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
我和八子一起去的那家影院,叫“交道口影院”。小时候,我家附近,方圆五、六里内,只这一家影院。此生我看过的电影,多半是在那儿看的。
“上哪儿呀,您?”“交道口。”或者:“您这是干嘛去?”“交道口。”在我家那一带,这样的问答已经足够了,不单问者已经明白,听见的人便都知道,被问者是去看电影的。所以,在我童年一度的印象里,交道口和电影院是同义的。记得有一回在街上,一个人问我:“小孩儿,交道口怎么走?”我指给他:“往前再往右,一座灰楼。”“灰楼?”那人不解。我说:“写着呢,老远就能看见--交道口影院。”那人笑了:“影院干嘛?我去交道口!交道口,知道不?”这下轮到我发懵了。那人着急:“好吧好吧,交道口影院,怎么走?”我再给他指一遍;心说这不结了,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醒悟:那电影院是因地处交道口而得名。
八十年代末这家电影院拆了。这差不多能算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我很少看电影了,一是票价忽然昂贵,二是有了录象和光盘,动听的说法是“家庭影院”。
但我还是怀念“交道口”,那是我的电影启蒙地。我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神秘的旅伴》,片名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我只记得一个漂亮的女人总在银幕上颠簸,神色慌张,其身型时而非常之大,以至大出银幕,时而又非常之小,小到看不清她的脸。此外就只是些破碎的光影,几张晃动的、丑陋的脸。我仰头看得劳累,大约是太近银幕之故。散场时母亲见我还睁着眼,抱起我,竟有骄傲的表情流露。回到家,她跟奶奶说:“这孩子会看电影了,一点儿都没睡。”我却深以为憾:那儿也能睡吗,怎不早说?奶奶问我:“都看见什么了?”我转而问母亲:“有人要抓那女的?”母亲大喜过望:“对呀!坏人要害小黎英。”我说:“小黎英长得真好看。”奶奶抚掌大笑道:“就怕这孩子长大了没别的出息。”
通往交道口的路,永远是一条快乐的路。那时的北京蓝天白云,细长的小街上一半是灰暗错落的屋影,一半是安闲明澈的阳光。一票在手有如节日,几个伙伴相约一路,可以玩弹球儿,可以玩“骑马打仗”。还可在沿途的老墙和院门上用粉笔画一条连续的波浪,碰上院门开着,便站到门旁的石墩上去,踮着脚尖让那波浪越过门楣,务使其毫不间断。倘若敞开的院门里均无怒吼和随后的追捕,这波浪便可一直能画到影院的台阶上。
坐在台阶上,等候影院开门,钱多的更可以买一根冰棍骄傲地嘬。大家瞪着眼看他和他的冰棍,看那冰棍迅速地小下去,必有人忍无可忍,说:“喂,开咱一口。”开者嘬也,你就要给他嘬上一口。继续又有人说了:“也开咱一口。”你当然还要给,快乐的日子里不能太小气。大家在灿烂的阳光下坐成一排,舒心地等候,小心地嘬--这样的时刻似乎人人都有责任感,谁也不忍一口嘬去太多。
有部反特片,《徐秋颖案件》,甚是难忘。那是我头一回看露天电影,就在我们小学的操场上。票价二分,故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家长的赞助。晚霞未落,孩子们便一群一伙地出发了,扛个小板凳,或沿途捡两块砖头,希望早早去占个好位置。天黑时,白色的银幕升起来,就挂在操场中央,月亮下面。幕前幕后都坐满了人。有一首流行歌曲怀念过这样的情景,其中一句大意是:如今再也看不到银幕背后的电影了。
那个电影着实阴森可怖,音乐一惊一乍地令人毛骨悚然,黑白的光影里总好象暗伏杀机。尤其是一个漂亮女人(后来才知是特务),举止温文尔雅,却怎么一颦一笑总显得犹疑,警惕?影片演到一半,夜风忽起,银幕飘飘抖抖更让人难料凶吉。我身上一阵阵地冷,想看又怕看,怕看但还是看着。四周树影沙沙,幕边云移月走,剧中的危惧融入夜空,仿佛满天都是凶险,风中处处阴谋。
好不容易挨到散场,八子又有建议:“咱玩抓特务吧。”我想回家。八子说不行,人少了怎么玩?月光清清亮亮,操场上只剩了几个放电影的人在收起银幕。谁当特务呢?白天会抢着当的,这会儿没人争取。特务必须独往独来,天黑得透,一个人还是怕。耗子最先有了主意:“瞧,那老头!”八子顺着她的手指看:“那老头?行,就是他!”小不点说:“没错儿,我早注意他了,电影完了他干嘛还不走?”那无辜的老头蹲在小树林边的暗影里抽烟,面目不清,烟火时明时暗。虎子说:“老东西正发暗号呢!”八子压低声音:“瞧瞧去,接暗号的是什么人?”一队人马便潜入小树林。八子说:“这哪儿行?散开!”于是散开,有的贴着墙根走,有的在地上匍匐,有的隐蔽在树后;吹一声口哨或学一声蛐蛐叫,保持联络。四处灯光不少,难说哪一盏与老头有关,如此看来就先包围了他再说吧。四面合围,一齐收紧,逼近那“老东西”。小不点眼尖,最先嗤嗤地笑起来:“虎子,那是你爷爷!”
几十年后我偶然在报纸上读到,《徐秋颖案件》是根据了一个真实故事,但“徐秋颖”跟虎子他爷爷那夜的遭遇一样,是个冤案。
模仿电影里的行动,是一切童年必有的乐事。比如现在的电影,多有拳争武斗,孩子们一招一式地学来,个个都像一方帮主。几十年前的电影呢,无非是打仗的,反特的,潜入敌营去侦察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必是胜利大反攻,咱的炮火愤怒而且猛烈,歼敌无数。因而,曾有一代少年由衷地向往那样的烽火硝烟。(“首长,让我们上前线吧,都快把人憋死了!”“怎么,着急了?放心,有你们的仗打。”)是呀,打死敌人你就是英雄,被敌人打死你就还是英雄,这可是多么值得!故而冲锋号一响,银幕上炮火横飞--一批年轻人撂倒了另一批年轻人,一些被怀念的恋人消灭了另一些被怀念的恋人--场内立刻一片欢腾。是嘛,少男少女们花钱买票是为什么来的?开心,兴奋,自由欢叫,激情涌泄。这让我想通了如今的“追星族”。少年狂热古今无异,给他个偶像他就发烧,终于烧到哪儿去就不好说。比如我们这一代,忽然间就烧进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革命了,造反了,大批判了,电影是没的看了,电影院全关张了,电影统统地有问题了。电影厂也不再神秘,敞开大门,有请各位帮忙造反。有一回去北影看大字报,发现昔日的偶像都成了“黑帮”,看来看去心里怪怪的。“黄世仁”和“穆仁智”一类倒也罢了,可“洪常青”和“许云峰”等等怎么回事?一旦弯在台上挨斗,可还是那般大义凛然?明白明白,要把演员和角色择开,但是明白归明白,心里还是怪怪的。
电影院关张了几年,忽有好消息传来:要演《列宁在十月》了,要演《列宁在一九一八》了。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又响了,这一回给咱送来了什么?人们一遍遍地看(否则看啥),一遍遍复习里面的台词(久疏幽默),一遍遍欣赏其中的芭蕾舞片断(多短的裙子和多美的其他),一遍遍凝神屏气看瓦西里夫妇亲吻(这两口子胆儿可真大)。在我的印象里,就从这时,国人的审美立场发生着动摇,竭力在炮火狼烟中拾捡温情,在一个执意不肯忘记仇恨的年代里思慕着爱恋。
《艳阳天》是停顿了若干后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片。该片上演时我已坐上轮椅,而且正打算写点什么。票很难买,电影院门前彻夜有人排队。托了人,总算买到一张票,我记得清楚,是早场5点多的,其它场次要有更强大的“后门”。
还是交道口,还是那条路,沿途的老墙上仍有粉笔画的波浪,真可谓代代相传。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那是我的第一辆轮椅,是父亲淘换了几根钢管回来求人给焊的,结构不很合理,前轮总不大灵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棱子,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因为那是一条永远快乐的路吗?)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惟蒙眬地都怀着希望。她把我推进电影院,安顿好,然后回家。谢天谢地她不必在外面等我,命运总算有怜恤她的时候--交道口离我家不远,她只需送我来,只需再接我回去。
再过几年,有了所谓“内部电影”。据说这类电影“四人邦”时就有,惟内部得更为严格。现在略有松动。初时百姓不知,见夜色中开来些大、小轿车,纷纷在剧场前就位,跳出来的人们神态庄重,黑压压地步入剧场,百姓还以为是开什么要紧的会。内部者,即级别够高、立场够稳、批判能力够强、为各种颜色都难毒倒的一类。再就是内部的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影片嘛,东洋西洋的都有,据说运气好还能撞上半裸或全裸的女人。据说又有洁版和全版之分,这要视内部的级别高低而定。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呀--检票员不得已而是外部,放映员没办法也得是外部,可外部难免也有其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如此一算,全国人民就都有机会当一、两回内部,消息于是不径而走。再有这类放映时,剧场前就比较沸腾,比较火爆,也不知从哪儿涌出来这么多的内部和外部!广大青年们尤其想:裸体!难道不是我们看了比你们看了更有作用?有那么一段不太长久的时期,一张内部电影票,便是身份或者本领的证明。
“内部电影”风风火火了一阵子之后,有人也送了我一张票。“啥名儿?”“没准儿,反正是内部的。”无风的夏夜,树叶不动,我摇了轮椅去看平生的第一回内部电影。从雍和宫到那个内部礼堂,摇了一个多钟头,沿街都是乘凉的人群。那时我身体真好,再摇个把钟头也行。然而那礼堂的台阶却高,十好几层,我喘吁吁地停车阶下,仰望阶上,心知凶多吉少。但既然来了,便硬着头皮喊那个检票人--请他从台阶上下来,求他帮忙想想办法让我进去。检票人听了半天,跑回去叫来一个领导。领导看看我:“下不来?”我说是。领导转身就走,甩下:“公安局有规定,任何车辆不准入内。”倒是那个检票人不时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我没做太多争取。我不想多做争辩。这样的事已不止十回,智力正常如我者早有预料。只不过碰碰运气。若非内部电影,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碰运气。不过呢,来一趟也好,家里更是闷热难熬。况且还能看看内部电影之盛况,以往只是听说。这算不算体验生活?算不算深入实际?我退到路边,买根冰棍坐在树影里瞧。于是想念起交道口,那儿的人都认识我了,见我来了就打开太平门任我驱车直入——太平门前没有台阶。可惜那儿也没有内部电影,那儿是外部。那儿新来了个小伙子,姓项,那儿的人都叫他小项。奇怪小项怎么头一回见我就说:“嘿哥们儿,也写部电影吧,咱们瞧瞧。”
小项不知现在何方。
小项猜对了。小项那样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那完全是因为柳青的。柳青,就是长影那个导演。第一次她来看我就对我说:“干嘛你不写点什么?”她说中了我的心思,但是电影,谁都能写吗?以后柳青常来看我,三番五次地总对我说:“小说,或者电影,我看你真的应该写点什么。”既然一位专业人士对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开始写了。既然对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导演,我便从电影剧本开始。尤其那时,我正在一场不可能的恋爱中投注着全部热情,我想我必得做一个有为的青年。尤其我曾()爱恋着的人,也对我抱着同样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没日没夜地满脑子都是剧本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经常就有一对暂时的恋人并步而行(其实是脚步与车轮)。暂时,是明确的,而暂时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诉别人,也避免告诉自己。但是暂时,只说明时间,不说明品质,在阳光灿烂的那条快乐的路上,在雨雪之中的那家影院的门廊下,爱恋,因其暂时而更珍贵。在幽暗的剧场里他们挨得很紧,看那辉煌的银幕时,他们复习着一致的:有一天,在那儿,银幕上,编剧二字之后,“是你的名字”--她说;“是呀但愿”--我想。
然而,终于这一天到来之时,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暂时。我独自看那“编剧”后面的三个字,早已懂得:有为,与爱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但暂时,亦可在心中长久,而写作,却永远地不能与爱情无关。
:有关庙的回忆
据说,过去北京城内的每一条胡同都有庙,或大或小总有一座。这或许有夸张成分。但慢慢回想,我住过以及我熟悉的胡同里,确实都有庙或庙的遗迹。
在我出生的那条胡同里,与我家院门斜对着,曾经就是一座小庙。我见到它时它已改作油坊,庙门、庙院尚无大变,惟走了僧人,常有马车运来大包小包的花生、芝麻,院子里终日磨声隆隆,呛人的油脂味经久不散。推磨的驴们轮换着在门前的空地上休息,打滚儿,大惊小怪地喊叫。
从那条胡同一直往东的另一条胡同中,有一座大些的庙,香火犹存。或者是庵,记不得名字了,只记得奶奶说过那里面没有男人。那是奶奶常领我去的地方,庙院很大,松柏森然。夏天的傍晚不管多么燠热难熬,一走进那庙院立刻就觉清凉,我和奶奶并排坐在庙堂的石阶上,享受晚风和月光,看星星一个一个亮起来。僧尼们并不驱赶俗众,更不收门票,见了我们惟颔首微笑,然后静静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有如晚风掀动松柏的脂香似有若无。庙堂中常有法事,钟鼓声、铙钹声、木鱼声,噌噌……,那音乐让人心中犹豫。诵经声如无字的伴歌,好像黑夜的愁叹,好像被灼烤了一白天的土地终于得以舒展便油然地飘缭起雾霭。奶奶一动不动地静听,但我去看看。我迟疑着走近门边,只向门缝中望了一眼,立刻跑开;那一眼印象极为深刻。现在想,大约任何声、光线、形状、姿态,乃至温度和气息,都在人的心底有着先天的响应,因而很多事可以不懂但能够知道,说不清楚,却永远记住。那大约就是形式的力量,气氛或者情绪,整体地袭来,它们大于言说,它们进入了言不可及之域,以至使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本能地审视而不单是看见。我跑回奶奶身旁,出于本能我知道了那是别一种地方,或通向着另一种地方;比如说树林中穿流的雾霭,全是游魂。奶奶听得入神,摇撼她她也不觉,她正从那音乐和诵唱中回想,眺望那另一种地方吧。我的年龄无可回想,无以眺望,另一种地方对一个初来的生命是严重的威胁。我钻进奶奶的怀里不敢看,不敢听也不敢想,惟觉幽瞑之气弥漫,月光也似冷暗了。这个孩子生而怯懦,禀性愚顽,想必正是他要来这人间的缘由。
上小学的那一年,我们搬了家,原因是若干条街道联合起来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机关看中了我们原来住的那个院子以及相邻的两个院子,于是他们搬进来我们搬出去。我记得这件事进行得十分匆忙,上午一通知下午就搬,街道干部打电话把各家的主要劳力都从单位里叫回家,从中午一直搬到深夜。这事很让我兴奋,所有要搬走的孩子都很兴奋,不用去上学了,很可能明天和后天也不用上学了,而且我们一齐搬走,搬走之后依然住在一起。我们跳上运家具的卡车奔赴新家,觉得正有一些动人的事情在发生,有些新鲜的东西正等着我们,可惜路程不远,完全谈不上什么经历新家就到了。不过微微的失望转瞬即逝,我们冲进院子,在所有的屋子里都风似的刮一遍,以主人的身份接管了它们。从未来的角度看,这院子远不如我们原来的院子,但新鲜是主要的,新鲜与孩子天生有缘,新鲜在那样的季节里统统都被推崇,我们才不管院子是否比原来的小或房子是否比原来的破,立刻在横倒竖歪的家具中间捉迷藏,疯跑疯叫,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然后关上,把所有的电灯都关上然后打开,爬到树上去然后跳下来,被忙乱的人群撞倒然后自己爬起来,为每一个新发现激动不已,然后看看其实也没什么……最后集体在某一个角落里睡熟,睡得不醒人事,叫也叫不应。那时母亲正在外地出差,来不及通知她,几天后她回来时看见家已经变成了公社机关,她在那门前站了很久才有人来向她解释,大意是:不要紧放心吧,搬走的都是好同志,住在哪儿和不住在哪儿都一样是革命需要。
新家所在之地叫“观音寺胡同”,顾名思义那儿有一座庙。那庙不能算小,但早已破败,久失看管。庙门不翼而飞,院子里枯藤老树荒草藏人。侧殿空空。正殿里尚存几尊泥像,彩饰斑驳,站立两旁的护法天神怒目圆睁但已赤手空拳,兵器早不知被谁夺下扔在地上。我和几个同龄的孩子就捡起那兵器,挥舞着,在大殿中跳上跳下杀进杀出,模仿俗世的战争,朝残圮的泥胎劈砍,向草丛中冲锋,披荆斩棘草叶横飞,似有堂吉诃德之神采,然后给寂寞的老树“施肥”,擦屁股纸贴在墙上……做尽亵渎神灵的恶事然后鸟儿一样在夕光中回家。很长一段时期那儿都是我们的乐园,放了学不回家先要到那儿去,那儿有发现不完的秘密,草丛中有死猫,老树上有鸟窝,幽暗的殿顶上据说有蛇和黄鼬,但始终未得一见。有时是为了一本小人书,租期紧,大家轮不过来,就一齐跑到那庙里去看,一个人捧着大家围在四周,大家都说看好了才翻页。谁看得慢了,大家就骂他笨,其实都还识不得几个字,主要是看画,看画自然也有笨与不笨之分。或者是为了抄作业,有几个笨主作业老是不会,就抄别人的,庙里安全,老师和家长都看不见。佛嘛,心中无佛什么事都敢干。抄者蹶着屁股在菩萨眼皮底下紧抄,被抄者则乘机大肆炫耀其优越感,说一句“我的时间不多你要抄就快点儿”,然后故意放大轻松与快乐,去捉蚂蚱、逮蜻蜓,大喊大叫地弹球儿、扇三角,急得抄者流汗,蹶起的屁股有节奏地颠,嘴里念念有词,不时扭起头来喊一句:“等我会儿嘿!”其实谁也知道,没法等。还有一回专门是为了比赛胆儿大。“晚上谁敢到那庙里去?”“这有什么,嘁!”“有什么?有鬼,你敢去吗?”“废话!我早都去过了。”“牛×!”“嘿,你要不信嘿……今儿晚上就去你敢不敢?”“去就去有什么呀,嘁!”“行,谁不去谁孙子敢不敢?”“行,几点?”“九点。”“就怕那会儿我妈不让我出来。”“哎哟喂,不敢就说不敢!”“行,九点就九点!”那天晚上我们真的到那庙里去了一回,有人拿了个手电筒,还有人带了把水果刀好歹算一件武器。我们走进庙门时还是满天星斗,不一会儿天却阴下来,而且起了风。我们在侧殿的台阶上蹲着,挤成一堆儿,不敢动也不敢大声说话,荒草摇摇,老树沙沙,月亮在云中一跳一跳地走。有人说想回家去撒泡尿。有人说撒尿你就到那边撒去呗。有人说别的倒也不怕,就怕是要下雨了。有人说下雨也不怕,就怕一下雨家里人该着急了。有人说一下雨蛇先出来,然后指不定还有什么呢。那个想撒尿的开始发抖,说不光想撒尿这会儿又想屙屎,可惜没带纸。这样,大家渐渐地都有了便意,说憋屎憋尿是要生病的,有个人老是憋屎憋尿后来就变成了罗锅儿。大家惊诧道:是吗?那就不如都回家上厕所吧。可是第二天,那个最先要上厕所的成了惟一要上厕所的,大家都埋怨他,说要不是他我们还会在那儿呆很久,说不定就能捉到蛇,甚至可能看看鬼。
有一天,那庙院里忽然出现了很多暗红色粉末,一堆堆像小山似的,不知道是什么,也想不通到底何用。那粉末又干又轻,一脚踩上去“噗”的一声到处飞扬,而且从此鞋就变成暗红色,再也别想洗干净。又过了几天,庙里来了一些人,整天在那暗红色的粉末里折腾,于是一个个都变成暗红色不说,庙墙和台阶也都变成暗红色,荒草和老树也都变成暗红色,那粉末随风而走或顺水而流,不久,半条胡同都变成了暗红色。随后,庙门前挂出了一块招牌:有色金属加工厂。从此游戏的地方没有了,蛇和鬼不知迁徙何方,荒草被锄净,老树被伐倒,只剩下一团暗红色满天满地逐日壮大。再后来,庙堂也拆了,庙墙也拆了,盖起了一座轰轰烈烈的大厂房。那条胡同也改了名字,以后出生的人会以为那儿从来没有过庙。
我的小学,校园本也是一座庙,准确说是一座大庙的一部分。大庙叫柏林寺,里面有很多合抱粗的柏树。有风的时候,老柏树浓密而深沉的响声一浪一浪,传遍校园,传进教室,使吵闹的孩子也不由得安静下来,使朗朗的读书声时而飞扬时而沉落,使得上课和下课的铃声飘忽而悠扬。
摇铃的老头儿,据说曾经就是这庙中的和尚,庙既改作学校,他便还俗做了这儿的看门人,看门兼而摇铃。老头儿极和蔼,随你怎样摸他的红鼻头和光脑袋他都不恼,看见你不快活他甚至会低下头来给你,说:想摸摸吗?孩子们都愿意到传达室去玩,挤在他的床上,挤得密不透风,没大没小地跟他说笑。上课或下课的时间到了,他摇起铜铃,不紧不慢地在所有的窗廊下走过,目不旁顾,一路都不改变姿势。丁当丁当枣丁当丁当枣那铃声在风中飘摇,在校园回荡,在阳光里漫散开去,在所有孩子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那铃声,上课时摇得紧张,下课时摇得舒畅,但无论紧张还是舒畅都比后来的电铃有味道,浪漫,多情,仿佛知道你的惧怕和盼望。
但有一天那铃声忽然消失,摇铃的老人也不见了,听说是回他的农村老家去了。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他仍在悄悄地烧香念佛,而一个崭新的时代应该是无神论的时代。孩子们再走进校门时,看见那铜铃还在窗前,但物是人非,传达室里端坐着一名严厉的老太太。老太太可不让孩子们在她的办公重地胡闹。上课和下课,老太太只在按钮上轻轻一点,电铃于是“哇枣哇”地响起来,不分青红皂白,把整个校园都吓得仿佛昏眩。在那近乎残酷的声音里,孩子们懂得了怀念:以往的铃声,它到哪儿去了?惟有一点是确定的,它随着记忆走进了未来。在它飘逝多年之后,在梦中,我常常又听见它,听见它的飘忽与悠扬,看见那摇铃老人沉着的步伐,在他一无改变的面容中惊醒。那铃声中是否早已埋藏下未来,早已知道在它飘逝之后的事情呢?
多年以后,我21岁,插队回来,找不到工作,等了很久还是找不到,就进了一个街道生产组。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几间老屋尘灰满面,我在那儿一干7年,在仿古的家具上画些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每月所得可以糊口。那生产组就在柏林寺的南墙外面。其时,柏林寺已改作北京图书馆的一处书库。我和几个同是待业的小兄弟常常就在那面红墙下干活儿。老屋里昏暗而且无聊,我们就到外面去,一边干活儿一边观望街景,看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时间似乎就轻快了许多。早晨,上班去的人们骑着车,车后架上夹着饭盒,一路吹着口哨,按响车铃,单那姿态就令人羡慕。上班的人流过后,零零散散地有一些人向柏林寺的大门走来,多半提个皮包,进门时亮一亮证件,也不管守门人看不看得清楚便大步朝里面去,那气派更是让人不由得仰望了。并非什么人都可以到那儿去借书和查阅的,小d说得是教授或者局级才行。“你知道?”“废话!”小d重感觉不重证据。小d比我小几岁,因为小儿麻痹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3厘米,中学一毕业就到了这个生产组。很多招工单位也是重感觉不重证据,小d其实什么都能干。我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面庙墙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太阳便知此刻何时。一辆串街的杂货车,“油盐酱醋花椒大料洗衣粉”一路喊过来,是上午9点。收买废品的三轮车来时,大约10点。磨剪子磨刀的老头儿总是星期三到,瞄准生产组旁边的一家小饭馆,“磨剪子来嘿枣抢菜刀枣!”声音十分洪亮;大家都说他真是糟蹋了,干吗不去唱戏?下午3点,必有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出现,一个牵定一个的衣襟,咿咿呀呀地唱着,以为不经意走进的这个人间将会多么美好,鲜艳的衣裳彩虹一样地闪烁,再彩虹一样地消失。四五点钟,常有一辆囚车从我们面前开过,离柏林寺不远有一座着名的监狱,据说专门收容小偷。有个叫小德子的,十七八岁没爹没妈,曾经和我们一起在生产组干过。这小子能吃,有一回生产组不知惹了什么麻烦要请人吃饭,吃客们走后,折箩足足一脸盆,小德子买了一瓶啤酒,坐在火炉前稀里呼噜只用了半小时脸盆就见了底。但是有一天小德子忽然失踪,生产组的大妈大婶们四处打听,才知那小子在外面行窃被逮住了。以后的很多天,我们加倍地注意天黑前那辆囚车,看看里面有没有他;囚车呼啸而过,大家一齐喊“小德子!小德子!”小德子还有一个月工资未及领取。
那时,我仍然没头没脑地相信,最好还是要有一份正式工作,倘能进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一生便有了依靠。母亲陪我一起去劳动局申请。我记得那地方廊回路转的,庭院深深,大约曾经也是一座庙。什么申请呀,简直就像去赔礼道歉,一进门母亲先就满脸堆笑,战战兢兢,然后不管抓住一个什么人,就把她的儿子介绍一遍,保证说这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孩子其实仍可胜任很多工作。那些人自然是满口官腔,母亲跑了前院跑后院,从这屋被支使到那屋。我那时年轻气盛,没那么多好听的话献给他们。最后出来一位负责同志,有理有据地给了我们回答:“慢慢再等一等吧,全须儿全尾儿的我们这还分配不过来呢!”此后我不再去找他们了。再也不去。但是母亲,直到她去世之前还在一趟一趟地往那儿跑,去之前什么都不说,疲惫地回来时再向她愤怒的儿子赔不是。我便也不再说什么,但我知道她还会去的,她会在两个星期内重新积累起足够的希望。
我在一篇名为《合欢树》的散文中写过,母亲就是在去为我找工作的路上,在一棵大树下,挖回一棵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越长越大,其实是一棵合欢树。
大约1979年夏天,某一日,我们正坐在那庙墙下吃午饭,不知从哪儿忽然走来了两个缁衣落发的和尚,一老一少仿佛飘然而至。“哟?”大家停止吞咽,目光一齐追随他们。他们边走边谈,眉目清朗,步履轻捷,颦笑之间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空阔甚至是虚拟了。或许是我们的紧张被他们发现,走过我们面前时他们特意地颔首微。这一下,让我想起了久违的童年。然后,仍然是那样,他们悄然地走远,像多年以前一样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不是柏林寺要恢复了吧?”
“没听说呀?”
“不会。那得多大动静呀,咱能不知道?”
“八成是北边的净土寺,那儿的房子早就翻修呢。”
“没错儿,净土寺!”小d说,“前天我瞧见那儿的庙门油漆一新我还说这是要干吗呢。”
大家愣愣地朝北边望。侧耳听时,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声音传来。这时我才忽然想到,庙,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年了。消失了,或者封闭了,连同那可以眺望的另一种地方。
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时代结束了。
傍晚,我独自摇着轮椅去找那小庙。我并不明确为什么要去找它,也许只是为了找回童年的某种感觉?总之,我忽然想念起庙,想念起庙堂的屋檐、石阶、门廊,月夜下庙院的幽静与空荒,香缕细细地飘升、破碎。我想念起庙的形式。我由衷地想念那令人犹豫的音乐,也许是那样的犹豫,终于符合了我的已经不太年轻的生命。然而,其实,我并不是多么喜欢那样的音乐。那音乐,想一想也依然令人压抑、惶恐、胆战心惊。但以我已经走过的岁月,我不由得回想,不由得眺望,不由得从那音乐的压力之中听见另一种存在了。我并不喜欢它,譬如不能像喜欢生一样地喜欢死。但是要有它。人的心中,先天就埋藏了对它的响应。响应,什么样的响应呢?在我(这个生性愚顽的孩子),那永远不会是成就圆满的欣喜,恰恰相反,是残缺明确地显露。眺望越是美好,越是看见自己的丑弱,越是无边,越看到限制。神在何处?以我的愚顽,怎么也想象不出一个无苦无忧的极乐之地。设若确有那样的极乐之地,设若有福的人果真到了那里,然后呢?我总是这样想:然后再往哪儿去呢?心如死水还是再有什么心愿?无论再往哪儿去吧,都说明此地并非圆满。丑弱的人和圆满的神,之间,是信者永远的路。这样,我听见,那犹豫的音乐是提醒着一件事: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这大约就是佛之慈悲的那一个悲字。慈呢,便是在这一条无尽无休的路上行走,所要有的持念。
没有了庙的时代结束了。紧跟着,另一个时代到来了,风风火火。北京城内外的一些有名的寺庙相继修葺一新,重新开放。但那更像是寺庙变成公园的开始,人们到那儿去多是游览,于是要收门票,票价不菲。香火重新旺盛起来。但是有些异样。人们大把大把地烧香,整簇整簇的香投入香炉,火光熊熊,烟气熏蒸,人们衷心地跪拜,祈求升迁,祈求福寿,消灾避难,财运亨通……倘今生难为,可于来世兑现,总之祈求佛祖全面的优待。庙,消失多年,回来时已经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地方了,再没有什么犹豫。
在那样的年月里,我遇见过一个老人,不是在庙宇寺观,是在一面墙下。我曾在《墙下短记》一文中写过,那是在一座古园。一个冬夜,大雪之后,恶劣的心情把我引去那里,引去那寂寞的老墙下面……月光朦胧,车轮吱吱唧唧轧着雪路,是园中惟一的声响。这么走着,听见一缕悠沉的箫声远远传来,在老柏树摇落的雪雾中似有似无,尚不能识别那曲调时已觉其悠沉之音恰好碰住我的心绪。侧耳屏息,听出是《苏武牧羊》。曲终,心里正有些凄怆,忽觉墙影里一动,才发现一个老人背壁盘腿端坐在石凳上,黑衣白发,有些玄虚。雪地和月光,安静得也似非凡。竹箫又响,还是那首流放绝地、哀而不死的咏颂。原来箫声并不传自远处,就在那老人唇边。也许是气力不济,也许是这古曲一路至今光阴坎坷,箫声若断若续并不高亢,老人颤颤的吐纳之声亦可悉闻。一曲又尽,老人把箫管轻横腿上,双手摊放膝头,看不清他是否闭目。我惊诧而至感激,以为是天喻或是神来引领,一遍遍听那箫声和箫声断处的空寂……听出那箫声是唱着“接受”。接受天命的限制,接受残缺,接受,接受墙的存在。
1996年春天,我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很远的地方,地球另一面,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天傍晚,会议结束,我和妻子在街上走,一阵钟声把我们引进了一座小教堂(庙)。那儿有很多教堂,清澈的阳光里总能听见飘扬的钟声。那钟声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家附近有一座教堂,我站在院子里,最多两岁,刚刚从虚无中睁开眼睛,尚未见到外面的世界先就听见了它的声音,清朗、悠远、沉稳,仿佛响自天上。此钟声是否彼钟声呢?当然,我知道,中间隔了八千公里并四十几年。我和妻子走进那小教堂,在那儿拍照,大声说笑,东张西望,毫不吝惜地按动快门……这时,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朝向耶稣的雕像(后来,在洗印出来的照片中,在我和妻子身后,我又看见了她)。她的眉间似有些愁苦,但双手放松地摊开在膝头,心情又似非常沉静,对我们的喧哗一无觉察,或者是我们的喧哗一点也不能搅扰她。我心里忽然颤抖枣那一瞬间,我以为我看见了我的母亲。
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的黑夜里重复一回:母亲,她并没有死,她只是深深地失望了,对我,或者尤其对这个世界,完全地失望了,困苦的灵魂无处诉告,无以支持,因而她走了,离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不再回来。在梦中,我绝望地哭喊,心里怨她:“我理解你的失望,我理解你的离开,但你总要捎个信儿来呀,你不知道我们会牵挂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吗?”但就连这样的话也无从说给她,只知道她在很远的地方,并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儿。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驱之不去,我便在醒来时、在白日的梦里为它作一个续:母亲,她的灵魂并未消散,她在幽冥之中注视我并保佑了我多年,直等到我的眺望在幽冥中与她会合,她才放了心,重新投生别处,投生在一个灵魂有所诉告的地方了。
我希望,我把这个梦写出来,()我的黑夜从此也有了皈依了。
1999年6月15日二稿完
史铁生: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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