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我的茹尔叔

　　莫泊桑：我的茹尔叔

　　写给阿启勒·培努韦尔

　　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儿向我们要求布施。我的同学约瑟甫·达勿朗诗给了他一枚值五个金法郎的银币。我吃惊了。他向我说了这样一件故事：

　　这个可怜的人使我记起了一个故事，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听我说吧。

　　我家庭原是住在勒阿弗尔的，并不富裕。靠大家想法子应付罢了，没有旁的办法。父亲在外工作，定要到天晚才从办公室回家，而收入并没有什么大了不得。当时我还有两个姊姊。

　　我母亲因为我们生活得不宽裕很感痛苦，时常找着好些尖刻的话，好些遮遮掩掩的和不顾信义的闲话去对付我的父亲。这位可怜的丈夫当时有一个教我伤心的手势。他每每张开手掌搁在额头上，俨然是去擦汗一般，可是汗呢，并没有，而且他绝不答辩。我感到他的懦弱的痛苦了。大家尤其注意节约，从来不接受邀请去吃一顿夜饭，为的是免得回请；家里买的食品之类全是大减价的东西，种种陈货。姊姊们的裙袍全是自家缝的，为了三个铜元一公尺的滚条，也要在价格上商量好久。我们通常的食品仅仅是浓汤和牛肉杂烩。那仿佛是有益卫生的和滋补的，不过我宁愿吃旁的东西。

　　为了我失落了钮扣和撕破了裤子、他们就对我大嚷大闹。不过每逢星期日，我们就打扮得齐齐整整到港口的防波堤上去走一遭。父亲，穿上方襟大礼服，戴上丝光高帽子，套上手套，伸起胳膊给母亲挽着，母亲插戴得花花绿绿像是一艘过盛节的海船挂着各种旗子。姊姊都是早已打扮停当，专心等候出发的信号，不过，到了最后的那一刹那，总有人在家长的方襟大礼服上头发见了一处油迹，于是不得不赶忙用一块浸着汽油的破布头儿去擦掉它。

　　我父亲依旧把丝光高帽顶在头上，大礼服是脱下了的。露出两只被衬衣袖子笼着的胳膊，去等候旁人把油迹擦干净，这时候，我母亲戴好那副近光眼镜，并且脱下了那双手套，免得弄脏，忙个不住。

　　大家礼貌彬彬地上路了。姊姊们彼此挽着胳膊在前面走。她们都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当时父母们都要教她们在城里露露脸。我靠住母亲的左边，她的右边由父亲护卫。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可怜的父母在星期日散步之中的庄严气概，他们脸上的严肃，他们态度上的正经。他们挺直了脊梁，伸直了腿子，郑重地走，仿佛一桩极端重要的事件要靠着他们的这种态度才能完成一样。

　　每逢星期日看见那些从陌生的远地方回来的大海船，父亲始终毫不变更地说着同样的话：“哈！倘若茹尔就在那里面，那是何等惊人的喜事啊！”我的茹尔叔，父亲的兄弟，当初全家都对他躲避不及，而那时算是家庭里的唯一希望了。我自从童年时代就听见大家谈到他，我对他是那么熟识，所以我仿佛一见面就认得出他。他在动身到美洲那天以前的一切详细情形，我统统知道，尽管大家只轻轻地谈着他人生中的那一个时期。

　　他像是曾经有过一种不良的品行，这就是说他曾经吃空了一些儿银钱。对于贫穷的家庭这就是莫大的罪状了。在富有的家庭里，一个寻快乐的人做些糊涂事情，那就被旁人在微笑之中称呼他做花花公子。在日用短缺的家庭里，若是一个孩子强迫父母消耗了本钱，必然变成一个坏人，一个光棍，一个游荡子弟！

　　即令事实是同样的，而这种分别始终算正确的，因为只有结局才能够判别行为的严重程度。

　　总而言之，茹尔叔在吃光他自己那一份遗产之后，此外还大大地减少了我父亲可以得到的遗产。

　　旁人如同当年的惯例一样，教他搭上一艘从勒阿弗尔到纽约的商船到美洲去了。

　　一到那地方，茹尔叔就做了商人，不过什么行业，我们却不知道，并且他不久曾经写信回来，说自己赚了点儿钱，希望能够补偿他从前替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在家庭里引起一种深刻的激动了。茹尔，从前有人说他毫无价值，居然一下变成了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心的孩子，一个真正姓达勿朗诗的人，纯洁正直得和所有姓达勿朗诗的一样。

　　此外，一个船长从前告诉过我们，说茹尔叔租了一家大店铺，并且经营一种重要的买卖。

　　两年之后，第二封信来了，他说：“我亲爱的费力卜、我写信给你是为了请你不要记挂我，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做得不坏。明天我动身到南美洲去作一次长期旅行。将来也许有好几年没有消息给你。倘若我没有信来，你不必记挂。一到发了财，我一定回勒阿弗尔。现在希望这是一定不会等得太久，并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舒舒服服一块儿过活……”

　　这封信竟变成了家庭里的《福音书》了。大家时常读着，大家拿给所有的人看。

　　在十年当中，事实上，茹尔叔再也没有消息回来了，不过时间越久，我父亲的希望就越大，后来我母亲也时常说：“将来好心眼儿的茹尔回来之后，我们的景况自然不同了。那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每逢星期日，瞧着那些向天空吐出蛇一样的煤烟的黑壳子大轮船从水平线上走过来，我父亲就重述着他那句永不变动的话：

　　“哈！倘若茹尔就在那里面，那是何等惊人的喜事啊！”并且大家几乎指望看见他扬起一方手帕唤着：“噢嗨！费力卜。”

　　这桩事一定会成为现实，大家盘算过无数的计划：甚至于谈到应当用叔叔的钱在安谷韦尔附近去买一所小的乡村别墅。我不能肯定我父亲对于这个题目绝没有找人商量过。

　　我的大姊当时二十八岁；另一个二十六岁。她们都还没有结婚，而这件事当时对于我们是一个忧闷。

　　终于有一个想求婚的人被介绍给二姊了。是一个机关里的职员，不是富人，然而是正派的。我素来相信茹尔叔的那封信，某一天晚上我拿出来给那个青年瞧，居然使得他停止了种种游移而下决心求婚了。

　　大家连忙接受了他的要求，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以后，全家一同到哲西岛去作一次短期的旅行。

　　对于穷人，哲西岛是个旅行的理想世界。地方不远，坐着一只海船渡过海峡，就到了国外，那个小岛是归英国管的。所以一个法国人经过两小时的航海功夫，就能够看见一个邻国的民族住在他们国内的情形，和研究这个被英国国旗掩护的岛上的风俗，那种风俗真糟糕得如同那些说话率直的人所说的一样。

　　到哲西岛去的那次旅行，变成了我们专心注意的事，我们唯一的期待和我们随时都怀着的。

　　我们终于起程了。我现在还看得见那简直像是昨天的事：轮船在大城码头边生了火，我父亲张皇地监视着我们那三件行李上船，我母亲记挂多端，挽着我那个没有结婚的姊姊的胳膊，仿佛自从另一个姊姊嫁了之后，她就孤单得如同一只伶仃地留在原有的窝里的唯一鸡雏了；在我们的后边，才是那一对老是落在后边的新夫妇，他俩时常弄得我回转头去瞧。汽笛响了。我们都上船了，后来船离开堤岸，在一片平坦得如同翠色的大理石桌面一样的海面上走动了。我们瞧见海岸在那儿跑着，大家都幸运得并且高兴得和世界上不大旅行的人一样。

　　我父亲的大肚子，在他那件当天早上被人仔仔细细拭干净一切油迹的方襟大礼服里边挺着，而他的四周，散布着那阵在寻常出街日子必然闻得见的汽油味儿，这味儿教我认得那是星期日。

　　突然他望见了有两个男搭客正邀请两个时髦的女搭客吃牡蛎。一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用小刀一下撬开了它的壳子交给男搭客们，他们跟着又交给那两个女搭客。她们用一阵优雅的姿态吃起来，一面用一块精美的手帕托起了牡蛎，一面又向前伸着嘴巴免得在裙袍上留下痕迹。随后她们用一个很迅速的小动作喝了牡蛎的汁子，就把壳子扔到了海面去。我父亲无疑地受到那种在一艘开动的海船上吃牡蛎的高雅行为的引诱了。他认为那是好派头，又文雅，又高尚，于是走到了我母亲和我姊姊们身边，一面问：

　　“你们可愿意我请你们吃几个牡蛎吗？”

　　我母亲因为那点儿花费，不免游移起来，但是我的姊姊们却立刻接受了。我母亲用一种阻挠的音调说：

　　“我害怕吃了肚子痛。你只请孩子们吃吧，不过别多吃，否则你会弄得她们生病的。”

　　随后，她又侧转来，对着我说：

　　“至于约瑟，他用不着吃；男孩子们，我们是不该惯他们的。”

　　这样，当时我就留在母亲身边了。认为这种区别是不公道的。我用眼光跟着我父亲，他正庄严地引着他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去找那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

　　那两个女搭客刚刚走开，于是我父亲指点姊姊们应当怎样刷溜地吃，才免得教汁子撒出来；他而且竟想做出一个样子，于是就拿起了一个牡蛎来。正在摹仿那两个女搭客的时候，他一下把汁子统统撒到了自己的方襟大礼服上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母亲喃喃地说：

　　“哎呀，一个人安安静静待着多好。”

　　但是我发见我父亲突然像是心绪不安，他走开了好几步，眼睛盯住了家里那几个绕着牡蛎贩子身边忙着的人，后来突然间，他对着我们走过来了。我觉得他的脸色发白，而且一双眼睛也是异样的。他低声向我母亲说：

　　“这非常古怪，那个牡蛎贩子真像茹尔。”

　　我母亲发呆了，她问：

　　“哪一个茹尔？”

　　我父亲接口道：

　　“就是……我的兄弟……倘若我从前不知道他在美洲有了好地

　　莫泊桑：一场决斗

　　战争结束了，德军暂时仍旧驻在法国，全国张皇得如同一个打败了的角力者压在得胜者的膝头下面一样。

　　从那座精神错乱，饥饿不堪而百般失望的巴黎市里，头几列火车出发了，开向新定的国界去，慢吞吞地穿过好些村落和田园。初次旅行的人都从列车窗口里注视着那些完全成了颓垣败瓦的平原和那些烧光了的小村子。好些普鲁士兵戴着黄铜尖顶的黑铁盔，骑在那些仅存的房子门外的椅子上吸他们的烟斗。另外好些个正在那儿做工或者谈话，俨然像是门内那户人家中间的一员似的。每逢列车在各处城市经过的时候，大家就看见整团整团的德国兵正在广场上操演，尽管有列车轮子的喧闹，但是他们那些发嘎的口令声音竟一阵阵传到了列车里。

　　杜步伊先生在巴黎被围的整个时期中，是一直在城里的国民防护队服务的，现在他剩了列车到瑞士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儿了，在敌人未侵入以前，由于谨慎起见，她母女俩早已到了国外。

　　杜步伊本有一个爱好和平的富商式的大肚子，围城中的饥馑和疲乏却绝没有使它缩小一点儿。从前对于种种骇人的变故，他是用一片悲恸的忍耐心和好些批评人类野蛮行动的牢骚话去忍受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他到了边界上，才第一次看见了好些普鲁士人，虽然从前在寒冷的黑夜里，他也尽过守城和放哨的义务。

　　他现在又生气又害怕地向这些留着胡子带了兵器把法国当老家住着不走的人细看，后来，他心灵上感到了一阵衰弱无力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感到了那种迫切的需要，那种没有离过我们的明哲保身的新本能。

　　在客车的那个车厢里，还有两个来游历的英国人用他们那副宁静而好奇的眼光向着四处注视。这两个人也都是胖子，用他们的本国话谈天，有时候打开了他们的旅行指南高声读着，一面尽力好好儿辨认那些记在书上的地名。

　　忽然，列车在一个小城市的车站上停住了，一个普鲁士军官，在佩刀和客车的两级踏脚板相触的巨大响声里，从车厢的门口上了车。他的高大的身材紧紧裹在军服里，胡子几乎连到了眼角。下颏的长髯红得像是着了火；上唇的长髭须的颜色略微淡些，分别斜着向脸儿的两边翘起，脸儿好像是分成了两截。

　　那两个英国人立刻用满足了好奇心的微笑开始向他端详了，杜步伊先生却假装看报没有去理会。他不自在地坐在一只角儿上，仿佛是一个和保安警察对面坐下的小偷儿。

　　列车又开动了。两个英国人继续谈天，继续寻觅着当日打过仗的确实地点，后来，他们当中有一个忽然举起胳膊向着远处指点一个小镇的时候，那个普鲁士军官伸长了他那双长腿把身子在座位上向后仰着，一面用一种带德国口音的法国话说：

　　“在那个小镇里，我杀死过１２个法国兵。我俘虏过两百多个。”

　　英国人都显得很有兴致，立刻就问：

　　“噢！它叫做什么，那个小镇？”

　　普鲁士军官答道：“法尔司堡。”

　　后来，他又说：

　　“那些法国小子，我狠狠揪他们的耳朵。”

　　后来他瞧着杜步伊先生，一面骄傲地在胡子里露出了笑容来。

　　列车前进着，经过了好些始终被德国兵占住的村子。沿着各处大路或者田地边，站在栅栏拐角上或者酒店门口说话，一眼望过去，几乎全是德国兵。他们正像非洲的蝗虫一样盖住了地面。

　　军官伸出一只手说：

　　“倘若我担任了总司令，我早就攻破了巴黎，那就会什么都烧掉，什么人都杀掉。再不会有法国了！”

　　两个英国人由于礼貌，简单地用英国话答应了一声：“Ａｏｈ！ｙｅｓ！”

　　他却继续往下说道：

　　“２０年后，整个儿欧洲，整个儿，都要属于我们了。普鲁士，比任何国家都强大。”

　　两个担忧的英国人再也不答话了。他们那两副脸儿夹在长髯之间像是蜡做的一样绝无表情。这时候，普鲁士军官开始笑起来。后来，他一直仰着脑袋靠在那里来说俏皮话了。他讥诮那个被人制伏的法国；侮辱那些业已倒在地下的敌人；他讥诮奥地利，往日的战败者；他讥诮法国各州的奋激而无效的抵抗。他讥诮法国那些被征调的国民防护队，那些无用的炮队。他声言俾士麦将要用那些从法国夺来的炮去造一座铁城。末了，他忽然伸出了那双长统马靴靠着杜步伊先生的大腿；这一位却把眼睛避开，连耳朵根都是绯红的了。

　　两个英国人仿佛对什么都是漠不相关的了，俨然一刹那间他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岛国里闭关自守，远离了世界上的种种喧闹。军官抽出了自己的烟斗，眼睁睁地瞧着这个法国人说：

　　“您身上没有带烟吗？”

　　杜步伊先生答道：

　　“没有，先生！”

　　德国人接着说：

　　“等会儿车子停了的时候，我请您去给我买点来。”

　　后来他重新又笑起来了。

　　“我一定给您一份小帐。”

　　列车呜呜地叫了，速度渐渐地减低了。他们在一座被火烧毁了的车站前经过，列车随即便完全停住了。

　　德国人打开了车厢的门，随即抓住了杜步伊先生的胳膊向他说：

　　“您去替我跑腿吧，快点，快点！”

　　有一队普鲁士兵在这车站上驻防。另外又有好些沿着月台上的木栅栏外面站着看。车头已经呜呜地叫起来预备开车了。这时候，杜步伊先生突地向月台上一跳，尽管站长做了好些手势，他连忙跳进这辆客车的一个邻近的车厢里了。他独自一个人了！他解开了坎肩的钮子，心房真跳得厉害，于是又喘着气去擦额上的汗。

　　列车又在另一个站里停住了。那个军官忽然又在杜步伊先生的车厢门口出现并且又进来了，立刻那两个被好奇心驱使的英国人也跟着他都上来了。德国人在法国人的对面坐下，始终带着笑容：

　　“您刚才不肯替我去跑腿。”

　　杜步伊先生回答：

　　“不肯，先生！”

　　列车又开动了。

　　军官说：

　　“那末我剪您的胡子来装我的烟斗吧。”

　　于是他向着他面前的这一位的脸伸过手来。

　　两个英国人始终是镇静自若的，都目不转睛地瞧着。

　　德国人已经抓住了他嘴唇上的一撮胡子拔起来，在这当儿，杜步伊先生只反手一下就托起了德国人的胳膊，抓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推倒在座位上。接着，他气得发狂了，鼓起腮帮子，睁圆着两只冒火的眼睛，一只手始终扼住他的嗓子，另外一只手握成拳头开始愤不可遏地向他脸上打个不住。普鲁士人猛力挣扎了，想去拔自己的刀，想箍住这个压在自己身上的对手。但是杜步伊先生用自己那个大肚子的重量压住了他，并且打着，不住手，不换气，也不管什么地方，老是打着。血出来了，那个嗓子被扼的德国人只是干喘，咬牙切齿，极力想推开那个气得发狂对他乱打的大汉子，但是毫无用处。

　　两个英国人为了看得清楚一些，已经都站起并且走到跟前来了。他们都挺直地站着，满腔的快乐和惊奇，预备从这两个打架的人当中，各选一个来赌胜负。

　　末后，杜步伊先生被这样一个劲的死斗弄乏了，他忽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地重新坐到了原来的座位上。

　　那个普鲁士人由于惊惶和疼痛弄得一直摸不着头脑，所以并没有对杜步伊先生扑过来，后来在缓过气来之后他才说：“倘若您不肯用左轮手枪来和我决斗，我就要宰掉您！”

　　杜步伊先生回答：

　　“只要您愿意。我完全同意。”

　　德国人接着说：

　　“我们立刻就要到斯特拉斯堡了，我可以找两个军官来做公证人，在这趟车子离开斯特拉斯堡以前，我是来得及的。”像火车头一般呼啸的杜步伊先生，向那两个英国人说：

　　“您两位可愿意替我做公证人？”

　　他们俩齐声用英国话回答：

　　“Ａｏｈ！ｙｅｓ！”

　　列车停住了。

　　在一分钟之内，这普鲁士人找到了两个带着左轮手枪而来的同事，于是这一干人证都走到了城墙底下。

　　两个英国人不住地拿出表来看，提快了脚步儿，匆匆地预备一切，他们怕的是耽误时刻，赶不上坐着原车赶路。杜步伊先生从来没有用过手枪。现在却被公证人把他牵到一个和对手相距二十步的地点了。有人问他：

　　“您预备好了吗？”

　　他口里正回答：“预备好了，先生。”眼里却看见了那两个英国人中间的一个已经撑开了雨伞为自己遮住阳光。

　　一道声音发出了命令：“放！”

　　杜步伊先生不等瞄准，信手放了一枪，后来莫名其妙地望见那个站在他对面的普鲁士人摇晃了一两下，接着就伸起了两只胳膊，直挺挺地扑着倒在地下了。他已经打死了他。一个英国人喊了一声“Ａｏｈ”。这声音因为喜悦，因为使他满足的好奇心又因为快活的沉不住气而发抖。另一个英国人本来始终握着自己的表，这时候挽着杜步伊先生的胳膊，用体操步儿拉着他向火车站走。

　　第一个英国人，双手握着拳头，双臂夹住身体跑着，一面用法国话数着步儿：

　　他们三个人虽然都是大肚子，却并做一排用快步向前直跑，仿佛是一张滑稽日报上的三个滑稽角儿。

　　“一，二！一，二！”

　　列车开动了。他们都跳到了车上。这时候，两个英国人都摘下了他们头上的旅行小帽举在空中，接着就大声喊了三次：

　　“Ｈｉｐ，Ｈｉｐ，Ｈｉｐ，Ｈｕｒｒａｈ！”

　　随后，他们挨次庄重地向杜步伊先生伸出右手，握手之后就折转了身躯，仍然一个挨一个地坐在他们的角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