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上）（中）（下）原文和翻译

　　《过秦论》（上）原文：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瘳、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鉏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过秦论》（上）译文：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借以窥视周王室（的权力），有席卷天下、征服九州、横扫四海的意图和并吞八方荒远之地的雄心。在那时候，（有）商君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大兴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山东诸侯自相争斗。这样，秦人毫不费力地夺取了西河之外的土地。

　　孝公死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先后）继承已有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攻取汉中，向西吞并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盘，向北占领要害的郡邑。诸侯恐慌害怕，开会结盟，谋求削弱秦国的办法。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致天下的优秀人才，订立合纵盟约，结成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事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很宽厚，对贤能之士很敬重，（他们）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结成联军。在这时，六国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为各国）沟通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以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开往函谷关去攻打秦国。秦人大开关门引敌深入，九国的军队（却）迟疑起来，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丢失一支箭那样的消耗，天下的诸侯（却）已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了。这样一来，纵约解散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富余的力量利用对方弱点来制服他们，追赶（九国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血流（成河），大盾牌也漂浮得起。（秦人）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屈服，弱国（按时）入秦朝拜。待到孝文王、庄襄王依次继位，他们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没有什么大事。

　　到始皇的时候，他大大地发展了前六代君主的功业，挥舞着长鞭来驾驭全中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最尊贵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种种刑具来迫害全国人民，威风震慑四海。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性命听凭秦的下级官吏处理。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守卫边境，击退匈奴七百多里；胡人（再）不敢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为的是使百姓变得愚蠢；毁坏著名的城邑，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去掉刀刃和箭头，用来铸成十二个金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踏上华山修城墙，借用黄河做护城河，上有亿丈高的城墙，下临不可测量的深渊，作为坚固（的防御工事）。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以为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铜墙铁壁，正是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本站所有文章资源都下载自（）

　　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草绳做户枢的贫家子弟，是氓、隶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滴戍边的卒子；才能不如中等人，并没有孔丘、墨翟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猗顿那样富有。（他）脐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砍下树木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人如同云一样聚集起来，回声似的应和他，都带着粮食，影子似地跟着他。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事，消灭了秦的家族。

　　可以断言，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并不是弱小得（无力抵抗），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还是从前那个样子。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尊贵；锄头木棍并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滴戍边的卒子的（作战能力）并不比九国部队更强；（至于）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策略，（陈涉）也比不上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山东诸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那简直是天渊之别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区区之地，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招致八州的列国诸侯来朝拜自己，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然后将天下作为一家私产，用崤山、函谷关作为宫墙；一个戍卒发难就毁掉了天子七庙，皇子皇孙都死在人家手里，被天下人耻笑，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不施行仁义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贤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国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挨饿受冻，并不是他能种出粮食给老百姓吃，织出布帛给老百姓穿，而是他有能替老百姓开辟财源的办法。所以尧、禹的时候有过九年水灾，汤的时候有过七年旱灾，可是国家没有被遗弃和因为饥饿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事先早有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和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的时候，加上没有几年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禹、汤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土地还有利用的潜力，老百姓中还有未被开发出来的劳动力，可以生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完全开垦出来，山林水泽的资源没有完全利用起来，社会上还有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人民还没有全部去从事耕种。

　　老百姓生活贫困，就会出现作坏事的。他们生活贫困是由于口粮不够，口粮不够是由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生产，便不会在农村安家。不在农村安家，便会轻易离开家乡。老百姓象鸟兽一样四处谋生，即使有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严格的法律，很重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一定是轻暖的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不一定是美好的食物才吃。人在饥寒的时候，就不顾廉耻了。人们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添做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弄不到吃的，身子冷弄不到衣服穿，就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她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赋税，扩充积蓄，用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因此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老百姓的去留，在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追逐利益如同水朝低处流一样，东南西北，不选择方向。珠宝、玉石、金银，饿了是不能吃的，冷了是不能当衣穿的，但是很多人都把它看得很珍贵，这是因为君主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作为财物，轻、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里拿着，走遍全国也不担心受冻挨饿。这样便使臣子轻易背叛君主，使老百姓轻易地离开他的家乡，使盗贼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可以很轻便地带着生活费用。粟米布帛出产在地里，在一定的时候生长，积聚在一起，要依靠人力，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这些几石重的东西，一般人拿不动，不是坏人所贪图的，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把金玉看得很贱。

　　现在一个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他家服役的人不会少于二人，他们能耕种的田不会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田收的粮食不会超过一百石。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收藏，砍柴禾，修建官府的建筑物，服劳役；做这些事春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不能躲避阴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候；又有个人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养育小孩等等费用都出在里面。象这样辛勤劳苦，还遭受水旱灾害和官府残酷的压榨，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候，早上发出命令，晚上就要得到钱粮。在准备纳税时，手头有粮的，就把粮半价卖出去，手头没有钱粮的只能出加倍的利息向人借钱完税。于是产生了靠卖田卖屋、卖子孙来还债的情况。可是大商人却屯积货物，追求加倍的利润，小商人开设店铺，贩卖货物，他们控制着稀有的货物和余财，天天在都市里走来走去，乘着政府急需的机会，加倍提高物价。所以他们男的不从事农业生产，女的不养蚕织布，但穿的总是华美的锦绣，吃的总是精美的食物，没有经历过农民种田的痛苦，却占有地里出的农产品。凭着财物很多，他们交接王侯，势力比官僚还大，相互争夺利益；还到处游玩，途中彼此能望见对方的帽子和车盖，他们乘着坚固的车子、赶着肥壮的马，脚穿丝鞋、身上拖着丝织的长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因。现在法律上轻视商人，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了；法律上尊重农民，可是农民已经处于贫困、卑贱的境地了。所以一般人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商人；官吏所轻视的，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农民。上下相反，喜欢和讨厌的态度相互抵触，这样希望国家富强、法制建全，是不能实现的。

　　现在的事情，没有什么事能比使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要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就要在老百姓当中，采取把粮食作为奖赏和惩罚的手段。现在需要号召全国人民把粮食献给政府，使献粮的人能得到爵位，可以免去罪刑。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也分散了。能够献出粮食得到爵位的人，都是家有余粮的。从有余粮的人手中得到一些粮食，供政府使用，那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补不足，命令一出，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样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增加的好处有三点：一是政府需用的物资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田赋少了，三是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现在法令规定：老百姓有出一匹拉战车的马的，可以免除三人服兵役。车骑，这是国家的军备，所以给献它的人免除兵役。神农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城墙，百步长的注满沸水的护城河，以及百万武装部队，可是没有粮食，还是不能守住。”从这看得出来，粮食，是对于君王大有用途的东西，重视粮食是政事中带根本性的大事。教老百姓交纳粮食，授予他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只不过免除一个人的兵役、劳役罢了。这出粮食和出战马相比，功用就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主专有的东西，皇帝一开口，就可以没有穷尽地授给人爵位。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出在地里也没有穷尽。而得到高的爵位和免除罪刑，是人们十分向往的事。让天下的人将粮食送到边地，用这来得到爵位、免除罪刑，不超过三年，边防地区的粮食就一定会多起来。

　　《过秦论》（下）

　　秦朝兼并了诸侯，山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把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纵横驰骋天下，所向无敌。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销不封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山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得此机会，就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大臣们不可信用，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山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个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山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未居王位者的德行。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必定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那么凭着能对大国发号施令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挽救败亡的策略错误啊。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柔弱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

　　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所以历时长久，国家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