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狼山脚下

　　：狼山脚下

　　狼山在南通县境内，并不高，也并不美。我去狼山，是冲着它的名字去的。

　　在富庶平展的江淮平原上，各处风景大多都顶着一个文绉绉的名称。历代文士为起名字真是绞尽了脑汁，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中一门独特的学问。《红楼梦》中贾政要贾宝玉和一群清客为新建的大观园中各种景致起名题匾，闹得紧张万分，其实，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干过这种营生。再贫陋的所在，只要想一个秀雅的名称出来，也会顿生风光。名号便是一切，实质可以忽略不计，这便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毛病之一。记得说过，只要翻开任何一部县志，总能找到该县的八景或十景，实在没有景致了，也可想出“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的名目，于是，一个荒村，一所破庙，一口老并，也都成了名胜。这个县，立即变得古风蕴藉、文气沛然，不必再有长进。鲁迅激愤地说，这种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不在亡国病菌之下。

　　我愿意把事情说得平和一点。起点名字本也无妨，便于人们寻访和辨认，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自然的最美处，正在于人的思维和文字难于框范的部分。让它们留住一点虎虎生气，交给人们一点生涩和敬畏，远比抱着一部《康熙字典》把它们一一收纳，有意思得多。

　　早就这么想着，突然看到千里沃野间愣头愣脑冒出一座狼山，不禁精神一振。这个名字，野拙而狞厉，像故意要与江淮文明开一个玩笑。

　　起这个名的由头，有人说是因为山形像狼，有人说是因为很早以前这里曾有白狼出没。不管什么原因吧，我只知道，就在很早以前，人们已受不住这个名字。宋代淳化年间，当地官僚终于把它改成“琅山”。幸亏后来又被改了回来，如果仍叫琅山，那多没劲。

　　狼山蹲在长江边上。长江走了那么远的路，到这里快走完了，即将入海。江面在这里变得非常宽阔，渺渺茫茫看不到对岸。长江一路上曾穿过多少崇山峻岭，在这里划一个小小的句点。狼山对于长江，是欢送，是告别，它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的不羁野性，因而把自己的名字也喊得粗鲁非凡。

　　狼山才100多米高，实在是山中小弟，但人们一旦登上山顶，看到南边脚下是浩荡江流，北边眼底是无垠平川，东边远处是迷朦的大海，立即会觉得自己是在俯视着大半个世界。狼山没有云遮雾障的仙气，没有松石笔立的风骨，只有开阔和实在。造物主在这里不再布置奇巧的花样，让你明明净净地鸟瞰一下现实世界的寻常模样。

　　我想，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

　　游玩狼山不消很多时间，我倒是在山脚下盘桓长久。那里有一些文人的遗迹，使小小的狼山加重了分量，使万里长江在入海前再发一声浩叹。

　　狼山东麓有“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墓。恕我孤陋寡闻，我原先并不知道他的墓在这里。那天，随着稀疏的几个游人，信步漫走，突然看到一座冷僻的坟去，墓碑上赫然刻着五字：“唐骆宾王墓”。历史名人的墓见过不少，但一见他的墓，我不由大吃一惊。

　　略知唐代文事的人都能理解我的吃惊。骆宾王的归宿，历来是一个玄秘的谜。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位据说早在幼年就能赋诗的文学天才投笔从戎，帮助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写过一篇着名的《讨武曌檄》，雄文劲采，痛快淋漓。连武则天读了，也惊叹不已。徐敬业终于失败，骆宾王便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已经被杀，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都没有确实凭据。他像一颗瞬息即逝的彗星，引得人们长久地关注着他的去路。怎么，猜测了1000多年，他竟躲在这里？

　　对于骆宾王的归宿，我倾向于做和尚一说。当然拿不出考证材料，全是被早年听到过的一个故事感染的。

　　这个故事说，在骆宾王事败失踪后的许多年，一天，一位叫来之间的诗人到杭州灵隐寺游览。夜间，他就借宿在灵隐寺里。宋之问看着月色下寂静的寺院，寺前黑黝黝的奇峰，产生了写诗的冲动。他沉思再三，吟出了这样两句：“鹫岭郁迢峣，龙宫隐寂寥。”下面呢？他一时滞塞，怎么也接不上去了，只是苦苦在殿阈间徘徊，不断地重复着这两句，不知不觉间步进了一个禅堂。

　　突然，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从耳边响起：“这位少年，深夜不眠，还在作诗？”宋之间连忙抬头，只见一位须眉皓齿的老僧正在上方端坐，抖抖瑟瑟的长明灯把他的身影照得十分巨大。

　　宋之问心想僧侣中不乏诗中高手，便把已作的两句读给他听，并说自己正诗思枯塞。老憎听罢，立即嘡声说道：“何不接这样两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宋之问一听着实一惊，这是多好的啊，远远高出于自己的水平！他在惶惑中赶紧谢别，后面的诗句也就源源而来。他这首诗的全文是这样的：

　　鹫岭郁迢峣，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们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落花更发，冰轻叶未凋。风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看君度石桥。

　　方家一眼就可看出，这是一首平庸之作，总体诗格不高，宋之问毕竟只是一个小诗人。但是，“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两句，确实器宇不凡，在全诗中很觉触目。

　　宋之问第二天醒来，想起昨夜遭遇，似梦似真。赶到禅堂一看，早已空寂无人。找到一个正在扫地的小和尚，死缠死磨地问了半天，小和尚才把嘴凑到他的耳朵边轻声告诉他：“这就是骆宾王！今天一早，他又到别处云游去了。”

　　这个故事很能使得后代文人神迷心醉。这位从乱军中逃命出来的文学天才躲进了禅堂，在佛号经卷间打发着漫长的岁月，直至须发俱白。但是，艺术的天分并未因此而圆寂，勃郁的诗情一有机遇就会随口喷出。政事、兵刀、讨伐、败灭阻遏了他的创造，只落得这位名播九州的巨子隐名埋姓、东奔西藏。中国文学史在战乱中断了一截，在禅堂中毁了几章。留下了数不清的宋之问，在写写弄弄，吟吟唱唱。

　　更有魅力的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宋之问那夜遇到的，很可能是另一位大诗人。如果是这样，那末，故事中的骆宾王就成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天才的“共名”。

　　但是，我们仍然不妨设想，骆宾王自觉那夜因一时莽撞漏了嘴。第二天一早又踏上了新的旅程。年老体衰走不得远路了，行行止止，最后选中了长江和狼山，静静地在那里终结了波涌浪卷的一生。我相信，文学大师临江而立时所产生的文思是极其灿烂的，但他不愿再像那天晚上随口吐露，只留下让人疑惑的一座孤坟。坟近长江入海处，这或许正是他全部文思的一种凝聚，一种表征。

　　据《通州志》记载，骆宾王的墓确实在这里，只不过与现在的坟地还有一点距离。240多年前，人们在一个叫黄泥口的地方发现一坏浸水的黄土，掘得石碑半截，上有残损的“唐骆”二字，证之《通州志》，判定这便是文学大师的丧葬之地。于是稍作迁移，让它近傍狼山，以便游观凭吊。

　　骆宾王《讨武曌檄》中有着名的两句：“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他当然不是在预言自己，但是这两句又颇近预言，借了来，很可描述中国文人的神秘命运。

　　狼山脚下还有另一座墓，气派大得多了，墓主是清末状元张謇。

　　张春中状元是1894年，离1905年中国正式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只有10年，因此，他也是终结性的人物之一，就像终结长江的狼山。

　　中国科举，是历代知识分子恨之咒之、而又求之依之的一脉长流。中国文人生命史上的升沉荣辱，大多与它相关。一切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对这项制度都十分重视。《唐摭言》记，唐太宗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级行而出，曾高兴地说：“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期望，就是通过科举的桥梁抵达帝王的“彀中”。骆宾王所讨伐的武则天也很看重科举，还亲自在洛城殿考试举人。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欲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可以设想，要是骆宾工讨伐武则天了，只要新的帝王不废弃科举，中国文人的群体性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观。

　　这事情，拖拖拉拉千余年，直到张謇才临近了结。张謇中状元时41岁，已经感受到大量与科举制度全然背道的历史信息。他实在不错，绝不做“状元”名号的殉葬品，站在万人羡慕的顶端上极目了望，他看到了大海的湛蓝。

　　只有在南通，在狼山，才望得到木海。只有在长江边上，才能构成对大海的渴念。面壁数十载的双眼已经有点昏花，但作为一个纯正的文人，他毕竟看到了世纪的暖风在远处吹拂，新时代的文明五光十色，强胜弱灭。

　　我们记得，如果那个故事成立，千年前的骆宾王随口吐出过“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诗句；如果是宋之问自己写的，或者是别的诗人帮着写的，也同样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对大海的依稀企盼。这番千古幽情，现在要由张骞来实现了。他正站在狼山山顶，山顶上，有一幅石刻：

　　登高一呼，山鸣谷应；

　　举目四顾，海阔天空

　　于是，他下得山来，着手办纱厂、油厂、冶铁厂、垦牧公司、轮埠公司，又办师范、职业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场、医院、气象台，把狼山脚下搞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这一宏伟实验的种种遗址。

　　一个状元，风风火火地办成了这一大串事，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的Paradox——我只能动用这个很难翻译的英语词汇了，义近反论、悻论、佯谬吧。其实，骆宾王身上也有明显的Paradox的，出现在他的文事与政举之间；不同的是，张謇的Paradox受到了大时代的许诺，他终于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着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

　　张謇的事业未能彻底成功。他的力量不大，登高一呼未必山鸣谷应；他的眼光有限，举目四顾也不能穷尽海阔天空。他还是被近代中国的政治风波、经济旋涡所淹没，狼山脚下的文明局面，未能大幅度向四周伸拓。但是，他总的来说还应该算是成功者，他的墓地宽大而堂皇，树影茂密，花卉绚丽，真会让一抔黄土之下的骆宾王羡煞。

　　不管怎样，长江经过狼山，该入()海了。

　　狼山离入海口还有一点距离，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上海，比张春经营的南通更走向现代，更逼近大海。在上海，现代中国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和考验。

　　如果有谁气吐万汇，要跨时代地写一部中国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诗，那末我想，这部史诗比较合适的终结地应该是上海。那里，每天出现着《子夜》式的风化，处处可闻张爱玲式的惋叹。最后一代传统文人，终于在街市间消亡。

　　汽笛声声，海船来了又去了，来去都是满载。狼山脚下的江流，也随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向上海，奔向大海。

　　汽笛声声，惊破了沿途无数坟地的宁静。

　　：西湖梦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折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酉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就像一个立体模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日日通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

　　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

　　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的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跨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游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抓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干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许正是为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到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风波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景点，景点，总是景点。

　　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凤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他们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来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20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干古绝唱。中国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把隐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位太守，更是一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哪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只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

　　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塘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竟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美丽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遗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并不因此而郁愤自戕，而是从对情的执着大踏步地迈向对美的执着。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19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依我看，她比茶花女活得更为潇洒。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为了一个负心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帖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换，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妓女生涯当然是不值得赞颂的，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所接纳的另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真人，因此在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一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把湖水、断桥、雷峰塔奉献给她。在这一点上，西湖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别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基础命题的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烦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还有一块平实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间，还有一种寻常的动物：人。她的全部灾难，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饰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没有为它留出多少笔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拼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许仙，许仙的木讷和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贵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这种寂寞，是她的悲剧，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间的悲剧。可怜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唤人而不能见容，在人间呼唤人也得不到回应。但是，她是决不会舍弃许仙的，是他，使她想的欲求变成了现实，她不愿去寻找一个超凡脱俗即已离异了普通状态的人。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她认了，甘愿为了他去万里迢迢盗仙草，甘愿为了他在水漫金山时殊死拼搏。一切都是为了卫护住她刚刚抓住一半的那个“人”字。

　　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无惧于死，更何惧于镇？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1924年9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这或许能证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较量，关系着中国精神文化的决裂和更新？为此，即便明智如鲁迅，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深深沉浸。

　　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秋风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看。据说很不好看，这是意料中的，但总要去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