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孤意与深情

　　张晓风：孤意与深情

　　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李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

　　“你在什么学校？”

　　“东吴——”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己。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

　　“白先勇你认识吗？”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小错，”他很认真的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

　　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我固执的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

　　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黄色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

　　有一阵，报上猛骂一个人，简直像打落水狗，我打电话请教他的意见，其实说“请教”是太严肃了些，俞老师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他真的聊一辈子天，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泼的天），他绝口不提那人的“人”，却盛赞那人的文章，说：

　　“自有白话文以来，能把旧的套用得那么好，能把固有的东西用得那么高明，此人当数第一！”

　　“是‘才子之笔’对吗？”

　　“对，对，对。”

　　他又赞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贴切。放下电话，我感到什么很温暖的东西，我并不赞成老师说他是白话文的第一高手，但我喜欢他那种论事从宽的胸襟。

　　我又提到一个骂那人的人。

　　“我告诉你，”他忽然说，“大凡骂人的人，自己已经就受了影响了，骂人的人就是受影响最深的人。”

　　我几乎被这种怪论吓了一跳，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这种看法，但细细推想，也不是毫无道理。俞老师凡事愿意退一步想，所以海阔天空竟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最后一次见老师是在国军文艺中心，那晚演上本《白蛇传》，休息的时候才看到老师和师母原来也来了。

　　师母穿一件枣红色的曳地长裙，衬着银发发亮，师母一向清丽绝俗，那晚看起来比平常更为出尘。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老师脸色不好。

　　“救风尘写了没？”我趁机上前去催问老师。

　　老师曾告诉我他极喜欢元杂剧《救风尘》，很想将之改编为平剧。其实这话说了也有好几年了。”

　　“大家都说《救风尘》是喜剧，”他曾感叹地说，“实在是悲剧啊！”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提醒俞老师一次“救风尘”的事，我自己极喜欢那个戏。

　　“唉——难啊——”

　　俞老师的脸色真的很不好。

　　“从前有位赵先生给我打谱——打谱太重要了，后来赵先生死了，现在要写，难啊，平剧——”

　　我心里不禁起来，作词的人失去了谱曲的人固然悲痛，但作词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恒的啊！

　　“这戏写得好，”他把话题拉回《白蛇传》，“是田汉写的。后来的《海瑞罢官》也是他写的——就是给批斗了的那一本。”

　　“明天我不来了！”老师又说。

　　“明天下半本比较好啊！”

　　“这戏看了太多遍了。”老师说话中透露出显然的疲倦。

　　我不再说什么。

　　后来，就在报()上看到老师的死。老师患先天性心脏肥大症多年，原来也就是随时可以撒手的，前不久他甚至在计程车上突然失去记忆，不知道回家的路。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老师的心脏病突发倒是我们所可能预期的最幸福的死了。

　　悲伤的是留下来的，师母，和一切承受过他关切和期望的年轻人，我们有多长的一段路要走啊！

　　老师生前喜欢提及明代的一位女伶楚生，说她“孤意在眉，深情在睫”，“孤意”和“深情”原是矛盾的，却又很微妙地是一个艺术家必要的一种矛盾。

　　老师死后我忽然觉得老师自己也是一个有其“孤意”有其“深情”的人，他执着于一个绵邈温馨的中国，他的孤意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对传统的悲痛的拥姿，而他的深情，使他容纳接受每一股昂扬冲激的，因而使自己更其波澜壮阔，浩瀚森森……

　　张晓风：我在

　　记得小学三年级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抱膝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寂寂青山、迟迟春日，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幽沉至今犹不能忘的凄凉。当时因为小，无法对自己说清楚那番因由，但那份痛，却是记得的。

　　为什么痛呢？现在才懂，只因你知道，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而你偏不在，于是你痴痴地想，他们此刻在操场上追追打打吗？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不管是好是歹，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一起挨骂挨打都是好的啊！

　　于是，开始喜欢点名，大清早，大家都坐得好好的，小脸还没有开始脏，小手还没有汗湿，老师说：

　　“XXX”

　　“在！”

　　正经而清脆，仿佛不是回答老师，而是回答宇宙乾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说，有一个孩子“在”这里。

　　回答“在”字，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然后，长大了，不必被点名了，却迷上旅行。每到山水胜处，总想举起手来，像那个老是睁着好奇圆眼的孩子，回一声：“我在。”

　　“我在”和“某某到此一游”不同，后者张狂跋扈，目无余子，而说“我在”的仍是个清晨去上学的孩子，高高兴兴地回答长者的问题。

　　其实人与人之间，或为亲情或为友情或为爱情，哪一种亲密的情谊不能基于"我在这里，刚好，你也在这里"的前题？一切的爱，不就是“同在”的缘份吗？身为一个人，我对自已“只能出现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感到另一种可贵，仿佛我是拼图板上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单独看，毫无意义，及至恰恰嵌在适当的时空，却也是不可少的一块。

　　天神的存在是无始无终浩浩莽莽的无限，而我是此时际此山此水中的有情和有觉。

　　我不是先知，从来没有想做“救星”的大志，却喜欢让自己是一个“紧急待命”的人，随时能说：“我在，我在这里。”

　　读书，也是一种“在”。

　　有一年，到图书馆去，翻一本《春在堂笔记》，红绸精装的封面，打开封底一看，竟然从来也没人借阅过，真是“‘古来圣贤皆寂寞’啊！”心念一动，便把书借回家去。书在，春在，但也要读者在才行啊！

　　我的读书生涯竟像某些人玩“碟仙”，仿佛面对作者的精魄。对我而言，李贺是随召而至的，悲哀悼亡的时刻，我会说：“我在这里，来给我念那首《苦昼短》吧！念‘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

　　读韦应物的《调笑令》时，我会轻轻地念：“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看书的时候，书上总有绰绰人影，其中有我，我总在那里。

　　《旧约·创世纪》里，堕落后的亚当在凉风乍至的伊甸园把自己藏匿起来。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他噤而不答。

　　如果是我，我会走出，说：“上帝，我在，我在这里，请你看着我，我在这里。不比一个凡人好，也不比一个凡人坏，我有我的逊顺祥和，也有我的叛逆凶戾，我在我无限的求真求美的梦里，也在我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性里。上帝啊，俯察我，我在这里。”

　　“我在”，意思是()说我出席了，在的大教室里。

　　几年前，我在山里说过的，容许我再说一遍，作为终响：“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我在！”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城市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一种，一种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