多长的一段路要走啊！

　　老师生前喜欢提及明代的一位女伶楚生，说她“孤意在眉，深情在睫”，“孤意”和“深情”原是矛盾的，却又很微妙地是一个艺术家必要的一种矛盾。

　　老师死后我忽然觉得老师自己也是一个有其“孤意”有其“深情”的人，他执着于一个绵邈温馨的中国，他的孤意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对传统的悲痛的拥姿，而他的深情，使他容纳接受每一股昂扬冲激的，因而使自己更其波澜壮阔，浩瀚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