菡子：阎纯德

　　菡子：阎纯德

　　一

　　可是要小心，不要模仿你们的前辈。尊重传统，把传统所包含永远富有力的东西区别出来——对“自然”的爱好和真挚，这是天才作家的两种强烈的渴望。他们都崇拜自然，从没有说过谎。所以传统把钥匙交给你们，而靠了这把钥匙，你们会躲开陈旧的因袭。也就是传统本身，告诫你们要不断地探求真实，和阻止你们盲从任何一位大师。

　　——《罗丹艺术论·遗嘱》

　　每每读到法国艺术家奥古斯特·罗丹的《遗嘱》，这段话总使我想到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少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们对生活、现实的忠诚，对理想对自然的热爱，对传统的崇拜，对创造的执着，我也想到菡子……生命的价值在于耕耘。如果，把文学比作大地，菡子则是这块百花争艳的土地上的一位勤劳的主人。

　　我多次访问她，和她通信也历时近二十年之久。她衣着之朴素，待人之亲切，谈吐之真诚，是令人难忘的。在北京，我们每次相聚，都见她身上染着江南水乡的风韵，眼睛里闪耀着祖国建设工地的光辉，感情里涌流着创作的兴奋。她总是风尘仆仆，行色匆匆，像一位又要举步开拔的战士……自1939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发表处女作《群像》，迄今她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纠纷》（1946年，华中新华书店淮南分店）、《群象》（1948年，东北光华书店），散文集《和平博物馆》（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幼雏集》（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前线的颂歌》（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晴集》（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素花集》（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乡村集》（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记忆之珠》（199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玉树临风》（1994年，陕西教育出版社），短篇小说散文集《万妞》（197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前方》（1984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电影文学剧本《江南一叶》（与李纳合作；1979年《钟山》第一期），长篇传记文学《乡村的童年》（1982年，《钟山》第六期；1984年，新蕾出版社编入《作家的童年》）等。这是她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艰苦挣扎、跋涉，呕心沥血奉献给社会的赤诚，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素洁而热烈的花朵。

　　菡子不仅在小说创作上有如《纠纷》、《万妞》、《妈妈的故事》那样有着深厚生活根抵，表现广阔的社会风雨、深刻动人的短篇，更有《幼雏集》、《乡村集》等散文集中那些情采并茂、时代感极强的优美散文。菡子，她是小说作家，也是当代中国的散文大家。

　　二

　　一个人，生命或长或短，道路或曲折或平坦，就像大地上纵横交织、形形色色的路径，每条路都有自己的特点。菡子，在中降生，在战火中成长，在磨难中前进！

　　1921年3月11日子时，一个黑漆漆，冷冰冰的暗夜，菡子以洪亮的声音呼喊着来到人间。但她还不知这是一个无情的可憎的社会——男尊女卑，是人们不可违抗的法律，禁锢着愚昧的灵魂。那时，中国已经看到了曙光；不久，大地上虽然有了红旗、火炬，但那只是星星之火，远没有照到人们的心里。母亲长达十个月的梦，变幻了颜色，她的泪水已经把想生男孩子的希望浇灭。刚刚生下的菡子，哇哇地哭叫着，也许是要向天下证实自己的存在吧；但女人之命薄如纸，苦似黄连，母亲的哭泣，是为自己，也为女儿。房里没有暖烘烘的炭火，房外没有丈夫的慰藉，而要换菡子的男孩（一个私生子），已经抱在自己的怀里，三个人的命运，熔铸成共同的抗议。但那被抱来的不足满月的男孩，因伤风立即夭亡，菡子也因此得以留在母亲身边，没有重复母亲的命运——从小就当童养媳。

　　菡子十四岁时，母亲曾忧伤地指着一个在街上挑担卖柴的女孩说：“那天夜里，如果把你抱走，她就是你呀！我是叫到后面把你认了女儿好呢？还是多给你一点米和油？”这出人间悲剧没有演成，但它始终痛苦地保留在菡子的心中：“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多次想起出生的厄运，要是我被抢了去，到现在我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她为这个家庭出身，背了多年的包袱，心中充满了矛盾。

　　江苏省溧阳汕头村是菡子的出生地，那里风光秀丽，跟村子一样长的大水塘，像一面幻境，里面摇曳着村影和山(土仑)背上葱郁的树林。这个坐落在山口上的村子，曾是太平军攻打僳城、定都天京的后方，也是菡子的第一个课堂。

　　在汕头村，幼小的菡子也有过一般孩子的乐趣和顽皮：她爱爬树，有时藏在稠密的树叶里，一呆就是半晌；她也像鹅鸭一样把头闷在水里去游水，爱怜她的爷爷叫她“野丫头”。菡子童年玩耍的地方，还有爷爷保留的供本村子弟读书之用的书房——“百草园”式的后院，从那里获得不少知识。那村北的竹园和村西南的树园，是她生活的另一个天地。那时，她爱竹园的秀密，但怕青蛇；只有宽大而荒芜的树园，才是她经常拾柴樵草、听各种虫声、逮蝈蝈、葬麻雀的地方。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社会。那时，菡子的家已经危机四伏，一切全靠和颜悦色的爷爷来撑持。爷爷被人尊称为渭西先生，一生善良、仁慈、正直、助人为乐，誉满四方，与本村异姓和睦为邻。他着把家庭经营成书香门弟，但终成泡影。

　　菡子虽小，心里却能准确地分辨善恶。她爱爷爷，晚上强睁着打吨的眼睛，用两只胖胖的小手，小心地为爷爷搓点烟的火媒子，捶打爷爷奔波一天的双腿。而当伯娘指桑骂槐地骂小菡子的时候，她总是不声不响地望望爷爷，爷爷也望望她。这时，一颗童心与一颗慈爱之心相遇了。菡子说，爷爷眼里看到的是水塘，是田拢，“我也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他望到的一切。这是我最早的美学观点，他与包容万物的大塘、老屋的青砖白墙，特别是春天田野里紫盈盈的红花草，最为和谐。”对菡子来说，伯娘有派不完的野外的差使，虽然也挨她的骂，但菡子却认定她是自己幼年生活的老师：她帮助菡子认识了许多江南事物和生活，了富有魅力的生动语言。

　　菡子的父亲在江阴读过江南颇富盛名的南菩公学，后来弃教经商开店，爷爷为此气恼万分，宣布与他断绝关系。

　　农村的苦难，是旧社会的罪恶；农村的美丽，那是大自然的馈赠。小菡子的同伴是六畜家禽，那羊、牛、花猫、黄狗，都是她的朋友，因为它们视她为主人。她喜欢那些小动物，最喜欢的是蜜蜂、蝴蝶，还有最早报春的喜鹊、亲切呼唤的鹁鸪，以及云雀、猫头鹰、排着“人”形队伍的大雁。至今，不忘那些与她一起爬树摘吃桑果、在麦垅里仰天而睡、摘吃豌豆和蚕豆的小伙伴。她们嬉笑着，相对而坐，参差击掌，唱那女孩儿们都会哼、历数名花的乡下小调《十二月》，也曾乘大木盆，在含苞待放的荷花里、红菱的绿叶下采菱。小时，她做过许多梦：小鱼从手中滑过，在池塘里摸到了鸭蛋，呵，还有那“六月六”下水的欢乐夏夜，她躺在场院的晒席上，数天上的星星，口里不住唱着“天上的星，地上的钉”不大连贯的儿歌。秋天，她与“稻草人”为伍；冬天，菡子的手背像一张皱皮的春饼，脚跟满是张着嘴的血口。冬夜是难熬的，她听见不眠的歌手，在唱幽怨的《孟姜女》，或《十二月长工》，远处的山峰也有激愤的悲歌……“在家里，我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父亲的打骂。但在田里我觉得富裕、自由。大自然虽然也向我放出风雪雨霜，有时骄阳似火，有时雷声震耳，但它同时给我带来胆识，它宠爱我，却不容我做一个骄客。它的博大感动了我。一年四季，大自然把我栽培成泥手泥足的孩子，仿佛天地间芸芸众生中的一棵小草，在露水和阳光中生长。春天睡在红花草的田里，戴着花冠，我又是一棵生花的小树。我是掐不碎的小花，折不断的树枝……那时我几乎什么都爱，恨的种子还未萌芽。”

　　病着的弟弟在她照看的时候死了，更大的灾难便落到了小菡子的头上：她被视为下凡的扫帚星，家中一切不幸的祸首。七八岁那两年，是她一生中最昏暗的时期，在家里，人人可以随意责罚她；要她干最累、甚至力不能及的活，而不能乞求任何爱护和享受，有时连母亲也不给她一点温暖。父亲向她宣布：“你端我的碗，就受我的管！我们家没有丫头使女，你就是丫头使女！”其实，她的待遇比丫头使女还不如。这一切，伤透了她的心。那时，母亲还下了狠心，要在三五天内把这个“野丫头”的脚裹成小脚粽子。小菡子疼得在床上打滚，但不求饶，泪珠里闪着粗野的光。她也横了一条心：“我要活下去，逃出去，作强盗也不在乎。”她无声地呼唤着：“生养我的天地呵，你们听到没有？给我力量吧！”她的反抗性格似乎是此时在心里生了根：母亲在家里裹，她到地里放；母亲白天裹，她在夜里放。她宁可不穿鞋，也要保全那双能爬山涉水的天足。

　　菡子的母亲，从小就当童养媳，苦难重重。她的聪明、能干、勤劳、贤惠并没有赢得幸福。她养儿育女，过着忍辱负重的牛马生活。夜夜孤灯照着她，泪水泡着她，机抒声，打骂声，是家里永不完结的悲歌。小菡子生活在母亲左右，不止一次看到母亲的身体折断了父亲无情的竹鞭，而她虽然年幼，却也在受着父亲同样的待遇。这痛苦的烙印，没有伴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在菡子的记忆里，它是一种生命……三到了上学的年龄，菡子还在看鸡。对于读书，她十分向往。每当她听到村里小学上课的铃声，以及那“打倒列强”的歌声，她眼里便浸出羡慕的泪水，幼小的心灵激动不已。菡子说：“那歌声，是我最初的爱国教育。我不懂音乐，也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才能，但各种艺术形式中，最早也经常使我流泪的就是音乐。”

　　生活，使菡子的母亲悟到了一个颇为坚定的启示：只有读书，才能自立！否则就是永世的牛马。于是，母亲悄悄为女儿算了命，算卦的说，女儿要做教书先生。母亲回到家里，泣不成声地向女儿重复着那些不堪回忆的伤心话。菡子回忆说：

　　归纳起来，我们母女那时只有三条路——

　　一、读完师范，做小学教师，母女相依为命；

　　二、读书不成，进尼姑庵，修修来世；

　　三、再不成、母女双双跳井。

　　满八足岁，母亲毅然拉着女儿的手到小学报了名。菡子回忆说：“在路上，母亲才教我认了一个‘一’字。因为我上学晚，个子大，老师把我插入二年级。母亲担心我跟不上，她与我一起学习，把一年级课本上认得的字，都搬给了我。我就像吞饭团似的咽下了它们。二年级第一篇《我的家庭》，也是母亲代作的。那些认得我的同学，都骂我‘看鸡婆’，指着鼻子羞我。歧视使我产生了志气，以后的作文就都是我自己做的。”（《乡村的童年》，1982年《钟山》第六期）上学的同时，家里那些杂务，还属于她。不过母亲给了她较多的爱怜，从“弟弟来，妹妹来，来唱歌”的课本中，朦胧中看到了女儿的前程，感到了欣慰，作为母亲，悲苦的心也算有了寄托。

　　借助于母亲的抚爱，从1929年起，菡子得以在本村初级小学读书三年。其间，她学了不少歌曲，而《可怜的秋香》及《船夫曲》是她印象最深的。她说：“那引颈高歌的音乐教员，好像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看见他在河道上等着我，臂上套着背纤的绳子。《船夫曲》在激流中回响，人生的道路，似乎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也是她听到的最早的国际歌声。

　　绿林好汉历来是人民群众心目中崇敬的英雄。幼小的菡子，不仅爱看戏，也爱听说书，常被《水浒》、《三国》的好汉所倾倒。

　　平时，她爱逻思幻想，把西边黑压压的伍牙山视为英雄豪杰神出鬼没的世界；每当晚上看见远处的火把，她便心驰神往。菡子未满八岁时，她终于看到了溧阳乡下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持刀攻城的壮举，他们呼喊着：“穷人打天下，愿干的跟着走！”小菡子奔跑着，跟在队伍后面跟了六七里，最后跑不动了，才趴在山背上，一直看到跃动的红旗在远方消失。而她的心确实跟那威武的队伍走了……那威武不屈、死得悲壮、流芳迄今的“大刀会”英雄“小妹妹”，给她留下的是敬意和榜样的力量。1931年冬天，只有十岁的菡子，自己作主也参加了有着迷信色彩的“大刀会”。这个举动，是她对父权挑战的一次尝试。她在“大刀会”里呆了二十一天，师父教的是“坐攻”，即“上神”——就是请神上身，神来了就力大无边，可以刀枪不入。当时她神往真正能有所谓“竹叶金刀”——在深山老林，七年不食烟火，天天念咒，到第七年：采下竹叶，一念咒，竹叶就会变成一把锋利无比、砍向敌人的金刀……这种荒唐绝顶的愚昧，曾给不少在黑暗中寻路的人一些短暂的安慰和精神寄托。小菡子并没有进山，没有把念咒的“功夫”坚持下去；读书，终于使她大彻大悟，从蒙昧状态中觉醒过来。

　　1932年，菡子改入城内女子小学读书。那时她接触了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主张，也听说过方志敏领导的皖南红军“打富济贫”，含糊地把两者合而为一，借给父亲写第一封家信之机，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不料父亲从此同她结下死仇，断定她不可救药，从小就是共产党的胚子，如果在太平天国造反时代，她一定是个女长毛。

　　能深深感受世态炎凉的孩子并不多，但饮着生活苦酒长大的菡子，从父亲的打骂中、母亲的苦难中、残酷的社会里感受到了。反抗，是压迫压成的；性格，是生活、现实赐予的。逆境给了菡子意志和毅力，她像黑夜里的闪电，硬是要索取光明。上进心使她从一个中等生，一跃而名列前茅；1934年全县小学会考，虽然她得了“头晕眩”，仍考了个第三。同年秋，她考取苏州女子师范学校，7月25日的《申报》上公布了被录取的新生名单。这张报，作为一种荣誉，在村里传递着，那“丫头使女”、“看鸡婆”的菡子，在人们眼里成了“女秀才”。但父亲在乡人的督促下，虽不得不让菡子上学，但他要她发誓将来不拿家中一根稻草，假期中还加倍用她的劳动力。最终，还是母亲为菡子筹划路费，并泪流满面地送她上路。

　　中学时代，在人生的意义上，像大地四季的春天，未来的路程往往由这里起步，那金色秋天的收获，不过是春天的延续。菡子，从这里开始写作的尝试，从这里初步认识了革命。

　　苏州女师，穷学生多，进步势力大。由于菡子苦多乐少，地位低下，在学校很快接受了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启发与影响。她参加了课外的“文学组”，组内决定要写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她对此心领神会。1935年夏，学潮失败，十个同学被开除，这使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旧的社会制度没有摧毁，我们（学生）不可能单独取得胜利！”这一闪光的思想震动了菡子，这是促使她思想转变、深化的一个关键。

　　从小学时代起，菡子就有一种艺术感受能力；在中学，她爱好文学。虽然，鲁迅、巴金等作家的作品在这个学校是被禁止的，但像地火一样，并没有停上燃烧，潜流在奔涌……在图书馆一位进步工友的帮助下，她读得最多的是鲁迅的书。鲁迅的如匕首投枪般的杂文，“狂人”的呐喊，阿Q和祥林嫂的悲剧，都感动过她，教育过她，写作上启发过她。她还读了巴金的一些作品，以及苏联作家的《五年计划的故事》等；还有不少进步书报。这些，都是她认识社会的透镜，也是寻找黎明的路标……“一二·九”学生运动，像春风吹到了江南，菡子受到很大的教育，开始参加抗日活动。有一次，语文老师大约是要考察她们，在黑板上写了“无题”二字，任她们自己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菡子写了一篇表现一个女学生因犯“抗日罪”而被开除做了女工的小说。至今，她还记得小说的结尾：“她爱她的母亲，但更爱她的工作。”她因此牺牲了与母亲的团聚，也果真因这篇小说而获罪。校方终以“品行丁等”——受共产党影响、思想有问题和扇动校工的罪名，秘密将她开除。父亲跑到学校，与校方订下三条可以让她重返学校“悔过自新”的条文。而菡子，怒火中烧，却在开学那天，以索回保证金为名，大大奚落了总务主任一场，即愤然离去。不久，菡子以同等学力考入无锡竞志女校。鲁迅，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如黑暗中的灯塔，给她的是光明、信心和力量。1936年10月9日，这位文学巨人在上海逝世，这噩耗给革命者带来的感情是共同的，菡子终于因此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她们一起悄悄参加了进步的“读书会”，经常分析形势，讨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西安事变”后，她们还秘密印发“八一”宣言。

　　翌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给屈辱中的祖国揭开了新的纪元。那炮声召唤着她，她在抗日的队伍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四

　　1937年10月，正在无锡重伤医院为抗日将士服务的菡子，被母亲以病危的电报骗到家中。但那个家，就是母亲的温情也不能拴住她的心了。她要把生命交给国家，要在国难家仇中沉浮，在抗日的烽火中奋进！

　　仅仅十六岁的菡子，对家庭一无所求。菡子身上没有分文，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但她大胆地走自己的路。

　　江南，秋风秋雨愁煞人；菡子，背井离乡，像一去不复返的小溪，无牵无挂，自自然然流向前方，汇入洪流。她一路泥水，直奔苏皖边境的同城镇——那里云集着从上海、南京下来的进步文化人和抗日团体。在那里，她每天迎接曾参加过农民暴动的四乡来人，把他们登记入册。组织交给她的任务是神秘的、光荣的，她的心情是激动的，她觉得工作就是考验，自己的生命就要从这里开始。

　　不久，菡子赴江西南昌，投奔正在集中的新四军。在一千四百多里、一个月的跋涉途中，敌机跟踪轰炸，使她看到中华民族的鲜血，想到国家的仇恨，也自我鼓励：“生活正在开始，不能无所作为地死掉……”她想到的是贡献。在沿江而行的队伍中，她年龄最小，但却是打前站的一个，一路写示标，使他们赢得了时间。菡子的吃苦、勇敢精神，得到大家的称赞，昵称她“小八”（即“小八路”之意）。那次泥水的洗礼，艰难的历程，第一次给了菡子锻炼；每每想起，都兴奋不已，并说那仿佛是她一生征尘的缩影。

　　南昌，光荣的城！就在那里，由新四军办事处决定，菡子参加了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到赣东老苏区从事宣传工作，这是她头一次到群众中去，像一只试飞的小鹰，第一次去搏击风雨。1938年6月，军事形势恶化，她回到南昌，通过新四军办事处正式入伍。与三十个同伴到达皖南云岭军部，成为新四军第一代“三八式”女兵，开始了真正的战士生活。

　　在皖南山水的怀抱里，跳动着菡子的心。在战士的铁脚踩成的山道上，有她奔忙的脚印；载着历史的记忆流泻的山溪里，有着她年轻的身影。那里孕育了多少爱情啊，——初恋、友情、真挚的同志之爱，还有与乡亲、房东的生死之交。她挨门串户，做着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工作。1939年2月29日，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工作，在军部礼堂讲演，传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传达中央的决定和开辟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的决心。那精神鼓舞了“八省健儿”汇成的浩荡队伍，也振奋了菡子；那宏亮的、激动人心的声音，犹如不息的战鼓，一直响在她的耳畔。

　　新四军是一支铁军，也是一支文化军队，在各部门的领导中，有不少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菡子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创作组里学习过写作，而她的老师就是该组指导者、着名作家聂绀弩和诗人（长诗《捧血者》的作者）辛劳；稍后，又有作家丘东平。当时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是诗人，也写小说，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军部秘书长兼文委书记李一氓，是创造社的文艺理论家。他们都很重视文艺和宣传。那时李一氓曾以笔名德谟在《抗敌·文艺专号》上发表社论《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艺术家》，号召在意识、决心、生活、习惯、经历、观念或行动上都是前进的、向上的、集体的、有力量的新生的作家艺术家们，为了革命事业，从无名而成名起来，从不成熟而成熟起来。这种环境和条件，加之领导的提倡与重视，就成了作家成长的土壤和因素。

　　在硝烟迷漫的战斗岁月里，菡子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她“长期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建立了亲密的血肉联系，同时领会了民间语言的美妙之处，学会了掌握语言艺术，从而用文学描写的艺术语言来反映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和斗争，在文学创作的基本功上下了苦功。”（黄源《前方·序》，载1984年《收获》第一期）这条艰苦的路，使她的文学创作最终取得了成就。

　　1939年初，菡子到军队里写的第一篇小说《干部地方化——几个人物的描写》，经聂绀弩过目，改名为《群像》，发表在黄源编辑的新四军的《抗敌》杂志上。在写作上，作家丘东平曾给她不少指教：“写战场，要避开枪炮之声，主要写场面、气氛和情绪；创作要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人家写过的，你就不要写……”这些经验之谈，一直是她艺术上的苦苦追求。

　　菡子转战淮南后，担任战地服务队队长，随战斗部队出入枪林弹雨之中，积极参与开辟新区，建立人民政权。1942年至1943年，是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但她作为新四军的一名女战士，坚持参加游击队的活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她编过《前锋》报，担任《淮南大众》社长兼总编、淮南妇联宣传部长等职。

　　战争是残酷的，但是人民和正义以战争夺得新生。战争的岁月，如同一条长河，一直在她心里奔腾、闪耀。她多次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兵的生活，是战士生活的回忆，部队是我最早的革命学校，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们艺术生命，在那最艰苦而光荣的时期，我们在党和部队的扶持下，拿起了笔的武器。”每当她想起当兵的日子，她就仿佛年轻了许多，思想就又像大战前夕，充满了求战的激情，希望在全体的胜利中，也有自己一份战果。

　　战争，锻炼战士。菡子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战士。她爱读书，即使在战后短短的间歇，也不曾放松。在敌后游击区，她有幸借到一位爱国人士的《鲁迅全集》，从此她走南闯北，背包里总有几本鲁迅的着作相伴。她不仅读，还做札记。菡子说，由于鲁迅的作品，“两三年中使我的生活有了充实感，带着它就像战士带着武器一样。”鲁迅，影响着她的一切，成了她永生的导师。

　　大文豪高尔基也是菡子的崇拜者。她把《童年》里的外祖母当作自己的亲人，同时把自己的苦难经历视为“有意识地生活”，坚信只有勇敢迎接暴风雨的人，生活才有意义，也才能创作。

　　1943年至1944年，她还在中共淮南区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这是她接受考验、认识社会、观察生活的良机。那时，她流着泪躲在被单里默写高尔基的旅伴和丹柯的故事，从中汲取经受考验的力量。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梦寐以求的和平。中国又被推进血泊之中。菡子，在这场历时三年的战争中，冒着炮火，随大军转战于苏北、山东各战场。最终，于1949年，在上海欢呼的人群中，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五

　　菡子，是烽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女作家。1946年她加入华中文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不仅为《抗敌》报、《前锋》报、《淮南日报》、《淮南大众》、《新华日报》写过大量有情节、有人物的通讯报道，还写了一些风格朴实、思想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的小说，而当时她的文名也主要表现在她的小说创作上。

　　1984年2月，春节期间，我两次访问菡子，在谈到小说时，她说：“我的小说创作还没有开始……”这话自然是她的谦虚，也是她壮志“未酬”的表达——我知道，她心里酝酿、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还没有开始创作。

　　菡子是从小说创作转而走上()散文写作的。在她走上业余文学创作最初的二十年里，先后写作短篇小说三十余篇，编入《群像》、《纠纷》、《和平博物馆》、《万妞》和《前方》等短篇小说集或小说散文集。

　　两万多字的《纠纷》，是她创作的第一篇成功之作，写于1945年12月淮南黄花塘。这篇小说曾在1946年半年内出版了两个版本（其中一种由她自己题写书名，封面是她最喜欢搭配的颜色——浅灰和深红，由吕蒙设计；另一种六十四开本，由主管华中新华书店的叶籁士重印），延安、上海的报纸转载过，其他解放区也出过单行本。1948年，这篇佳作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二十六篇，一同编入延安“人民文艺丛书”，并获二等奖。菡子在《小书——〈纠纷〉》（1982年1月25日上海《书讯》第50期）一文中说：

　　对于《纠纷》的联想是有趣的。1945年8月10日，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我第一个从译电员手里拿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接着我还把朱总司令的命令转领导。……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举着话筒，尽量严肃地传达：“我命令——”……于是一切都变了，不久我就出现在新四军二师进军蚌埠的队伍中。哪知形势急转直下，由于蒋介石的阻挠，我们又退回原地。我到了古城一带。同时听到类似《纠纷》的故事。回到师部，整整下了四天的雨，我围居斗室（一个土炮楼），这大约是我入伍后最闲散的几天，我一口气写完了《纠纷》，作为无事可做的补偿。我的两个好友到我的住处躲雨，我给她们念了半宿。很明显，我接受的是赵树理的影响。

　　菡子：看戏

　　故乡的人们，不问男女老幼，自古至今都是喜欢看戏的。正月里倾巢而出，看各种各样的戏，进城和各村之间的路上，看戏的行人，谈着戏的内容。至于各个季节中这方那方演出草台戏，有的敬菩萨，有的庆丰收，有的消灾避难，却都成了活人生活中一点难得的享受，一年大约有四五次。每逢唱戏的那个大村，有个沾亲带故的人家，访亲会友又成了看戏的缘由。娘家人到村上来看戏，即使做了婆婆的闺女，也觉得脸上有光。穿了新衣裳外出看戏的姑娘，又常常成为相亲的对象，自然，如果眼尖心巧，在姑娘低垂的眼梢里也能把对方瞄上一眼。

　　像故乡所有的孩子一样，我自幼也是一个小戏迷，其实是热闹迷。戏台下的另一个场面，使人眼花缭乱，豆腐花、豆浆、剪刀豆腐、兰花豆腐、臭豆腐，虽说属一个类型，一盏灯下，热腾腾、忙碌碌，却各人有各人的手艺；挎着篮子卖野荸荠、老菱、瓜子、毛栗的，大都走来走去，凑着观众。也许这样的场合比戏台上的更与人接近的缘故，很多人被吸引到这面来了。我从五六岁起开始看戏，家里人却认为我绝无看戏的理由，不予理睬，我在地下赖了半天，唔唔了一阵，终于被好心的邻人拖了起来。匆促上阵，身上并无额外的穿戴，袋里也没增添零花的铜板，我每在凄凉和激愤中，侧身于热闹的人群，自负地庆幸自己挣得来的自由。

　　当时大多演的是京戏。乡下人不能理会，只知道白脸是奸臣，红脸是忠义之士，其他则茫茫然。遇到唱多做少的戏，如先生在《社戏》里所描写的坐下来唱个不停的老旦，哪怕扮的是皇帝娘娘，大家都要不耐烦的。记得我看过《逍遥津》，有很长的唱段，以十三个“欺寡人”开句，他唱到五六个“欺寡人”，我已趴在别人的背上睡着了。

　　看戏也犹如经历人生。许多的故事都在戏场里形成，有的亲人在戏场里走失，有的亲人又在戏场里重见，我自己就有过这么回事。夏天的晒场上和冬天的茶馆里，经常上演江南的小戏滩簧（锡剧），妇幼都很欢迎。看戏也仿佛家常便饭，清唱、表演唱，甚至化装登台的，一律为人们所接受。打动人的不一定是他们的唱和做，而在乎情节。农村的人们每在戏中认定“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人生结局，聊以自慰，也以此慰人，虽然这“精神食粮”有时还有骗人的毒素，他们也乐意喝下这杯酒。

　　戏目中给人强烈影响的莫过于《珍珠塔》，大凡痛恨“欺贫爱富”的，都是小方卿的同情者，那个“头顶香炉十八斤”的姑妈，更是人们奚落的形象。于是我的老乡之中，挂在口头上的“欺贫爱富”，成了骂人的生活语言。还很难找出一个戏有这么亘古不变的戏剧效果，以至十几年后，我居然靠这个故事，使老乡帮助我逃脱敌人的虎口。四十年后在故乡重看两遍，还感到十分亲切。

　　有一次在靠近山区的村子里看戏，武打刚刚开场，一些手持铁饼和秤砣的山民，各自认定怀有世仇的对方，闷干了一仗，真是沉默而惊心动魄的一幕，不到半小时，各自走散。台上做戏，台下的观众，只当没有看见。据说这种武斗有打伤甚至打死的，但从未听说有一方告官，也不请吃“讲茶”，只待下回再打。我虽然觉得这样未免野蛮可怕，不过对这些武士的沉毅的战斗作风，常带几分敬意，我认为他们大约是西边高山崇岭中的好汉，并非能在日常生活中遇见。十一岁时进城读书，偶尔路过戏场，却是远远地听，那二胡的悲凉之声和老生凄怆的唱腔，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那时我母亲的处境每况愈下，反映在我耳际的，长久是这苍凉的声音。

　　关于看戏，我的故乡经过几度盛衰以后，1979年春节时，我所见闻的故乡的盛况，仍然是看戏。一场浩劫过去不久，1978年收成又好，春节的那几天，回乡的人们都进了城，扶老携幼之外，还有不少人挎了一篮荸荠，或者掮了一捆甘蔗，一半出卖一半自吃，卖得的钱，买亲友的戏票、馄饨、包子而有余。买戏票也要有窍门，有掮了甘蔗排在前面的，只要买他一支甘蔗，他就可帮你代买两张戏票，真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看戏的人路上相见，恭贺新禧！也有的喜滋滋地嚷着：“国务院硬叫我们‘遣’（玩）三天的呢。”城中的大路小路，铺满荸荠的皮和甘蔗渣子，我跟着人们转来转去，啃着甘蔗，削着荸荠，踏着皮儿渣儿铺成的路，过着国务院给的假日，喜不自禁了。这年过节从年三十到正月半，硬把人家金坛的锡剧团留在我们县里，唱了半个多月的《珍珠塔》，还是一日两场，当中插放电影。小小的县城，整个像个戏场似的。

　　此后的两年，我回乡多些，城乡的经济已比较活络，开放的剧目也多，一两月内总有剧团光临；古今中外的电影，跟大城市差不多时间放映，我发现我的老乡几乎天天沉浸在看戏生活中。退休的职工到了该看戏的时候了，“吊城角的（城郊社员）本本戏要看”，上班的年轻人“日里不看夜里看”，小学生是组织来看的。杨家园是我城里的住处，要提这个地名，许多人都弄不清楚，不过一说戏馆子对面的巷子，乡下人也能给你指路。县境内的各大镇市都有戏院，城里已有两个，但城东以养猪出名的张巷大队，城南以修车盈利的唐家大队，都想办个戏馆子。城里最热门的电影一天要演六场，两三天换个节目，不少人有的戏要看五六遍，出场照例啧啧有声：“好看到哉！”

　　如今文明看戏，无人收票，门口贴着十六个大字：“敞门入场、对号入座、严格清场、违章处理。”潮涌般的人群，一刹时间都肃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最近上演日本的《吟公主》，虽然有看不懂的，也嫌长，但不声张，只是出了剧场，才听见有人轻轻地说：“两个多钟头，活揉。”有位乡下表兄几天没买着《红楼梦》的票子，终于抱了一只鸡进场，他自言自语地说：站着也是看，两块钱听罚！一只鸡该够了吧！

　　作为忠实的观众，还有不少可爱动人之处，他们把反映解放前和写“文革”的戏，都称为“苦戏”。老妈妈们进场的时候，会互相查问：“手绢带了几块？”对门的程婆婆看了《卖花姑娘》出来说过：“情愿出两角钱买哭！”在戏场里，当人们泪眼相对的当儿，平时相恶的人也成了知己。对剧中的反动派、坏蛋、“四人帮”之类的人物，人们咬牙切齿地骂着溧阳人使用的语言：“野种！”“贱货！”“贼胚！”溧阳的年轻人也有在电影中趋向时髦的服饰，但真正的恋人，却在《生死恋》中注意大宫雄二“相亲”时的谈话：“只有看见鱼忘记一切的人，才能理解我的工作。”并以此尊重对方工作上的志趣。更有多少有志青年，追慕的是《刑场上的婚礼》中那样诗意的境界。《吉鸿昌》唤起溧阳人自豪的记忆。在这新四军的老家，出过一些视死如归的英雄，也该为他们编一本戏。

　　我在故乡，也常跟着这熙熙攘攘的人群去看戏，带着手绢，抹着眼泪，更多的是发出纵情的笑声。每当走出场来，看着我的老乡亲爱的脸孔，有时会忽然想到：溧阳人要没有戏看，该怎么办呢？但是看着潮涌的人流，又在向剧场走来，我想就是这些要看戏的人们，()将会占领舞台，创造新的戏和看戏的历史。