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谈写游记

　　沈从文：谈写游记

　　写游记象是件不太费力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小学生，总有机会在本子上留下点成绩。至于一个作家呢，只要他肯旅行，就自然有许多可写的事事物物搁在眼前。情形尽管是这样，好游记可不怎么多。编选高级语文教本的人，将更容易深一层体会到，古今游记虽浩如烟海，入选时实费斟酌。

　　古典文学游记，《水经注》已得多数人承认，文字清美。同样一条河水，三五十字形容，就留给人一个深刻印象，真可说对山水有情。但是不明白南北朝时代文字风格的读者，在欣赏上不免有隔离。《洛阳伽蓝记》文笔比较富丽，景物人事相配合的叙述法，下笔极有分寸，特别引人入胜，好处也容易领会些。宋人作《洛阳名园记》，时代稍近，文体又平实易懂，记园林花木布置兼有对时人褒贬寓意，可算得一时佳作。叙边远外事如《大唐西域记》、《岭外代答》和《高丽图经》诸书，或直叙旅途见闻，或分门别类介绍地方物产、制度、风俗人情，文笔条理清楚，千年来读者还可从书中学得许多有用知识。从这些各有千秋的作品中，我们还可得到一种重要启示：好游记和好诗歌相似，有分量作品不一定要字数多，不分行写依然是诗。作游记不仅是描写山水灵秀清奇，也容许叙事抒情。读者在习惯上对于游记体裁的要求不苛刻，已给作者用笔以极大方便和。好游记不多另有原因。“文以载道”，在旧社会是句极有势力的话，把古代一切作家的思想都笼罩住了。、戏剧、小说虽然从另一角度落笔，突破限制，得到了广大群众。然而大多数作者，还是乐于作卫道文章，容易发财高升。个人文集，也总是把庙堂之文放在最前面。游记文学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着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年很有些好游记，写现代文学史的，也不过聊备一格，有的且根本不提。

　　写游记必临水登山，善于使用手中一支笔为山水传神写照，令读者如身莅其境，一心向往，终篇后还有回味余甘，进而得到一种启发和教育，才算是作品。这里自然要具备一个条件，就是作者得好好把握住手中那支有色泽、富情感、善体物、会叙事的笔。他不仅仅应当如一个优秀山水画家，还必需兼有一个高明人物画家的长处，而且还要博学多通，对于艺术各部门都略有会心，譬如音乐和戏剧，让主题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存在时，动静之中似乎有些空白处，还可用一种恰如其分的乐声填补空间。这个比方可能说得有点过了头，近乎夸诞玄远。不过理想文学佳作，不问是游记还是短篇小说，实在都应当给读者这么一种有声有色鲜明活泼的印象。如何培养这支笔，是一个得商讨待解决的问题。

　　近三十年来，报刊杂志中很有些特写式游记，写国内新人、新事、新景物，文字素朴，内容扎实，充满一种新的泥土生活气息，却比某些性质相同的短篇小说少局限性，比某些分析探讨的论文具说服力。有的作者并非职业作家，因此不必受文学作品严格的要求影响，表现上得到较大的自由。又有些还刚离开大学不久，最多习作机会还不过是学生时代写写或家信，就从这个底子上进行写作，由于面对的生活丰富，问题新鲜，作品给读者印象却自然而亲切。我也欢喜另外一种专家学者写成的游记，虽引古证今，可不落俗套，见解既好，文笔又明白畅达，当成史地辅助读物，对读者有实益。好游记种类还多，上二例成就比较显着。另外还有两种游记，比较普通常见：一为报刊上经常可读到的某某出国海外游记，特殊性的也对读者起教育作用，一般性的或系根据导游册子复述，又或虽然目击身经，文字条件较差，只知直接叙事，不善写景写人，缺少文学气氛，自然难给读者深刻印象。另一种是国内游记，作者始终还不脱离写卷子的基本情绪，不拘到什么名胜古迹地方去，凡见到的事物，都无所选择，一一记下。正和你我某一时在北海大石桥边、颐和园排云殿前照相差不多，虽背景壮丽，天气又十分温和，人也穿着得整齐体面，还让那位照相师热情十分的反复指点，直到装成微笑态，得到照相师点头认可，才“巴达”一下，大功告成。可是相片洗出看看，照例主题背景总是呆呆的，彼此相差不多，近于个人纪念性记录，缺少艺术所要求的新鲜。

　　本人即或以为逼真，他人看来实在不易感动。这种相成天有人在照，同样游记也随时有人在写，虽和艺术要求有点距离，却依旧有广大读者。由于在全国范围内舟车行旅中，经常有大量群众，都需要阅读报刊，这种游记有一定群众基矗还有一种不成功的游记，作者思想感情被理论上几个名辞缚得紧紧的，一动笔老不忘记教育他人；文思既拙滞，却只顾抄引格言名句，盼望人从字里行间发现他的哲理深思，形成一种自我陶醉。其实严肃有余，枯燥无味，既少说服力，也少感染力，写论文已不大济事，作游记自然更难望成功。

　　写游记除“阿丽思”女士的幻想旅行作品不计，此外总得有点生活基矗不过尽管有丰富新鲜生活经验，如没有运用文字的表现力，又缺少对外物的锐敏感觉，还是不成功。不拘写什么自然总是无生气，少新意，缺少光彩。他的毛病正如一个不高明的作曲家，仅()记住些和声原理，五线谱的应用却不熟悉，一切乐器上手也弹不出好声音。即或和千年前唐玄宗一样，居然有机会梦游天宫，得见琼楼玉宇间那群紫绡仙子，在翠碧明蓝天空背景中清歌曼舞，乐曲舞艺都佳妙无比，并且人醒回来时，印象还十分清楚明白，可是想和唐玄宗一样，凭回忆写个《紫云回》舞曲，却办不到作不好。原因是手中没有得用工具。补救方法在改善，先作个好读者。其次是把文字当成工具好好掌握到手中，必需用长时期“写作实践”来证实“理论概括”，绝不宜用后者代替前者，以为省事。写游记看来十分简单，搞文学就绝不能贪图省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

　　沈从文：中国人的病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

　　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不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

　　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糊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

　　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